张承志：亚细亚的“主义”
来源:<天涯>09年1期
摘要: 在百年的跋涉之后，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东洋学”已是日本的骄傲。象牙之塔内的技巧，实证主义的谨严，绵密的学术油彩，浓厚地涂盖了亚细亚主义和帝国雄飞的底色。把它与亚细亚主义并论，其实不太合适。
但它的内容，又远远溢出了学术。确实，在明治以来的一切日本知识分子活跃的角落，都能发觉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子。哪怕音乐、电影、佛教、小说，更无论人类学、考古学，甚至昆虫学，都纠缠着说不清理还乱的背景，都有着发达的思想、人脉、著述。巍然其中的要数东洋学——它与大学的设立、资料的搜集与图书馆学的奠基、田野与现场的调查、诸种语言包括其古语的读破，分流汇聚，蛛网纵横，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东方知识体系。
去年（2007）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从青海打来的一个电话。是青海省政协的一个回族青年干部，他通知我，后天在西宁，要举行服部幸雄老人的骨灰安放仪式。届时受到过服部援助的许多蒙藏回汉的各族师生，还有服部夫人和子女都将抵达西宁。知道我是逝者的生前友人，他希望我能够参加。
我沉吟了一会儿。老人白发飘飘、满口乌珠穆沁的音容浮上眼前。
第二天夜里，我飞抵了西宁。
早晨，在西宁凤凰山，罕见的仪式开始了。我目击着一个日本人的遗骨，在喇嘛的紫红袈裟和回族的雪白帽子环绕下缓缓放入墓穴。当穆斯林们捧起双手接着都瓦，藏族喇嘛一齐念起经文的时候，浑身被一股异样的感动席卷。主持人要我讲话，我居然哽咽，说不成句！
记得我只是对着墓穴，像喊叫一样说：
“——再也不能，一块谈论东乌珠穆沁的事了！”
…… ……
他在暮年，把东京的两个店里的收入，都送到青海贫瘠农村的学校——这边的语言称之“扶贫”，用他的话却是“教育可是重要哟”。从黄河南，到青海北 ，他像撒传单一样，把自己背来的日元，掷向荒凉的高原。不问对象，不管地区，只要是村“穷”且孩子要“学”，他就把钱送到手上。我坚信，受惠于他的蒙藏回汉，那些闭塞农民并不知他的底细，大约把他想成了亿万富翁。没人相信他在东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究竟每年带来了多少，一共投入了多少，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离开青海前，在向他夫人道别时，我有一丝遗憾。因为有一个问题尚未究明。关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我深知，用友好、和平、赎罪等等观点，并不能解释他的心思。他是个固执的人，崇尚行动的人。赎罪之类说法实在离题太远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罪意识。毋宁说他满怀豪情，以青海的行为，接着实践自己年轻时未竟的、“亚细亚解放”的理想。
这亚细亚的理想，究竟是什么？
二
归纳“亚细亚主义”的全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它是国家的一项战略，也是民众的一股思潮。它是一块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也是一份揭露和对抗白种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它叠印着日本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历史，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视野和热情。
它在退潮时无影无踪。但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它活在每个日本人的行为中。
我能梳拢一个梗概么？
我只能提出一些例子，让读者分析它们。
1
1912年12月23日，在英国殖民当局举行的、庆祝把首都从莫卧儿王国旧都鄂尔多·德里迁至新德里的典礼上，突然发生了爆炸。总督哈丁受了重伤，典礼一片狼藉。
安置炸弹的，是早期印度独立运动的一名领导人R·B·布斯（Rash Behari Bose,1886—1945），激进派的独立运动领袖。
事件后，布斯陷入极大危险，在殖民当局的高压下，他终于决定逃亡海外。突破了严密追查，他于1915年经由加尔各答，逃到了刚在日俄战争中大胜的日本。
当时的日本政府根据日英条约正与英国结盟，对印度的革命分子态度严厉。布斯的目标，是从日本购买手枪等军火。但在日本不能得手，艰难之中，他认识了孙文。
大约是在孙中山支持下，他从上海购得武器向印度输送，无奈又被英国当局查觉，不仅军火被没收，机密信件也落入英警之手。英国立即向盟国日本提出逮捕布斯。日本政府采取了拖延暧昧的态度，一段时间里，未对布斯采取行动，只把他置于监视之下。
一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孙中山处听说了这位印度独立党的首领。此事引起了记者的热意和关心，于是孙中山等一些中国人安排了印度独立党与日本媒体的会见。席间，廖仲恺把R·B·布斯的英语先译成汉语，王统一再把中国话翻成记者听的日语——若干天后，一篇题为《欧战与印度》的文章，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日本市民对印度独立的关心，顿时应声鹊起。——后来，这个记者（山中峯太郎）改行成了超人气的作家，所作冒险小说《亚细亚的曙光》里，就有一个人物是印度的革命家。这篇小说在《少年俱乐部》上连载，强烈地震撼了整整一代军国少年的心。
虽然在媒体的热烈配合下，布斯（还有另一名印度人H·古普塔）获得了日本国民的义愤和同情，但宪警监视日严，他们渐渐陷于绝境。布斯和古普塔再去求助孙文，因而结识了一代所谓志士：宫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和头山满。
就这样，印度流亡者一面争取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支持，一面迫不及待开展反英独立的宣传。他们的行动惹怒了英国政府，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终于，日本政府决定，要求R·B·布斯等人限五日之内离境。
《朝日新闻》最先报道了政府的逐客令，并批评如此措施“疏隔亚细亚国民之同情”、“将及颇大影响于三亿印度人对日心情”。
而对布斯一行而言，离境就意味着被捕。
他们马上去找头山满。
头山满是日本最著名的“志士”、右翼结社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在军政各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在布斯之前，他已援助过M·白勒克屯拉——另一个印度的穆斯林革命家。白勒克屯拉原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师，编辑宣传独立反英的报纸，参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组织的“亚细亚义会”。后来在1915年，还曾就任在阿富汗建立的“印度临时政府”首相。
玄洋社成员们认为：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不惜看杀志在独立的印度友人的日本政府，乃是“义勇之国日本”的耻辱。头山满决定抗命，隐藏保护R·B·布斯，并说：我去代他坐牢。
话分两头。
此时，新宿糕饼店中村屋的老板相马爱藏和妻子相马黑光，读到了报纸上政府驱逐印度志士的消息。他们大为愤慨，商量想为此事助一臂之力，也就是，在自家匿藏两名印度人。
当日的经过如一场惊险戏。
头山满听说了中村屋可能出力，连忙请中村屋主人来面谈。当夫妻两人抵达头山宅时，头山满大声喊：
“天川屋义兵衛，拜托了！”
——天川屋义兵衛就是四十七士故事中，一名脍炙人口的支援复仇大计的“义商”。刻不容迟，宫崎滔天派人通知两印度人立即赶到邻近的寺尾亨家，然后再从寺尾邸后门潜入头山满宅。
在外面，女人敷衍警察，不远处，有汽车暗中停候。就在警察眼皮之下，环环相扣，演出逃亡。R·B·布斯和古普塔化了装，穿过邻居房间，汽车全速开走，驶向新宿中村屋。
后来更有这样的传说：据云监视大门的三个警察曾恳求头山满交出印度人。他们说，请您救救我们，把他们交出来。不这样，我们三人都得丢饭碗。
头山满却教训警察曰：你们做了好功德。哪怕你们丢了饭碗，要是帮助了印度志士，结果就是帮了三亿印度人！
两名印度人就这样进了中村屋。
店里主仆竭尽全力，掩护隐居。据《中村屋的布斯》一书，那时的一般日本人，大都怀着一种“心情的亚细亚主义，它并非一种从属政府上命的东西，毋宁有着反政府倾向的一面”。这种懵懂的反骨和倾向，或多或少，与反对白种人的殖民扩张有关。
在中村屋，以后漫长的劳心劳神，难以细表。
一件著名的花絮，是蛰居密室的两个印度人，教会了中村屋店里人做正宗印度咖哩饭。至今，东京新宿中村屋的印度咖喱料理，名气大，味道纯，在日本首屈一指。而且，就连名称都不用转自英语的カレー（karei），而用接近印地语发音的カリー（karii）。
两年后是1918年。H·古普塔已经转去大川周明家中隐匿。而头山满提议中村屋，把女儿嫁给R·B·布斯。父母与女儿商谈，女儿相马俊子表示愿意。这样，印度革命家成了日本人的女婿。
他俩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俊子不幸去世，布斯不舍旧情，终生不娶。
R·B·布斯就这样心在印度身在日本，一生为驱逐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殖民主义和印度的独立，呕心沥血，奋斗不歇。自然，他认定这一遥远曙光的光源，是强大的日本。
他的思路，与军国日本的步伐，时而分道时而合辙。在1924年前后，他的思想与孙中山在神户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著名讲演达到一致，即严厉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在1931年以后，他又连续支持日本发动的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R·B·布斯欢喜若狂，以为亚细亚和印度的解放已至眼前。他急切盼望日本出奇兵、一举解放英国盘踞的印度……但是，当军国日本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其中并没有列入他的祖国印度。他大失所望，和另一个朝鲜失意者相抱痛哭，饮泣酒馆，吞下昨天保护了他们的日本帝国今天为他们酿下的苦酒。
残酷的翻弄是连续的，R·B·布斯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中又发现了好消息，1941年他在纳粹党旗下讲演，呼吁与德意的结盟……
印度政治家并不都是布斯。
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行为只意味着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他们不仅尖锐批判日本的侵略，还向中国派遣了“印度国民议会派医疗使节团”。其中的柯隶华大夫如印度的白求恩，他在贫瘠的黄土高原投身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布斯的思想，无疑相当普遍。
珍珠港战事的同月，日军开始马来半岛作战。印度革命者与日军情报官共同讲演，诉说日军将帮助印度独立的话语。在场的群众如同陶醉一般，每听一段，都掀起一阵“爆烈的鼓掌和欢呼”。
当日军攻克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的要塞之际，在日军与印度人策动下，英军中的印度兵大批倒戈。英军无条件投降，把部队中的印度兵名簿交给日军。日军情报官藤原、印度独立联盟的普利达姆·辛、刚刚编成的印度国民军将领莫汉·辛，一起发表了热烈的演说。
听众陷入了疯狂。“不休止的拍手，飞上天的帽子，挥舞的手臂”，淹没了新加坡的印度街区——没有人谴责和理睬日军同时对华侨的屠杀。随后，这支新编的二万五千人的印度国民军，便开始与日军协同作战。
再回到中村屋。
女主人黑光（原名良），是一位传奇的知识女性。她一生与众多艺术家或学者交往，她主持的沙龙，曾是东京的油画、演剧、俄罗斯文学的中心。相马黑光和她的丈夫是一对典型的亚细亚主义者。这对夫妻代表了相当多的普通日本人，对军国扩张途中的亚细亚解放舆论，弄假成真，身体力行。
她在自传《默移》中写道：
“当从报上读到印度人被限期离境的消息时，大家都想，谚语云穷鸟入怀猎师不杀，英国趁世界大战之机，给印度志士加以德谍污名迫日本逐客，而日本竟欲引渡他们给正待机捕杀的英国，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当时夫妻店的经营正好，每天都出入来购买面包的知识分子。一天，老板爱藏听一个记者说，头山满先生正为隐藏两个印度人发愁，突然想到自家里面的画室，就顺口说：我家的画室，正空着无人！
没想到记者把这句话转告了头山满。那一天，已是对两名印度人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头山满听说了这个消息，连忙请店主人即刻赶来。等到夫妻乘电车到了头山邸，距离期限只剩下四个小时了。前文已述，头山满指挥了一幕逃亡剧，夫妻俩把印度人接到了家。
一进门，黑光就开口英语：
“Welcome, you have been saved（欢迎。你们已经安全了）”
印度人大吃一惊，从此刻开始，见识日本的女流俊秀。
画室在二层，与孩子的房间在一起。中村屋立即大搬家，把孩子移至母亲房间，再召集三十余名店员，对之晓以大义：
“这些人远远跑来，一身托付日本，政府却看杀他们，所以中村屋要保护。记着两条性命，绝对不许泄漏！……大家都感动了。老板接着说：要是不小心让他们落入死地，不光是中村屋的耻辱，日本人也没有脸面！……”
黑光更要求从此要给印度人端茶送水的女仆：“对神佛起誓！”
——大概，这就是浸染了一般民众的、所谓“心情的亚细亚主义”。
外面的世界，正因为两名印度人的消失大肆喧哗。警视厅甚至判断，外国人都爱吃牛肉，搜查了一家家肉铺——完全不知印度教徒不食牛肉。顺便说一句：后来其中一个印度人逃到大川周明家请求庇护，大川为他买来的是亲子碗，鸡肉鸡蛋的盖浇饭。
一个当教授的常客来买面包，自负地说他知道印度人藏在哪儿。爱藏问时，教授自负地说：还用说吗！肯定藏在总理的家里嘛！这样他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事情大概不会泄露了。
后来发生了英舰炮击日本船的事件，头山满等人借机造访外务省，强硬地要求撤回驱逐二名印度人的命令。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项民间要求。以后，英国大使馆雇佣私家侦探，穷追不舍。中村屋也四处移居，掩护着布斯。
头山满提议：把中村屋小姐俊子嫁给布斯。但是，以前黑光已经干涉过女儿与画家中村彝的婚谈，此时听了头山满的要求，不能不陷入烦恼。
“确实布斯出自名门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也不像个能一生平稳生活的人。我是在正义的名下照顾他，到了这般地步若是拒绝婚谈，恐无脸面去见世人，对头山先生也难全义理……”
不料女儿俊子的态度却意外地坚决：“让我去吧！我心已定。”
于是，日本与印度之间的一次由婚礼象征的仪式，在多位要人参加下举行了。头山满夫人亲自领着俊子做了头发，换了漂亮的嫁妆。
在政治上追随殖民主义国策的女主人黑光，在生活中却屡次帮助祖国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
正是朝鲜爆发暴动高呼独立万岁的时候，晚间有客来访中村屋，提着一个箱子。是店里的年轻女仆、朝鲜人林静子的亲戚。谈话间，黑光瞥见箱子，猜到受歧视的朝鲜人在东京难寻住处，就请这位“林”留宿自家。
十几天里，林早出晚归，一手总提着箱子。黑光热心照顾，还邀他去观剧。几天后警察来了，要黑光去警署谈话。黑光正与警察周旋，刚巧林回来了。黑光虽毫不知情，但直感不能让林见到警察。于是她若无其事，打发林先去画室。警察与林擦肩而过，并未识破这朝鲜人。约十天后林告辞回乡，黑光派静子和一个店员去车站送。后有警察打来电话，询问一个姓林的，黑光才恍然明白：林乃是朝鲜三一事件的要犯。
三人都在车站被捕。爱藏闻知赶去，向警察提出“严重抗议”，带回了静子。林被押解回朝鲜，那只箱子据猜测装的是传单。
也不仅亚洲人。
在日本警方驱逐俄国的盲诗人及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中村屋的女主人又同警察一度交战。她照顾爱罗先珂不仅只在茶米油盐，而是从艺术到语言与这位俄国盲人交流。围绕着她，沙龙来客举办俄语学习会，进行油画速写，几位画家以爱罗先珂为模特画的人像，都评为名作。
但诗人爱罗先珂科依然还是因社会主义者的嫌疑，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执行驱逐令的当夜，二十余名警服便衣受命而来，在中村屋泥足入室，翻箱倒柜，不由分说，把吓得半死的俄国人抓走了。
但黑光和丈夫并不容忍，动员媒体，搜集证据，誓向警察讨回公道。报纸记者大大配合，次日报上，标题都是：
单为俄人之理由，小题大做
对盲诗人爱罗先珂，驱逐命令
警官泥靴直上二层，不听不问抓人
爱氏遭踢遭打，窗门破坏狼藉
次日警察看了报，跑来恳请说和，夫妻根本不听。律师忠告勿与警方作对，他们更嗤之以鼻。终于以“违反行政执行法、滥用职权”，把警察告上了法庭。若干剧作家和作家都积极参与抗议，夫妻还拿出警服纽扣、碎了的木拖鞋等物证，一个始终旁观的人力车夫也充当证人——此役大获全胜，迫得淀桥警察署长不得已引咎辞职。
《新宿中村屋·相马黑光》总结了如此行为之后的动机。
中村屋女主人黑光的心里，并没有“主义”。但她自幼怀着一种“根性”，富于同情并敢于承当。这一气质在一个鼓吹亚细亚的时代被点燃了，对她而言，凡身处苦境的人都要援助，至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是日本人或外国人、是男人或女子，并没有关系。
爱罗先珂被逐出日本，到了当时正被日军占领的海参崴，后来转辗到达北京。如同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跑一场接力一般，中国继续给了这位盲诗人以关怀和优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教授世界语。鲁迅等中国著名文化人，都与他结为朋友。鲁迅从日本报纸密切注意着爱罗先珂的消息，并且迅速获得他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他和中国同道出于义愤，组织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鲁迅由日文翻译，写了约十段题记序跋，此外还有小品《鸭的喜剧》，收入著名的《呐喊》之中。
其中《小鸡的悲剧》中有一段，讲一个总喜欢和鸭子为伍的小鸡的命运，可能最贴近爱罗先珂的心境。
（小鸡问小鸭：）“你有过恋爱么？” （小鸭回答说：）“我没有过恋爱，但曾吃过鲤儿。”
鲁迅题记云：日语里，恋爱、鲤鱼都是koi（こい），这两句是双关语，中文无法可译。点滴之间，爱罗先珂的心情与才华，朋友们对他的相惜之情，今日读着，可闻可触（鲁迅全集卷十，P208）。
这确是一段美谈。如此的人物和他们的相交，培育了不同民族间的一种希望。今天我们不禁叹息：这样的故事，已经很难寻求了。
当然，相马黑光并不能脱出时代的束缚。
在南京陷落时，中村屋店前满是提灯游行的欢呼人群。她也发动店员，为侵华日军缝慰问袋。当印度诗圣泰戈尔访日时，她设宴款待这位她女婿布斯的好友；但听到泰戈尔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她却表示非常遗憾。她并非日本的右翼，却心醉于头山满的胸怀大度和人格丰满。
她对右翼首领头山满的崇拜，引发了儿子虎雄的逆反。儿子拒绝母亲安排的道路，于是展开了与母亲互相伤害的拉锯。刚硬的黑光命令儿子退学，把儿子赶出家门。儿子则夺走家里的钱，日益倾向左翼活动，并一次再次被捕。虎雄甚至掐住狱警脖子，被关入单人牢房。他对母亲的反抗也表现在私人生活上，他异常暴躁，不惜毁灭母子关系，与中村屋一名叫静江的女工结合。后来他消失于中蒙苏的边界，一生没有原谅自己的母亲。
2
在怀疑之末，看来已经该说，“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是确实存在过的。
如果它的最小例子是在东乌珠穆沁度过了青春、在青海埋骨的服部幸雄，那么它最大的代表，大概就是宫崎滔天。
再举一个例子。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三一起，求见日本著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一事。
宫崎滔天，传奇的日本浪人，通常被划为右翼思想家。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如结金兰，而后毕生支持孙中山一党，鼓吹反清革命。当早期国民党政治家黄兴逝世之际，他亲至湖南，为黄兴送葬。此举在湖南惊动舆论，使青年毛泽东仰慕不已。
毛泽东亲笔致信给宫崎滔天，求能一见，并对此青春旧事念念不忘。1956年滔天之子宫崎龙介访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毛泽东主席提及了此事。周恩来郭沫若在场，廖承志做的翻译。宫崎龙介归国后不敢怠慢，清找所藏，屡寻不见，几至断念。不想后来，真的发现了这一墨宝！
毛泽东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睹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此信乃是毛泽东和萧三前去求见、并邀请宫崎滔天前往第一师范讲演的学子投书，事在1917年3月。
田所竹彦《孙文——看破百年之人》和《浪人与革命家》两书，都收入了毛泽东的这一墨迹。据该书，宫崎滔天接受邀请，在讲演中“呼吁亚细亚的振兴，黄色人种的团结”。
他的讲演显然充满魅力，着迷的学生致信滔天，说“先生乃东亚伟人，道德高重见识拔群。……仰教于先生不仅日本人之幸，亦为中国人之幸、黄种人之幸。……”至于宫崎滔天是否与毛泽东有过交谈，以及他们彼此的印象，就实在无从得知了。田所竹彦叹道：“哪怕五六年在天安门上的人，已经没有一人留在此世！”(《孙文——看破百年之人》，筑地书馆，P.154)
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主席本人，对当年“亚细亚主义”的言说，都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对之满怀留恋。
宫崎滔天（寅藏、虎藏）出身九州的名士之家，父亲是剑道教师。1877年西乡隆盛举兵反对明治政府时，他的兄长中，主张自由民权的八郎加入其列并死在战场，成了一个不被靖国神社供祀的人物。战后父亲召集子弟，命他们永远不许谋求官途。
宫崎三兄弟中，一个哥哥民藏，热心于土地平均，后日影响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论的形成；另一个弥藏，主张“去中国结识英雄，共同复兴中国，恢复人权，创世界新纪元”。寅藏滔天，则继承了家族的反骨血气，自青年时追求亚洲解放的大业。
他结交朝鲜亲日派政客金玉均，受金的“亚细亚问题决于支那兴亡”的观点影响，几度进入中国。一面痛感中国也有和日本浪人相通的“健气”人物，一面摸索参与革命的方式。经人介绍，与孙中山结为密友。
宫崎滔天在回想录《三十三年之梦》里，追忆了他与孙中山的初遇。
滔天抵达孙文客寓，女仆说客人尚未起床，滔天便在庭院立等。不久，一个穿睡衣的男子出来，请他进屋，这便是孙文本人。
与他对坐的孙文并不漱口，“满不在乎有轻躁之感”。滔天稍稍心中吃惊。接着交换名片，互作致意。滔天见到了久闻的孙文不免高兴，但他在第一瞬间对孙文的印象是深刻的：“举动中欠缺其重”。他多少有些哑然。洗脸后，孙中山换上西服，一副绅士模样——但依然并无滔天想象的、某一种豪杰之风。
话题一旦转入中国革命的韬略目的，滔天说，初似处女的孙文，开口则有脱兔之势。进而渐如虎吼深山，而且语言简洁，句句切中要点。滔天于是释疑，他断言，孙文其人已在天真境地，思想之高，情念之切，能与之比拟的日本人没有一个！“实在是东洋珍宝，从那一天我便为他倾倒。”
两人笔谈时使用的部分纸片，一直为宫崎家珍藏。以后在孙中山约十年的亡命日本生涯里，两人相知相助，周游日本，滔天为孙文介绍了犬养毅等日本大人物，孙文则在滔天的帮助下，结盟建党，游说资金。宫崎家每每成了孙文的活动据点。滔天不仅与孙文，也与众多国民党元老结为至交，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蔡锷、章士钊，数不胜数。滔天与黄兴初逢的一次，其时与众位中国革命家同席。两人对坐着吐露胸襟，不饮不吃对谈两小时，终于话语沟通，才双双举杯。
当时孙中山是清朝通缉的要犯，滔天把他介绍给日本政界时，一些人避嫌不见。滔天说：官员总是官员样，我乃是我，丝毫没有胆怯。黄花岗起义中黄兴右手被炸掉两指，送给滔天的墨迹上，题款都是“黄兴左手”。黄兴甚至出资帮助滔天盖起家宅，并为题匾“弢园”。后来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所率的华兴会合并为中国同盟会时，由滔天的同志、黑龙会首内田良平提供住宅，作了仪式会场。黄兴于1916年病逝上海，滔天不仅守候病榻，而且亲身送棺湖南。前文已述——此举震动了中国人，也震动了还是学生的毛泽东。
辛亥革命功成，孙文衣锦还乡。滔天在香港迎接孙文，在南京参加了孙文就任大总统的盛典。1922年宫崎滔天逝世时，孙中山在上海主持盛大的追悼仪式，国民党要人全体联名，为这位日本浪人致哀。
——他不仅一厢热衷中国。
既是亚细亚主义，滔天对亚洲诸弱小民族的“志士”，一概同情。早在美西战争之前，他就与孙文密谋，通过犬养毅，援助菲律宾人蓬塞（M.Ponce）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中主要的动作，是把军火武器运到起义者的手中。虽然由于武器船沉没，大事败于绸缪，但滔天设想的、从菲律宾到中国、造成天下蜂起局面的思维，却令人慨叹。
他在1907年写的《革命问答》中说：“既同情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兰西，也同情王政复古的日本维新。进步的革命我都赞成。……革命的到达点是四海兄弟，它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自然自由的境地。”
滔天论及志士浪人，依据“恒产”和“恒心”，把人做分类如下：
“两样占全者为顺民。两样皆无者是无赖。有恒产无恒心者不过花花公子，无恒产唯有恒心者为士。所谓志，即是士之心。志在天下，济世救民。空怀此志而不得机会，郁闷于困穷者即为浪人。”
他接着抒发胸臆：
“浪人终生不可失其志。意志薄弱、无能且愤世者，无浪人之资格。贫穷于人皆是苦痛，惯于浪人生涯则不觉其苦。与此相比，那些一时充数的浪人对贫困神经过敏，折节于一月工资，攀缠于一席虚职，宛如软骨动物。……
世上尚有称作文士的艺人，大都既无能发现真理贡献于世、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且更无殉于主义思想的觉悟。仅为苟活而写。或曾意在执笔，其实不过是笔下的囚徒！”
（转引自田所竹彦：《浪人与革命家》，里文出版， P.57－8）
对各有心事的朋友，没有不散的宴席。
宫崎滔天逝后两年，孙中山北上途经神户，渴望与包括邮政大臣犬养毅在内的旧交晤面，争取以外交辞令，一举废除国人不能容忍的二十一条。犬养毅不能抽身，只有头山满抵达神户与孙中山会谈。
头山满不仅熟知孙文的脚印，更看透了孙中山的心思。大概由于他听惯了孙文以满洲（中国东北，下同）主权求购日本的支援吧，他迎着孙文的话头，强调了日本对满洲的主权要求。
头山满说：往昔满蒙地方受到俄国侵略之时，我日本付出莫大牺牲，为保全贵国而制止之。如今若轻易即行交还，恐我国民，多数不能应承。
孙文见状当即转移了话题。
头山满的强硬表态，使孙中山最后割断了机会主义的幻想。他知道，已经到了结束甜蜜的周旋、结束亚细亚的空谈、结束危险的政治交易的时刻。三天后，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演说，论述亚细亚主义。
在罗列了东方的“王道文明”与西方的“霸道文明”之后，孙中山向日本国民提出了著名的呼吁：
究竟做西方霸道的番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时间，已然到了他大权在手之后，而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以前。头山满似乎无动于衷。当时各种媒体包括神户的报纸，都没有刊载讲演内容。
留下了宫崎滔天，继续成为一个谜。很难猜测滔天若是活到1924年，对老友的呼吁会怎样回答。宫崎滔天对这番话语是否听得进、生性坦荡的他会怎样付诸行动，是最饶有兴味的问题，可惜只能任人乱猜了！
也许宫崎滔天具备一线可能、跳出日本人的局限？
但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跳越局限，就意味着先完成对浸透自己头脑的，明治以来皇国崛起、日本优越思想的决裂。这一决裂会极为痛苦，因为那将等于绝对的孤立。
3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形形色色。他们的起源、主张和实践，因人而异。
一类是启蒙的思想家。大川周明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例子。
——还是用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开头：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第一天，有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镜头：坐在后排的唯一的知识分子甲级战犯大川周明，突然站起，挥掌打了前排的东条英机的光头。同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满场一片哗然，大川周明被押下。
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德语——“印度人，到这儿来！”“你滚出去！”
他被带去作精神鉴定，结果诊断为梅毒引起的脑障碍。于是起诉被撤除，大川周明住进了医院。
无人料到，他一进医院就埋头其中的——是伊斯兰研究。
两年半的时光，在医院里他完成了毕生之作：《古兰经》全译。此作虽然不是译自阿拉伯文而是以英译为底本，但据云参考了十种语言的译本，1949年译完，由岩波书店出版。他本人述怀说，三十五年宿志，一朝得以完遂。晚年他更潜心于穆罕默德传的执笔，但书未出人已死。在此之前，他还著有一册《回教概论》，被竹内好赞为“日本伊斯兰研究的最高水准”。
大川周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印度哲学，日本著名的右翼思想家。据中亚学者前嶋信次说：他在东大上学时，总去大学图书馆读英文《古兰经》，一时被人编成歌，戏唱“图书馆，高鼻男子读古兰”。他早年迷醉于印度哲学，把印度视作神圣之国。后来因读了一本《新印度》，书中描述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使他一夜改寻新路，转向亚洲和殖民地问题。为学习法语他常去教堂，一度曾为天主教吸引。竹内好说，大川周明是个拒绝宗教情绪的人，却对所谓普遍宗教怀着憧憬，也许就因此，晚期的他把自己结合于伊斯兰。
后日他组织右翼结社，并参与策划5·15政变，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沉湎于历史，写下四十册读书笔记，编成了三大册《近世欧罗巴殖民史》。
大概因为欣赏自己独特的经历，他的自传《安乐之门》第一章题为“人在狱中亦能安乐生活”，第二章则题为“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乐生活”。
他的印度学和印度观，形成于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前文已述，当避难日本的印度志士古普塔逃到他家，大川周明不仅敢于庇藏逃犯，而且与印度人抵足共眠，日夜深谈，长达三月，后来写成了《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这篇文献，逸脱了冬烘学院的萎琐旁观，文字之间寓有行动。
如此对印度的支援，在印度换回的好感不言而喻。战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日本，举行招待会时特别邀请这位原甲级战犯。虽然大川周明因病未能出席，但他拥有的“印度独立恩人”的地位，已牢固不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周明在NHK的广播中，举行了连续十二次的《美英东亚侵略史》讲座。基于现场速记，次年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首位畅销书。
这是为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以实证提供根据的一本书。因为他在东京审判中的病态，人免予起诉，书也避开了法庭的追究。
对中国问题大川的发言不多，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和西亚。他是最早向日本介绍土耳其的凯末尔、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伊朗的巴列维、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的人，也是最早留意中国穆斯林古典中“回儒不二”思想的人。他从这一思想出发，思考着东方精神的一致点，企图用东方共通的“天道之理、万物一体”的观念，尖锐对抗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进而居高眺望未来。
正因为大川周明的关注点超出了一般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视野，所以导致了他的思想在两个方面，至今引人重视：
首先，亚细亚所以成为问题，并引出了亚细亚的“主义”，正是由于欧美对亚洲的侵略、殖民和掠夺。
西方霸道的炮弹和商品，首先瞄准的别非他处，乃是印度。大川周明的出世并不偶然，由于具备印度学识的根基更能放眼印度的现实，在感悟印度的苦难中追究西欧殖民主义的源头，继而在与印度革命的密切结盟感觉中丰满自己的印度观点——不仅他本人，包括日本标榜的“抵抗欧美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吵嚷，即所谓亚细亚主义，都有了某种可信和真实。
其次，欧美西方的白种优越和他人歧视，是从漫长的，从近东至西亚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角力之中发展膨胀，并在其中孕育的学识中形成的。由于大川周明长久地观察、且在晚期集中精力向伊斯兰思想谋求出路，他的亚细亚观点，更进一步囊括了比印度更关键的世界——近东、中东、土耳其。那里是整个东方的边界，是遏制、抗击，甚至东风压倒西风、战胜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战场。这一遏制和战胜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文化。这一文化称为伊斯兰。大川周明在镣铐加身之时、在懵懂摸索之中似有所悟，于是倾心于这一文化的两大支柱：古兰与圣训。
具备伊斯兰学识基础的人会明白：这一方向，已经不再是竹内好激赏为“过去甚至以后都无人能超过”的《回教概论》的秀才学技了，恰恰是概论天下时代的大川周明，尚未跳出对伊斯兰的帝国主义猜想——而他的晚年，却瞄准了E·萨依德揭露的“东方主义”的靶心。
诚然，临盆于日本帝国的胎盘，又赌命于一种完美的理论，说到底是前定的徒劳。但人们也应如竹内好所说，不必因人废言，谈及大川周明便生“不洁之感”。我们该有勇气说：大川周明的摸索，不仅对和平降临后的日本，甚至对仰望富强的中国，都是一份难得的馈赠。
鲁迅研究专家、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正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日本左翼思想家竹内好，居然是大川周明的知音和热烈鼓吹者。
竹内好一再撰文演讲，称道这位日本右翼的思想魁首，指出他的种种局限，更指出他受限于时代的不得已。他提醒人们注意大川在东亚经济调查局或满铁主持一面时，曾采用了许多左翼的知识分子，而且得到大川庇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相当数目。
但是，竹内好对大川周明的伊斯兰观点的分析，却表现了一种对西方话语的固执。
这位曾就职于回教圈研究所，在“皇军”占据的北京做过清真寺调查的鲁迅知音，在《大川周明的亚细亚研究》的结尾，毫不顾忌前辈如大久保幸次反复强调的——伊斯兰是爱的宗教、伊斯兰从不用强力迫人改宗、“一手握剑一手持经”的说法乃是无端诬蔑——仍然一边引用着大久保幸次深有学理意味的告诫，一边坚持这一说法乃是伊斯兰的精髓，把向摸索思想出路的大川周明，朝着对伊斯兰负面的方向阐释。
在这核心的一句之上，由于缺乏对伊斯兰学识的痛切体验，竹内好制造了他思想的悖论。他率先热烈肯定的、一位堕入歧途的右翼思想家可能有过的纯真和深沉，在转了一圈之后又遭到了他的否定。
他对大川周明伊斯兰观点的最深沉处的缺乏感觉，恰似这位鲁迅权威在整本的鲁迅阐释之中的某些粗暴——“鲁迅的小说太差。虽然在近代文学传统浅薄的中国一般小说都差，但即便如此鲁迅的小说也差”，“《肥皂》是愚作、《药》是失败作、《伤逝》我以为是恶作”一样，或暴露了一种个性的武断，或显示了一种方法的弊病。（《大川周明のアジア研究》，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２、P·364-365,2006年，《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
逃脱了监狱、躲进了医院的大川周明，已经丧失了提议日本参照伊斯兰的余地。如他以行为和思想表明的一样，伊斯兰对晚年的大川周明，早已不是一项政治途径，而只是一种思考倾向。反之，倒是左翼阵营的竹内好，居然固执于西方坚持千年的“一手握剑一手持经”意识形态思路。评论鲁迅尚可听由个人的感性；而对大川周明——实际上是面对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宗教体系——若欲解说，需要跳出西方赋予的学知桎梏，需要潜入研究对象奥深的火候。
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今天喜欢亚细亚主义言说的人，比起宫崎滔天和大川周明，更呈示着一种暧昧。有一种习癖，姑且称之为“二次东方主义”吧，尤其在日本学人中传染，久治不愈。若检讨原因，只能说他们欠缺一种素质；一种与被关注的对象结合，以心比心，甚至献身的素质。
4
更多的亚细亚主义者，乃是“行动型”。
被启蒙的思想一旦付诸行动，又受到了地理的限制或鼓动。
无数狂热的青年，在明治以来亚细亚主义的魅惑下，把中国认做了实现青春抱负的亚细亚。不消说，如此的亚细亚主义，即便确有对弱小各族的款款衷曲，更鼓噪着挑动边疆各族反叛、破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轰隆鼓声。
他们行为中的“亚细亚主义”因素，在炮火与血污的遮蔽下，已经很难剔别。他们的人生，也都终结在帝国覆灭的业火与悲剧中。
“满蒙派”，是行动型亚细亚主义者的复杂核心。
比如关东军核心参谋和建国大学的首倡者石原莞尔，他曾参与导演九一八事变，却又反对发动卢沟桥事变；
如从柏林出发，骑马横断了欧亚大陆，费时一年零四个月经西伯利亚东端返回日本的军官福岛安正；
再如以四册影响甚大的回忆录留名的，明治时代的远东特务石光真清；
还有在日俄战争中大逞谋略，重金煽动波兰和芬兰的革命风潮，在俄国发动暗杀、游行，甚至结交列宁支援布尔什维克革命，被誉为一人超过十个师团的间谍外交官明石元二郎；
——叩问其思想，都多少与亚细亚主义有缘。
当时这些心头怀着亚细亚主义挺身于行动的日本人，军人民间大体有南北两派。南派的目标，大约是上海兼及广东以南；北派则对准了所谓满蒙。
不消说满蒙派人数众多。上述石原、石光、明石、福岛都属于此类。因为鲜、满、蒙对日本乃是一个老问题，与完整的一部帝国兴衰史血肉相连的主战场。所以北派的亚细亚主义者，大都与军部配合。
其实“解放亚细亚”只是一句谎言。
明治以来，大国崛起的美梦，陶醉了朝野军民。“解放亚细亚”的主义，随着海外雄飞的狂妄，成了一支雄壮的进行曲。
或者明说或者暗示，不必赘言日本是主角，毫无余地日本是盟主。从文学到理论，更因不尚空谈的性格付诸实践，一切对于亚细亚和甚至远达印度阿拉伯各民族的兴趣与关心，都如茂密的柳枝，从这棵树根上抽芽。
这样的言说，在东南亚尤其英属印度，煽动了一股同感。但这样的实践，在东北亚却撞上了两个试金石——对亚细亚之一的中国怎样“同情和保全”，对朝鲜等弱小民族如何“无私并奉献”。
特别对朝鲜与中国，日本不能逾越利益。于是“保全” 换成了分裂，“奉献” 变做了占有。他们只能一步步撕去亚细亚主义的衣裳，效忠自私的帝国利益。一切“对革命志士的支持”，目标都是毁灭中国——先是腐朽的清朝，后是脆弱的民国。
同样，比如蒙古，“对弱小民族的扶助”的言论，最终不过是为挺进的皇军，寻找傀儡和民兵。
这是一切北方派亚细亚主义者的宿命。哪怕他们在早年，可能憧憬过四海兄弟的美景。
由于与老人服部的关系，该勾勒一下川岛浪速的轨迹。
日本关注满蒙年深日久。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喀喇沁旗王爷贡桑诺尔布立即向已处于独立状态的外蒙串联。不料俄蒙方面冷淡，于是贡王转而投靠日本。为他搭桥奔波的，正是他的亲戚清朝肃亲王的顾问、自诩“蒙古劳伦斯”的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为这位王爷搭线，找到了因横越欧亚大陆的壮举，人扶摇直升至陆军大将、马在上野动物园展览的福岛安正。
1912年1月底，民国大典的礼炮声尚未散尽，川岛浪速就与喀喇沁贡王签订了一份契约文件。王爷把卓索图盟的矿产当作担保，向日本借款日元二十万。同时签订了武器购买合同，明记在郑家屯车站交货。军火果然运到了郑家屯。但是贡王的人用勒勒车队满载武器往回走时，半路却被东北军截获，护送武器的数名日本人被击毙。
不久，巴布扎布纠合武装起事。木偶背后的手，依然是川岛浪速。巴布扎布曾积极参与外蒙独立，从而获得过镇东将军等封号。1915年11月，蒙古国政府根据与中国协议，要求正在盐池一带活动的内蒙巴布扎布武装归回原旗。巴布扎布骑兵入境，经由喇嘛库仑庙（今东乌珠穆沁旗府所在），行至白音古秀庙（今东乌旗道特淖尔苏木南侧）时，被前来围剿的多伦守军萧良臣部击溃。
激战中白音古秀庙毁于炮火。后来兴建的新庙，正是我插队草原的公社所在。这个地点，距离川岛浪速的门生，后来在青海扶贫支教的服部老人“度过青春”的农乃庙，仅有六十公里之隔。
若尝试为川岛浪速总结一生，也许已经是时候了。
他的行动，无非是利用了与原清廷肃亲王以及与日本军界福岛安正的关系，梦想在东蒙扮演蒙古的劳伦斯，组织“满蒙独立”。他的思想，则依然能追溯风行于当时的大亚细亚主义。
出于这样的念愿，川岛浪速虽入学于外语学校的中国语班，却更喜欢当时“兴亚会”的思想，在行动中摸索抵抗白人侵略、实现亚洲救亡的实践。于是放浪于中国北方。甲午之战，他充当中文翻译随军，先结识了乃木希典。台湾割让之后，他一时在台湾总督府谋职，后追随同乡福岛安正（当时还是少将）参加镇压义和团的联军，做陆军翻译，住进了北京。
不知确否，据说当八国联军在颐和园和圆明园大肆劫掠的时候，川岛的日军在紫禁城却保护了文物，并受到宫内人等的尊敬。这样川岛得到了清末八大亲王之一庆亲王的赏识。庆亲王委托他参照日本模式，改造满州警务。他参与过北京警务学堂和工巡局的初创，上司便是肃亲王。
而肃亲王的妹妹，正是蒙古喀喇沁王府的福晋（夫人）。一根长久以来、苦其断而难续的线，终于一朝系在了一起。
川岛首先做的，就是把志在远方的河原操子，送进了喀喇沁王府开设的毓正女学堂做教师。1902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在东蒙一带尚没有大的作为时，河原操子就住进了喀喇沁旗的贡桑诺尔布王府。她也是个传奇人物；当时一面教书，一面搜集情报。无奈学剑不成，归去日本后做了女演员。老后著书，题为《喀喇沁王妃和我》。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望族逃窜。川岛浪速奋力地帮助肃亲王一家逃离北京抵达旅顺。这一家，共有五名侧室、三十八个子女、约三十个佣人，共计约六十口之多；全仗川岛浪速斡旋关东都督府，借来白玉山麓的俄国旅馆，供一族男女居住。此外川岛还“营救”了巴林王爷一家逃离北京。川岛并支持这些亡清旧臣组织“宗社党”，渐渐奠定了他在东蒙的基础。
大正4年（1915），川岛速浪寄以厚望的巴布扎布骑兵队，不过骚扰一番而已。中国方面唯用多伦一营守军，就扑灭了川岛心中最后的火星。他只能长叹生不逢时，在巴布扎布覆灭、自己也与日本军部矛盾日深、最后被关东军踢开后，川岛浪速黯然回到了东京。
肃亲王念及川岛无子，就把第十四女金璧辉送给他做养女。信中说：送给你一件玩具。是为川岛芳子。据云，六岁养女在日本长到十八，某日突然哭喊着跑出养父房间。她从那一日起，身着男装，口操男语，出落成一名疯狂的半军半谍的怪女人。
据李香兰回忆录，她初识川岛芳子时，川岛芳子就对李香兰说：“以后叫我哥哥！”在旅馆前厅，她见过川岛芳子在众目睽睽下，解开男裤露出大腿注射毒品。在电影院里，川岛芳子身穿军服，肩上架一只猴，昂首走进包厢。幕间休息时，她在包厢里高喊“没意思——”使全场瞠目。
川岛浪速的这位养女二十岁时，与巴布扎布之子结婚。仪式在旅顺的大和旅馆举行。如某种象征——在满座的关东军参谋和满蒙王族之中，她一身礼服，紧拉着亚细亚主义魁首头山满的手。
后来，紧接着日本陆军在1931年发动的9·18事变，几个月后，日本海军也在上海发动了1·28事变。据川岛芳子判刑书，上海事变的背后，就有川岛芳子的“加势”。
1945年日本战败，她被中国当局逮捕。候审期间，虽然川岛浪速竭尽全力，马上寄来了养女证明甚至征集了签名，但由于他抱养“玩具”时并未给她入籍，川岛芳子不能被认定为日本人。1946年，她以叛国罪被处死刑。
川岛浪速人生的最后一幕，大概上演在“满洲国”的儿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之际。“满洲国侍卫处长”工藤作为皇帝特使，对川岛浪速家进行了礼节性访问。那时被称为“浪漫主义者兼革命家”的川岛浪速，已是一位七十老翁。尽管他懂得傀儡一词的含义，还是换上了燕尾服出迎，一面忍不住潸然泪下。
5
1877年，日本出现了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
十年后，东京大学文科设置“博言学科”，其中有朝鲜语、爱努语、梵语等课目，开了直接掌握研究对象语言这一方法的先河。
1876年，东本愿寺以佛教一宗派之力，向欧洲派遣梵文和印度学的留学生，南条文雄在英国取得了日本东洋学的第一号博士头衔，学成归国。同时西本愿寺也派遣高楠顺次郎赴欧，从德国拿回了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为日本打下了牢实的印度和佛教学根基。
趁着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南条文雄作为东本愿寺慰问使，在北京与日军一起，把黄寺所藏藏语大藏经甘珠尔8类151部350册，作为日本驻北京军队的礼物献呈给天皇（转东京大学收藏）；并把十七世纪的106函1016部甘珠尔、252函5001部丹珠尔，以及宗喀巴全书等藏文经典，送给了东本愿寺所属的大谷大学。
对俄战争胜利后，奉天（沈阳）落入日本控制。在另一派东洋学鼻祖，时为记者的内藤湖南的加入下，日本早期学术的开创者们又从奉天、尼泊尔、北京等地，横夺贱买，把大量蒙文、满文和梵文的佛典运回了日本。明治天皇甚至拿出宫内费用，支援这一资料奠基。只是，1912年关东大地震时，保存在东京大学的珍贵经典，被一场业火全部烧毁。
日本东洋学的二十世纪，就这样揭开了篇章。
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又一个学问中心随之诞生。不久第一高等中学校长那珂通世提出划分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理论，在世纪之交迅速发展的汉学科与史学科中，后日学术泰斗如桑原骘藏、白鸟库吉，都是最初的学生。
他们逐渐朝着两个方向集中精力：一是中国本身，一是欧亚大陆。后者的语学侧重倾向，在以后愈加浓重。
在百年的跋涉之后，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东洋学”已是日本的骄傲。象牙之塔内的技巧，实证主义的谨严，绵密的学术油彩，浓厚地涂盖了亚细亚主义和帝国雄飞的底色。把它与亚细亚主义并论，其实不太合适。
但它的内容，又远远溢出了学术。确实，在明治以来的一切日本知识分子活跃的角落，都能发觉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子。哪怕音乐、电影、佛教、小说，更无论人类学、考古学，甚至昆虫学，都纠缠着说不清理还乱的背景，都有着发达的思想、人脉、著述。巍然其中的要数东洋学——它与大学的设立、资料的搜集与图书馆学的奠基、田野与现场的调查、诸种语言包括其古语的读破，分流汇聚，蛛网纵横，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东方知识体系。
欧亚大陆、伊斯兰世界、中亚及蒙古，宛如一座座巍峨高峰。对这座学术山脉妄图整理，是最蠢的发想。无论哪个领域学科，仅著作一项就是百年积压汗牛充栋。整理它，几乎就是在书的迷宫迷失，几乎就是在茫茫考据中沉没。谁能尽知它的考据艰深与天下志向？道不尽其中复杂的包含！
随笔举一个例子，若桑原骘藏，若想简述他的巨著《蒲寿庚考》，就需要一个领域的读破。以散文的概括，很难容纳他立足十九世纪式的实证学术、以泉州豪族蒲寿庚一家为轴、徐徐勾勒出来的一隅宋元之际的图景；面对那种绵密考证锐利发现、一分正文三分注释、驱使古今中外资料的专深，我也缺乏概括的学力。
当西方实证主义的手段与时代的巨大视野融会以后，他们建树的博大，令人瞠目。或者再选一座“蒙古学”的山岗，观望一眼已有的业绩？
从那珂通世远在明治四十年（1907）第一次以《成吉思汗实录》为题完成秘史的全译以来，仅在《元朝秘史》一点之上，侧重于历史的译本，就有小林高四郎《蒙古的秘史》（1941）、白鸟库吉《蒙文音译元朝秘史》（1943）、村上正二《蒙古秘史》（1970—1976），以及侧重古代蒙古语言分析的、如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等诸多译本；加之论文、调查或游记，截止于1980年便有近400篇。再扩而展之兼及广泛的中北亚，仅登录于1988年编《中亚研究文献目录》者，就超过了15000种。
看似雕虫的学术，尤其是时代思潮的产儿。
究竟挑选怎样的例子，才能触及它的本质呢？
白鸟库吉于1907年发表《亚细亚研究乃战后一大事业》，显露了他的初衷：
“国人以为盲于远东事情乃属当然，又欲与西人于其地相争利益。余辈吃惊于国人如此无谋，更深恐靠不易战胜所获之威力，将于和平竞争中消灭殆尽——是乃余辈疾呼亚细亚之研究，唤起世人注意之所以。”
白鸟库吉是一代边疆派学术的代表，他的《蒙古秘史》转写本与汉文刻本共印，查询方便，读着流畅，是我在学生时代使用最多的一册。
他企图模仿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和法国的亚洲学会，组织日本的亚细亚学会。虽然最后“东洋”置换了“亚细亚“的名称，但以后日本各亚洲研究的基地和实体，如满铁调查部、东方学会、东洋文库，都能追溯到这个渊源。
与学问的迈进齐步，在白鸟库吉的建议下，日本以京都大学等国内学者为教授核心，在各殖民地和伪政区都创建了大学。
1926年朝鲜的京城帝国大学、1928年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以及1938年在长春的建国大学都逐一开学。
有趣的是，最短命、学生最少的“满州国建国大学”，在其中抱负最大。建国大学的倡建者，是著名的关东军决策军官、亚细亚主义者石原莞尔。按照石原的设想，未来的建国大学应该是这样的：
——建国大学完全排除既有大学的教育方法。既排斥马克思主义又排除帝国主义。大学根本的目标是民族联合的实现。它将是日、汉（包括满）、蒙、鲜、俄五族子弟共学、培养不止满洲且囊括中国本土、印度与东南亚的一所亚细亚政治精英养成所。就学期间，学生们将“一块吃、一块住、一块用蒙语朝语或日语打架”；三年在校读书、三年投身社会。尤其后期三年，学生们要进入底层吃苦耐劳，再把体验的内容上升为理论。建国大学打算诚邀托洛茨基、胡适、周作人、甘地、布斯等重要人物任职；但这些受聘者不都作为教授，一部分人将作为“研究的素材”，进入这所“亚细亚大学”。
——如今读来恍如听梦。但这个用日语发出的声音，也并不完全陌生。在这些设想里，除了闪烁着皇国军人的虚妄，若对那时代的亚细亚主义有所理解，也可能听出罕见的使命感。
可叹石原莞尔的宿命，是在挑起血腥战争之后接受历史的嘲弄。即便在日本的殖民地大学系统里，这一所大学也最是毫无声色。临开学才定下的大学校长，由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充任，典礼挂出的牌子上，写的不是亚细亚的解放，而是傀儡的“建国”。
那么，究竟有没有能匹敌于宫崎滔天或相马黑光式的热情，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发和反思的学术呢？
1936年，小林元和大久保幸次合著的《现代回教圈》出版。引用如下的段落，或许可以省去我的评论：
回教圈并非异国情调的花园。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拥抱约两亿四千六百万人民（此数不确，引者注）的回教圈现实，惟乃历史之给予。至少对今日回教世界的天方夜谭式幻想，不过是错了时令的感伤。只是我们此刻提出的“现代回教圈”，果真能对破弃这种幻想发挥作用么？
确实我们之中注目回教与回教圈的同胞甚少。但多数人们放置如此题目且对之轻蔑，并跳过回教徒世界一味将视觉集中于遥遥彼方欧洲舞台的那般倾向，已然应该一并反省。作为日本商品挺进地的他们，作为殖民地分割客体的他们，作为世界史不可欠之一部的他们，作为世界文化构成因素的他们——如此这般的回教聚集地，难道不正蕴藏着呼唤我们注意的无数问题吗？
……回教徒哟，莫要再迷于中世的狂信，指着凯末尔主义者的土耳其说，汝乃无神之国。那不过是偏离季节的诽谤。莫若去充分加深对回教生存的认识与理解。实际上今日少数抱有进步思想的回教徒正步步企盼难题的解决，他们岂不正呈示了为明日飞跃而做的献身努力！想必，世界史之回教徒亦不属神圣例外。在现代，回教徒亦一如其他宗教，未尝被置于沉湎于法悦幻境的地位。呵责之际，回教徒哟，须知，为解消乃属历史必然之今日回教危机，其最正确之锁钥，究竟其藏隐何处！
……此时此刻回教徒不能尽是迷狂的人群。难道，随之帝国主义式的争霸日甚一日、随着它对殖民地依存的增多和进而对其统治力的加强、兼之殖民地土著民的穷困化、抵抗、民族解放运动的普及——以如此帝国主义诸国的寄生，以及各殖民地的分离为背景，泛回教主义又能自何处寻得它的依据？值此现代，回教圈世界正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坩埚中横陈之际，泛回教主义岂非乃是一面影子盾牌，毫无高见！
用语已多少陈旧，内容也不尽正确。但是这些写于七十年前的言辞，如今即便拿给穆斯林阅读，仍然感觉新鲜，甚至令人有振聋发聩之叹！
东洋学还是东方学？
把萨义德的东方学改一字，就是日本的百年老号般的东洋学。它确有东方主义的镂刻烫烤和不退的底色。但企图以东方学理论来断定东洋学，是困难的。
E·萨义德的东方学/东方主义学说，在日本尤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一部分人在力争表达：日本的东洋学，虽然拖着一条不干净的尾巴，但它的呼唤里也包含着对萨氏所言东方学的揭露和反抗——这种声音，就是亚细亚主义。
日本确实是一个丰满的例子，它能证明萨义德的学说，也能对之驳难。
板垣雄三曾经这样回顾说：
“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上，即便是为了向东方主义同化，也必须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加入伊斯兰，于是他们有过与伊斯兰世界紧密结合了的感觉。比如日本的所谓东洋学，无论是白鸟库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865-1942）的中央亚细亚也好，河口慧海（大正大学教授，1866-1945）的印度次大陆也好，大谷光瑞（西本愿寺宗主，1876-1948）的中亚探险也好——他们靠着能与欧洲人角力，甚至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对伊斯兰研究业绩，有过——想笼络伊斯兰世界于自身之中的主题。”
（日本该怎样面对伊斯兰,
世界,2000年9月号）
读着小林元1936年的旧作，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结合了的感觉”。
虽然到底有多“紧密”，尚可逐一甄别。
是的，一种在帝国主义危机中培育的“天下己任”，使这种东洋学比起欧美东方学，处处深之一层。不仅分庭抗礼，在一些刃口分寸之上，它甚至融入了文明主体的发言。但霸道的己任，也使学术从出生就有一股虚妄的胎味；恰好与仰殖民主义鼻息、啜饮一瓢剩羹于襁褓的中国知识界，互为补足的一对。
东洋学毕竟难于归划东方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古典确实已属东方的共有，对它的追究，不能与西学的汉学相提并论。
三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后来终于在昭和前后分流了。人们说：在左翼走向国际主义方向的同时，所谓亚细亚主义似乎被右翼独占。
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关于亚细亚的温情对话呈着一副滑稽的洋相。与日本的富国强兵同步，超过五十年不间断的欺凌，难能维持甜蜜的谎言。——日本是亚细亚的解放者吗？对中国和朝鲜而言，简直无疑是狼在问羊：难道我曾打算吃掉你吗？
尽管日本不愿停止过关于亚细亚解放的言说，但是包括中朝，大多数的亚洲人拒绝这一呱噪。一面热衷于对白人殖民世纪的揭露批判，一面却对自己祖国的野蛮侵略百年嘴硬——用儒家的道德术语说，是不知耻的行为。
包括他们津津乐道的土耳其。在那个土耳其遭逢末日之际，日本是列强盛宴上的持刀饕餮者。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召开巴黎和会，核心的目的就是瓜分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土耳其。日本算计良久，它吸着鼻子，嗅着土耳其盟友德国的盘子，一刀割下的却是中国的血肉。
对一部分“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而言，梦想被粉碎了。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百年同胞诉说，引诱所有中国的机会主义，都迎合过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但浸血的事实更加雄辩。所以它也引发了李大钊、尼赫鲁不得不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作别样的亚细亚主义解说。
今天沧桑已变，如似种种历史的陈迹，引人激动的主题似乎已经更换，绵延一个世纪的热议，要结束了。
真结束了吗？
不。它如一个幽灵，未曾轻易消散。本来不过是日本一翼的理论，而如今，很多人都喜欢上了它。合纵抗秦，营造新的亚细亚主义、让日本和中国这对怨敌成为同盟——这一思路，常使人浮想联翩，并感情冲动。
时值二十一世纪险恶降临的今日，尘封日久的亚细亚主义，是否还能被发掘出新的含义？
我想是的，唯独今日，亚细亚的梦想才能焕发出光彩。
当新一轮的帝国主义世界征服又汹汹开始，当陈旧的种族歧视又旧帽新颜横行世间，当亚洲的多数民族与非洲、拉丁美洲的众多国家一样又挣扎于贫困、盘剥、威胁、控制——在新的时代感召之下，谋求亚细亚诸国之间，以及亚细亚与整个第三世界的互助、支援与同盟，才具备了真正的意义。
——如果日本能够挣逃出脱亚入欧的魔魇，如果它能放弃跻身列强、在全球化榨取弱小的进程中分一杯羹的私谋，如果它能正视自己祖国的百年沧桑史，他们应该有勇气扬弃、继承、实践，如它的一介平民，抛弃亚细亚主义中的帝国污脏，坚守亚细亚互助的道德大义。
——如果中国能够破除崇洋媚外的旧癖，如果它能清算盘踞体内的大国情结，如果它能在崛起中警惕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如果它能珍惜自己的包括革命和国际主义的传统，它也应该能判断、尊重、理解、结盟于身居其中的亚细亚，实现一种超越了帝国主义的强国梦。
被动也罢、自觉也罢，两国都必须交出答卷。
东南西北，亚细亚的每一个角落，都正在严峻地注视着。
改定于2008年8月
北京奥林匹克举办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