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思考：文化遺産誰是好學生？不同标準的意義
文化遺産誰是好學生？不同标準的意義
前一陣，說是北大給了全國若幹中學校長“推薦權”，推薦他們欣賞的好學生上北大，算是高校招生改革的一股新風吧。不過，後來的反饋大概是，幾乎所有的入圍者，都是學習成績拔尖的學生。看來校長們對“上北大”這個事兒還是心有靈犀的，别的方面先不說，成績必須要好，這是個現階段最客觀也最過硬的标準。
标準問題很重要。有了标準，就容易比較，誰好誰孬也就一目了然了。今年某個地方台的一款選秀節目，鬧到評委當衆退席的地步，是否炒作不論，至少說明這個節目在選秀的标準上思想不夠統一。不過，再仔細想想，人家也未必沒有标準，隻不過不是我們想當然的“歌唱得好”的标準，而是一個“收視率”的标準。
有個冷笑話說，“在失敗這個領域，沒有人比我更成功”，雖然是個文字遊戲，也不是全沒有道理。比如今年中國足壇大快人心的事情是打擊賭球，有些球員甚至球隊領導拿了錢就輸球，在真球迷眼中再不是個爺們兒，他們也樂在其中，因爲他們工作的标準不是赢球，而是赢錢。這樣的“純爺們兒”實在“跑偏”得太離譜了，我們等着司法機關的處理結果便是，這裏不說也罷。
還是把話說回來吧，在提倡多元化價值的時代，差異性應該尊重，這也意味着将有一些不同的标準，這些标準的目的不是壓抑人，而是解放人，當然，“解放”到了違法亂紀地步的類型不算。比如一個學校有很多個班級，一個班級有很多個學生，張三球踢得好，李四會彈鋼琴，王五最有人緣，趙六也許沒什麽特長，但成績最棒……這些都是差異性，老師如果隻是根據考試成績來判斷、對待學生，趙六自然高興，但是對其他人的個性特點來說，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壓抑。
繞來繞去說了這麽多，終于要說到有關“文化遺産”的事情上來了。這幾年，“非遺”算是露臉了，媒體也好，政府也好，學術機構也好，沒少出人出力，可是總是困境多于喜悅，爲什麽？我覺得“标準”的問題值得拿出來說說。
這幾年的采訪和編輯工作中，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沒錢”，其次是“沒人”。二者之間有因果聯系，因爲“沒錢”，所以“沒人”，不僅沒人表演(或制作)，也沒人來看(或購買)，沒人看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更沒有人來表演，從此惡性循環下去。不僅僅是專家隊伍認爲“非遺”陷入困境，重要的是從事“非遺”工作、靠這手藝生活的人也是這麽一個看法，歸根到底，大家都是一個标準，就是“利潤”标準。我有個同事采訪龍泉劍的鑄劍師，鑄劍工藝也是列入“非遺”名錄的，他們似乎一點沒有“困境”的意思，有時候一把劍能賣好幾萬的價錢，利潤不菲，當然談不上什麽困境了；相反，沒人看地方戲，地方戲就垮台，這樣的例子更不少，地方戲的演員也是人，也要穿衣吃飯養家糊口，他幹這行沒收入，當然隻能換身行頭改幹點别的。
如果把這個“利潤标準”貫徹到底的話，打個比方，廣義上的中國文藝界是一個班級，票房就是現在各種文藝樣式的考卷，電影就是那個老得第一名的學生(報紙上說，今年“全年票房預計突破60億元”)，日子好過，姥姥疼舅舅也愛；而這個地方戲、那個傳統戲，就是最後幾名跟不上進度快要留級甚至被迫退學的主兒，而且，他越比還越自卑。
所以，有沒有可能真的價值多元化，在于社會是不是能夠真正産生一些在“利潤标準”之外的标準。我還有個同事去新疆采訪了木卡姆，說原以爲将看一場“走穴”演出，沒想到真看到了葉爾羌河流域人民世代傳承的生活。她看到的那次表演，即便不夠精緻、不登廟堂，我想也一定是打動人心的——
人們的精神，本不應該在利潤标準的壓力下背井離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