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哥

郑向春：关注地方社会的文化自觉

2013 首届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与会学者合影(摄影/黄郁芳)

文化自觉从国家转向地方社会

地方社会所呈现的多元文化特质，一直是海峡两岸人类学界长期关注与探究的重点。当代人类社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面临了自由主义经济的重大冲击与影响，产生了所谓“全球化”现象：包括跨国、跨地区的资本、商品及大众传媒的快速传播与流通，族群跨越原有边界范畴的移动，新的地理区域与生活方式，人群迁徙，都市化，文化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学习，以及文化内涵的不断采借与创新，等等。是年78岁的人类学大师乔健教授表达了对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强调一种从国家层面的文化自觉向地方社会自觉发展的学理与现实转变趋势，如果前者代表一种大传统，那后者则注重地方小传统。这种转换的基础来自于地方社会对于自己文化优秀性与独特性的清楚，并能够自发自觉自动地去挖掘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而促进地方社会的发展。台湾清华大学黄应贵教授指出，今天全球化背后是以自由市场、国家弱化、投机事件兴起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不过由此呈现出的全球化不同面貌，必须由各自不同的历史脉络加以理解，因为地方社会并不是存在于具体的制度与行为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并经由当代想象、历史记忆与怀念不断复现。台湾中兴大学王明珂教授以凹凸镜为隐喻，通过移动的多点田野尝试解读文化多样性，在此过程中王教授注重诉说的历史、揭露历史文献中的记忆，并指出这些移动田野所呈现的文化表象背后依然是一种历史建构，深受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社会文化与知识影响。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质疑以技术为中介的文化与自然分离，指出伴随权利支配方式转换而出现新的文化表述方式：“一体多元”，并经由“灵”的概念在此文化转型之后出现一种人、自然、信仰“在一起”的有情有义的社会，以应对分离。广西大学罗树杰教授则指明弱势民族文化传承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基础，并指出由于这些传统基础在当代的动摇而造成的文化自卑使民族文化面临传承危机，故此提出重建信心与对接教育的应对策略。首都师范大学刘珩副教授在与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乡村人类学》一书的对话中指出，以乡土社会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应该珍惜与重视自身传统，以一种更加注重人的感受与实践方式的文化自觉意识，来回答自身现代性问题。学者们也对国家与地方社会进行了历史分析。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以盟誓、和亲与封贡的结盟式族群关系来对抗以华夏为中心、居高临下式的朝贡体系，并且以一种多线并置的眼观来看待夷夏世界，这些结盟式的族群关系体现了以多元、神权限王权、去专制、超世俗力量为特征的“和”的不同类型，进而强调一种东亚地区多民族历史互动中“对等-制衡”的多元文化族群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关凯副教授则指出“边疆”概念并非仅只是地理意义，其中更隐含了政治秩序与文化等级的意义流变，如古代中国的边疆概念是儒与非儒的华夷之辨；民国时期边疆与内地对应同构民族-国家体制；中国改革开放后边疆被进行了新的文化重构，进而升华为“国家一体、文化多元”的政治主题。上海大学张江华教授则通过分析明正德与嘉靖年间广西历史上重要的“思田之乱”事件，指出正是国家、官僚阶层与地方土司之间的互动与交换，共同塑造了广西地方社会的历史。

全球化背景下的物与人群

台湾“中研院”余舜德教授以云南的普洱茶消费风潮为例，总结出一种“非西方本土化”过程来对抗“西方全球化”方式，余教授由此建立了一种新价值，即“陈年风味”，指出正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质，契合了如今人们的消费品味，强调对物感官经验的注重。台湾清华大学林淑蓉教授透过贵州黔东南地区侗族家屋的变化，探讨自1980年以来当地居民从家屋现代化到日常生活的变迁，以理解当地居民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生活，以及如何想象并实践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林教授以“自我的权利”概念作为理论视野，指出虽然一方面居民们强烈地受自由主义逻辑所特有的“个人兴趣”与“个人活力”的驱动力影响，他们或种植经济作物、到大城市或沿海城市打工、或开设各种类型的小商铺，积极积累家屋建造所需资金，但另一方面也持续不断接受国家的管理。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反思与检讨了将西方思维价值与表述逻辑置于中国手工艺传统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指出近代以降，对于西方艺术形质于知识、分类、科制与教学袭用的状况应该进行重新的反思与检讨，强调我们不独要“疑古”，更要“质洋”。


台湾暨南大学潘英海教授通过古今历史比较与地区比较，以台湾“水沙莲区域”为研究单位，检视清代以来该区域人群流动以及人群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尝试以“地域社会”的概念说明水沙莲地域社会的形成与机制。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运用整体论视角，从群体实践活动出发，以摩哈苴彝族村与周城白族村为例，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地域社会构成进行重新思考与深入分析，在区分了继嗣、通婚、市场、宗教四个构成地域社会基本要素的“内圈”与“外圈”、“核心”与“周边”关系及新变化后，提出一种“齿轮式地域社会”概念，该齿轮式社会结构以“村”作为整体论视角下的地域社会基本单位，而国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作为齿轮式的外部结构。

当代人类生态：原住民与少数民族

“原住民”与“少数民族”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分别是与汉人相对的称谓，那么这不同称谓表述背后有何相同与相异的特点，称谓所指涉的人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文化变迁与调适，亦是与会学者所讨论的焦点与核心。就“人类生态”这一概念，王明珂教授为其界定了三层内涵，其一为自然环境；其二是人以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获得与创造资源的活动；其三是人们在创造、扩充和分配资源中所建构的种种社会组织、认同与区分。徐新建教授强调了对原住民与少数民族分类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目前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整理出一套表述系统，总结已有成果，可以在民族、国族、族群之后，强调一种多民族概念，突破二元，以更大的话语系统来涵盖少数民族与原住民概念。对此，王明珂教授回应指出，原住民蕴含丰富意义，一般是指该人群是土地上最早的居民；少数民族后面有一整套历史与学理逻辑，可以思考其中不同的人类生态。关凯副教授进而指明分类体系其实都是一种现代性知识，是人类社会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系统，充满了政治性语境，只是今天所讨论的概念实际都是源自于西方，都可归类为后殖民批评，而不单纯是一种文化或社会事实，所以，更应该呈现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贡献：如何提出一个学术工具来达到有效沟通。彭兆荣教授则指出，对于原住民而言，潜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和生态是如何对接的，因为正是生态的供养关系成就了某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最后原住民其实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移动性而被新构建的群体，它未必一定是指哪一群世居人群，而是一种策略性表述。朱炳祥教授则指出今天的民族与原住民均是一种现代构建，应该看到这一阶段过后，进入的是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阶段，人类将走向一种更大认同。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报1387期第5版

本文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d1ad10101cov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