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公平防火墙[1]

——兼论中国消防奇迹的民族文化内涵

2009. 中国昆明. 消防改革与发展论坛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张海洋

2009/7/12

        公安消防是现代生活安全底线和抢险救灾前锋力量。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底边社会群体成为社会冲突热点和火灾多发点的现实，通过解读中国多元民族文化，提出“基于民族文化多样性平衡构筑社会公平防火墙”的观点，以体现 “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更加持久地推动消防改革与发展”的论坛宗旨。本文认为中国消防与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公平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在《国家消防法》指导下，从底边社区入手构建公安消防体系和公民防火文化，不仅有助于保障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能使中国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关键词 Keywords：消防安全、社会公平、民族文化、中国经验
           Public Fire Control Social Equity Subaltern Community Culture of Fire

本文目录
前言，消防安全与民族学人类学应用研究
一，人性普同需求与中国传统文化
二，民族地区发展与中国消防形势
三，民族文化处境与和谐社会理念
四，中国消防奇迹与民族文化传统
结论，传统消防经验与现代消防文化

前言：消防安全与民族学人类学应用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是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人的需求和民族特点，促进人类相互尊重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学科。它用实地调查方法收集资料，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资料，用生物文化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指导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又通过民族志事例做出文化阐释。它的研究范围从基因到生态，从衣食住行到宗教信仰，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科奠基人E.B.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的结语中称它是“改革者的科学”。

        今年7月27-31日，人类学民族学国际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以下简称学科世界大会）在云南大学举行。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名学者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大会主题，在近170场专题研讨、演讲和影视展播会上展开讨论并达成诸多共识。中国学界根据大会共识起草的《昆明宣言》阐释了中国倡导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民族文化公平传承的理念并获得通过。国家民委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长杨晶指出：这“标志着与会各国学者就国际社会热点话题达成共识，标志着中国与国际学界合作迈向了新台阶，开启了学术发展与交流的崭新未来”。（2009年8月云南信息网）

       大会前夕，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京宴请国际联合会领导层时表示：人类学民族学作为重要学科门类，在中国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举办本届大会很有意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大会办成“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国际学术盛会。

       大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出席致辞。他重申中国政府期待人类学民族学积极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不断吸收、借鉴、创新并开展应用研究和国际合作，为促进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发挥积极作用。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使学科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中国领导层在新疆七.五事件后同声倡导民族学人类学，期待它把人性需求研究的成果和人文关怀带入现实生活，倡导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权益，为人类探索多元多样的发展路径。由于本学科对国家制订发展政策、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和谐作用巨大，所以它与体质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并列为学科第五分支。这次学科世界大会与本届论坛的关联如下：
第一，中国领导人在大会前后高调肯定了本学科价值，国际学界以《昆明宣言》回应了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与文化公平传承的理念。这是中国文化理念首次在国际重大学术场合得到体现和认同。

        第二，国际学界对“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主题高度关切。昆明宣言发出了反对民族文化歧视的倡议。回良玉副总理在大会开幕词中阐明了中国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影响交相辉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宝贵财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要始终坚持和积极推进的民族工作主题”。
第三，云南省消防总队为大会提供了高质量服务，但也因新疆“七.五”后形势敏感而取消了原定的三场篝火联欢晚会，从而中外学者未能充分体验云南作为中国民族文化大省的魅力风情。这说明包括公安消防在内的正常社会生活有赖于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
  
一、人性普同需求与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学人类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在于它对人性和人类需求的全面把握。它认定人类是生物和文化并行进化的结果，因而有两条生命并要做三种生产。人类个体都有一条线性发育的生物小命，因而都有现代功利性。这是人类追求现代化、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动机来源。但人类作为家庭、家庭、社区、民族、社会、国家的成员，还有一条不断循环和轮回转世的群体文化大命。这是人类道德、信仰、公平、互惠和诚信的基础。人的个体生物小命有去无回，正如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条河里洗两次脚。但人的群体大命却能通过文化传承而生生不息。人类的现代性决定了他要且必须做恩格斯讲的“两种生产”：生活资料和繁衍子代。这是人类现代功利性的体现。但这两种生产还不足以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人类还必须做第三种生产即文化传承，也就是群体道德、礼仪、艺术和互惠机制的维护传承。这就是文化再生产。它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性特征。这里总结的“两条生命三种生产论”，对于国家和主流社会把握人性、人的需求和民族特点至关重要，它也跟消防改革发展的需求密切相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甚至自1840年以来就形成了东南沿海、中部内地和西部边疆三个发展地带。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国情。其实，它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历史上，中国主要由东西部两个生态和生计板块组成：即长城和长征路线划分出来的西部山林草原沙漠畜牧板块与东部平原丘陵沿海农耕板块。这两个板块很像中国道教的太极图符号，即由阴阳两仪构成一个整体。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要兼顾这个板块构成的一个整体。我们今天要研究和理解的中国是一个东有港澳台，西有蒙新藏，内有少数民族，外有海外华人，前有来者，既要追求发展又要顾及国际形象和大国责任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样的中国有着两条边界和三个边疆：

       两条边界：一条是近两百年形成的今日国界；另一条是几千年形成的农区-牧区、内地-边疆分界。虽然现代化造成一种悖论：即外部边界原有的弹性变成刚性；内地边疆原有的刚性近乎消失。但历史和生态事实要改也难，今日中国人仍然要承认东西两部之间存在差别。

       三个边疆：两条边界必有三个边疆。一是靠近国界的域外边疆，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是今日中国实行睦邻外交的前沿。二是靠近国界的国内边疆，即今日国家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的范围。三是中国内地作为各省、市、区边界，容易出现三不管和断头路的广大边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目前这些地区的经济交通欠发达，因而是国家西部开发和扶贫行动的重点，也是当前和今后中国消防的难点。我们做中国研究时，要把这三个边疆考虑在内。

      中国历史上还有三条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西北的丝绸之路，西南的马帮之路和东部的航海之路。今日中国的艾滋病和毒品传播状况都印证了这种存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重大的对外文化交流：第一次引进佛教，第二次引进伊斯兰教，第三次引进基督教。如今佛教已成中国本土宗教。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华北和云南扎根，还分散在全国各大城市。基督教也在中国边疆地区和城市边缘和一些知识群体中形成信仰列岛。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发现今日中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早在汉代就已形成。后来变化的只是民族的内涵和名称而不是格局结构。两千多年来，中国东部来过很多少数民族人，西部去过不少汉人，但时间和生态都把他们变成了当地各民族的人。我们基于这此事实，结合雷德菲尔德对文化大小传统和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说，建议大家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做如下理解：

       远古中国最先有的是很多民族、民俗、地方和民间文化小传统，后来又在这些小传统间互动，特别是北方畜牧和南方农耕生计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单数的国家历史文化大传统。那些距离中央政府近，长期跟国家文化大传统互动，逐渐失去自身方言母语的小传统从而认同了国家历史文化大传统的人，就是今天的汉人。那些因为地理、宗教和生活习俗等原因保持了自身文化小传统的人就是今天的少数民族人。中国的历史文化结构就是由大小传统互动互化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它也是我们把握中国消防改革发展方向的坐标体系。

      笔者研究中国各民族火文化传统的时日尚短，目前只能感知中国各民族对火的控制都是基于“敬畏”，即不仅把火视为有用和危险的物质，还赋予它神性和神位，从而在“互惠”的管理和使用它。中国各民族无论定居或是游牧，都有关于火、炉灶和火塘的很多信仰和禁忌（汉人说它是祝融或回禄）。各民族都祭拜居所中心的火神灶神，民族社区通常有祭拜火神的庙坛并有相应仪式。各民族火神灶神所管的事务也不仅是火本身，还兼管着人类的其他道德行为，包括言语是否文明。例如汉人灶神就不仅要 “下界保平安”，还要“上天言好事”，即向天庭汇报人的行状。互联网《天涯博客》2005年8月24日作者shuizhi的“中国火文化”一文讲到中国民间传统防火宣传与道德教育时引用了东汉荀悦《申鉴·杂言》倡导的原则：“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火文化，本届论坛在中国西南彝语支各民族火把节期间召开。互联网上也刊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曲比阿果的“凉山彝人火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一文。文章陈述了彝族人从生到死，从婚姻到丧葬各种仪式离不开火的事实。例如凉山彝族把火塘锅桩看成家庭兴衰象征，要保持其常年不灭，又要防止其引发火灾。笔者刚从凉山彝族自治州府西昌回来。看到那里新建的火把广场就是把一蓬火焰置于鹰虎两组雕塑之间。凉山彝族毕摩做法事之前，都要先用特定的青草绿树枝在主家门前点火放烟请出护法神灵保证仪式功效。彝族用于仪式牺牲的动物也都要放到火上熏燎以示净化和神圣。中国各民族对火的态度也有内部多样性，例如209和320两条国道江南沿线的苗瑶、壮侗和土家等民族聚居的建筑多为干栏木楼，而且密度很高，对火灾更为敏感。当地居民有着最严格的防火值更和对失火人家惩戒的传统，即依靠社区组织约束来做消防工作。

二 民族地区发展与中国消防形势

       今年及今后两年，中国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共和国建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和“西部大开发”10年。这应该是中国总结历史经验，对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窗口期，因而也是消防改革与发展的机遇期。中国西部省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中国的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西部，所以西部开发通过加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来改善民族关系的考虑。但意图与结果之间必须有机制来保障和衔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例如10年的西部开发取得了包括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送、西电东输、生态恢复和以公路铁路航空设施建设的成就巨大。但与西部少数民族发展有关的社会矛盾也在迅速积累，围绕资源开发与权益分配的社会冲突事件在规模和频率上都超过了10年之前。西部开发10年，当地人的发展观念和需求与主流社会迅速趋同。按说这种观念趋同会使社会更和谐，事实却是西部各民族人放弃了传统的生活观而接受主流社会发展观之后，中国西部围绕资源和权益的激烈竞争骤然加剧。近两年除开水电水利移民给当地政府带来的压力不算，光是媒体公开报导的社会冲突事件就有2008年的藏区3.15、贵州瓮安6.28、云南孟连7.15和甘肃陇南11.17，还有今年的韶关6.26和新疆的7.5。这些事件的直接起因各不相同，但其深层根源都与西部开发导致的少数民族权益、就业保障和包括民族语言和宗教在内的文化承认和公平传承需求有直接关系。此外，中国西部冰川萎缩导致江河源湿地减少、地下水位降低导致坎儿井干涸、以农治牧分割草场导致草原退化、贫困居民急于求富导致毒品和艾滋病漫延、西部居民到东部城市务工引发当地治安问题，都在迅速积累着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因于西部开发，但也要承认目前的西部开发没能起到改善民族关系的预期效果，因而有需要反思和值得改进之处。

       反思之下，我们认为过去10年或30年里，国人对西部人的主体地位和发展需求承认不足且尊重不够。举例讲，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动词develop和名词development都有“发展”和“开发”两个义项。其中的“发展”是不及物动词，其主语就是谓语的主体，因而没有宾语。“开发”则是个及物动词，主语之外还有宾语，因而就有主客体之分。对应到“西部大开发”这个提法里：其主客体关系就值得考究。从西部人角度看，他们需要的肯定是“发展”而非“开发”。事实上，中国后来针对东北和中部的发展需求提出“振兴”和“崛起”，用的就都是不及物动词，唯独对西部用了“开发”一词。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偏差乃是今日中国西部发展出现诸多问题的前兆。与此相关的还有整个国家30年改革开放对少数民族问题的严重忽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到全国10%，但民族自治地方占到中国幅员的64%。中国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都是少数民族分布区。支撑中国发展的水电、石油、林木和淡水资源，多半在少数民族地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资源中，少数民族居其大半。这些都说明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民族事务管理却是国家的最高政务。研究中国而不研究少数民族，治理中国而不注重民族事务，其成效和价值就会大有局限且会酿成祸端。考察中国历史上朝代改换的原因，不外农民和少数民族两端。中国今日面对的两大难题也仍然是三农与少数民族。这说明少数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同等重要。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已经三次用全会重大决定的方式推动农村改革，还下发过11个1号文件。这些决定和文件的核心都是两个：一是确认农民作为发展主体的权益，给吃定心丸；二是给国家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防止他们侵犯农民权益。

       相比之下，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还没有在中央全会的层级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事务管理、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做过相应的重大改革决定：既没有给少数民族吃定心丸，也没有给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利益博弈主体已经从两元变成多元。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地位，民族文化在中国的命运和前景，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权益分配，少数民族流动和散杂居人口的公民权益和少数民族学者作为国家主人翁对历史的阐释权，都成了需要国家重新明确的问题。
但中国的民族事务管理的理念和体制仍沿袭着1950年左右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框架，有些地方还有退缩，从而使这一事关国运的重要领域在社会转型关键期出现了丧失导向的危险，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在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巨大赤字。赤字造成了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中国民族关系退化，使中国消防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如下形势：

一是类似成都6.5公交车事件那样由于社会矛盾导致火险增加。

二是类似新疆七五事件那种带有民族因素的社会冲突火险增加。

三是由于社会底边传统社区解体和青年外流导致农村火险增加。

由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从技术装备上找到出路，所以本文提出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基于民族传统文化构筑社会公平防火墙的建议。

三 民族文化处境与和谐社会理念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起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确认：包括民族、宗教和语言在内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适应多样生态环境的结果，是人类体现认同和追求归属感的根基，也是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人性的深层需求和人类生活的恒常状态。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面对这种多样性，应当放弃“同化”期待并谴责任何形式的民族文化歧视，转而尊重、学习、维护和欣赏民族文化生态平衡。这是当今人类对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和“社会发展史”理念的重要超越。

       但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里，“社会发展史”仍然支配着国民教育和主流国民的心态。很多人仍相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繁荣富强的障碍，因而仍然期待其迟早消亡，是为民族文化消亡论。在这种意识主导下，很多人听到少数民族讲民族语言，用民族文字，信民族宗教就感到不舒服和不放心，就要设法淡化、防范和压制。也有很多人虽然积极参与民族文化复兴，但不是把它当成社会文化创新依据，而是当成开发旅游产业的工具，是为民族文化消费论。消亡论和消费论都会使少数民族文化处境不利，都会把少数民族文化引向衰退。这不仅会削弱中国文化创新的资源，而且还会由于民族文化价值衰退或处境衰落而导致少数民族的人心焦虑。正是这种焦虑感使得民族认同、少数民族权益和民族文化传承成为当今世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国迄今未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笔者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和汤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知识社会学原理，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民族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载体本来不该是什么“问题”。只是因为现代化针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霸权行为，包括对少数民族的无端猜忌，也包括总要用发展的名义去淡化和铲除民族文化多样性，才使它成了问题。事实上，人类生活如果没有了文化多样性和民族难题也会很无聊，所以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不应该问题想着消除或淡化，而是应该按照公平博弈的原则来协商长期的和平共处之道。兴灭继绝和维护平衡才是人类应对民族和宗教难题的不二法门。中国古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特别讲究天人合一社会和谐。这种理念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又帮助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扩张导致的东亚三千年未有之变时，仍能保持国家统一的格局，并且实践了内地的民族区域自治和香港的一国两制。今日中国比多数发达国家保持了更多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比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持了更多的社会秩序。今日中国领导人倡导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根据现实需求向传统回归，通过“阐旧邦以辅新命”而获取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潜力。回良玉副总理在本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上专门讲到：中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是社会改革创新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在多元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有之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把它变成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本文按照孔子对“和”与“同”的辨析来理解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中国就是要在承认社会差别和文化多样的前提下，追求“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本文据此把和谐社会内涵总结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模型：

       模型顶端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底座是现代经济技术、人类恒久需求和全球化时代背景。底座与目标之间由四个层面来支撑：

第一是社会纵向分层和谐，即用公平的社会政策来缩小贫富、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本文称之为马克思和谐。

第二是文化横向分类和谐，即用文化生态平衡哲学倡导，再用法律机制来保障包括语言和宗教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公平传承。本文称此为马克斯·韦伯和谐；

第三是古今人神和谐，即通过今人对古人和自然的感恩互惠仪式，传承尊老爱幼敬天法祖和与人为善的人类伦理。这是亚洲价值和中国特色。我们借助中国传统深层的宗教信仰，称之为萨满和谐。

第四是世界淸文明和谐，即在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原则上和睦国际关系。塞缪尔·亨廷顿生前写过《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专门关注民族宗教冲突的前景，所以我们姑且称其为亨廷顿和谐。

四个和谐怎样在中国实现？本文认为其关键是立足现实抓住机遇推动民族工作领域的改革创新。新中国建立60年，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有过两个30年周期。每个周期的前10年好于后20年：即1950年代和1980年代好于其他年代。照此规律，今日中国又处在第二周期与第三个周期的交接点上。这个新周期还与辛亥革命100周年相重合。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是今日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年时，要根据今日中国的在世界上的位置和自身面对的问题总结民族工作经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民族事务管理体制以维护民族关系和延续民族文化多样性。我们因此讲目前这10年会是中国民族工作改革创新的重大机遇期。

       中国学界面对这个契机，要以农业部农研中心为榜样，根据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真需求，锁定真问题，呈现真情况，讲出真看法，为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决策参考。我们主张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参与中国的和谐社会构建，推动主流社会“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观念转型，配合媒体向公众推广和凝聚多民族文化公平传承意识，为各民族文化争取更好的处境和前景。

四 中国消防奇迹与民族文化传统

       本次论坛的参考文件之一是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这部法规有三个新特点：一是强调建立健全社会化消防网络（第二条）；二是强调消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三条）。三是明确赋予公安消防力量以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使命（第三十七条）。这些特点既是国家针对现实需求提出的新对策，也是中国消防经验的科学总结。

       现实需求方面，现代社会既是高风险社会，也是急需消防力量“危难之际显身手”的社会。2008年初冬的华南冰雪灾，特别是初夏的汶川地震显示出消防力量具有在重大灾害中抢救人命的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绵阳日报记者阿建写的《在难中：浓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中，就有很多乡镇书记都讲到消防官兵这种无与伦比的能力和作用。这一事实在本届论坛参考文件《改革开放30年消防工作发展综述》中也有体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救援中，公安消防部队……先后从坍塌建筑废墟中搜救8100人，其中生还1701人，以参战总力量8%的警力，救出生还者占总数的26%，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的充分肯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誉，受到了国际消防界的高度评价”。这说明消防部队是今日中国政府和居民应对重大灾害时无可争议且不可替代的专业力量。

       历史经验方面，本届论坛听取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张光教授宣读的论文《中国的消防奇迹及其原因》。他在论文提出了“中国消防奇迹”这一重大命题。张教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火灾数据与他查阅到世界主要国家相关数据的比较，又通过降水量、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离婚率等三个数据建立的回归方程运算结果，得出中国的火灾控制和扑灭成就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不仅巨大，而且是在财政投入水平较低的前提下取得，所以堪称“中国奇迹”的结论。张光教授探讨中国消防奇迹成因后，发现“消防队伍军事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有限的地方分权管理，为中国所独有”，并认为这“可能就是造就中国消防奇迹的最重要原因”，显示出要把组织体制作为中国消防奇迹成因的意向。

       笔者肯定中国消防投入低产出高堪称奇迹的事实。本次论坛参考文献提供的一组数据，包括《1950年至2008年全国火灾主要数据》、《21世纪初我国与世界部分国家火灾情况对比一览表》、《我国与世界部分国家GDP火灾损失率情况对比一览表》显示出同样的事实。另外，本论坛2007届的参考资料《我国火灾情况简介》第四部分“我国与世界部分国家火灾情况对比分析”也曾提供如下数据：十万人口火灾发生率，中国18.1，美国600.7，日本47.7，英国833.3，发展中国家巴西142.9，印度19.4，墨西哥97.1；十万人口火灾死亡率，中国0.2，美国1.3，日本1.6，英国1.1，印度1.3、巴西0.3；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中国0.02%，美国0.22%，日本0.1%，英国为0.14%。

       这些事实和结论与张教授论证中国消防奇迹的事实相符，从而印证了中国消防奇迹的客观存在。但笔者基于下列理由不能苟同张教授对中国消防奇迹“成因”的归纳：

      第一、前述十万人火灾发生率和张教授列举的降水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离婚率等致灾因素，都不是消防组织或国家体制所能直接控制，因而应该属于更广泛的自然或社会范畴或因素。

       第二、中国消防奇迹作为中国经验的一部分，除了组织结构和国家体制因素，还要有社会文化基础作为其深层成因和运行环境。

      第三，中国在全球开放社会的背景下总结自身经验，不仅要关注已有的绩效，还要注意未来的影响，特别要激发中国居民参与消防工作的积极性及自豪感，还有引起外国同行借鉴学习和推广中国经验的兴趣。这才是我们总结中国经验的根本所在。

       出于这些考虑，本文认为“消防队伍军事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有限的地方分权”作为管理方式即使是客观事实和绩效，其在主观上也与“以人为本、全民参与、社区自主、社会自救、文化自觉、民族自强”等时代价值潮流相悖，因而难以取信于人，甚至令人生畏生厌，我们应该根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此做出全面阐释重新建构。

       本文把中国消防奇迹归因于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机制，特别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社区集体守望相助的传统，尊老尚贤和敬天法祖的人文伦理，克己复礼和舍己为人道德观，还有敬畏火神谨慎用火的科学理性。这些传统文化虽然经过近代中国多次革命和现代化运动的洗礼，但由于它有千百年积累且有实用功能，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生态复杂，也由于中国文化大传统具有厚德载物的包容性，所以它仍能在现代中国得到传承，因而能在现代中国的消防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消防队伍军事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有限的地方分权”才能在中国形成并能有效运行。换言之，中国各民族的多元多样又有较高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传统文化，乃是孕育中国消防奇迹的真正母体和中国构建现代消防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

结论：传统消防经验与现代消防文化
      如同云南消防总队提供的论坛参考文件所言：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尚处在高速发展初期，火灾形势仍在相对稳定阶段。但随着经济发展提速，火灾可能迅猛增长。研究现代化的国际学界有个“发展的魔咒”：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per capita)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时，其社会结构变动最剧烈、各种矛盾最突出，因而也会是社会冲突急剧攀升和包括火灾在内的自然和社会灾害引起群死群伤事故的高发期。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正处于这一魔咒笼罩之下。照此推演，中国的火灾总量、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上升态势。中国消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基于传统中国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经验，构建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消防文化，既是中国应对或破解这一魔咒，也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为其他国家提供新范例的契机。

      我们应该从哪些路径入手来构建中国现代消防文化？笔者认为下列三个层次的整合必不可少：

     首先是中国现代消防组织机制及其运行原理，也就是围绕现代消防专业队伍的技术、知识、规范和意识和管理体制形成的思想、行动和感觉的方式及其产品。这些内涵也会受社会文化条件影响，但它作为现代消防文化核心及前沿的地位无可争议。

       其次是现代公民的消防安全知识、逃生救生技能和灭火防火的能力、习惯和意识。这些意识、知识和能力主要通过国民教育获得，但来自家庭、社区和公安消防单位的互信互动和传播传承也极为重要。

       第三是包括社会公平、互惠和社区及社会责任感在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它包括但不限于传统火文化。换言之，我们既要尊重和学习各民族管火用火乃至拜火的风俗习惯，更要理解和弘扬支撑这些知识和实践的各民族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中国是否能营造出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好的现代消防文化？本文基于学科原理、中国消防奇迹和有前文关于中国文化特点的讨论对此抱乐观心态。今年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前辈李济先生（1896-1979）逝世30周年。李济先生80多年前就基于中文的特点提出了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善于厚德载物慎终追远的特点。[2]李济先生逝世后，他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教授在1980年代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化，指出了“东方萨满文明延续型”说与“西方技术文明突破型”的区别，并说明中国文化是萨满文明延续型的代表。[3]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延续型萨满式文明，使中国属于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这种类型本身将使它能够兼容国家、社会与历史文化传统于一体，从而在今后的发展中不仅有可能破解“1000-3000美元GDP社会必然处于转型动乱期”的魔咒，而且有可能构建出能够把中国消防奇迹提升成中国消防文化进而向世界推广的中国经验。（完）

[1]
本文作为大会发言稿提供，引注附在文内，仍未符合学术论文标准，笔者承认本文待完善并乞读者恕。

[2]
参见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第23-24页。

[3]
参见互联网疯清扬文章：《考古学家张光直生平》。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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