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季节更替：方法、修辞与意识形态
吴小英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命运，使得这门学科的变化如同季节的更替，耐人寻味。从它的出身来看，虽脱胎于自然科学这样一个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但是当它面对繁杂的社会领域和社会问题时，依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事实上，社会学的两个儿女各自竖起实证和解释的大旗，也早早地分家了，并在旗下发展了自己的门派和后裔。此后一百多年，双方在相互较量的过程中此消彼长，并未能决出一个胜负。然而关于方法的疑惑和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息过。
这种学术传统的内部纷争并没有导致学科的任何危机，因为它们从根本上遵循着同样的修辞：就是以社会学与社会的契合作为学科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那里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社会学遂从破土而出的早春季节，迎来了果实丰硕的秋收时代。所以从本质上说，社会学或者社会科学必然是功能主义的，它必须与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可以存活下来。因此到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当整个西方的精神世界处在空前的危机之中时，社会学的危机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危机并没有导致荒芜。社会学突然一改原来的秩序捍卫者的形象，开始从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到新的修辞，担当起批判的角色，塑造了多元化的天空。80年代之后，社会学走出一蹶不振的隆冬，进入火热的夏季，各种方法、流派、理论层出不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实证的气息依然笼罩在各个角落，但是社会学中的权威从此坍塌，迎来了真正自由的、百家争艳的时代。这一时代社会学的最大变化，就是原先看重的与社会之间的契合成了虚假的无意义的目标，而作为学术场中的一员，社会学与市场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主宰这一学科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在这个市场中，既有经济学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又有文化研究这样充满潜力的后发力量，社会学无论在方法、修辞与意识形态上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点。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淡季和旺季，更多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牵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天之后，社会学伴随着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科学的复苏而得到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但是几十年来我们的工作无非是在一边补上西学传统的课，一边清除意识形态的残余，并在此基础上试图确立作为学术或学科的独立规范。但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语境下，社会学所能做的充其量是一些“补遗捡漏”的工作，同时不断地为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与合法性正名。因此自80年代重建以来社会学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淡季，书店和图书馆找不到这类学科的独立书架，媒体和公众面前看不到这类学科专家的影子，只有一些忠实的票友慕名而来，守卫着这一冷冷清清的领地。
这样一种状态的好处，是社会学的从业者没有浮躁的条件和机会，只能安安心心地坐冷板凳，虚心地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学和社会学的规范，如何将这些规范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并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区别于像经济学这样的显性学科，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地盘。的的确确，经过20多年的积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和规范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作为一种学术建制的机构、杂志、学会、人员队伍也已初步形成，研究网络从最初的南开“黄埔军校”精英培训班，转化成了各高校越来越多的科班青年学生后起之秀，在整个学术共同体内初步形成了一种不同阶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和机制。
然而这样一种平静的淡季在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些波澜。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和普遍化，一些主流学科所能解释的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一种空前的社会需求，就是希冀寻找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到解决方案。倒来默默无闻市场需求，的社会需求，。。科班青年学生。以及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就将素来默默无闻的社会学家推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两年来，比比皆是的社会问题以及频频收到的上方传唤，使得社会学家们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这个春天不仅仅是由官方的焦虑点燃的，同时也是由市场的渴望推动的。很多社会学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庆幸自己终于赶上了这个“大有作为”的时代。
然而春天就真的那么令人欣喜吗？许多人忘了，春天不仅仅是百花盛开的好时节，同时也是沙尘暴肆虐的季候。他们还忘了，季节的更替是无法逃脱的，如果在社会学的旺季里不积累下牢固的根基，又如何能够捱过漫长的、清冷的淡季？所以在中国的社会学刚刚有起色的今天，这种迅猛而来的春天的讯息，既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同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节骨眼上，社会学又该到了重新检讨自我的时候了，否则就会重新陷入另一场更深的危机。
首先，从方法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学界还有很深的实证主义依恋。这种依恋的正面效应，就是至少在学界树立一种自主的传统，抵制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界无所不在的威权主义阴影。但是如果没有对西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传统的蓬勃和衰落的整个进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种依恋就会流于愚昧，就会成为新的威权主义或者为威权主义所利用的新道具。而这种状况现在在国内的社会学界频频发生，各种脱离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数字灾难”就是明证。为此，一些有识的社会学家试图走出形式主义的泥沼，开始探索新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比如近几年孙立平教授在各种场合极力倡导的“实践社会学”，将研究的目光转入普通人的、动态的日常生活实践。但是这种转变与其说是方法论上的，不如说是修辞意义上的。
其次，困扰中国社会研究学者的一个长期心结，就是如何将主要产自西方文化土壤的学术传统和知识应用于本土的问题。这种本土化的焦虑一方面来自中国转型社会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又来自学科和学者自身生存的压力。西方知识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标准和规范，国内社会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套规范和标准的引入和传播。然而在具有强大的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语境中，学科和学者生存的正当性，还要看他们使用的这套漂亮的西式模具能否骚到中国复杂社会的痒处。也就是说，无论你选择了哪一种修辞和主义，都必须将社会学与社会的契合当成天然的目标。这种功能主义情结不仅造就了各种各样纷繁的修辞，也确立了国内学者“将本土化进行到底”的决心。
最后，意识形态向来是中国学界上空挥之不去的幽灵。近两年来国内学界出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社会学的向左转和一片红。作为功能主义的天然捍卫者，国内社会学界第一次出现了整齐划一的批判声音，对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批判、对社会流动断裂的批判、对权力精英和权力运作机制的批判、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等等。整个学科迅速演变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者，社会学家成为下层人和各种处在被剥夺位置的群体的代言人。这种转向一方面使社会学适时地抓住了普通民众关心的、有可能被其它主流学科所忽略或冷落的社会问题，从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领地、立场和关怀取向；另一方面又使自身不经意地卷入曾经试图努力逃脱的“政治正确”的强大磁场，进而离开老祖宗所梦想的“价值中立”的研究目标愈行愈远。知识的人文关怀和学术的政治取向如何在中国这样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传统、但又缺乏后现代批判精神的氛围里健康地生存和成长，是摆在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面前不可回避的一个难题。
因此，当社会学的春风吹遍中国的时候，我们这些靠这个行当吃一碗饭的人，或许需要更多清醒而冷静的意识来重新清理一下这块地盘，看看是否还有什么腐烂的残枝败叶需要废弃，还有多少未开垦的荒地需要发现和重新布置，还有多少缺乏养分而生长不利的植物需要浇灌新的营养液。因为社会学的淡季和旺季，不可能象全国各地的景点那样仅仅依靠一厢情愿的门票涨落就可以得到收支平衡，它的季节更替也不是依靠外界刮什么风就可以完全决定的。归根到底，这个学科所需要的，引用一个流行韩剧中的一句台词，就是“细水长流地存活”，而这就需要在方法、修辞和意识形态上不断寻找新的市场生长点。
文章链接：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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