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社会学与人类学田野工作

谢燕清

田野工作（feildwork）又可译为田野调查、现场调查、实地调查，是一种在各个学科里广泛应用的方法。历史考古学、民俗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等等都在使用这一方法。然而，田野工作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是社会科学体制化的关键时期，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承认，被接纳到体制（大学、研究机构）中，对于各门类知识都十分重要。进入体制意味着有了世袭的领地，从业人员可以从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相应的一部分，通过学位的授予等形式，该知识形态可以以生物学方式繁衍后代。[1]
   各学科存在都得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传统，各门类知识都能从古希腊、罗马那里找到自己的理论源头，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在确立研究对象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做法有点特别，它们是一国家的边境线为界，社会学研究国内，人类学研究国外（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催生的，而人类学则是海外殖民扩张的一个副产品。[2]
   在寻找独特的研究方法上，人类学面临的压力比较大。当时的古典人类学家的书斋式的工作方式几乎将若干世纪积累的民族学资料消耗殆尽，出于对这种穷经皓首的日子也腻烦和对资料的不信任，以及意识到原始部落文化的消亡，到实地去亲身搜集资料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的进化论学者纷纷前往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的人类学在博厄斯（Boas）的带领下也纷纷投入田野[3]。特别要指出的是，剑桥学派的里弗斯(Rivers)晚年由进化论者变变为传播论的支持者，而博厄斯与德奥的传播论有递进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到了十九世纪末，古典人类学的两大学派都认识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
   尽管古典人类学家已经在大学、博物馆、研究机构谋得一席之地，在知识界也获得崇高声望，如泰勒、摩尔根、巴斯蒂安、麦克伦南、弗雷泽等人，其中泰勒、弗雷泽还受封爵士，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但人类学在学科体制中的地位还是比较模糊，学者们到晚年才获得人类学的职衔，在此之前往往是寄居其他学科的门下。另外，学科里业余爱好者不少，特别是摩尔根，他甚至拒绝进入美国大学体制[4]。这种专业意识不强的人活跃在人类学界，是不利于人类学树立其专业形象的。至少英国的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人类学需要突破，进化论、传播论的理论潜力已经发挥到极至，其表现是各位学者的论点缺乏新意、理论构建平面化，最后集中到一点上，即激发古典人类学家灵感的民族学资料的匮乏感和不真实。[5]在英国，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田野工作上。“到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去”已是人人认可的，然而要区别以往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冒险家、旅行者、商人的民族学记录，还需要在如何确保民族学资料的科学性、专业性上下工夫。剑桥学派的里弗斯被认为是找到了田野工作方法论的突破口，但由于死亡终止了他的一切活动，具体的实践留给后人去做了。在德国学术界没有谋得职位的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来到英国，他抓住了英国人类学界转型的机遇，运用他的功能主义有效地将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有机的融合起来，一举解决了困惑英国人类学界的田野工作方法问题。他的特洛布里恩（Tribriand）调查为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树立了典范，而他本人也跻身英国学术界，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宗师。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学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学位，取得资格认证。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萨摩亚，是因为当时美国的人类学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学术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当她要求去调查那伐鹤（Navaho）印第安人，遭到博厄斯的拒绝，理由是那是赖卡德（G.Reichard）和戈达德(P.Goddard)的地盘。（Mead,1975）
   在马林诺夫斯基和R-布朗的带领下，英国人类学家如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鲍德梅克尔(Powdermaker)[6]等人以自己的实践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美国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克鲁伯（A.Kreober）、萨皮尔(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下将美国的人类学带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
   当人类学在殖民地从事田野工作，并以此革新了人类学工作方式，社会学家在国内也出现了以田野工作推动社会学研究的新动向。[7]这一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美国，其代表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关注“他者”，就美国而言，人类学研究北美土著，社会学研究欧裔、亚裔、美国黑人等“少数民族”、“种族和民族的关系”。
   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一开始是在教会的自主下进行的，林德（R．Lynd）作为一名刚刚被授职的新教牧师，被教会选中到处北美工业社会里基督教社区的道德状况。在林德之前，芝加哥大学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斯莫尔（A．W．Small）1893年创建芝大社会学系，他的研究取向有较强的教会色彩。然而到了托马斯(W.I.Thomas)、伯吉斯(E.W.Burgess)、帕克(R.E.Park)、麦肯齐(R.D.Mchenzie)时期，芝加哥社会学系摆脱教会色彩。芝加哥学派的关键人物是托马斯，他和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合作研究在美国的波兰移民为社会学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在这项浩大的研究里，他们使用了许多研究方法（包括征集信件、日记、报纸等），托马斯还提出了“情境定义”的概念。正是这个托马斯把帕克从南方的记者职位上引入芝加哥大学，尔后托马斯因为受到政府和校内保守势力的迫害、排挤离开芝大，但帕克的到来已经足以弥补托马斯离去所造成的损失。
   帕克主导了芝大社会学系很长时间。他认为，“每一个美国城市都有贫民区、犹太社区、移民区、以及多少保留了点异国情调文化的地区。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波西米亚，生活在那里要比其它地方更自由、更冒险、更孤独。这些地方被称为城市的自然地区”。他特别指出，“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家博厄斯和罗维（Lowei）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时所使用的细致方法，若应用于现代人的研究定会更有成果”。（帕克等，1987）于是犹太人社区、意大利人上去、波兰人、德国人、中国城等大城市中的小社区、亚文化地区和社团都成了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小城市、乡村、郊区等“民俗社会”的研究也得到推动。[8]
   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学家和国内的人类学家、英国的人类学家都保持密切的学术互动关系。林德夫妇在去调查之前，先向人类学家威斯勒（C.Wissler）请教，而后者提供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表格最为参考。因此在中镇(Middletown)研究里，已经渗透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以后，R．林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几代社会学学生。怀特在波士顿北区进行的研究（1937-1938）是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交融的另一个例子。怀特解释说，在进行实地研究时，他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工作的，社会人类学家阿伦斯伯格（K.M.Arensberg）指导他读了很多人类学著作。怀特是带着《街角社会》的初稿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继续在社会人类学家沃纳（W.L.Worner）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可以说怀特是带着人类学的经验进入芝加哥学派。而芝加哥大学1929年建立人类学系，对这个系产生重要影响的有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法里斯（E.Faris）。而芝加哥学派大佬帕克的女婿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在1928年发表了他的关于墨西哥研究的学位论文，他提出的小社区的“民俗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与人类学混合的产物，也是两者共享的。
   人类学的海外田野工作在二战后受到极大冲击，殖民体系崩溃，反帝反殖的国际风潮使得公开宣扬人类学与殖民当局亲密关系的人类学家尴尬不已，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信任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变得很困难。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规划以及所谓全球化的浪潮正深刻改变人类学家的田野面貌，“原始”的提法既不被接受，而且与现实也越来越不符合。[9]如果一味地坚持“原始”的标准，人类学家势必将被赶到博物馆去。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田野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也采取了相应的适应性对策。一方面，（西方）人类学家拼命洗刷自己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鼓吹文化相对论和多元主义，树立自己保护弱小民族文化的形象；另一方面坚持田野工作。由于西方国家仍然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其经济和政治的霸权依然存在，因此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摆脱西方国家，大多数国家仍然和西方国家保持合作、依附的关系，人类学家仍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非西方国家，如美国人战后仍可以到东南亚进行田野工作，英国人和非洲的联系也保持着。对于关上大门的国家，如中国，人类学家采取了迂回的策略，研究美国的唐人街、新加坡、东南亚的华人社区，而香港、台湾则成了了解大陆的窗口和替代品。当然，这也造成对中国的研究萎缩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研究。坚持海外的田野工作的同时，人类学家也开始重视国内的田野工作。曾经在剑桥学习过人类学的查尔斯王子，作为皇家人类学会的保护人，敦促人类学家关注大不列颠的问题。据统计，在《人类》（Man）上发表的61篇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论文里，关于欧洲的有13%，这个比例相当可观。同时，英国人类学家在英国都有自己的第二战场，其数字尚无确切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研究成果都发表在社会学的刊物上了。（Kuper,1982）美国的人类学在国内有其传统的印第安人研究，原先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少数民族、欧裔社区等也都成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对象。
   从总的趋势来看，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逐渐重合的迹象。一方面是国内的研究对象的重合，另一方面，海外研究对象的“原始”性质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是世界范围里的工业化浪潮下出现的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趋同的现象，人类学家在异文化地区见到的，与社会学家在国内看到的，同样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弊病。西方人类学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重新回到自己的社会或类似的社会。对人类学家而言，文本研究的意义逐渐上升，他们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没有文字、没有历史的部落社会，甚至那些残存的部落社会也由于数代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而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志文本。人类学的研究也由过去关注宗教、亲属制度等转变为兼顾政治、经济等制度研究。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刺激了社会学的都市田野工作，芝加哥学派的昌盛与它在方法上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社会学的实地研究的发展，丰富完善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体系。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国内，而田野工作的对象也逐渐和社会学趋同，但这不意味着两门学科会融合在一起。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重合，社会学的主要兴趣还是国内问题，而海外研究和异文化研究仍然是人类学的兴趣所在。其次，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是有很大差异，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而言几乎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对社会学而言，重要性显然有所降低。并且两个学科在理解田野工作和具体操作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第三，社会学和人类学各自确立了其在社会科学体制中的地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无论是从人事体制、社会资源、和影响等因素看，都具备了捍卫既得利益的能力，特别是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知识谱系，确实不可以一概而论。确实有社会学和人类学放在一个系里的情况，但在有条件的地方（资金、师资充足），这两个专业却是各立山头。这说明两者有密切关系，但又是有区别的。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早期的社会学学者吴文藻欲以芝加哥学派的方法来提升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水平，他糅合了社会学、人类学两方面的理解，在中国倡导社区研究。他派出去的学生主要受的是英美人类学的训练，在四十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到了49年后，人类学、社会学学术研究中断二十年，79年重建时人才凋敝，才有南开讲习班之举。经过若干年积累，到九十年代才有繁荣的迹象。[10]由于中国社会学近三十年的空白，再加上社会学本土化的中断（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只是为本土化开了好的头），社会学界对新时期的理论、方法均很生疏，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停留在简单的资料统计水平上，要么是模仿西方人已做过的研究，借用别人的命题设计进行填充，得到的结果很脱离中国实际。也许是受到费孝通的“社区研究”这一综合体现社会学和人类学实地研究方法的思路影响，一批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反而显得有声有色，对于提高社会学本土化和抬升学术水准都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在这里，社会学对农村的研究和人类学对农村的田野调查显示出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时空维度[11]，而田野工作则使得两个学科走得很近，加深了两个学科在术语、命题、理论上的交流和分享。这一现象将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华勒斯坦等，1997，《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   

   怀特，1994，《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1999，《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林德夫妇，1999，《米德尔顿：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盛学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林诺夫斯基，1994，《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夏建中译，台北：桂冠。   

   帕克等，1987，《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R-布朗，1988，《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托马斯、兹纳涅茨基著，扎列茨基选编，2000，《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王铭铭 1997，《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1998，《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heung,S.C.H., 1998, On The South China Track: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uper,Adam, 1983, Athropology and Athropologists: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Mead,M. ,1975, Blackberry Winter :My Earlier Years. NewYork: Pocket Book.

   Vidch,A.J. and S.M.Lyman, 1994,″Qualitative Methods:Their History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N.K.Denzin & Y.S.Lincon ed., Thousand Oak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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