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李永祥
内容摘要：本文从理论、研究重点、学术流派和发展趋向等方面对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研讨·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事件。灾害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相结合的结果，即生态系统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与处在较为落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状况是其产生条件。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广泛，形成了多种解释方式及理论流派，核心是对灾害进行文化构建，与其他学科共享研究的问题及调查方法是其总的趋向。
关键词：灾害研究 人类学 理论流派 发展趋向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源于二战之后。经历了60多年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美国灾害应急中心有很多人类学家参与工作，为灾害应急和灾后恢复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随着近年来灾害发生频率的增高及其造成危害的加重(如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的发生及危害)，灾害研究日益受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通过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灾害成了中国人类学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理论、研究重点、学术流派和发展趋向等方面对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进行详细梳理和深入探讨，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类学家关注灾害研究，促进中国灾害研究之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一、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之概说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首先碰到的是灾害的定义问题。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对灾害有着不同的诠释。灾害在英文中的表达拥有多个词汇，如disaster、catastrophe、hazard、calamity、risk、emergency等，汉语中也有灾害、灾难、天灾、人祸、危机、突发事件等。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这些词在特定的环境中都有不尽相同的意义。英语中谈到灾害时多数使用的是disaster，但其他相关词汇交替使用的状况也是存在的。汉语中的“灾害”在英语中所对应的词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人类学家如何把握和定义灾害?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不同学科对灾害的理解来看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定义。
早期的社会科学，一般将灾害定义为“上帝的行动”、“没有人能够对此负责的事件”等。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重点的不同，各个学科对于灾害的理解日渐表现出了不同。管理学者将灾害和危机结合起来，认为危机是灾害的重要标志，是不可预测的损失或者不确定性损失及不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将灾害看成是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可以观察到的事件，它使社区或者更大范围的地区遭到破坏，并造成财产损失，使社会功能不能够得到正常发挥，灾害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与社会结构和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家对于灾害的定义有的是重视自然因素，有的是重视社会因素，有的则试图将两种合二为一。人类学家则将灾害看成是自然产生的，或者是人类创建出来的，能够潜在性地对社会造成破坏的环境动力与较为落后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状况相结合的事件，灾害后果能对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秩序和文化意义造成破坏。即，灾害是由自然的、技术的和人为的因素导致的，能够对环境、经济和文化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它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相结合的结果。生态系统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和处在较为落后社会和经济生产条件下的人口状况是其产生的条件。
就灾害类型而言，也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方式。有学者将灾害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种。自然灾害是指人类无法控制的灾害，如地震、火山、海啸、飓风、泥石流等，而人为灾害则完全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包括核泄漏、毒品泄漏、石油泄漏、战争、恐怖主义等。有的学者将灾害分为三类：自然灾害、技术性灾害和社会灾害。自然灾害指的是地震、火山、台风、洪水、干旱等;技术性灾害包括危险物质破坏性泄漏等;社会灾害包括战争、恐怖主义等。有的灾害与人类活动无直接联系，如地震、火山、海啸等;有的灾害则与人类活动有关，如泥石流、洪水、干旱、酸雨等。人类活动可能减少或增加这些灾害的发生频率;而有的灾害直接源于人类活动，如石油泄漏、战争等技术和人为灾害。一些灾害是可以预测的，一些灾害却很难预测。可以预测的灾害包括各种气象灾害等，很难预测的灾害包括了地震和一些突发性技术事件。还有一些灾害虽然没有办法准确预测，但可以通过传统知识进行观察和判断，泥石流的发生就属于这一类。在人类学家看来，灾害的产生有两种形式，即缓慢发生性灾害和突发性灾害。突发性灾害包括了地震、火山、泥石流、洪水等，而缓慢发生性灾害包括干旱、有毒物品泄漏等。这些灾害都会对环境、生态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灾害的产生，是外部可变性和内部复杂性相结合的结果。外部的可变性是指在客观环境脆弱性条件下发生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和技术现象，内部的复杂性则是指与破坏性的自然和技术现象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当人们将灾害看成是环境和人类系统的组成部分时，灾害会对社会和环境的适应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严峻考验。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承受可预见的环境灾害，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为什么人类学家需要对灾害进行研究?人类学在理论、方法和所要探索的相关问题上与别的学科有什么不同?人类学对于灾害研究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们怎样影响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人类学的哪些成就能够为决策者或者发展机构的减灾和灾后恢复行动提供建议?这些问题，目前已成为人类学日益关注的方面。
事实上，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关注已经有了很长时间，很多人类学家在研究中提到了灾害对于当地经济和生存环境的影响。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中写道：“努尔地区的重要特征有：(1)它绝对是平坦的。(2)它有粘土性的土壤。(3)覆有稀疏、纤细的丛林。(4)在雨季，这里布满高高的杂草。(5)这里常常遭受大雨袭击。(6)这里横穿着一些一年一发洪水的大河流。(7)在雨季结束，河流水位下降之际，这里又常常遭受严重的干旱。”文中的洪水和干旱就是自然灾害的概念，说明灾害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已经受到了人类学家的关注。但是，这种源于文化生态学的灾害概念不是关注的中心，因为人类学家没有将它与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专题讨论，也没有构建灾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源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资料和探索的问题是零散的，系统性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但是，很多的理论基础形成于这个时代。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灾害研究，虽然延续了自然灾害是“上帝的行动”、“不可预测的事件”的传统观点，但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已经逐渐凸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即将灾害看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性特征，而不再如传统观点那样把灾害看成是一种极端不可预见的事件。这种划时代的观念转变，将灾害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经济等紧密联系起来，使灾害成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组成部分。灾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成为人类学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人类学灾害研究之理论形成的标志。
灾害将人类学家和当地社区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他者”，充当着他们的发言人，这在人类学灾害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和具体。一些人类学家在撰写灾害民族志时，不仅使用了“他们”一词来描述受灾群体的状况，还同时使用了“我们”一词来表明人类学家也日益融入到受灾群体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可以说，“他们”、“我们”、“我”在灾害民族志中具有不同意义。人类学家还提醒研究者，传统的村民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假定信息提供者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但事实上，对灾害这样一种特殊现象来说，他们并不能提供人类学家需要的所有信息，不能完全理解正在影响他们的灾害过程，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这要求人类学家针对各种情况和不同群体进行调查分析，包括受灾群体、救灾组织、当地政府等。
作为当地社区的组成部分，作为参与观察法的倡导者，人类学家对于所研究的社区负有重要责任，包括对当地人的研究及实际上的帮助。Anthony Oliver—Smith等人认为，由于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的发生频率增加，社区环境变得更加脆弱，而有些灾区是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的社区，人类学家自然要对这些挑战性问题进行新的思考。灾害发生后，自然的、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各种系统将发生连锁交错反应，而受灾群体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所有有关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与发生的变革，都须将其当成正常现象来考虑。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灾害研究，是社区的需要，也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人类学家所倡导的对灾害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是人类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在灾害研究中的重要区别。人类学田野调查，可以对灾区进行长时间的关注，对受灾社区进行系统研究。灾害研究不仅要集中在救灾、物资发放、临时搬迁等应急方式和手段上，还要对灾区的社会和文化所受到的影响进行长时间综合研究。美国人类学家Anthony Oliver—Smith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回答了灾后重建是恢复原来的模式、还是设计一个“更好”的模式这一理论和实际问题。他认为，很多救灾者都会设计一个更好的模式建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好的模式除非得到政府的财力帮助，否则这一模式很难实现。他认为灾后重建将延续原来的社会分层，而不是革新式模式。
人类学家对灾害进行的长期田野调查方法，除了继承参与观察法的传统，以及定性和定量方法并重之外，人类学家还特别需要观察人们是怎样处理和回应灾害的，人类学家还很有可能成为救灾和政策应对中的一员。灾害研究，不仅需要责任心和同情心，还需要更长的田野调查周期和深刻的文化理解能力。这是人类学灾害研究在方法上的独具特点。
二、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之重点
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重点与个人兴趣有关。有的注重理论，有的注重应用，有的探讨具体的灾害类型，有的则探讨灾害应急和回应方式及灾后的社会文化变迁。
第一，以灾害类型为研究重点。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灾害类型，包括地震、泥石流、洪灾、火山、海啸、干旱、雪灾、飓风、瘟疫、石油泄漏等。在地震方面，人类学家认为地震将永远挑战人类福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具有普遍性特点。但地震只发生在一些特殊地区，并不对全人类构成威胁。人类学的地震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应急和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其中又以重建阶段为主。因为地震摧毁的不仅是当地的经济基础，还使地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恢复。洪水和泥石流被认为是最为广泛的自然灾害，能够立即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疾病流行，在众多的灾害中不仅发生频繁，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也是最多的。我国是泥石流灾害多发的国家，有灾害点100万处以上。其中特大滑坡点7800处，特大泥石流灾害点11，100处。泥石流的研究在云南已有较大成就，并与社会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流行病和瘟疫方面，人类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独自发生的自然灾害，也可能是某种灾害的结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人类学家还对火山、海啸、干旱、虫灾、雪灾、飓风、石油泄漏等灾害进行广泛研究。应该说明的是，人类学家对于石油泄漏等技术灾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以灾害应急、救灾和恢复过程为研究重点。大部分灾害的发生过程是很短的，如地震、飓风、龙卷风、海啸、泥石流、火山喷发等，但影响则持续很长时间，有的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灾害过程通常包括预警、应急反应、灾民搬迁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很多社会科学家对灾害过程进行了研究，但不同学科各有其侧重点。管理学注重灾害的应急反应管理，认为灾害应急是灾害管理中的重点。社会学重点研究灾害中的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变化。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网络和组织形式是回应灾害的基础，个人、家庭、组织和更大的社会单元是处理灾害的关键。人类学则重点研究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强调恢复重建，显示出人类学田野调查优势。当然，强调灾后的社会文化变迁不等于人类学家不关注灾害预警和应急反应;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管人类并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也没有人能够准确计算出来，但必须像知道一样行事。强调灾前预警、灾害应急和回应方式是因为能减少财产损失，而强调社会结构在急救中的作用是因为个体、家庭、亲属、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等在灾害中处于相互协作的状况。应该说，在灾害应急的过程中，人类学注重文化对于灾害的回应;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人类学注重文化变迁。因此，文化在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
第三，以受灾群体为研究重点。受灾者中有很多群体，他们与阶层、收入状况、族群、性别、年龄、亲属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Bolin和Stanford通过对1994年发生在美国南加州的地震灾害进行研究，分析了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受灾群体：第一种群体与阶层有密切联系。阶层是获得资源能力的标志，高收入阶层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的工作和教育机会及较高的收入，还有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低收入阶层则生活在危险的环境中，不易得到灾后恢复所需的资金和帮助。第二种群体与性别有关。妇女在灾害中受到的伤害最多，那些生活在脆弱性环境中的贫穷妇女更是如此。第三种群体与族群有关。不同族群获取资源的能力和回应灾害的能力不同，低阶层族群在灾害中更加被动，族群能显示出脆弱性环境下的社会特点。第四种群体与年龄有关。高龄人员和儿童的避灾能力有限，如果高龄人员和儿童源于低收入阶层的话，问题会变得更为严重。第五种群体与语言使用和表达能力有关。较低水平的语言能力可能成为躲避灾害的障碍。第六种群体与移民有关。那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在灾害中处于弱势，在恢复重建中较少得到帮助。此外，很多人类学者还关注了受灾群体内部结构、社区组织和地方政府等，认为灾害能使亲属等组织相互团结，共同应对灾害。笔者在哀牢山的研究也证实，灾后重建中相互帮助的人通常是亲戚朋友，他们能够合理地分配劳动力，几家人团结在一起，先盖一家的房子，然后再建另一家的房子，或者简单的劳动自己做，碰到立柱或者浇灌屋顶时，大家相互帮助等。
第四，以学科关系和内容为研究重点。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涉及到了本学科的众多领域，如政治、权力、社会文化变迁、族群关系、阶层、社会性别、弱势群体、灾害史等。在灾害与文化关系方面，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回应、文化变迁、文化恢复及灾害的文化构建等是研究重点。灾害和文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与文化、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灾害与族群的联系很紧密，族群理论中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边界主义学派的观点在灾害研究中有充分体现。灾害使族群内部的一致性得到加强，尽管竞争也会经常出现。在灾害与社会冲突方面，认为灾害能够导致移民和搬迁，而新的移民会打破原有的人口结构和族群关系，导致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占用当地人资源就会形成新的冲突和竞争。灾害能导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的不和谐，最后导致民族与民族间的不和谐。人类学家重视灾害考古学和灾害史学的研究。灾害史学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索灾害的发展历程和对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它既研究当代灾害，又研究历史上的灾害。农业经济、农业危机、灾区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等也是灾害史学的主题，认为灾害像一个能够引起突发事件的启动装置，导致社会和文化变迁;灾害还像一个揭露者，它使某一时期的复杂情况显现出来。另外，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还涉及了广泛的学科内容，社会管理、法律、保险等学科的相关成果也相继发表出来。
三、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之理论流派
通过灾害研究，人类学家为人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由于资料有限，要对灾害研究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进行系统梳理，目前还有一些困难。为此，本文只对几种重要流派进行简介，延续了Anthony 0Iiver—smith、Torry等人的观点。
政治生态学派与早期的人类生态学派有密切联系。人类生态学派源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学和地理学，认为人类身边的各种环境危机并非与人类社会无关，灾害是自然和社会两种力量的结合体。因此，个人、集体和社会可以缓解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人类学灾害研究中的政治生态学派，在早期的人类生态学派影响下，强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即灾害不被认为是极端的地理事件，而是施压在自然环境之上的社会秩序和功能，即人类对环境的错误性应用。他们认为，灾害的产生，取决于人类对于环境的过分获取及干扰环境的强烈程度，有很多灾害直接源于人类活动，其严重性与人类干预环境的程度有关，大规模的经济干预，如矿业、林业、水利灌溉、电业、工业等使灾害发生变得可能。
在灾害与政治和权力方面，政治生态学派认为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还是一种政治事件。因此，灾害研究必须分析灾区的政治权力关系。在灾害发生时，社区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是政治性的，政府合法地掌握着救灾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和分配的权力，而政府决策者对于社区需求的回应又以长期消灭贫困和提高生活质量相联系。这样，政府面临的两种情况就出现了：首先是灾区物资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及与权力的关系;其次是灾后重建中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和政策优惠。而灾区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会在恢复重建中变得很微妙。事实上，人类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象征性意义，其象征符号完全有可能被宗族、社会团体和政府成员用来控制灾害中的各种利益分配。因此，灾害具有政治和权力的象征意义。
环境脆弱性理论认为，灾害是社会人口因素与生态系统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两者的结合并不一定会发生灾害，但却是灾害发生的原因。一个不可避免的灾害与环、境的脆弱性条件有关，包括地点、基础设施、社会和政治组织、生产和分配系统及社会中的思想体系。例如，流行病和瘟疫的产生就与环境脆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用河流来处理废水，这不仅会传播疾病，严重的工业污水还会导致各种流行病，如霍乱等。因此，环境脆弱是灾害发生的核心元素。
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Anthony Oliver—Smith、Hoffman等人。他们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环境脆弱性对灾害的意义，其灾害的定义也与环境脆弱性相关。事实上，脆弱性包括了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灾害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环境脆弱性是指整个环境和生态系统处于脆弱状态，是自然灾害发生的先决条件。环境脆弱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脆弱的环境条件可能导致灾害的发生;第二，灾害又导致了新的环境脆弱性或者说灾害使环境更加脆弱。因此，灾后恢复重建和发展规划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人类群体脆弱性指人类避免、处理灾害的能力及灾后重建的能力，它与人类生存条件、社会和经济资源、生存模式和社会权力密切联系。脆弱性人类群体通常是指一些处在较为落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弱势群体。当今的环境脆弱性还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是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环境和资源的无限制掠取造成了环境脆弱性，是资本主义的不良发展导致了“环境荒野”和缺乏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人类只有保持生态完整、社会和经济民主及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才可能拥有安全的故土和居住地。
行为回应学派(行为回应指的是个体、组织和机构对于灾害的回应)涉及了广泛内容。很多欧美人类学家投身其中。他们认为人类能够对灾害做出回应，并形成应急机制、秩序恢复方式和预防手段。
但是，人类行为对于灾害的回应与族群、阶级、年龄、性别等有关，融入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因素。在Marsella等人所编的书中，有多篇文章对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及美籍华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墨西哥人、加勒比海黑人等在灾害中的应急反应和重建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同群体对于灾害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即使是相同群体对不同的灾害也有不同的回应。换言之，人类群体没有相同的灾害应对方式，这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人类回应方式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此，行为和决策模式必须在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提倡一种整体论的灾害解释方式。灾害救济导致物资流通和需求服务，很多人在灾害中获得商业机会，因此有人类学家将灾害称为“最坏的时间、最好的机会”。政府应急帮助、社区互助、宗族一体化等与社会组织和权力密切联系，管理者不公平的物资分配方式会导致很多政治问题，使道德和文化面临考验。灾民对政策的回应方式包括了合作和反抗。生物的和社会文化的应变性在灾害回应中变得非常重要，两者密不可分，并与权力相关。
社会自动平衡理论的代表者是美国人类学家Torry。他认为灾害虽然对社会结构造成破坏，但社会结构会自动平衡，这种平衡关系的恢复在土著族群地区特别明显。因此，社会自动平衡理论强调了土著社会和文化在反复无常的环境条件下所获得的长期稳定性。经济功能的恢复、族群交流的恢复、社会文化平衡系统的恢复、宗教活动的恢复、社会治安的恢复等都是该学派涉及的内容。社会自动平衡理论强调社会的各个部件继续发生功能和作用，并回到稳定状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与该社会的文化有关。换言之，文化在这种恢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文化和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系统在灾害发生之后功能得到恢复。
社会和文化变迁学派认为，灾害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灾害使社会和文化系统向其成员提供需求的能力遭到破坏，而新的调整和安排又一时建立不起来并发生作用。因此，必须强调长期的文化变迁问题，换言之，灾后重建中的文化恢复是其重点。该学派强调长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特别是灾害发生之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Anthony Oliver—Smith根据自己的经验曾写道：“很多人都对灾害做这样的假定：第一，有一个地区发生了灾害;第二，世界对灾区人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第三，灾害完成了。人们认为，当灾害发生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提供帐篷、毯子、药物和食品。我不这样做。……我的灾害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恢复重建阶段。”在他看来，救灾过程不能简单描述为提供帐篷、毯子、药物、食品等。救灾工作中最复杂、最昂贵、最长久、最易变的阶段是恢复重建，它们与族群、阶层、性别及灾区援助模式等密切相关，长期影响灾民。笔者对于云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中，也证明了灾害所导致的灾害文化变迁和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灾害导致了社会和文化变迁，而社会和文化变迁又加速了环境脆弱性，当这些因素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时，会对当地社会道德、经济、传统观念造成很大冲击。因此，社会文化变迁学派的观点和解释方法是灾害研究中的重要代表。
应用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对于灾害的应用性研究非常相似，都是针对实际问题的。灾害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冲突是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加拿大人类学家Zaman就对孟加拉国的洪水处理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指出了不同处理方案的不同意义。法国专家与孟加拉国洪水控制和灌溉部官员一起，进行一个庞大计划，即对国内主要河流进行巨大的河堤建设，以便获得低水位。该河堤长达4000公里，花费超过100亿美元。美国和日本专家则不同意法国的计划，认为那不仅浪费钱，还会失去巨大的农田。美国专家认为要提高预报技术，同时研究和促进土著居民的“洪水生活”方式。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折中方案，认为根据需要修建一些河堤，但也应当重视当地的社会、环境和管理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应用人类学对于灾害的研究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和争论。
应用人类学还对灾害的预警系统进行研究。虽然有的灾害是不可以预测的，但这不等于没有传统知识对此做出反应。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就被认为是预警和减少灾害的重要资源。应用人类学还集中在灾害的应急和搬迁上，如开展医疗急救，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困难亲属，减少社会冲突等，强调文化对于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性。应用人类学家强调救灾必须与发展项目联系在一起，以防止环境和人类群体变得更加脆弱。
四、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之发展趋向
灾害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发展是社会科学家重视灾害研究的结果。一直以来，灾害研究中重自然科学而轻社会科学、重技术而轻社会文化的现象在学术界和管理者那里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也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人文学科在灾害研究中得到了应有的位置。很多国家的救灾组织和委员会都有社会科学家参与。灾害发生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结果体现出综合的社会问题，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涉及到了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社会科学家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学科特点、资料收集方法、田野调查方法、理论和实践上所要回答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和对话的发展局面。
从现阶段成果来看，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人类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共享调查方法、回答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总趋势。人类学家研究灾害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相似性，显示出社会科学在灾害问题上广泛的一致性。例如，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对灾害的发生过程，如灾前预警、灾害应急、灾后恢复重建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对个人和社会组织对于灾害的回应方式进行解释。研究成果除了发表在本学科相关杂志上外，还发表在与灾害专题有关的杂志上。如英国的3DisaSter、瑞典季IternationalJurnal of，Mass Emergencies andDisasters等。第二，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不断得到发展，涉及的灾害种类越来越多，探讨的问题越来越深刻。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关注，从原来的自然灾害发展到了技术和社会灾害，从最初的零散式探讨发展到长期的系统研究，灾害的界定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科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Anthony Oliver—Smith也不得不承认，“灾害”一词总是与一大堆现代问题相联系。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灾害的研究领域不会得到很好发展，除非这个领域中的关键概念得到更清楚的界定和多数人的认同。然而，正是这些复杂的联系吸引了很多人类学家对灾害进行探索，并有相当系统的田野调查和灾害民族志发表出来。例如，Rossi就针对地震灾害中的社区重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调查，并对相关的方法进行了总结。而Narayan等人则对灾害管理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印度为例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在灾害管理中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第三，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学者们已经在对某种灾害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构建灾害研究的理论及学派。美国人类学家Anthony Oliver—Smith、Torry、Hoffman和社会学家Kreps、Quarantelli等人在此方面有杰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进步。历史学家走在了中国灾害研究的最前头，除了《中国灾害通史》编撰之外，还有诸多研究成果，对历史上的水旱、流行病、地震等灾害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与地震有关的灾害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如刘雪松、王晓琼就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于汶川地震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伦理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走在了社会科学的前列。《民族研究》在2008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与灾害有关的文章，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汶川地震的方法论讨论，等等。上述成绩证明了中国人类学对于灾害研究所做出的初步贡献。可以说，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方兴而未艾。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10年3期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