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
□ 马富英
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跨界民族却越来越脱离主体民族，引起民族间冲突，导致统一国家分裂。显然，国际经济运行的主体化要求，使那些拥有较大地域、较多资源和相对独立的跨界民族，在出现适当条件时开始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利甚至是独立。如果以苏联解体为这种风潮之始，以南斯拉夫分裂为继续，我们就会发现，此后的世界热点冲突中几乎无处没有“同种”、“同族”、“同宗”的影子。跨界民族问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国内政治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的借口。
从中国边疆政治学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关系。
首先，中国不会出现类似苏联裂变的情景。从历史上看，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根本不同于沙皇时代俄罗斯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从地缘政治上看，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其分布广度和人口数量始终居于国内主导地位；从边疆制度上看，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大部分民众趋向于内，而不是趋向于外；从社会发展来看，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的中国为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其次，中国跨界民族问题与相邻跨界民族构成的主体民族国家有密切关系。在中国的跨界民族当中，有许多民族与邻国同一民族在各方面的交往十分密切。邻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与否，必然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跨界民族。特别是在当今国际关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周边国家内政时常受到大国政治角逐的影响而处在动荡之中，自然会影响到中国境内的跨界民族。
第三，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周边国家是否稳定有直接关系。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是由跨界民族居住区域和人口数量决定的，有相对集中的民族自治区域和一定人口数量的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影响大而深。在睦邻关系友好时，这种跨界民族状态就会对睦邻关系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起到消极的负面作用。人口相对较少且散居的跨界民族，面对的主要是贸易和边界管理问题，如果出现边界冲突或者边疆区域稳定问题，一般属于国家层面。
第四，从边疆治理的角度出发，可以把中国的跨界民族区分为南方跨界民族和北方跨界民族，两者所面临的问题存在很大的不同。对于南方跨界民族来说，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当地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迅速提高发展能力，实现创新发展；对于北方跨界民族来说，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除了需要保持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的一致性外，还需考虑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必须以更快更好的方式实现创新发展。
第五，保障中国跨界民族的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高于相邻居住的跨界民族，这是保证边疆区域稳定的经济条件。世界各国在解决边境居民的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待遇方面都有特殊的政策。中国的边境特殊性在于边疆区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部分重合，这就要求我们把跨界民族问题与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结合起来，重视解决跨界民族存在的问题，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来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只有充分保证国家利益，才能充分保证跨界民族利益。必须严正回击与我国争夺边界领土或领海的企图，保卫中国跨界民族的实际利益和尊严。必须严厉打击破坏我国国内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动的境内外极端势力，捍卫国家主权和法律制度，保证各族人民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保证社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
利用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理论和观点分析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这需要我们抛弃传统边政学理论的局限。传统边政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应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已不再适应今天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如果我们以为“边政学”就是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简称，那就错了。事实上，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从2002年开始的，此前，人们把边疆政治看做是与边疆经济、边疆文化一样的概念。从本质上讲，中国边疆政治学是中国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别称，也可以认为它是传统边政学的发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利用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理论观点分析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关系，而且能够得到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分析结果，从而为国家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和边疆法规提供理论支持。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