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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经 2012年第9期


“咳，看来你该去倒个痰了！”

　　对于今天五旬以上的都江堰（灌县）人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明了的。它说的是，你这个人神经不正常，有精神病，应该找会倒痰的人给整治整治。在西医没有大行其道的年代，倒痰在都江堰也是一门特殊的技艺，不是每个人都会的。那时，对于都江堰人而言，神经病也好，精神病也好这些西医术语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如同同期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灌县人将一个人神智不明的状态，会说“中邪了”、“疯了”或“傻了”、“呆了”。会倒痰者要么是中医，要么是巫医，是一类具有多重身份、角色的边际人物。后来，随着西医的日渐强势，人们也根据中医传统和地方特有风俗，将精神方面的不正常状态称为“邪病”或“虚病”，以与生理上器官性的病变——“实病”区分。

　　如今，当在都江堰乡间，西医也大行其道时，尤其是精神病院或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随处可见时，作为一种技艺的倒痰和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倒痰者在都江堰都没有了。但是，倒痰作为一个日常用语还存在中老年都江堰人的辞令交际之中。倒痰的含义虽大致保留了本意，但感情色彩却由严肃转为了调侃、戏谑，意思指某人脑子有问题，不正常，神经兮兮的。在相当意义上，倒痰这个语词既与国人皆知的四川方言“瓜娃子”、“瓜兮兮的”、“哈戳戳的”语义相近，也与近些年在网络等新传媒流行过的“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傻屄/傻蛋/傻叉/傻缺/菜鸟/白痴/弱智/大弱/智障/幼稚儿/玻璃/386/脑积水/脑积屎”等语词天涯比邻。

　　2011年2月9日（大年初七）在成都，数年未曾谋面的丁瑞根教授告诉了我倒痰这一“地方性知识”。亦师亦友的丁教授并不是都江堰人。他之所以熟悉这个成都方言的演变，是因为他岳父岳母是都江堰人。多年往返成都和都江堰两地，自然熟悉了一地的乡音俚语和风土人情。而谈及此话题，则有些爱屋及乌的味道。因为他早得知我母亲得了现代这个社会常见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性疾病，而且精神病院的医治并不见好转。给我提供这个信息，是希望我能注意民间的土方、偏方。他强调说：“都江堰的老人都说，‘过去倒痰都是很灵的，也万万不是谁都能随意倒的！’遗憾的是，现在的都江堰没有这类人了！”

　　其实，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史、思想史都深有研究和独到见解的丁教授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也广有涉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现代文学课上，他把《五卷书》、格林兄弟、普罗普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搞出的三十一个功能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对于当下不少的现代文学专家而言，这些知识因陌生而无用，也因无用而陌生。就是对于不少民俗学的从业者而言，这些知识也还有些旁门左道的味道。因此，丁教授对我说的上述话还有潜台词，就是劝我不要过分相信西医，相信精神病院的治疗，也可以试一下与中国文化水土相符的中医以及巫医。

　　看似讲求科学、实证的西医诊疗过程所建立的医患关系强调的是一种垂直性关系，即医生是高高在上的专家，是知识的提供者，而病人则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被治疗者，是医学知识、技术与手段的消费者，医患之间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即卖与买的基本上不讲究人情的关系。这在喜欢挠现性、文明私处，揭露其伪善，终生勤劳的深挖现代西方文明下水道的米歇尔·福柯那里，早已搞得明明白白。他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等都是对当今世界全面盛行的西方现代医学的尖锐批判。

　　遗憾的是，因急欲自强自立反而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现代化的中国，西医冷冰冰的弊端在讲究人情、礼尚往来的古礼濡染下青出于蓝，更加发扬光大。医患之间知识的供给与消费的关系彻底简单化、清晰化为买卖关系，而且还是有钱也不一定就能买的畸形关系。当下的城乡大小医院，虽然都在墙壁上写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类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标语，但谁都知道，没有钱挂号，无论是再怎样的病痛、急症，都是万难靠近医生的（当然，有政府强力干预的大型天灾人祸中的伤病者例外）。从这个意义上，在大医院看病，看的首先是钱，而不是病，作为人的患者沦为冰冷的物，无关紧要，也无足轻重。这些都是以哲学家和散文家形象出现的周国平对西医具体治疗手段批评时未曾注意到的。追念妞妞的他忽视了西医背后的冷冰冰的强调所谓理性与科学的文化，煽情也不乏矫情地对西医的认知、评说基本停留在表面。

　　与西医诊疗中的医患关系大相径庭，在传统的中医以及巫医所主导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是远亲或近邻，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医生并非是完全脱离田间地头劳作的专职人员，仅仅是多了一门“手艺”或者说多了些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农民/手艺人。医生与患者之间往来的基础首先是感情。

　　亲友邻里的口碑表达也传颂一个医生的好坏：不仅仅是其技术-手艺的高下，更重要是其医德-为人的善恶，会不会做人。通常而言，自我感觉有病的人前往医治时，对医生有着一定的了解与信任。医生也绝不仅仅是将病人视为一个有病的客体，通常首先是将病人视为一个熟人、一个亲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医患之间的交往基本都不会因为看病开始，也不会因为诊疗结束而终结。

　　就某一次具体的医治行为而言，如果出诊到患者家中看病，医生会在患者家中吃，有必要的话还会住下来。临走时，医生会尽可能地少收钱。患者家人虽然不一定给足了钱或赊欠所有的钱，但医生家里能用得着的东西，如鸡蛋、公鸡、腊肉以及米面之类的“礼性”是少不了的。如果患者到远距离的医生家里看病，同样也可能会在医生家中吃住。

　　病愈之后，患者及其家属会尽可能地以自己之所有回报医生之所无，包括农忙时主动前往医生家帮忙干农活、医生家建房时帮助修房，等等。这种医患关系是乡土中国邻里之间全方位的礼仪交往关系，承载也体现着乡土社会所有的世故、人情与脸面。

　　这种全方位交往的医患关系差不多一直延续到近些年全面推行新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之前。

　　1949年，基于在北平北郊前八家村的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马树茂在题为《一个乡村的医生》的毕业论文中，描述了一个进城学习西医后回乡做乡村医生的生命史。文章清楚地表明，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中医、巫医还是试图渗透进乡村的西医，乡土中国的医患关系基本首先是情感关系。

　　随着西医的渗透与强势，这种以人情为基础的医患关系虽然加速在中国的城市以及发达地区退却，却依旧广泛地存在于医生、医疗条件和医疗资源都相对有限的乡村以及所谓的欠发达的边远地区。 2011年，在题为《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朱清蓉以作为乡村医生的父亲生活史为主轴，描述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乡村这一渐变的医患关系，为重人情的中国乡村医患关系唱出了哀婉的暮歌。

　　简言之， 在乡土中国多年存在的礼尚往来的医患关系中，首重的是人与情，其次才是病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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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经》2012年第10期

　　丁教授并未长篇大论地明说上述差异。这是因为他知道我熟悉这些区别。即使我没有研习民俗学，他也相信自小在边远山区生活的我是明白这些，但凡有感受能力的中国人都明白的事实。何况，无论身居何位，文凭有多高，从事科技含量再高的职业，一旦得病，尤其是绝症，大家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多管齐下，西医，中医，巫医，烧香许愿，上供磕头，画符贴咒，等等。就是患者自己有着坚定的信念，或者虔诚的宗教归属，或者在一些场合义正言辞、一本正经地斥责“封建迷信”，但求生欲望还在又身不由已的患者本人，也常会在亲友的关爱下，或知情或不知情地采用所谓医学科学之外的诸般手段。

　　在《影尘回忆录》中，倓虚大师有这样的记忆：1920年，因谣言诽谤心急上火，年高且原本就有吐痰病的谛老，中风口歪眼斜。在倓虚和当地名医、中西医都没能治好谛老，病情日重的情况下，也是得到谛老“不要紧，死活皆可”的同意下，谛老的同乡，一个医理欠通、看病下药武断，治死过人的卖野药的“蒙古大夫”用了一剂别人都不敢用的以甘遂为主的猛药给谛老治好了病。由于使谛老吐泻不止，死去活来，歧视这位蒙古大夫的谛老的男女弟子们没有少凌辱、恐吓这位“大夫”。

　　在“正统”面前，“乡野”永远都是被欺凌的，也常常显得率真、低下，甚至是胆怯的，如同进了大观园食量依旧大如牛的刘姥姥。正因为这种明显有着策略和胆识的率真、低下与胆怯，老夫子早就教导他的徒子徒孙们要谦虚，要“礼失求诸于野”。在书写文化和口传文化，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长期存在互动的中国，如同蒙古大夫治好了谛老的病并非偶然，都江堰人所言的“倒痰”也多少有着其正统性。

　　在清人陈士铎的《辨证录》卷九，明明白白地写着“倒痰汤”处方。该方由参芦1两，瓜蒂7枚，白芍1两，白芥子1两，竹沥2合组成，主治的是因多食青梅，得痰饮之病，痰饮随气升降而作痛，日间胸膈中如刀之刺，至晚而胸膈痛止，膝骨可大痛等症状。 显然，这里的倒痰汤类似于现在的祛痰或化痰之类的药，但并非主治倓虚记忆中的谛老中风之类的还与精神心智相关的病症。该书卷四的五郁门、怔忡门、虚烦门、癫痫门、呆病门和卷十的中邪门等所记之药方也多与祛痰相关。另外，显然是因应特定时代的要求，该版卷十略去了“中妖门”，仅存此条目。中妖门的六则方子分别是针对狐、蛇、龙、花/树、山魈、水怪等妖媚或精怪，但这些解救的方子则与祛痰、倒痰没有关联。也即，中医中的“妖”与“邪”迥然有别，“妖”指称的精怪、妖媚等外在的力，而“邪”还是强调的对应阴阳五行的内脏以及人体的失衡和不调。于是，中医也将自己与巫医区分开来，中医主治“邪”，巫医主治“妖”。但是，在民间，在患者那里，邪与妖的区分又是模糊的，甚至二者经常是等同的。这一实况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医和巫医在强势的西医面前被定为同类，并备受打击和凌辱。

　　主要意在祛痰的“倒痰法”是中医辨证治疗轻度精神分裂、疯病的方法之一。轻度精神分裂因心境不畅，不得宣泄，肝气不舒，气郁凝滞，心神失养，肝胃失和等所致。因此，中医治疗时意在行气、化瘀、泻热、醒神。在《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卷一、卷三都有内容大同小异治疗痰迷心窍疯子的处方，那位蒙古大夫治疗谛老的甘遂即宫廷太医治疗疯病的首药。两个方子分别如下：

　　卷一   治痰迷心窍疯子方

　　男女老幼不顾身体。

　　甘遂三钱  朱砂三钱  牛黄二钱  珠子一分  麝香一分

　　共研细末，猪心一个，将药末入猪心内，用油纸三层将猪心包严，用水洗透，再炭火内烧熟，用草纸十层，将猪心内药末使刀取出，用水送下，净吃药不吃猪心，倒痰即愈，无不神效。

　　卷三  痰迷心窍疯子方

　　甘遂三钱  朱砂三钱  牛黄二分  珠子一分  麝香一分  共研细末。

　　血猪心一个  以上药味俱入猪心之内，用西纸二层，草纸十层，将猪心包严，用水湿透，再入炭火烧熟，将猪心内药味使竹刀取出用水送下，倒痰即愈，无不神效。净吃药不吃心。

　　80年代兴盛一时的知青写作也提及都江堰的“倒痰法”，只不过这不是一次成功的治疗。对于才貌双全的公认为“社花”的来自成都的女知青，在经历那个年代可以想象的打击、刺激，污名化、妖精化后，她精神崩溃了：

　　尽管她父母带着她跑遍成都各大医院，打针吃药，电疗针灸，啥子办法都想尽，但她那恍惚症，却是时好时发，治不断根。听人说灌县有个江湖郎中的“倒痰法”对精神病有奇效，她父母又虔诚地带她前去求医。一个疗程下来，直吐得她死去活来，连头发都脱了一半，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无论是普遍盛行、见惯不惊，还是偏居一隅、偶然为之，倒痰始终是本土文艺时不时关注的生活事实。在清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中举的范进得意忘形，欢喜疯了，得了拙病。好在有报录的人明白，范进是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只需他平时惧怕的人打他一个嘴巴就能醒来。果然，正是在大着胆子、鼓起勇气的胡屠户打了他这个平日不屑一顾的女婿后，范进最终醒了过来。在近两年票房还不算低的叶伟民导演的电影《人在囧途》里，做群众演员出身的当红影星王宝强就是依赖他的奇技淫巧，将那位被乡亲们认为是因班车撞昏死过去的，其实是痰迷心窍的老太太堵在胸口的痰给倒了出来，从而使在囧途的难兄难弟化险为夷，过了一道坎。但是，这些艺术化再现的曾经的常识与经验已经淡出了人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而仅仅沦为表演的和艺术的。

　　出于关心与善意，在就倒痰专门咨询了她在湖北乡村有二十多年从医经验的父亲后，朱清蓉发电邮告诉我：

　　“倒痰”可以说就是痰迷心窍，就像间歇性精神病，有时会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很正常。可能是受了刺激，有的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刺激。抑郁郁积，有痰症，发病之后看病，主要是看舌苔，发黄，滑腻，有火、气。脉象也是湿滑的。发病时要注意安神，不发作的时候治。治疗方法是催吐，可以在没发病的时候用鸡毛挠、用手指抠等方法，也要吃药，用倪芦（或者是易芦？查不到，见到有“以芦丁计”和“易芦”丁计，不知道有无关联。芦字是正确的，ni 还是 yi他也不清楚。），中医用礞石滚痰丸。主要是为了活痰开窍、舒肝理气。有的能治好，有的弄得很受罪也治不好。如果吐得太狠，不需要再吐了，就用党参熬水解毒。我爸没给人倒过，只是过去听老医生讲过，也没见过周围有这样的病例。他说过去可能有的病人找胆大的、不是医生的人给倒过，有风险。一再强调没人做和见过了。

　　丁教授谈及的都江堰的倒痰与朱清蓉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信息是相似的。即长时间在乡间盛行的倒痰不仅仅依赖药物的功效，还要依赖医生特别的手法和技巧。西医的盛行、精神病院的普及使得倒痰这种传统疗法逐渐转化成一种带有神秘色彩，并能表达个人好恶、是非等观念的语词。这里，我无心探究、辨析倒痰的真伪及其是否有效，而是研习民俗学的我在面对母亲疾病时，分明地陷入了无奈与焦灼的煎熬之中。自从明确感受母亲得病之日起，这份无奈与焦灼就一直伴随着我。丁教授出于好意提及的倒痰更进一步加强了我的焦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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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经 2012年第11期

　　作为儿子，我明确地感受到母亲精神方面有问题是在2010年春节。

　　2009年9月，在去香港工作一年后我回到北京，又开始了与母亲朝夕相处的生活。到2010年春节之间的四五个月，因为乡下老家的房子没有按照她的心愿快速处理，我说话的大嗓门，不到四岁的珠儿天真无邪地说的某句话等，母亲会不时地发脾气，闹腾。但只要闹过之后，母亲就又恢复到那种我一直熟悉的慈母状态，任劳任怨地照顾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很少有闲着的时候。看着反差很大的两种精神状态，我始终没有往精神方面的疾病去想，而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大字不识的母亲要强的性格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

　　但是，2010年春节，母亲的病症越发明显了。对父亲、我们兄弟姐妹以及孙辈的言行以及正常的声响都表现出了极度的敏感、猜疑，短短的二十天歇斯底里症状发作了两次。惭愧的是，这两次发作都直接与我有关。一次是在妹妹的新居，母亲要给珠儿买新衣，我则不以为然，认为现在的孩子天天都在穿新衣，没有必要非得在这个时候买。结果，母亲大怒，目露恍惚凝视他界的凶光，如同对待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骂了两天，还不时哭泣，喜怒无常，反复叙说着陈年往事。另一次则是在姐姐家，起因是母亲非要给珠儿拿新年钱。我一个晚上写东西没睡，早上刚躺下，母亲就来到床前。明显是怕其他兄弟姐妹听见、看见，母亲在我耳边低声且不乏神秘地说要给珠儿拿钱。有些犯困，也有些为眼前母亲不该有的小心眼而生气，我同样是有些不满也不屑地说道：“妈，您常年带他，已经很辛苦了，平常我们又没有什么孝顺您的，就不用给他拿钱了。”我说话的嗓门一贯就大，这时有些憋气的话说出来声音自然就更大。结果，在恍恍惚惚、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她将我们几个子女前一日给她的五千多元过年钱一股脑儿扔进了楼外的垃圾桶。在几天后，她才若有所思地自语式地说起了这件事。期间，还发生了与父亲拌嘴，拿椅子打父亲，拿杯子打劝架的我等在她正常状态下完全不会有的异常举动，而且那种凶恶也呆滞的目光和木讷的表情也反复出现，让人不忍也不敢正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们这些儿孙，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随后，因为单位有事，我提前回到了北京。过完元宵节后，母亲和父亲一道带着珠儿乘火车归京。我到北京西站接他们时，看到了母亲明显呆滞，神游八荒之外的表情，父亲也是满脸倦怠和悲愤，只有快满四岁的珠儿是欢快的。从父母的表情，我觉察到了他们一路可能有的争执、吵闹。来北京之后的2010年的春夏，母亲不但常常数落家人的是与非，将妄想当做事实，歇斯底里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出门上课或者开会、出差时，最担心的就是接到父亲的电话。在老家教了40多年小学的父亲同样是不愿给我的工作拖任何后腿的。没有特别的事情，再多的苦和累父亲都愿意自己扛着。只要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母亲又不正常了。因为一旦发作起来，除了大声哭闹，母亲不是要跳楼，就是要拿刀杀人或自杀。歇斯底里状态下的母亲力大无穷，通常要精疲力竭时才会安静。这显然不是年近70岁的父亲一人所能控制得了的。

　　2010年暑假，回到四川的母亲不到十天歇斯底里症状就发作了两次。每次都像是有看不见的幻影、鬼怪在驱迫她狂奔、大哭、诅咒，甚至有撞墙、撞树、跳楼、跳河，离家出走等异常举止。完全歇息下来的时候也都是她的身躯已经没有丝毫力气。但是，在稍微清醒时，她全然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举动，而是在陈述早年辛酸劳苦的同时，说自己现在没用了，数落我们嫌弃她，在密谋整她。最终，我们姊妹兄弟不得不将她送进了绵阳三医院。如同母亲自己稍微正常时不停追问的一样，连同父亲，我们姊妹兄弟都在追问：为何精明、能干、勤劳、贤惠、通晓人情世故，满肚子俗言俚语的母亲会精神不正常？

　　年近七十的母亲，出生在川北贫瘠的山区，但母亲家祖上也还算富裕，属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乡绅之列。曾外祖父，曾经办有一个油坊，有一套大院落，两个妻子。正室生养了外祖父和二外公，侧室生养了三外公。三外公和大舅差不多同龄。在现存的锦坪寺等方圆十里山巅寺庙碑铭中，不时还能看见曾外祖父的名字。外祖父他们兄弟仨都受过较好的教育。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按照严格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曾外祖父家自然被定格在地主之列。所幸的是，他不是首当其冲的“恶霸地主”，而是排在恶霸地主、破产地主之后的工商业地主，这显然与那个苦心经营的油坊有关。当然，工商业地主之后还有纯粹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土地主和有政治问题的洋地主。

　　二外公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字。上个世纪三十四年代，他在成都、重庆工作生活很久，常免费出入那时的电影院。1942年，他曾在重庆亲眼目睹鬼子的暴行。怕他在外跟着走，临近解放时，相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曾外祖父硬生生从外边把二外公给召了回来。从此，二外公再也没有走出过那个名叫郑家坝的山坳，孤寂也是沉默而认命地过上了他风雨飘摇、凋落枯冷的余生。1950年代初，曾经结过一次婚的二外公很快就离婚了，后来在多次批斗中被打瘸了一条腿。晚年，除偶尔前往在县城工作的三外公家小住一些日子外，二外公主要是一瘸一拐地在高低起伏的崇山峻岭之间放牛。偶尔，二外公也为左右邻里的红白喜事写写对联，但时常都没有一支像样的毛笔。当然，基本没人在意他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忙于生计的乡亲们对他的满腹才学和坎坷人生也没有丝毫兴味。自他之后，那个名叫郑家坝的川北山坳似乎没有出过一个在外远行过也真正有才学的读书人。这是他过世后若干年，人们似乎才突然回过神来的事情。知道他的人尤其感念他的书法，认为不逊色于在四川颇有些盛名的何寅生。

　　心疼二外公一生的曲折和孤苦，当然也是出于母亲对文化和读书人的虔敬心态，在包产到户家里能吃饱肚子后，母亲不时也会在春节前后等不是太忙的农闲时节把二外公接到我们家来小住几日。这时，他也会自语般地给充满好奇心的小屁孩儿我闲聊他的过去。枯黄的桐油灯旁，一老一少瘦削的身影常伴着夜间无声的丝雨。至今思来，恍若隔世。其实，二外公也知道小屁孩儿我不会完全明白，但就是在那晦暗浑黄的灯光下，我分明看到了二外公平日里暗淡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后来，惺惺相惜、同命相怜的外祖父把三舅过继给了二外公，为他养老送终。溢于言表的兄弟手足之情，哽咽无声。

　　三外公读书毕业后倒是跻身了新的政府阶层，成为了公仆，从区乡到县城，始终都有个一官半职。但是在文革中，三外婆被迫害致死，三外公一人当爹又当娘，独力拉扯大了三个女儿。与二外公相较，不少乡里人羡慕的他这个城里人经历的是另外一种的幸与不幸。

　　如同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悲剧一样，解放后“地主”的身份归属，不光直接毁掉了曾外祖父辛苦创下的家业，也多少给他的儿孙们带来了灾难，至少蒙上了浓浓的阴影。外祖父在外读书后，并未在外工作，而是被曾外祖父召回了故乡。正因为如此，“保宁府”是他晚年的口头禅，也让幼小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作为孝顺的长子，外祖父很早就开始了生养，最终成了一个老实巴交、地地道道的农民，演绎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平淡人生。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平淡也让他少受了二外公有的皮肉之苦和三外公的中年丧妻之痛。因为自己子女众多，且早就分家单过，土改时，外祖父成了尚可团结的上中农。但是因为自己父亲的地主帽子，原本顺从、谨慎的外祖父不但好说话，还明显的唯唯诺诺。

　　与外祖父的老实并不乏懦弱不同，生养了四男三女共计七个儿女的外祖母则强悍、泼辣。至今，清醒时的母亲都还会不时地提及外祖母的大胆与壮举。大跃进时，外祖父饿得双腿肿胀并流黄水，难以移步，母亲他们这些小孩更是不言而喻，难逃挨饿的华盖运。同样挨饿的外祖母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我们家乡“狗日的”之类粗话高声大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她的丈夫、子女的饥饿都是这个伟大领袖整出来的。这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伟大的母性，也正是因为难以忍受子女挨饿受冻的惨境，外祖母最终神志失常了。在我的记忆之中，儿时去外祖母家时，生活起居基本还能自理的外祖母永远都在咕咕囔囔地自言自语。她的衣兜里、头帕里、围腰子里，总是装满了小刀之类吸引小孩儿的小物件，并特别宠爱我的一个表弟。现今想来，曾经神志失常的外祖母晚年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她没有痛苦，也没有焦灼，不烦扰家人邻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同样，母亲生病前后甚至数次发作时，都爱叙说她儿时与外祖母之间的“战斗”。说外祖母有一次因事骂了她，她自己觉得冤枉，就坚决不吃外祖母做的饭。在睡饿了之后，那时年龄尚小也从未做过饭的母亲仿效她看见的外祖母平日做饭的方法，给自己煮了碗香喷喷的饭。自那之后，外祖母很少再责难母亲，而且逢人便讲，“我们老三有脾气，有个性，将来能把人折腾死！”

　　因为地主身份，家道中落和子女众多，尽管知道读书重要的外祖父却无力送子女们读书。18岁时，没有任何嫁妆，就一身新衣服，母亲与一样贫穷的父亲结婚了。早些年，父亲母亲都讲，他们结婚的关节点全在于父亲的文化高。由于大伯父横死朝鲜战场，特别心疼剩下的唯一儿子的祖父、祖母就倾力送父亲读书，加之父亲的聪明好学，在1960年代初，父亲是我们乡唯一读到中专的人。祖父祖母虽然勤劳，却仍然清贫。父亲能读到中专更主要在于他的聪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中专都是保送，不用家里出一分钱的学费。父亲命运的不济也在于他的聪明。因为被保送到了绵阳机械学校读书的他很快就遇上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体力不支”的学校无以为继，多数学生为了活命纷纷弃学回家。回到了家中的父亲，不但没有能够像他小学、初中毕业的大龄同学那样找到一份好工作，反而还因为其学历在乡间过高而遭人妒忌。除了继续读他的《鲁迅全集》，闲待家中的父亲曾跟随家乡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学医。学有年余，乡卫生院招医生，许多不识字的人都被招入了，父亲榜上无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院长明确告诉父亲：“你学历高，将来难以管束，而且你一旦进来也会威胁到我们，你另请高就吧！”在这种环境下，直至受到一位乡党委书记的赏识后，父亲才当上了廉价的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又因为仗义执言，在1968年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夜以继日地追杀他了三个多月。在母亲、祖父祖母以及众多亲友的帮助下，也因为父亲自己的年轻与聪明，一百多天的东躲西藏后，父亲终于将那条在造反派看来狗屁不值，罪恶滔天，该死一万次的小命保了下来。

　　父亲能活下来，相当一部分都要归功于母亲的勇敢和坚强。从我能记事开始，父亲、母亲他们自己以及亲友邻居都讲过母亲当年的壮举。那是因追杀父亲一百多天未果，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勇士们在我们家院子里说要将爷爷、奶奶、母亲和当时年仅两岁的姐姐都一个一个杀掉时，就躲藏在邻居家猪圈的父亲自己走了出来。迎接恭候他的自然是一次次无止境的批斗。一次，在乡小学校长组织的批斗父亲的大会上，母亲猛然旁若无人地走上了主席台，站在主席台上，抬手就扇了乡小学校长两个耳光，并厉声责问：她自己的反革命男人究竟做什么了？这不仅让原本声色俱厉的校长双颊红一阵白一阵，也震住了在场所有的造反派。还没等那些人回过神来，母亲就拉着父亲离开了。

　　我精神层面对母亲的了解、感念、敬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我们家分到十亩地。爷爷已经过世，小脚的祖母一直患有支气管炎，父亲依旧是民办老师，周一到周六的白天一定要在村小学守着。姐姐远在县城上中等师范学校，我和哥哥都在上小学，妹妹更是年幼。家里十亩地的重担就靠母亲一人全力承担。耕田犁地、插秧打谷、割麦摘豆等每个劳动环节都有母亲似乎从不知疲惫的身影。如果说对于父亲、母亲来说，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那么一年四季母亲里里外外劳作的时间更长。地里的农活、家里喂养的猪、鸭、鸡、牛等，我们姐妹兄弟的衣裤鞋袜都是母亲要操劳的。通常是所有人都睡下时，母亲还在收拾锅碗喂猪。而早上，总是我们想偷懒再睡会儿时，母亲早已起床。农忙时，她早早下地干活，农闲时则忙着为家人做饭、洗衣缝补，喂养家禽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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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经》2012年第12期

　　母亲愿意与同样贫穷的父亲结婚，主要是因为看上了父亲多读过几年书。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也因为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户口制度、农民与非农民的阶级分野和改革开放后高考制度恢复的社会事实，与直到20世纪晚期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一样，让我们几个孩子读书，从而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给牛当老子”的农民生活，是父母共同的愿望，更是作为文盲的母亲的人生理想。儿时，每当离家上学时，母亲都会在耳旁叮咛：“娃子，妈这辈子没出息，都是因为没读过书，不是因为妈不读，是你外爷外婆送不起，所以才这样做牛做马。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将来不像妈这样做牛做马，天天被太阳晒，妈累死也值！”至今，回想起这些话，我也是泪流满面。要我们几个孩子有出息是母亲最大的理想，也是她生命的支点。而对没有走出过山窝窝的文盲农民母亲而言，能够有出息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她深知，读过书有“文化”的人能够天天待在阴凉房子里，不用起早贪黑地拿锄头、扶犁头、不用汗滴禾下土，就可以拿着粮食折子买到便宜的大米白面，还受农民尊敬、仰慕。只有读书，考上学，才能过上吃“皇粮”，才能脱离她一辈子的苦命。这是儿时母亲一直灌输给我们的观念。

　　因为读过书的父亲和没读过书的母亲有着这样共同的认识和奋斗目标，我们姐弟四个才都能上学。相应地，自小就目睹父母起早贪黑劳作的我们，在外读书没有哪一个敢有半点偷懒。反之，因为我们姐弟成绩优异，父母更加辛苦劳作。由于他们善于计划，又勤劳，虽然劳动力远远少于左邻右舍，可地里的庄稼却总比别人家长得好。当看到我们先后考上学校，并明显能够在外工作，不必像他们那样劳作辛酸时，勤劳的母亲依旧是一如既往地劳作。直至我们都参加了工作，父母仍然舍不得家中的土地，坚持种地，希望能给我们多拿米面粮油鲜肉，免得我们在外花钱购买。直到十年前，当侄女毛毛要上幼儿园时，父母才离开土地，到绵阳城帮着照看接送毛毛。随后，2006年，珠儿出生时，母亲彻底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四川，来到北京。

　　可是，在我们子女遵循双亲的愿望在土地之外讨到生活，并过上他们眼中也是乡里乡亲羡慕的“好日子”时，在他们将自己的孙女、孙儿精心照看大时，为什么母亲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干，活得没有意义，以至最后怀疑她自己早年累死累活地送我们读书读错了，怀疑我们这些儿女都看不起她，在整她，谋害她呢？并最终逼迫我们这些在亲友们眼里很是孝顺的儿女亲自将她送往精神病院？真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做得不好而伤了母亲的心？

　　扪心自问，应该不是这样。从五六岁起，我们姐弟四个没有一个早上睡过懒觉。农忙假时，我们也总是和父母一样，几乎干同样长时间的农活，而且还尽可能邀请关系好的同学帮着干。哥在上高中时，晚上下了自习后，摸黑骑二十多里山路的自行车赶回家干活，一早再披星戴月地赶回学校上早自习，都是常事。我工作后，因为离家近，同样有着类似的经历。在学校读书，也没有让父母为我们操任何心。我读初中时，在区政府所在地的重点中学每个月都会给学生包一场电影。三年时间里，年少的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不是不想看，而是觉得看了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不起在地里劳作的双亲。初中一年级时，我得了“三好学生”奖励的四元钱，给父亲买了两瓶酒，给祖母买了条烟。八九岁的妹妹每天放学回家从不在路上玩耍，径直回家后，先是打猪草，然后是做饭。早上也是早早起来，将饭给在田地里干活的父母煮好后再出发上学。很早就工作的大姐从来没为自己着想过，她同姐夫一道将大部分精力时间都用来帮着父母养育我们几个弟妹。所有这些都是众亲友感慨称颂的事实。当我们全都工作后，逢年过节，无论父母在那里，我们姐弟都想方设法地前往团聚、陪伴他们，实在不能去，电话就早早地打去了。母亲在北京这几年，我只要回到家，无论在外多累，都尽量不让母亲洗锅刷碗，尽可能地抽时间陪她说说话，聊聊老家的人和事，也总是告诫妻子对能干的母亲说话做事尽可能周到细腻些。

　　母亲的病难道与外祖母的病史有关？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这也只是一种可能。大姨年轻时，在经历过很多家庭的不幸后，也曾心智失常过一阵。但在外祖父他们的精心呵护下，最终还是恢复了正常。晚年的大姨如同没有得过病一样，精明异常，是远近有名的能干人。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们姐弟都在外上学时，每年农忙大姨都会放下自己家中的活计，前来帮助母亲。虽然大姨有过类似的病史，但那正如外祖母对世道的诅咒一样，主要是人生的苦难和社会的灾难造成的。母亲是吃了不少苦，但无论是她劳作的当初，还是脱离土地的近十年，除了辛劳，她并未经历大的人生变故与起伏。

　　如果不是遗传病史，也不是意外的精神刺激，在我这个如今虽然在城市工作却一直未脱离乡土从事民俗学研习的人的知识范围内，自然想到了阳宅阴宅，也就是风水的问题。

　　因为在我出生并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部分时间的那个叫做“槐树地”的地方，方圆二十里范围内在80年代，没有哪家像我们家那样，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先后都考上了职业学校，吃上了“皇粮”，另一个也在城里谋到了“差事”。于是，远近的乡邻都曾有人暗地里找过风水先生看过风水，说依山傍水的槐树地是一块白鹤展翅的风水宝地，而最好的那个点就是我们家所在的位置。在祖父祖母过世后，一贯不相信“封建迷信”并大胆破旧树新的父母，只是按照惯例将祖父祖母埋在了祖传坟地，也被数个远来的阴阳先生说成是祖父祖母的坟葬得好，会保佑儿孙发达。因为风水好，所以这家出了很多人。这种附会与传闻，也使原本多少有些不平的乡邻们内心多多少少获得了些平衡。以至于当父母打算离开老家进城照看毛毛时，就有远近乡亲想买我们的旧宅。可是，母亲近两三年的抑郁症状和不时发作的完全不能自控的精神分裂与歇斯底里症状，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乡亲们一度津津乐道的风水。老宅的风水真的好？

　　老家得名槐树地与槐树有关，但与现下各家房前屋后稀稀拉拉的细小槐树并无关系。以之来命地名的槐树早已不见了踪影，连槐树具体所在地都众说纷纭。关于岳姓宗族的群体记忆不仅是断裂的，而且是残缺不全的。传闻在这里生活的先祖是清初从陕西迁过来的，因为明末清初连续不断的战火使槐树地附近都了无人烟。如同同期的大多数地方一样，在文革中，岳姓族谱被烧毁，承载着家族群体记忆的坟头石碑也无一块存留，要么被用去修桥补路，要么就用来修了塘堰、茅坑，或用作洗衣石等。如今，经历了文革的父亲这一辈人已经没有人能说清岳姓在当地的变迁史。停留在父辈记忆中的，尤其是父亲记忆中的，只是屋后垂直距离百多米高的山脊上的大柏树。因为在父亲被造反派追杀而逃命时，这些枝冠相连的大柏树时常是父亲的藏身之地。后来，这几棵大柏树也成了刀下鬼。这样，槐树地这个地方仅仅是个地名，和与人相依为命的树关联甚少了。

　　当因为母亲的病而重新回想这些年老家人的命运时，心头时常涌上一种不祥之感。2009年，自小在一个院子长大的一位族弟，意外地患上肺癌，2010年夏日不治身亡。而他的兄长，至今都让我不时思念的儿时玩伴，也是被老少邻里都夸奖的一个好小伙，1990年参军后不到半年，在实战演习撤防时意外身亡，当时他年仅18岁。2008年9月初，在我去香港的前一天，在北京什刹海一家酒店打工的刚满20岁的同院的隔房侄子因救掉进排污池的工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最终给他定义为“见义勇为”的热血青年，但对于家乡人而言，这样不是寿终正寝而是因突发事故死在外的同样是“横死”与“夭亡”。

　　就在儿时生活的那个大院子，类似横死的长辈也不少。1952年，大伯父就是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了“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上甘岭战役。本已过继给三祖父的父亲就是因大伯父的意外死亡，才重新回到了祖父祖母身边，成为了独子。1960年，从快要坍塌的老厅房中拆取木头，两个隔房的伯父因墙体倒塌而命归黄泉。

　　算一算，60年来，与我出生的院子相关联的横死的男丁已经6个。对于家乡人而言，一个人意外死亡是非常不吉利的，不得埋入祖坟。2010年，那个因肺癌而过世的族弟就因此被草草地安埋在了远离阳宅，也远离祖传坟地的荒山野岭中的乱石沟里。这两年，两个年轻男性的死亡再次引起了邻居们对风水的关注与热议。自然，与20年前这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同，这次基本是对这个地方风水的怀疑。去年，母亲从医院出来后，就与父亲一道回到了她熟悉的槐树地老家。如住院前一样，母亲的状况还是时好时坏。以至于2011年4月下旬，母亲再次住进了医院。虽然，父亲与远离故乡的我通话时，经常告知邻里对他们的关照，但我却无从知晓，在面对其一直羡慕也妒忌的母亲的现状时，邻居们是怎么在想，私下里会嘀咕些什么？事实上，对于病前，包括眼下病状没有发作时都对邻居乐善好施的母亲，对于长时间都相信住在风水最好也是全村最能吃苦的母亲，邻居们肯定不会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如此，邻居们的困惑不解绝对不亚于我这个在异乡时时牵挂母亲的游子。

　　近两三年，因为母亲的状态，我不时也翻阅些医学书籍。见过母亲，知道母亲状态的亲友都对能说会道、殷勤待人，做得一手好菜的母亲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不少朋友直接问我，“你都是搞民俗学的，还不知道些偏方吗？”或者说，“找个懂的人给看看！”这些善意的质问与建议，更让我彻夜难眠。作为儿子，作为有一定所谓民俗学专业知识的我能为病态的母亲做些什么？

　　亲友们所言的“懂的人”就是在传统文化氛围仍然浓厚的乡里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境况下能看虚病的巫医。在我的专业研究中，十多年来我研究的“乡土宗教”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巫医、巫婆神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因为地缘的关系，对老家的巫医我认识不多，但在华北乡间结识的巫医真的不少。近两年，每次外出做田野调查，面对与母亲一样慈祥、善良也被乡民视为救命稻草，从而寄予无穷希望的香头，面对神案前袅袅升起的香烟和燃烧的黄裱纸，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母亲花白的头发和她病态发作时不能自控的惨状。是给母亲求炷香，还是不求就像毒蛇一样吞噬着我的心灵。我究竟在矛盾什么呢？是如同我经常批评只看钱不看人，更不关心病人情感的西医那样，我实际上也不相信这些以香火为表征的“邪门歪道”、“愚昧”与“迷信”？还是因为我顾及自己所谓的老师、研究者的身份，而担心随行的同行和学生的耻笑？我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归属与认同？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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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经》2013年第1期

　　被现代医学命名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性疾病，并不是从母亲这里才有的。把时间拉长，如同性恋那样，这些实际上是伴随人类固始的一种生存状态。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欲的膨胀、自我表达的细腻、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泛滥，被笼统称之为精神病的诸种疾病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也愈来愈年轻化。

　　此前，对众多的精神性疾病及其患者，我没有丝毫兴趣。反而，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受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影响，也受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影响，我觉得“疯子”才是正常的。我对这类疾病的在意，完全是因为母亲异样的状态越来越频繁之后。换言之，是因为母亲的苦难，我才注意到这些疾病，是希望母亲能恢复正常，我才尝试了解这些疾病。

　　疾病与苦难总是与宗教相连。很多宗教的产生、传播都是从直接宣称能拯救个体的苦难或承担个体的苦难开始的。直到今天，这都是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基督救国论者为之欢呼的，官方为之头疼的表象上势头颇旺的基督新教如此，天主教也是如此。明时，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多少表现出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尊重以及因地制宜地走上层的“知识传教”策略。不仅在外表上扮演“西儒”的角色，还认真地进行过“合儒”、“补儒”以及“附儒”的努力，并希望以此实现“化儒”、“超儒”的终极目标。 这样，不但在中国成功度化了徐光启等身居高位的少数士大夫、儒生，天主教还在晚明宫廷、南明小朝廷、甚至攻下北京后短暂存在的李自成集团中，都有着影响。因为利玛窦等人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相时而动的传教策略，虽然有儒生责难，有传教士内部的分歧，可并没有发生过后来有的，也是被罗马教廷责难并大加渲染的“教难”，而是直接将在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挣扎的作为“两头蛇”的个体的道德日常困境交付给了程度不一的接受天主教的中国儒生们。在人生的某个节点，这些人必须在忠孝牌坊、谥号与十字架、天主与爱妾之间抉择，从而不时地甚至反复地陷入“两头蛇”的生存窘境。

　　与此整体取向不同，在当下怀着不同动机和目的的传教者中，也不乏有人将其度化目标指向高学历群体，但绝大多数传教者（外来的与本土的）还是延续鸦片战争以来的对抗传统，忽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生命力、整合力，将其自信的宗教力直接面向生活在世界中的个体。既非化“儒”、超“儒”，亦非合“儒”、补“儒”，而是忽视与基督文明有着本质不同的中华文明传统，直接想将他们眼中迷途的羔羊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区隔出来，还偏颇地将中国规划现代化历程中的所有弊端归结为信仰的缺失，尤其是基督信仰的缺失，将基督徒先天地定位为品德高尚、高人一等的“优等人种”。这些不免有些夜郎自大式的傲慢，使得基督救国论者欢呼和官方诧异的突飞猛进的基督信徒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没有多少意义。

　　明代的“两头蛇”们在中国人—皇帝的臣民与宗教人—天主教民这两种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是兼容的。他们从不质疑自己东方人、大明子民的这个身份归属、文化定位，他们要直面的是在生活现场儒教与天主教博弈时的道德窘境。与此不同，当下背景复杂，被不同势力裹挟的以都市家庭教会为代表的“两头蛇”们，首先要在“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做出选择，忽视在中国这个具有特色和传统的现代型国家政体下存身的基本事实与具体情境。这种首先出于意识形态的取态，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至少政治意涵远大于宗教意涵，使得不少似乎自信的宣称自己是神的仆人的教徒们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与形而下的实践层面都出现与平等、博爱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巨大反差。

　　身居高位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得病后并未能因“我主耶稣基督”而度过其身体的痛苦，而是因自古欧洲就有的放血疗法，放血过多而死。 换言之，一直指责别的信仰都是迷信，愚昧，未开化的，得不到救赎并“需要”帮助与拯救，否则就消灭之的基督教本身出现了巨大的吊诡：它不能解决个体器官性的疾病，虽然指向的是个体精神层面的困境，却也同样无助于解决精神方面的疾病，反而可能会造成诸如尼采那样，在不停痛苦地与上帝对话后，绝望的疯病。事实上，确有基督徒朋友一直主动地、义务地替母亲祷告，但这对于母亲病情的缓解没有丝毫助益，它安慰的仅仅是我这个焦灼的儿子。对他们的感激正如同我对特意提及倒痰的丁教授的感激一样，皆出于真挚的友情。

　　客观地讲，虽然我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并长期观察和研究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谓的“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 ，但我的宗教归属或许应该归于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的范畴。在面对母亲疾病时，我这个熟悉巫医、乡土宗教，集儿子、宗教研究者和民俗研习者多重身份、角色于一身却无所适从的个体焦灼万分。其实，我对鬼神等超自然力的质疑，最初是源自幼时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那个名字叫做槐树地的川北小村，虽然先后出了不少教书先生，但因为父亲是最早上到中专的高学历人，且常年在老家当教书先生，还有过从医的经历，会缝纫等，在我出生时，他早已经成为方圆十余里范围内有知识有文化的传统型权威。尽管我现在有着博士学位，还有着大学教授（其实是“副”的）的头衔，但在左右邻居眼里，我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少关联，我所拥有的被少数学生敬重的知识也与家乡这块土地没有关联。只要父亲在家，乡亲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还是会向父亲请教。偶尔我在场的时候，他们对我会有很多礼节性恭维奉承的话，但同样是转头向父亲请教。我是被乡亲们定位为在城里生活，要敬而远之的与他们早已不一样的“城里人”。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隔膜使我每次回故乡时，既满怀渴望又充满伤感，惆怅的思绪会弥漫整个行程，并迫使我成为逃逸故乡与回归故乡之间的孤魂野鬼和浪子，不时也散发着流氓无赖的混混气息。

　　在城里的友人都知道，我不像个城里人。既没有城里人的衣着、外表，也没有城里人的规矩讲究，甚至讨厌城里人的衣冠楚楚、自傲和假装的忙碌。不但自己自嘲，善意的友人都说我是个村氓子，土鳖。可是，回到乡下，没有哪一个乡亲故交会将我视为与他们一样的乡下人。但凡假期，无论短长，只要能回，能回到槐树地，我都会回去。但是，城里、乡下都似乎与我无关的我的空间归属在哪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母亲出现病态前就缠绕我的问题。

　　无论学者从什么角度赋予隋唐时代就有的科举取士以积极意义，也无论清末废科举的启蒙者如何猛烈地批判科举害人，漫长的科举制度最终还是形成了至今多数国人都认可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基本价值认同。犹如遗传基因，这种认同并未因科举的废除就中断，规划现代化进程中的国人依旧延续了这一基本认同。它的基本结果就是造成了城乡差距的增大，和精英阶层逃离或隐居的乡村的贫瘠、清苦，以及当下都市人一厢情愿想象的原生态、绿色、环保。在当下的中国，读书仍然是生命机会少的绝大数人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生存境况的主要途径。父母、家庭、社会以至孩子本人都对读书寄予了无尽的期望。这种期望使诸如我这样的不少人确实与乡村渐行渐远，但也加速了都市周边“蚁族”的形成，也强化着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早的群体性盲动与焦虑。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读什么样的书有用？人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基本问题仍然是当下绝大多数满脑子智慧却也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教育家、教育学家较少正视的问题，也是好大喜功因要数字、政绩而一味扩招的决策者、主管部门不愿意正视的问题，更是千万盲从的个体长期不会正视的问题。

　　小时候，父亲是令我自豪的。不仅因为农民不会认的字他都认识，他还会拉二胡、吹笛子，会根据“多瑞秘法索拉西多”唱出或高亢或低沉的歌曲。我正是在邻里敬仰父亲的目光中开始仰视父亲的。作为从不语怪力乱神的革新之人，祖父、祖母的丧礼，父亲都不曾找阴阳先生看风水、择期，直接在认为合适合理的时间将二老埋在了我们家传的坟地。姐姐结婚时，他也未找算命先生掐算过八字，新事新办。“安魂曲”、“婚礼进行曲”等仪礼性曲子都是他率先在槐树地的上空放响。他这个自小受党教育却又不得不回到乡间的传统型权威俨然坚拒着乡里原本应该有的神异型权威。多少受父亲的影响，母亲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妄为的人。小时候，我夜晚随她在漫长的坟地行走，在小伙伴中盛传的鬼故事经常让我毛骨悚然，可母亲似乎浑身是胆，只管大步前行。

　　父母的言传身教与后来我在学校受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小学课本中鲁迅的《坟》中讲述的“踢鬼”的故事，让小朋友们哈哈大笑。中学课堂上，老师们有些夸张地对《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的嘲笑，对《祝福》中相信因为嫁了两个男人死后身体会被锯成两半的祥林嫂迷信的批判，对《药》中坚定不移地要买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的鞭笞，都让成长中的我们坚信了迷信的无耻和荒诞。尽管后来从事民俗学研习真正直面所谓的“迷信”后，才有了对这些带有情感色彩与意识形态色彩批判的却是大多数老百姓传承的生活知识有了相对中性的认识，知道很多现象是科学所完全无法解释的，但我似乎还是个没有信仰者，是督教徒朋友看来一头迷途而不思返的可怜羔羊。这是不伦不类的我的悲剧，还是我这类人的悲剧？我是高智商还是弱智？是奇形怪状的“两头蛇”甚或“多头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