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是一种语义氛围
作者：刘焕辉
修辞学习 2007年第2期
提要 本文就修辞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一一语境的若干存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文章肯定“题旨情境说”是陈望道先生的一大独创，但为了求得语言学科内部术语的统一，现已普遍采用从国外引进的“语境”这一术语了。文章重点论证：1、语境就是人们赖以使用语言的环境，也是人们使用语言才形成的环境；离开了人时语言的使用，各种可以成为语境的要素均毫无语境意义；2、语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主要功能在语义层面，表现为对话语表达和理解具有制约和解释功能的一种语义氛围；3、这种语义氛围是语言由抽象回归具体的必然产物。它是一定社会在长期交际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交际文化和社会文化背景所赋予的。
关键词 语义功能 语义氛围 交际文化 社会文化
“语境”是一个使用范围很广、出现频率很高却理解出入很大的术语。且不说语言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是建立在语境理论基础上的修辞学和语用学，对于这一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也很不一致，特别是对如何根据语境来研究修辞和语用，几乎陷入一种深入不下去的“胶着状态”，修辞学和语用学在方法论上的许多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修辞学就只能被动地跟着一些现代相关学科后面转，在不停翻新、变换标签的劳作中迷失自我。我以为，传统学科的创新，主要不在无限“拓疆”或“转移阵地”，而在于往深处“探寻”。本文仅就修辞学中的语境问题略陈管见，与同行朋友讨论。
一、关于“语境”这个术语
追溯起来，学术界对语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是由人类语言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限于篇幅，关于中外先哲及西方语言哲学这方面的言论就不去罗列了，仅从明确提出“语境”（situation）这一术语且为语言学界继承和发展起来的语境理论来看，一般认为应导源于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里诺夫斯基（B.Malinowski）于1923年为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所著《意义的意义》一书写下的一条“补录”。马氏在这条补录中所用的术语是“context of situation”，并举例作了初步说明。当然，语境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马氏关注语境的出发点也不是专为研究语言学，但因其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很有启发，故为语言学界一脉相承下来。其间包含了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弗斯（Firth）和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韩礼德（Halliday）及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man）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之功。他们把马氏所强调的context（上下文）从一句话的上下旬扩展到一段话的上下段，进而把这种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扩展到与社会环境有关的“情景的上下文”及至“语域”（register）。这种经过扩充了的广义“语境”，与陈望道先生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下称《发凡》）所提出的“题旨情境说”中的“情境”含义大体相当。应当肯定，“题旨情境说”的提出，是望老构筑中国现代修辞学理论大厦的一大独创。然而时至今日，随着跟国外“situation”对译的“语境”这一术语已引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语言学界特别是修辞学界已普遍采用“语境”这一术语的学术背景下，再来比较这两个术语及其理论出现年代的早晚和适用范围的宽窄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它们产生的学术背景不同，各有各的开创之功和表述方式：《发凡》的“题旨情境说”是望老研究修辞学时，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及前人研究修辞的成果所独创的中国化的修辞学理论之一；弗斯等人对马氏语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着眼于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对索绪尔所开创的内部语言学进行必要的突破。这种殊途同归现象，在学术史上并不少见。只是为了语言学科内部术语使用的统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以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为代表的一些修辞学著作就已改用“语境”之称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乎所有的修辞学著作都换了“语境”这一术语。这决不意味着低估《发凡》的历史功绩，正如作者本人在该书“结语”所说：“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这是本文提起“语境”这个术语时顺便说及的一点看法。
话又得说回来，采用国际通用的术语，并不等于要全盘照搬国外学者的解释。我想，既然这一术语的汉译语词含义跟国外引进的语境理论着眼语用的精神基本相通，现在再来讨论修辞中的语境问题，完全可以从汉语修辞的实际出发作深入一步的考察，而不必在行文上拘泥于马氏和弗斯等人的论述，更没有必要连通常“语言使用意义”上的“语境”还没有研究透的情况下，又将西方语用学中以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关联理论为代表的“认知语境”概念搅到一块来，使简单问题更加复杂化。故本文仅从汉语修辞的范围来讨论语境问题。
对于弗斯所说“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大家没有多少争议；问题是语言使用受语境的制约并不限于这种言辞以内的语境，还有言辞以外的语境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呢。对于后者，陈望道先生在《发凡》中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时，曾引前人关于作文的“六何说”中“何故、何人、何地、何时”这“四何”对“情境”作过精当的阐述，还指出“其实具体的事项何止这六个！但也不必劳谁增补‘七何’、‘八何’。至少从修辞的见地上看来，是可以不必的。”足见这位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对这种言辞以外的语境与修辞的密切关系，认识何等深刻！由于望老是根据他提出的“情境”这一专用术语来引以上“四何”进行阐释的，因而是很恰切的。可当代修辞学已普遍采用“语境”来取代“情境”了，那就不能不对“语境”的含义再作一番斟酌和必要的修正。由于术语的改变就意味着概念的变化，沿用《发凡》的解释显得不够贴切，因为汉语中“情境”和“语境”的含义是有区别的；照搬国外各家的说法又显得比较杂乱，因为马氏及其以后的几种代表性说法在“大同”中均存有“小异”。就弗斯对“情景的上下文”的解释来看，应包括：1.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人物、人格（其中包含参与者的言语活动；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2.有关客体，3.言语活动的影响；而韩礼德则是提出“语域”这一术语来研究不同语境的语言变体及其适用范围的，其中包括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话语的风格三个方面；至于费什曼对“语域”的论述，又强调它是受共同行为规则制约的社会情境，包括地点、时间、身份和主题，说通俗一点，就是谁何时何地对谁说什么言语普。据此，现在来讨论汉语修辞中的语境问题，何不根据同英语situation对译的“语境”这一汉语语词的含义来理解和使用它呢？下文对语境有关问题的讨论，便是据此来发表个人看法的，其中不免要对曾为发展语境理论作出过贡献的国外学者某些观点提出质疑。
二、“语境”可通俗地表述为使用语言的环境
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学术界对“语境”这一术语的理解和使用至今还是有差异的，那么语境究竟为何物？我赞同王德春先生较早的一种提法：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熟悉国外语言学的王德春先生就在云南《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发表过《使用语言的环境》一文，这是结合汉语运用实例研究国外语境理论最早的一篇文章，虽然不宜冠以“开创”的美誉，但该文关于“使用语言的环境”的提法却对国外引进的“语境”这一概念作了通俗而准确的表述。根据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科学区分，“使用语言的环境”当属言语环境，亦可称作“语用环境”。对于这种含义上的“语境”，除上下文无须讨论以外，其余如时间、地点、场所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非语言因素，就可以孤立地当语境看待吗？否！在同样的时间、地点、场所及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说同一句话，意思可能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因为其实际上所依赖的语境不同，这与交谈的话题有关。据此，我认为构成语境的以上非语言因素，不是孤立的、固定不变的语境要素，而是随语言的使用而临时形成一定语境的一些相关变数。修辞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就是要以这些变数为参数，对话语含义（包括其字面意义和寓义）的生成和理解作出尽可能切近实际的完整而不是琐碎的解释。以上关于语境构成的变数，皆因人们使用语言的情形不同而临时形成不同的语境，对言语表达和理解产生不同的制约和解释功能。语境之所以是语境，就因为它是人们赖以使用语言的环境，也是人们使用语言才形成的环境；离开了人对语言的使用，以上要素均毫无语境意义。这是对拙著《言语交际学》提出的语境“相关论、统一论、过程论”的一点修补。可至今国外有些研究语境的学者，大都分别对以上要素作静止、孤立的举例说明，还把言语主体之间的关系及主体的各种因素（包括交际双方的关系，交际主体的身份、职业、经历、思想性格等等）也当作语境的一个类别来研究，《大英百科全书》在给语境分类时就另立了“主体语境”一类；国内有些研究语境的著作（包括本人前期之作）也受此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琢磨，我感到把言语主体当作其赖以使用语言的环境来研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故在后来的书、文中明确主张把语境与言语主体区别开来。至于各种主体因素及交际主体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言语表达与理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修辞学或语用学可以而且应当把它单独列作另一专题来研究。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认可胡范铸教授最近提出修辞学的核心概念是“言语行为”这一见解的话，那么主体便是言语行为的主体，语境便是言语行为赖以进行的环境，二者不是同一性质的东西。
三、语境实质上是一种语义氛围
既然语境是言语主体使用语言之“境”，那么此“境”究竟为何物？有无一定范围？根据提出和完善“语境”理论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等人的阐述，语境就其功能来说，主要是指一种语义功能的作用范围。表现为对言语表达和理解具有制约和解释功能的一种语义氛围。马氏曾根据自己在南太平洋工作期间发现当地土人的话很难译成英语，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划独木船的人管他那支桨叫“wood”（木头）。他认为，如果不把这话与当时的语境结合起来，就不能理解“wood”所指的是什么。据此他认为语言是“行为的方式”，不单是“思想信号”，行为是不能脱离其环境而行的。日本专门研究语境的西杆光正先生曾于1991年在《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语境与语言研究》的文章，提出语境有“绝对、制约、解释、设计、滤补、生成、转化、习得”等八种功能也自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功能，就体现在对言语表达与理解具有制约和解释作用的语义功能上。这是因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环绕着话语而散发开来的语义氛围。语境之所以成为语言使用之“境”，就表现于这种临时形成的语义氛围足可对言语表达和理解发挥制约和解释作用。故语境实质上是一种语义氛围，这是它跟一般外在环境不同之处。当然我们也看到，语境还具有制约着“音变”的音流和制约词、句组合方式的结构线索，这主要体现在言内语境中，但从汉语的表达和理解来看，主要作用还是来自由语义组合而形成的这种语义氛围，语音和结构的变化均为话语的表达和理解服务，故本文暂不讨论。这种语义氛围，有的是上下文的语义线索所提供的，有的是一定交际文化与社会文化所提供的。修辞学和语用学研究言语表达与理解对语境的依赖性，都跟语境的这种浯义氛围分不开。这种能为语言使用提供语义氛围的语境一经形成，便不是零散孤立或混沌一体的了，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的有层次的功能系统，并借此运转、辐射开来。现就其语义氛围的产生和语用功能，分不同层级作些考察。
考察语境的不同层级，可根据言辞的内、外大别为两大层：前者一般称作上下文，我们因其是在言辞以内形成的语用环境，故称作“言内语境”；后者是言辞以外的语用环境，故称作“言外语境”。后者又可一分为二：一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围绕一定话题进行交际而临时形成的情境气氛，一般称作交际场合，我们基于它是因交际而形成的（包括交际时出现的事物），故称作“交际语境”；二是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因其纯属社会性的，故称“社会语境”，现在众多人文学科中也常见有“社会语境”之称，我以为采用此称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沟通，适应学际间的“对话”（dialogue）需要。这三个不同语境层级，均在语言使用中呈现出不同语义氛围的作用，难怪吕叔湘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那篇《漫谈语法研究》的文章中比较语法和修辞的区别时，要专就修辞发出那番中肯议论了：“后者（指修辞，笔者注）讲的是哪种说法比较好。……哪种说法最合适，要看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对谁说话，上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打算怎么说。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候典雅点儿较好，有时候大白话最为相宜。……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究这个‘各有所宜’。”这番话把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对言语表达的制约功能都说到了。我认为这种制约功能，就源于它的语义氛围，修辞活动若做到与以上不同语境层级中的语义氛围相吻合，就能达到吕先生讲的“各有所宜”的要求。下面分别略作解释：
——言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这是语言符号在线性序列中的语义相互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语义氛围，它是语言符号横向组合中的语义线索所提供的。任何语词和语句的使用，都得受其所处言语链条前后环节（即言内语境）所形成的语义氛围的制约，并据此获得确切的解释。这点，我国古代文论和现代心理学界均己注意到了。我国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章句篇关于“字、句、章、篇”内在联系的论述就很到位，拙文《语段修辞初探》已引用过，不再重复。心理学家也较早从“言语理解”的角度作过考察，指出：“句子的上下文所提示的内容就是一种语义情境，它会影响理解的方向和深度。同样一句话，孤立地听或读时，可能不解其意，或者意义显得含混或模棱；但将它纳入一定的上下文中，就易于明 白地理解它的确定含义。人们阅读书面材料时，遇到某句看不懂时，往往要来回阅读上下文，从上下文中寻找帮助理解这句话的线索。上下文的浯义情境仿佛以某种方式限制着听者或读者所可能接受的语意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理解的方向。”。讲修辞当然要顾及言内语境中这种语义氛围，根据“上一句是怎么说的”和“下一句打算怎么说”来确定“这一句”怎么说、怎么解。这种言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无疑是由语言因素（语义组合的相互作用）所提供的。那么，下面要讨论的交际语境和社会语境这两种纯属非语言因素的言外语境，又是怎么产生语义氛围的呢？这只能从人们长期使用语言过程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交际文化和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探寻。语言尤其是语言的使用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是无须论证的常识性问题。
——交际语境的语义氛围。这是由交际双方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进行交际而出现的符号行为互动的产物，它与一定社会的人们在长期交际中形成和积淀的交际文化密不可分。由于交际语境又总是存在于社会语境中，故其语义氛围会随着社会交际情况的演变而变化。如一对父子在同一时间、场所交谈，当儿子告知这次高考情况后，父亲脱口而出：“真有出息！”这句话可以是肯定、赞许，也可以是批评、责骂。又如某学生在同样的时空条件下，路遇十多年前的某位老师，当老师问起“还好吗”时，学生回答：“感谢老师的栽培！”这句话既可能是真心感谢，也可能是抱怨老师当年对他关心太少。再比如乘坐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司机问：“是这里吗？”乘客点头付钱，下车说了一声：“祝你好运！”这话既可能是真心祝福，也可能是一句有气的反话。这三句答话，或褒或贬，其语义氛围所确定的话语含义，皆与一定社会的交际文化有关。限于篇幅，仅略作点评：第一、二例的回答，虽与上文所问有关，但其话语含义却不是从上文中的语义线索推导出来的，而是直接由交际语境中的交际文化所营造的语义氛围来确定的，读者只要根据谈论高考时父亲的“望子成龙”世俗和谈论学生成长时的中国师承传统，就不难理解“真有出息”和“感谢老师栽培”这些话语含义了；第三例“祝你好运”与上文司机的问话毫不相干，纯系一定社会交际文化的产物——是真心祝愿还是反语，要由司机的服务态度而定，祝人“好运”是中国习以为常的一种交际用语，不管发自真心还是反语。所有这些，都只能到一定交际语境中来理解。有些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还利用“静场”来创作“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意境，传递出一种让人可以“意会”的无声信息。据此而论，交际语境是会“说话”的，这是因为交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中代代相传的交际习俗（亦即文化）的产物。正因其与文化密切相关，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的人们进行交际，其交际文化均有区别，语义氛围也因之有异。考察修辞现象，更不能不顾及交际语境中一定交际文化所赋予的这种语义氛围。
——社会语境的语义氛围。这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所赋予的，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交际语境中形成语义氛围的交际文化，而且还给言内语境中的语词符号、特别是熟语或所谓“文化局限语汇”打上鲜明的社会文化烙印。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拙著《交际语言学导论》中第17章例举的“汉语中的现成交际用语”，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语汇表现。许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同道，深感教外国人学汉语最难的还不在符号层面，而在文化层面。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不要说在国家之间，也不说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仅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人世”以后的社会语境来看，就与以往各个时期特别是解放前后明显有别。拙著《言与意之谜》第七章“社会文化投影”曾谈到“先生、太太、夫人、小姐”等称谓在我国解放前后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度沉浮，也说明社会语境中的语义氛围均与一定社会文化的投射有关。讲修辞同样不能不顾及社会语境，拙文《修辞的社会性与文学作品的时代气息》曾选取大量实例来说明，不再重复。此外，语言生活中的社会文化差异，还要求语文规范化工作亦应与时俱进，根据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来因势利导。
以上三种不同层级的语义氛围，构成了语言使用不可超越的语境。其中尤以交际语境中的交际文化变数最多，因而研究起来最难把握却又最富于魅力，故下文将着重探究其语义氛围产生的奥秘。顺带交代一句，我们根据语境系统的不同层级，提出“言内语境、交际语境、社会语境”，不是为了巧立名目以示“创新”，而是追求术语使用的一致性。
四、语境中的语义氛围是语言由抽象回归具体的必然产物
语境的语义氛围，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本人凭主观臆测所作的独撰，而是语言的社会交际属性使然。语言，这套充当交际工具为全民所通用的符号系统，本来就是从同一语言社会千百万人在千差万别的具体语境中无数次地说（写）出的话语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在这抽象概括过程中，必然要舍弃一些具体的、个别的、临时出现的言语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专门抽取带共同性、确定性、全民通用的语言因素来，才能在同一语言社会获得彼此认同和通用。然而人们的言语交际又总是具体的、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口语或书面交际，一方面因语言符号的抽象性、有限性与表达内容的具体性、无限丰富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感到“言不尽意”，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避免说写的唠叨和过于直露而不宜把意思都说满、把句子结构都说全，总得留下一些语义空白让对方去思索、补充。这两方面都要求交际双方要善于借助具体语境所提供的条件来补足语意，使有限的语言符号能适应人类无限的交际需要。故马林诺夫斯基在阐述语境的作用时指出，语言不是一套完备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由它自身而要由语境来决定。其中隐藏着什么奥秘？马氏没有作进一步说明。我们根据以上认识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当人们把从各种语境中抽象出来的语词符号组成话语，重新返回到具体语境中来，语言本身的抽象意义便可借助长期积淀下来的交际文化（这是经过长期积累的交际经验和习惯）而融入特定交际语境中，同那些相关的非语言因素融合而为一定的语义氛围，以补足话语的含义，使交际渠道得以畅通。这种由抽象向具体的回归、由语言义向言语义的转化能如此自然地顺乎人意，皆赖于语境中的语义氛围。这是人类语言的交际属性使然，也是一定社会人群中的交际习惯使然。拙著《言与意之谜》谈到“义境融合”时，曾用“切了吗？”和“切了。”这一问一答在三种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来说明由抽象的语词符号组成的话语，其含义是要借助语境中的语义氛围来实现的，现将其作些压缩说明。“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就是从各种具体交际语境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中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包括各个义项），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但经组成“切了吗？”和“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语境后，无论是问话或答话，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都能顺利地交流了思想。在医院与医生、在家里与女儿的对话，话语含义均与字面意义一致，但所“切”的具体对象不同：在医院是指切除子宫积瘤，在家里是指切菜，这是交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使抽象的词义具体化。而在与锻炼伙伴谈到退休问题时，无论问话或答话，都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指办理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切”这个义项在词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增添这一义项，这是交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临时赋予话语的寓义。可见话语含义（特别是其中的寓义）总是语言本身的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由一定语义氛围与相关因素融合而成的产物；脱离了交际语境，话语便失去具体的含义。可见在言语交际中，语言是一套不能自足的符号系统。由此可以肯定，一切话语含义都是凭借一定交际语境中的语义氛围而获得具体的意义，这是话语含义对交际语境的绝对依赖性，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就会死亡、干瘪一样。因此语义和语境的融合，是语言在一定交际语境中的一种天然融合，这是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回归具体的必然现象，体现了语言符号比其他符号更富于伸缩自如的弹性和变通使用的灵活性特点。难怪石安石先生在《语境与语义》一文中说得那么肯定：“任何语义都必须在一定语境中才能得到实现；从不在任何语境中出现的‘语义’是一种虚构。”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法上讨论的“咬死猎人的狗”、“鸡不吃了”以及“巴金的书”……这些歧义结构，一进入具体语境，歧义便被排除了。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语境之所以成为言语表达与理解之“境”，皆因语言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必然会产生一种足可修补语言抽象意义的语义氛围。它不仅可以使语言结构中的歧义得以排除，而且可以使原来抽象的语义得到具体的确定，还可以填补语言符号线性序列的语义空缺，赋予它以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有的语用学著作，把语境对语言符号局限性的弥补作用归纳为填补粗疏、补充指示语的含义、提供话语的前提、解释隐性行事性语句、推导会话含义以及克服线性造成的语言局限等六个方面。概括得相当周全。我们本着以简驭繁的原则，抓住语境中的语义氛围作出如上通俗的阐述，指望能为从事母语交际和教学的一般读者提供些有实际帮助的参考。
既然语境是一种语义氛围，那么应该如何结合语境来研究修辞呢？仅凭随境“意会”来解释，显然上升不到“学”的高度。较为现实的做法是根据语境系统的不同层级，概括出若干条便于遵循的规则来，就像人们只要掌握了象棋中的“马走日、象走田、车可沿直线横冲直闯……”的规则，便可凭借各人的智慧自如下棋一样。这须另外撰文探讨。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阅读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