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理论自觉 促进学科发展
——谈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
□郑杭生 陆益龙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快速转型，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拓展解释视角和深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门学科在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经验及社会文化转型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诠释，同时彼此又相互渗透与结合形成了尤为密切的关系。在新的时期，如何深化学科间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如何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各个学科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需要反思和不断总结的问题。
三学科之间交融
和贯通之处越来越多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社会学最早诞生于欧洲。在欧洲社会学传统中，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变化规律，尤其是工业社会的结构特征及社会问题。所以说，“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
西方人类学有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之别，现代人类学主要关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结构、功能及意义。社会学与人类学虽然都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但两者有着 “文野之分”，即社会学主要研究文明社会，而人类学则研究“野蛮”的或初民社会。
然而，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为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打破彼此隔阂开了先河。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没有拘泥于异民族，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而且，这一研究还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
民俗学的特点在于关注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及民众生活。在欧洲学术传统中，民俗学主要研究乡村社会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民间智慧以及民风民俗。而社会学更多地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学与民俗学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是“城乡之别”。
在促进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时，人们会强调各个学科的边界和特点，强调学科各自的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不难看到，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学科交叉和交融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这三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贯通之处越来越多，也正是在这种学科交融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学术传统。
仅有本土资料或本土经验是不够的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在中国可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三个学科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艰巨任务。
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一样，就是各学科的主体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及自省过程。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自觉的关键在于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
增强理论自觉意识，对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来说，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究竟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还是西方理论的中国版?
目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发展中，都存在理论自觉问题。以人类学为例，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科研究及理论的边缘化问题，或者说对西方话语中心的依赖问题;二是本土研究的理论创新问题。
所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自觉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要崇拜和迷信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仅仅作为一种参照系。其次，要提升中国这三个学科的话语地位，必须找提升本土研究的理论创造力和创新性。此外，理论创造氛围和创造力的提升也非常重要。仅有本土资料或本土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在经验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才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人类学理论，才能在世界人类学中有自己的学术话语。
理论自觉需要解答大问题
既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目标和主要内容已经明确，那么就需要着重讨论实现“理论自觉”的途径问题。关于三学科实现理论自觉的路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学科理论自觉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
首先，要对“两类挑战”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所谓“两类挑战”，是指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而本土性“六大挑战”主要指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一是在市场经济下的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二是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三是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四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五是在发展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关系的挑战，六是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挑战。对这些挑战的理论概括和解释无疑会大大提升学科理论的时效性。
其次，要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再次，要对“西方学说”作出自己的理论借鉴。最后，要对“中国经验”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就应该对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常青理论。
此外，各学科还需要结合各自的理论传统和发展现状，一方面各学科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共同体要增强理论自觉的意识，积极支持并为学科理论创新，尤其是学派的形成创造条件或提供必要的保障，也就是像费孝通所说“开风气，育人才”。在新的世纪里，通过一代代学人自觉地努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应该而且完全能够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学科边界的设置是人为的
学科的边界是人们便于学科间的分工而设置的，合理的社会分工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必要的学科分工，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但学科边界的设置是人为的、弹性的而非固定的。学科间的分工最终目的是为了合作而非隔离，正是通过不同分工学科的共同合作与努力，才能促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由于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着较多相通之处，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三者之间的交叉、合作，其实是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自然结果。在有些学者看来，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过分亲密，导致学科边界模糊，以致影响学科发展。这种逻辑其实并不完全成立，因为学科发展的关键要看它能否有效解释社会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区分是什么学科。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规律来看，人类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创新常常是学科交叉与合作的结晶。相近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能够产生创新的优势：首先，交叉与合作能够拓宽研究者视野和研究领域;其次，交叉与合作将会促进各学科之间方法论的相互借鉴和创新;最后，学科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有利于理论创造和领悟力达到理想境界。
学科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策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既要排除影响沟通与合作的非学术性障碍，又要创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的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鼓励学科间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借鉴、相互融会贯通。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将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7-20 15:4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