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图一快，你说得很对，这些施害者所为是非理性的，岂只是非理性，完全是疯狂、暴力、血腥的，而这类极端性的背后是绝望，绝望带来的是内心极度的扭曲、极度的黑暗。试想如果一个社会中绝望的不是几个人，而是很多人都绝望，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郭于华：对于行凶的个人，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之处。然而一连串的事件，它像瘟疫一样正在流传，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行为。
郭于华：我认为温总理关于袭童案的访谈说到了问题的根源，也说明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郭于华：社会矛盾尖锐突出是由于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司法不公、压制利益表达和言论自由；官民冲突日趋严重。其实中国老百姓并不是盲目地仇富，而是对社会缺少公平正义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郭于华：我认为最应该向政府问责，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执政党和政府要与利益集团切割，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承担起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开放利益表达渠道、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角色和使命。
郭于华：这些事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家看到这类案件往往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身上：精神病啊、反社会人格、极端暴力倾向等等，想到此就为止了，但是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值得注意呢？就是我们称为精神分裂之外的那些心理病症，是否得到了疏导？
郭于华：运动式治理，治标不治本，或者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郭于华：把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而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强化维稳工作，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郭于华：顶笑蜀，必须建设权力、市场、社会三者均衡与相互的制衡，权力独大，灾难无穷；权力加资本更是强大而有害
郭于华：可怕在于，伤害常常指向弱者。杀害孩子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号：“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是英雄去杀贪官，不要杀孩子”。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威权之下人们惧怕权力、崇拜权力，不敢触动权力，也无力去触动那个权力，因而就引发我们一直在谈的问题：为什么是孩子？为什么又是孩子？为什么总是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脆弱的。这就成为强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逻辑。弱肉强食，这就成了丛林社会了
郭于华：这是疏与堵的关系，信息公开透明才可能有社会信任；封锁消息、制造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引火烧身的之举；
郭于华：好问题！应该从社会建设入手，通过社会的自组织、自治实现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郭于华：不仅是表达渠道不畅，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普通人利益受损，司法黑暗，加上无从表达因而也无从维护合法利益。由此维稳成为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维稳思路往往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
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能起到（缓冲）作用的，公民社会越强大，发育得越好，这个社会其实是越稳定的。而没有中间的这个公民社会，刚性的稳定是很脆弱的，说出问题就出问题。咱还不说公民社会，就是这些公民的自组织，很多时候被地方官员视为洪水猛兽。
郭于华：是的，杀童与为杀童案叫好的是社会溃败、人性溃败的典型病症
郭于华：“袭童案此起彼伏的时候”会感觉很幸福么？应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她所在的环境很不安全，这是普通人仅仅能做的事。
郭于华：经济改革走得很快，政治体制改革一退再退，社会溃败时人人都在沦陷
郭于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也在于此：社会制约权力即是民主，社会驾驭市场即是民生；中国的社会发育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制度瓶颈严重控制了社会发育的可能性与空间
郭于华：归结于个人原因很简单，应该意识到个人性的同时就是社会性的，其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或者说社会弊端。一些人利益受损，表达无门，上访被当成精神病等，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郭于华：我想应该包括宪法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自由表达、结社、集会、游行……
郭于华：感谢人民网，感谢各位网友，大家都关注才会有进步。围观改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