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地方民俗志的意义
钟敬文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从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年了。但是，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一路上起起伏伏，尽管整个学术活动没有完全中止过，成绩是有的，却不能说是太理想——或者应该说距离我们的理想颇遥远。十多年来，由于领导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明智号召，由于学科本身的生命力和发展要求，更由于学者们的学术意识自觉和认真努力，这时期民俗学跟其他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一样，呈现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景象。
１９７６年以后，我们民俗学的各方面（机构、队伍、搜集、研究、出版、及其他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步子相当迅速。从学术的机构方面说，全国３２个省市（包括自治区），不但都恢复了固有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民间文艺家协会”），而且２／３以上的地区先后建立了民俗学会——中央一级的“中国民俗学会”是在１９８３年成立的。许多文科院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民间文学或兼及民俗学等功课，设有教研室或教研组，有的并设立了师生共同活动的民俗学社。有些院校兼设有本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北京师大并设有博士学位授予点，现在国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已有数千人，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也有数十人。专业活动和培养机构有很大的发展，队伍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壮大了。
著述方面的进步，更体现了这时期民俗学的景象的繁荣。这方面的著述，在质或量上都显示了它脚步的前进。理论反面，除了个别课题的专著之外，并出现了许多系列性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同一主题（例如关于傩戏、萨满教等）的理论著作陆续出现了。总之，在理论著作上，更扩展、更集中、也更深化了。民俗资料记录（民俗志）的编著、出版，数量更大，规模更大，成就也更显著。不仅有许多地，县级的民俗志送上书店，省、市级的大部头的民俗志也相继出版了（例如河南、山东、广西等省志的“民俗卷”）。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记录中，有文化部牵头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文艺志书、集成，近日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卷（全书约三百多卷），成为我国这方面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长廊，使国内外学者对之不禁瞪目动心，叹羡不已。
此外，像这方面学术专题的研讨会、国内外学者意见交流会的经常出现，外国专业名著（如《金枝》、《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不断译成中文，等等的可喜现象，就不遑一一举述了。总之，我们这十多年间、民俗学事业大有一种突飞猛进的趋势。它已经成为我们学届的一种 “显学”，或者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成为一种“热门学科”了。
如上所述，形势的失却非常喜人的。但是，我们冷静地进一步加以审查，就不免有些歉然，我们这门新学问，尽管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近年在它的个方面又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平心地说，它到底还是一种未成熟的学问。它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大力耕耘。这种学问，在整个结构上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1.理论研究（包括方法的研究）；2.民俗现象的记录，即民俗志；3.民俗发生、发展史及思想史（民俗科学史）。成熟的民俗学，必须在这三方面都有比较圆满的成果。现在，我们只就民俗志方面的情形来说吧（民俗现象的记录，是民俗学的一种基本作业，，而中国这方面的“矿产”又是惊人地丰富），六十年前那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学者詹姆森，他那句带有感叹意味的话：“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实际情形来看，它不但不算夸张，而显然有些不足之感。十多年来，我们对各地民俗资料的记录和出版，的确尽了巨大的力量，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如果把已经取得的成就，去跟客观铺天盖地、无处不存在的民俗现象相比，就会感到彼此差距之大。这种差距，即使不是鸿毛与泰山之比，至少也是侏儒和巨人之比。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只试举一点阅读的经验，来证明我们现在的民俗志工作成就距离应该达到的程度的遥远。近来常有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给我寄来一些地方民俗志的书，我翻读一下，总觉得书中有些资料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自从跟这种学问打交道已经七十多年了，自己又是一个重视资料的实证论者），而有些却是在学术史上至关重要的：它们有的在二三千年前就已出现于我国文献上，有的更具有世界民俗学史的比较价值。我往往为之赞叹，也痛感到我们民俗志工作的薄弱。
我们正在打算加强我们的民俗志工作，并且在草创“民俗志与民俗志学”这种新分支学科的时候，有机会读到朱元桂同志主编的这部《绍兴百俗图赞》，我一时心上的快慰，真是不容易用语言表达的。
绍兴，是幅员辽阔的祖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它地方并不怎样广大，也并不是商业或政治的要区。但它牵系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自然同时也牵系着我的心。这大概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吧，春秋时它是越国的所在地，所谓报仇雪耻之乡。汉以来，它产生了（或在此寓居过）许多名贤。随便举几个名字，如王羲之、谢安、贺知章、陆游，以及徐文长、张岱等，都是大家所熟知和敬慕的先贤；在现代，名豪杰士就更多了。一些新文学届的先辈（如鲁讯、周作人等）的学艺业绩，是哺育了当时我们年轻一代的食粮。就我个人说，又曾在杭州住过几年，得以跟一些绍兴籍的文友（例如许钦文、孙福熙、陶元庆诸君）交往，不但在学艺上得到益处，在为人处世上也很受他们的熏陶、感染。在过去数十年中，我曾前后两次到过绍兴，在游览大禹庙、快阁、东湖、兰亭、古轩亭口和鲁讯故居等名胜古迹时，自然的美和人文之美是交织于心灵深处的。
在杭寓居的几年中，正是我民俗学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刊物和丛书，广泛搜集学术资料及潜心进行研究，这些活动，都是和浙江籍、特别是绍兴籍的学术前辈和朋友密切相关的。刘大白先生不仅是优秀的诗人、文学史家，他也是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热心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三十年代，我所编辑《故事的坛子》，就是他老先生记录的成果），浙江第一个民俗刊物（《民俗周刊》民国日报副刊），是以他的名义从报社领受而交给我和钱南扬先生负责编辑的。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和《民国月刊》的刊行都是和绍兴籍的同行（娄子匡、陶茂康）合作进行的。这些事情，现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眼看到我们今天民俗学事业的繁荣，眼看到朱同志所主编的这部民俗志的成果书，我怎能不深切地回忆起那些绍兴籍的先辈和同行呢？
《绍兴百俗图赞》，是绍兴市文联为传播乡土知识、发扬民族文化而编篡的《绍兴百字图赞丛书》的一种。它的主编是绍兴市文联主席。他先制出蓝图，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执笔，而后汇集成书。书中正文一百篇，附录三篇，内容遍及“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育丧葬、交际礼仪、生产经贸、文体技艺、社会组织、信仰祭祀，兆卜禁忌”九个方面（见该书《编写过程的几点说明》）。全书为随笔体，各篇相对独立，彼此没有什么明显关系。文字一般为叙述体，必要的地方稍作考据。全书文字清晰、简要，可读性较强。并附有许多线条简朴的插图，更有利于广大读者的鉴赏。我仿佛读后，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现在简述两点如下：
一 资料搜罗丰富 本书像写作说明上所说，涉及民俗事象有九个方面，对于这些方面，大都提出了一些事项加以叙述。自然，在个别方面叙述的事项中，并不都是重要的（例如关于社会组织的叙述，家庭、宗教及村落形态等相当重要的事项却没有涉及）。当然还有那些没触及的民俗方面。可是，作为一部地方民俗志，像这样方面周全，叙述又比较得当的并不容易见到。我批阅着它，颇有点像前人所说，行在山阴道中，千岩万壑，应接不暇的感觉。
二 提供了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本书所记述的民俗资料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颇不少。例如第四则《正月初一敬女日》，它告诉我们，在嵊州民间流行的那种很值得寻味的古俗。大家知道，在过去人们受封建伦理束缚的许多地方民俗中，年初一这天大都是禁止妇女到人家拜年或串门的。但嵊州人却不然，这一天，他们的妇女却被称为“玉女”，不但可与“金童”（男人）同出去拜年，并且还备受欢迎。她们也可以单独去做这种活动，并得到与上同样的待遇。“尤其是伶俐的女孩，漂亮的姑娘，生育旺盛的妇女和福寿双全的老太太，则被认为是利市的吉星。”人们往往事前就约她们到时（初一）去做客，以求吉利。这种习俗，决不时偶然出现的，它一定有它产生的社会 背景。依我们看来，它很可能是当地原始时期女系制度所产生和遗存的一种古俗。把它去与本书中所记同地区（嵊州）流行的“麻鸟饭”仪式中女性（头脑婆）主祭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性质就相当明显了。此外，书中如关于那些民间工艺、民俗文学艺术活动的记载，大都是民族文化的可贵资料。至于像《吃讲茶》中所记，那种民间自动调节民事纠纷事件办法的美俗，就不仅是民族社会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特别值得提倡的良好风尚了。
除上述两点外，本书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就不细说了。
完美无缺的事物，大都是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大多数优秀的著述，都不免同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之处。这本民俗志，如果我们对它严格检查起来，当然也可以找出一些缺点。这里试举一例，那就是关于民俗起源的解释。书中有些地方对民俗的起源作了解释。这种解释资料，大都是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古书上授引来的，另一是采自现在民间流行的传说。前者之中，有的是学者们的推测，有的也是当时民间有关传说的记录，不管是前者或后者，大都是距离民俗产生较远的后代的人们凭籍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去推测的结果；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背景已经跟产生它（民俗）时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心里状态也不一样。因此，他们一般不可能理解那些风俗产生的实际情况和真正意义。严格地说起来，他们的推测和臆断，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要真正解决民俗的起源，只有凭籍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史等现代科学知识，对它加以分析判断，才有较大可能性。但由于我们民俗学等学科还不够发达，因此，民俗学上的那些问题，没有做出比较正确的答案并给以传播；而一般学者就只好满足于古书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的解释了。这是近年所刊行的这方面著述的共同现状，并不仅是本书所独有的缺点。这种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深深感到民俗学者任务的沉重。本书虽然也有这类缺点，但从全书的成就说，它不过是“白壁微暇”罢了，何况这种缺点，又是当前这类著作的共有现象呢？
在当前全国学届正在共同致力于地方民俗志编著的时候，当有些专业学者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建立民俗志学科的时候，同时又是全国读书届正在盼望读到较好的民俗志这类出版物的时候，这部具有自己一定特点和优点的绍兴民俗志的出现，无疑是适时的，是值得大家鼓掌欢迎的。而这部书也将以自己的实际成就，去鼓舞民俗学者的工作，去唤起和满足广大读者的兴趣。作为一个老民俗学者的我，对此深感欣慰，那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997年7月23日序于京郊八大处。时年九五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来源：婪尾集 （民俗学刊网 林少娜录入）
转自：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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