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

高丙中老师的《民俗生活：如何从革命对象到服务对象》这一题目，也可以在一个相对更大一点的空间和更长一点的时间框架中考察。
以时间体系为例，不论旧的体系的解体（放弃中国的阴阳合历采用西历）和重新建构（在具体展开中出现的中国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和日本的神武天皇纪年以及朝鲜半岛的檀君纪年等），都是在同一个大的近二百年文明发展史中历时性完成的（这方面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刘建辉有非常有意思的“二百年史观”）。但又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是同一个历史逻辑在区域多元化的次第展开。如果再把琉球、越南、东南亚的部分参考进来，这部分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同样的问题其实存在于民俗学的众多方面，高丙中老师列举到的空间设置、工具、生产与生活用品的变化、观念体系（信仰、审美习惯）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可供研究。而其中的文化传统要素，不仅限于儒家文化。而是多元的，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层次和纹理，结构和功能。
所谓“ 建立正常现代国家的意识”的说法，是与“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相对而展开的言说。正如上述时间体系变化所暗示的那样，前述历时性展开是在同一个文化空间或者说文化区域展开的，这是一个复杂但又规律井然的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装置的结构生成与演变。所以讨论这一言说的一个重要角度，正和地域文化的同构与多元相关。同构为我们提供比较的可能，多元为我们提供多个参照系统与参照系数。这一切会帮助我们看到更多的内容。从事这一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鲜见”与否，而在于它切实地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革命对象”到“服务对象”的转化之多种展开以及历史进程的多种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吕微老师回帖谈到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最终或选择了“三教合一”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同文明、不同价值之间的融合方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是极好的研究题目。以我正从事的“日本天皇长期存在问题研究”为例，在国内时我主要从神道的仪式进行思考，但到这边深入进去才发现深层还存在佛教的”灌顶“，中国道教的泰山府君祭，是一个”三教合一“的非常好的事例。与此呼应的还有琉球王国王权继承过程中巫女祭祀权的展开以及朝鲜半岛李朝的祭祀体系的民俗学观照。如果放开目光从单纯的”儒家文化圈“远望而去，可以看到一个极为广阔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