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木：我们需要坚固安全的校舍
汶川地震最让人撕心裂肺的场景就是那些被活埋的孩子们！
从新华网上发表的权威数字获悉，在此次大地震当中仅四川省就有6898栋校舍倒塌。我不知道四川省一共有多少栋校舍，近7000栋校舍倒塌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埋在废墟里的学生即使不以都江堰新建小学的300人和都江堰聚源中学的近千人的规模来计算，而只以死伤各一人来推算，那么也有1万多名学生伤亡在他们读书的学校里。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伤亡数字，但是我们的校舍没能有效地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能否把我们的校舍造得坚固，让我们在灾难发生时不是去“找”他们，而是让他们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跑出来？
的确，我们在声援，我们在救助，我们在慰问，我们也在忍受巨大的哀痛，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那些已经失去的不可再造的宝贵的生命。究竟有多少学生在这场地震中因校舍倒塌而伤亡，最终作出一个精确的统计，将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能到时会有一本厚厚的名簿，也许有人会建议把那些名字都刻写到一个纪念碑上去也未可知，但我希望在这个名簿的最后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填写上一段话，那就是中国的建筑物的抗震标准，尤其是校舍的抗震标准因这些孩子的生命代价而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均可以抵抗8级以上的地震，从而使学校成为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是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可供学生和市民避难的安全的场所。我想这是对那些死难孩子们的最好悼念和告慰。
现在已经传出北京要追究非达标建筑责任的消息。我想这是绝对应该的。但更应该做的是重新探讨校舍建筑物在社区抗灾当中的定位及其在国家抗震等级中的定位问题。据说现在中国有四个抗震等级，校舍建筑属于下数第二等级，等级低再加上施工时的偷工减料，倒塌那么多的校舍也就不奇怪了。
1995年1月17日，我在日本经历了神户大地震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做《阪神大震灾》(《作家》1995年第11期)。其中有关于日本学校的记录。当时我作为志愿者受市民救援中心的委派参加活动，转了很多地方：“这样一转，我倒发现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避难场所都设在中小学的校舍或操场里，这些地方大抵完好无损。日本战后著名的首相吉田茂在1968年写下的《激荡的百年史》中并没有撒谎，他说如果你现在到乡间去旅行，会看到那里最好的房舍是学校，有些还是明治时代留下的。的确，大震灾后，学校成了人们最安全的避难所。也许从教育和学校的单纯比较中，可以非常简单地找到中国和日本巨大的差距。我不敢想像同样的地震如果发生在中国，校舍该是什么样子。”
当年天皇和皇后到神户来慰问时，是在一所高中的整洁安全的校园里和那些罹灾者见的面，而我们的总理这次在四川的校园里却是冒着建筑物倒塌的危险蹲在瓦砾上向下面喊话。我想这种对比能否促使国人痛下决心学习一下日本，能否痛下决心把最好的建筑留给学校，留给我们的每个家庭只有一个的孩子？
也许辩者会拿出增加抗震强度与成本来说事儿，那么也好，即使全国没有经济条件全面提高所有建筑的抗震强度，至少把校舍建成最坚固的建筑也可以吧。也许辩者会说日本地震时房子也倒，也死人，而且校舍也未必都达标，的确这些都是事实，我自己也经历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1995年大地震当中，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在校园内罹难的，人员遇难和物体损害也远远低于地震等级相近的我国唐山和此次四川地震。阪神大地震震级7.2，发生在以神户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地区，直接和间接死亡两项合计6434人，这不能不说与日本建筑的坚固有关。当年有一个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在快要抵达神户中心区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难以跨越的巨大障碍物，那是一幢大楼，几乎完好无损地横躺在整个马路上，它倒了，但是没碎，里边的人几乎都是从窗户里“走”到地面上来的。我想这种“倒了也不碎”的建筑与它高指标的工程要求有关，或许日本建筑基准法值得成为中国建筑标准的参考。
有些事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这也许是我们内心世界的问题。当你目送自己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进那所学校的校门，你会想到那所学校是否安全吗？当你的孩子和你说“再见”，你可曾想到这也许是生离死别？当你坐在家里，你会坚信这座房子会保护你吗？的确，与其说有日后救灾时的那些感动，我们宁可把灾难减轻到最小限度。我们需要坚固安全的房子，至少需要坚固安全的校舍——为了我们的孩子。
那么多，那么多失去了的幼小的生命，难道还换不来一座坚固的校舍吗？
刚从四川回来，感慨不少，特转贴李冬木文章一篇。斯言也重，不知肉食者是否能入耳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