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本来我已经觉得不沉重了，被王京兄这么一说，又觉得好象沉重起来。
虽然我反对一种普适性的标准，
但我并没有建议学者们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在我的每一篇文章中，我都试图划出清晰的边界，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操作，
而且，我也试图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比如，我的《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就是这一标准衡量出来的产品。
但是你会发现，甚至那些认真讨论过你的论文，而且当面夸过你的论文的人，也根本没把你的意见当回事。
很快他就会送你一本新的概论，
你在论文中所谈到的一切，
都是空的。
没人当你一回事。

说实话，我越来越倾向于把学术研究当作一种自我满足的工具。
正因为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工具，
你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会迷失在课题、发表、名誉、地位的争夺中。
因为我要满足的，是我自己，
而不是领导的指标、学校的指标。

钟先生在世时那么崇高的地位，
他对学术研究有过那么多认真的规划，
你看见谁认真执行过了？
福田先生的标准也许影响到了许多人，
我非常相信他的标准是非常合理的，
但我还相信，他身边也一定有很多人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这些“合理的”标准。
你总不能说那些不执行他的标准的人，就不是做学问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有一些标准是可以用来要求别人的，
有一些标准是不能用来要求别人的。

你可以要求别人讲事实、讲材料、讲逻辑，
因为这些标准是无条件的，是全部学术研究都必须遵守的共同标准，不是某个个人所制定的。

但你不可以要求别人按某种理论、按某种方法、按某人的规定，
因为这些东西是允许多样性的，
是可以因人而异的。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牛顿定律是可以被推翻的，
福田先生所努力生产的所有标准和方法也都是可推翻的。

关于学术史的代际标准，
无疑是后者。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8-3 17:41 编辑 ]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8-3 15:23 发表

菅丰老师当时说了，我也给你翻译了，只不过你没有注意而已。

我听了呀。
当时菅丰介绍了日本几代民俗学者的大体研究取向，以及代际之间差别等等。
同时问了问中国的青年民俗学者是如何能够凝聚到一起的，
接着，就日本的现状做了些说明，感叹了几句。
这很正常呀。
总不能拿比较研究的标准来衡量聊天吧？
我们又没有把《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拿来进行比较研究。

施爱东

乖乖，我还没来得及对小人家妹妹送上我的感谢和赞美。
马上又引出这么一大篇。
辛苦各位！

施爱东

谢谢啦！
谢谢啦！
给各位捧场的弟兄作揖了！
求求小人家妹妹了。
早知道你会去，我也去了，我是因为耳聋嘴哑，一个人不敢去。

施爱东

我马上上MSN求你去。
等等我。

施爱东

我是分了两次才看完，因为需要慢慢消化。
一点点说我的感受。

怕一会又忘了，先说说我的感谢。
我的外语能力差，因此在与国外学者交流方面，始终有一些自卑的情结在内，所以，尽管过去常常有些欧美学者很友好地表示了交流的愿望，我一概以退缩进行了婉拒。感谢菅丰的友好以及吴秀杰、陈志勤、小人家、爪哇堂等诸位兄弟的帮助，让我走出了国门。

先说“普通的学问”。
菅丰的定义是：
所谓“普通的学问”，指的是学院化的，与其他学科有着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的，进而有着与其他领域使用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体系的学问。

我非常坚决地赞同，民俗学首先必须是一门“普通的学问”。

尽管我过去没有与日本的民俗学者有过认真的交流，但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民俗学如果想要在学术研究的大格局中获得地位和尊重，首先要先尊重学术研究共同的游戏规则。
在当今的学术格局下，民俗学首先必须被外界认为是一门“学问”、“学科”，然后才能强调自己的独特性。
而决不是倒过来，以为“越是独特的，就越是重要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尤其体现在我们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点上，这一点最要命。
民俗学的研究范围越拓越宽，同时，传统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与兄弟学科越混越乱，许多领域都是不同学科同时进入的。
这些交叉领域，最容易看出不同学科的水平、档次。
如果民俗学者不能熟练地运用“普通的学问”的游戏规则进行操作，他的研究成果就没有“价值”（注意，“价值”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认可，是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客体的属性），他就没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
而当其他兄弟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彼此聊得热火朝天时，民俗学被晾在一边，这绝不是一件好事。

民俗学要想参与对话，就得首先让自己成为一门“普通的学问”，这是无疑的。
如果民俗学像当年的大清王朝一样，以为我“天朝大国”自成体系，仅拉动拉动内需就能自给自足，那么，民俗学走向衰落乃至消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民俗学的独特性，必须首先建立在它的“普通的学问”的基础之上，这是无疑的。
最近我看论坛上有篇博客，声称：“特别喜欢王朔的这句话：说实在的，有一些学奴特别讨厌，看上去一肚子学问，人家说的话你背下来了，你查得到，引用别人的话，你就叫精英了？哪个是你自己想的，不带重复人家的，那是本事吗？”
王朔说这句话当然百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这位引述者是学者的话），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令人笑话的。
王朔不是学界中人，对学术的游戏规则不理解，这是可以原谅的，他是个小说家，他有他小说家的立场。
但如果学者连学术的游戏规则都不能理解，就不配做学者。

任何一个“民俗学者”，首先必须做了“学者”，然后才能谈“民俗”，而不是倒过来，以为自己懂点“民俗”，就是“民俗学者”。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8-6 20:05 编辑 ]

施爱东

好久不见狼兄行迹，难道是一直在学白里浪条？
其实当时讲座和讨论都是双语进行的，
而且中间还有许多客套的插话，
主要的意思可能上面都概括到了。
中间有些有意思的问题，倒是可以提一提。

施爱东

比如说，我记得在介绍钟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时，说到一个“策略”的问题。

我说钟先生在他长学的时候，曾经说过许多今天看来不大符合事实的、策略性的话，
可是，全国各地的民俗学者，大部分人不可能站在钟老的高度来看问题，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话是权宜的、策略性的，
都把它当作真理来学习和贯彻。

比如，关于鲁迅对民间文学的贡献，就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
钟先生生前亲口对我说过，鲁迅跟民间文学没什么关系，但当时需要借助鲁迅的名头来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可在当时，钟先生可是领衔编过一本《鲁迅与民间文学》，这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曾经是一本必读的经典。
许多高校都曾开过这门课，
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争相读鲁迅，就为了从中摘抄一两句与民间文学“有关系”的句子，以便发现新问题，写出新文章。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8-13 09:59 编辑 ]

施爱东

日本学者对此似乎很难理解。
佐野先生好象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钟敬文先生为什么要说假话？
尽管我作了解释，
可那些日本人好象还是理解不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又有一个日本学生接着问这个问题，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
小人家妹妹就代我回答他了，
所以，我也就省了一单事。
呵呵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北狼 于 2010-8-15 18:14 发表
所以，许多问题的见地还有待提高。
     像爱东兄讲的这个第三代学者对第二代和第一代学者的“反动”，这个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现在的民俗学学科好像是群雄逐鹿中原，谁都可以来圈一块地盘。钟老离开之后，民 ...

很简单，这个反动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像你和我这样的小人物都可以在学术界发言了。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北狼 于 2010-8-15 18:19 发表
有很大一部分是钟老的弟子，这个反叛最终能进行下去吗？比如叶涛。
一直以来北师大和中山大学是中国民俗学南北两个中心（当然中央民大等学校也不错），但相对来说，北师大好像实力更强一点。现在民俗学界稍微有点名 ...

呵呵，看来狼兄对中国民俗学现状的了解还停留在20世纪。
如今群雄逐鹿，哪里还有什么南北中心？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北狼 于 2010-8-15 18:52 发表
只有找到自己明确的研究领域，民俗学才能有大的发展前途。而和社会学的差别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无须多言。

这一点我不大同意。
什么叫“自己明确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凭什么做出的划分？

我的答案比狼兄的答案简单得多：
1，民俗学永远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前途。
这门学科的非实用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是冷门学科。我们永远不可能让这门学科获得大的发展，我们只能力保它不死去。
2，民俗学永远不会找到明确的研究领域。
民俗学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大致的、模糊的领域，这个领域过去没有被明确过，将来也很难被明确。
民俗学能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只在于这些自称为民俗学者的人，能不能做出好的成绩，而不在于你划定一个所谓的领域。任何领域都是别人能进来，我们能出去的。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北狼 于 2010-8-15 19:03 发表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爱东兄在讲座中提到的：
问题的提起
“他们首先是通过学术史的反思，否定了钟敬文时代对于民俗学史所作出的许多定论。”这句话具体指哪些内容，虽然能想到一些，但是感觉其中包含的内容不少 ...

呵呵，21世纪之初，还是出现了不少学术史的论文。
按照日本讲座的规矩，得列几篇参考书目，由于我手头资料不足，只好将自己随口能背得下来的几篇简单列了一下：
吕微：《“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03期。
吕微：《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02期。
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01期。
刘宗迪：《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02期。
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04期。
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
可以罗列的当然远不止这些，上列只是为了应付个形式。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北狼 于 2010-8-15 19:03 发表
“那么，这个新的学术时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将如何转型？缺少了强势领袖的中国民俗学，学术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带给中国民俗学怎样的未来？”这个也比较好，能不能说一下。...

菅丰教授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刚好可以用来回答狼兄这个问题，兹摘录如下：

根据施爱东博士的直率的说明来看，寻求变革中的第三代研究者，正可以说是舍小异而求大同团结的。似乎现在完成了巨大的变化以后，这些小异又再度显在化了。在研究的方法、兴趣、目的、领域等任何一方面，合而为一都是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学科界线今后也会不断溶解，民俗学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如果以日本民俗学为他山之石的话，可以看到，统一对学术发展来说是反效果的。

处于这种变动期中的中国民俗学，今后各个小异之间也许将会发生获得主导权的竞争。如果没有发生的话，只会像日本民俗学这样陷入各自断裂的扩散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做的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获得研究上的主导权的竞争。在这当中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的成果的话，也许结果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只能获得在学术界的边缘地位，或者从学术界被淘汰。日本民俗学正面临这样的危机。同时，美国民俗学等，也面临着完全相同的危机。在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学院化，进行学术的标准化，那以后被固定化而没有变革，因此陷入了民俗学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中叶推进学院化，进行学术的标准化，进而在20世纪后半叶也发生了变革。即使是尝试了变革的美国，也在20世纪末陷入了不得不疾呼民俗学的危机的状况。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围绕着民俗学的历史、社会、学术状况、研究环境不同，不能进行完全相同的判断，但是从世界的民俗学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巨大学术革命以后产生的状况，也不能单纯乐观地看待。但是，我认为至少选择了“变革”的中国第三代研究者的行动是正确的。同时，我确信这将是有助于今后的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性事件。进而，变革不应该停留在发言权从第二代研究者转移到第三代研究者，以及民俗学的学院化、体系化上，今后应该也有不断继续的必要。同时，我从施爱东博士的报告里强烈地感受到了继续这种变革的决心。我认为，这次运动的轨迹，是日本民俗学应该从中国民俗学学取的重要课题。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北狼 于 2010-8-15 19:03 发表
钟敬文先生去世之后，一批青年学者很快结成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开始了对传统学术史的反思。这种反思带有明显的反叛的意味。他们首先选择了将钟敬文先生拉下神坛，并由此瓦解了建立在钟敬文民俗学体系之上的既定格局。他们通过会议和宣传，重新划定了新的学术版图，掀起了一次学术革命。
这一部分所讲的“重新确立的学术版图”到底是怎样的？...

失去了强势领袖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不断分化。
后钟敬文时代进入一个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强势学术领袖一统江湖的局面目前还看不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