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事一：钟敬文见鲁迅
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大学转往中山大学任教，钟敬文时在岭南大学半工半读，听说鲁迅来了广州，非常兴奋，约了两位朋友前往拜见。
关于这次会见，笔者搜集到四篇文章：
一是钟敬文当天晚上所写的《记找鲁迅先生》；
二是青年作家黎锦明1936年发表的《两次访钟楼记》（对照鲁迅日记，这篇文章记忆有误）；
三是记者梁式1942年发表的《可记的旧事》；
四是钟敬文1977年写的《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1986年写的《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祭断想》。
在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一文中，找鲁迅的过程写得特别详尽，可是，真正见到鲁迅之后，与鲁迅的谈话记录却极为简略，最后居然只用一句“我们的谈话很不少，在这短文里不一一记述了”轻轻带过，难免让人觉得虎头蛇尾。
这个谜底必须看了梁式的文章才能揭开：
“钟敬文却发言最多，原来他负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任务，就是受顾颉刚函嘱或电嘱，因为鲁迅初到，人地生疏，必有些不便，要随时效点微劳。我也以为这是顾的好意，也就是钟的好差使，殊不料鲁迅只冷静地答一声‘哦！’绝不作道谢语。钟再说一次，鲁迅又是一次‘哦’，孙伏园对此也不插嘴。顾颉刚要和鲁迅在广州打真正官司一事后来完全明朗化了，但为什么叫钟敬文帮鲁迅的忙呢，我至今还没有明白。”
原来是钟敬文遭遇了尴尬的冷遇，因而有意忽略了谈话内容。
可是，梁式是个汉奸文人，汉奸的文章是否可靠仍然是个问题。
50年后，钟敬文在解释他和鲁迅之间的一些误会时，侧面坐实了这次尴尬的冷遇：
“鲁迅先生怀疑我们的设立‘北新分局’和写那冒失的信（施按：此前钟敬文、杨成志等人计划筹办一个北新书局广州分局，听说鲁迅也要办一个北新书屋，于是去信说了‘此事我们已经在进行了，你们最好不必再搞了’一类冒失的话），跟顾颉刚先生有关，这个责任，恐怕在我身上。因为当鲁迅先生初到广州，我和饶超君等去拜访他的时候，我说的有些话，是足以引起怀疑的，虽然我当时并没和顾先生见过面，更不知道他们在厦大那种对立的情形。其一，我说，不久前得到顾的信，知道先生就要到中大来了；其二，这是更重要的，当鲁迅先生说到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那些从北京去的同事们的钩心斗角的情形时，我竟然插嘴说，顾是个学者，大概不会这样吧。记得鲁迅先生听了我的话，冷冷的回答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就好了。’这明明是有对我的话的反驳，但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到这话的真意和分量。”
钟敬文《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祭断想》一文也只是说鲁迅“用幽默的口吻，谈论了当时的文坛情况”。
2001年夏天笔者向钟先生重提这件旧事时，钟先生再次说到：“鲁迅讲话很幽默。”
当笔者追问如何幽默时，钟先生说：“我说顾先生学问很好，他就讲：‘哈哈哈哈，要是那样就好了。’”
钟先生感慨地说：“鲁迅先生气量太小。我以前不敢这么说，现在我不用怕什么。顾先生是个好人，学问好，喜欢有才华的年青人。”
像这件事，不仅材料充足，还可求证于当事人，我们对于事件的了解就会更充分一些。
但更多的时候材料并不充足，于是，我们也就只能将就一面之辞，看米下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