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原帖由 张志娟 于 2010-2-2 13:46 发表 
后来某师姐又找出朱君谈顾氏日记的另一篇文章，也发表在《东方早报》上，题为《顾颉刚铭“九鼎”》，追究顾先生抗战期间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事，下嘴更狠。该文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
这件事，还得从顾颉刚与朱家骅的关系说起。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办民俗学会，朱家骅帮了很大的忙，
可以这么说，没有朱家骅，就没有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顾颉刚给朱家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后，顾颉刚遇到麻烦，总要到朱家骅那里寻求帮助，而后者也是尽力为他排忧解难。
1933 年，顾颉刚和几位同事成立了一个发行机构名曰“三户书社”，专门出版通俗读物，内容是宣传抗战。
1935 年，有人向当局举报，说该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要将该社封门。
顾颉刚便于1936 年1 月带了该社所出的出版物到南京去找朱家骅。
关于此事，顾颉刚女儿顾潮女士说得很清楚：
“其时朱氏任交通部长，他翻了这些小书后，称赞父亲的工作，并表示支持；
但他又说，因父亲不是国民党员，党内不能信任，遂问父亲能否入党？父亲为维护通俗读物社起见，就答应了。
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不过未曾办入党手续，也未曾向北平市党部有所接洽，只是以后接到朱家骅所寄入党证书，成了特别党员。
朱氏帮父亲平定了风波，不久又在中央党部里弄到2万元，汇寄北平，做为该社工作经费。”
1934 年，顾颉刚因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而组织了“禹贡学会”并出版了《禹贡》半月刊。
后来，地方志专家张国淦“把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
从此，该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会所之后要一笔开销。
无奈之下，顾颉刚想到朱家骅。
“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得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
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
我听了他的话就做了，居然于1936 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补助费。
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
朱家骅关照过顾颉刚，顾颉刚也帮过朱家骅的忙，
1941 年，顾颉刚在成都，有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薪水，而朱家骅连连电邀，要顾颉刚去重庆主编《文史杂志》。
与朱家骅见面后，顾颉刚问朱家骅办《文史杂志》的原因，
朱家骅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办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作生活的补助。”
顾颉刚又问：“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
朱家骅答：“这个刊物虽是党部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
顾颉刚“因感念过去朱氏在中山大学与自己的交谊，以及对自己通俗读物和边疆研究两项工作的支持；
且十年来已不专治学，为时代需要牺牲自己亦无不可，便同意了。”
后来朱家骅为讨蒋介石的欢心，提议给蒋介石送九鼎，而给九鼎写铭文的差事就落在顾颉刚身上。
为九鼎作铭文，对顾颉刚来说，绝对是桩吃力不讨好的事，首先，这是在公开、肉麻地拍蒋介石的马屁，所以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做；
其次，顾颉刚是疑古派历史学家，他不信历史上有禹，却相信有九鼎，这不是分明是自己掴自己的耳光？
既然朱家骅多次对顾颉刚援之以手，后者自然感激非常，只得在内心并不情愿的情况下，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同意为九鼎作铭文。
设身处地想一想，顾颉刚的“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也属情有可原。
不过，如此一来，他就在献九鼎风波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以上文字，主要出自魏邦良：《在鲁迅与顾颉刚夹缝中的朱家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