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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俗 学：眼 睛 向 下 看 的 学 问
——在邀请田传江同志为北师大博士生讲课时的讲话
钟 敬 文
（本文系录音记录稿，叶涛整理）
今天我们请来讲课的田传江同志是一位地方学者，既不是北京大学的，也不是社科院的，他是来自山东的一个乡镇干部。我们民俗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眼睛向下的学问，我们研究的东西都是在底层，如果要理解民俗，当然需要有理论上的知识，但是讲到民俗志，就应该把眼睛放到底层。
近十几年来，我们在民俗志方面出了不少成果。有的是集体成果，比如像各省的省志中都有一本单独的民俗志，或民俗与方言合志，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七八本，有些省还在继续写。北方几个省出的比较早，像河南、山东、山西，长江一带的像湖北等都已经出版，但是质量不一。大家比较一致认为比较好的是河南卷和山东卷。河南编写民俗志有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专家把关，在出版《河南省志·民俗卷》之前，已经出版了很多地方的、县一级的民俗志，基础比较好。《山东省志·民俗志》把“民俗研究”单独成篇入志，也是很好的做法。还有一些我们已经看到但尚未出版的，比如江苏省的民俗志请就我写序言，他们写的也很好。江苏省的民俗志和山东的一样，都有本省的民俗学史，即各个省民俗学发展的情况。民俗学史如果让一个人写，不是不行，但在材料上比较困难，如果分到各省去写就比较容易。不过，由于省志不是由我们来管，而是由各省分别去写，体例不尽统一，今后可以吁请尚未出版的省份在写民俗志时一定要加上各省的民俗学史，将来30个省市的民俗学史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民俗学史。
除了集体编写的、官方的民俗志之外，还有个人撰写的民俗志著作，这种个人编写的民俗志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编者所描写的县（或乡、或村），往往就是编者所生活的地方。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在30年代他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中就曾指出，民俗学这种工作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一种是游客的学问，就是走马观花到各地去看看，然后写出一些文章。这种文章不是没有用，但他写的都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过，民俗的东西有一部分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这是第一层次，最浅的、最起码的层次。第二层次是寓公之学。中国古代就有寓公，比如我是广东人，但是我在北京教书或做官，以后退下来就住在北京，寄寓北京或游寓北京，称之为寓公，不像那些匆匆的游客。所谓寓公之学，就是对于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生活比较熟悉，知道的东西比较多，这种学问当然就比走马观花的学问深入。第三层次，也就是最好的层次是土著之学，比如像田传江同志所写的他自己生活的村里的民俗，这种土著之学的著作，不但能够把表面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可以把平常不易看见的东西也写出来。民俗中有许多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内容（如巫术等），属于人类生活的比较深层的部分，所以外国学者把民俗学看作是研究生活方式的学问，这当然是不错的，其实，民俗学应该是研究生活方式及其心理的学问，这当然也不十分准确，但是生活方式还只是眼睛看得见的，而心理的东西则是要在参与生活之后才能体味到的，这种东西不是土生土长的学者就不容易捕捉到。最近，有一个研究大凉山的美国学者，他能够讲彝语，也懂彝文，还在凉山住过，但我总怀疑他对凉山彝族人的那些很微妙的心理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当然，作为一个外国的民族学者能做到他那样也很不错了。我们民俗学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实际上柳田先生一生主要生活在东京，他虽然说出上述道理，自己不一定都能够做得到，尤其是他所推崇的第三个层次的学问（土著之学）。
在土著学者撰写的民俗志方面，近几年我们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大约七八年以前，江苏省的刘兆元同志撰写了《海州民俗志》，描述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地区）民俗，写得很不错。那书的初稿（油印稿）曾寄给我，我看了以后，赶紧给他回信，鼓励他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在那几年里，我们说到中国现代民俗志，就举《海州民俗志》为例。我的家乡广东也出了一些同类的书，有的还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同学写的，但是，从水平上讲就不如《海州民俗志》。去年我们又看到田传江同志的《红山峪村民俗志》，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现在年纪大了，看起来也慢，但看后就放不下。
这本书的特点很多。第一，写得细，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因为是本乡人写本乡民俗，对民俗的各个方面都有很细微的描写，并不只是大家都知道的内容。比如书中对鸟类的描写，一般的民俗志不写这些内容，鸟类作为动物是自然物，属于生态的问题，但作者写这些动物时，不仅仅写这些动物的样子、食性、叫声等，不只是写他们乡下有哪些鸟（这当然也需要），而是从人与鸟类的关系着眼来描写，使我看起来很亲切，非常有趣。这些内容，不是本土的学者，不是像他这样细心的学者是写不出来的。集体编写的民俗志达不到这么细，即使个人编的也不一定都能够做到，《海州民俗志》就没有这么细。
第二，书中的某些部分写得精彩，有些内容连续多处进行描写。我们现在学界对民俗的分类不对，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拉拉扯扯连在一起的，比如像过年，里面有宗教活动，有艺术活动，有社会组织活动，也有文学的参与，什么都有，当然，有时候讲过年可以只讲有关的内容。在红山峪这本书里，讲到某种东西时，它把有关的谚语、传说等全都联系起来。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事物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事物本身及其事物之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有些是内在的、细致的，有些是表面的，泛泛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只要你注意到这种联系结果就不同了。比如在民俗志中你只写动物本身不行，在写时还要写有关的传说、谚语、巫术，那么你写的就丰富了，就学术化了，价值就高了。为什么说它学术价值高？因为它更加接近于事物的真实。现在学界对民俗材料进行分类，是我们学者为了方便叙述而人为地分类，其实事物本身并不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能够超出这种人为的界限，更加接近事物原来的状态，作为科学研究来说，当然价值就高。
第三，田传江同志的文字功夫不错。作为一个学者当然不一定非是文章家，但是从来作为一个大学者，他的文笔总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否则他就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虽然能够表达，但是文字缺少魅力。因此，作为一个学者，写文章时，在注意思想内容、事物的性质特点时（这当然很重要），同样应该注意文字的表达。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同时是一个文章家。他要充分的表现事物，而且要有吸引力，文章当然不能不讲究。田同志的文字看起来不错，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文字已经达到了散文家的水平，但是，他的文字看起来舒服，没有什么疙瘩，让人喜欢看下去，说明他在文字方面下了一定功夫。作为一个学者，首先人家是看你的科学研究的成就，但你的科学成就在表达上如何也很关键。《红山峪村民俗志》在文字上过关，当然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再努力，就是现在这样也已经让人不但能够看下去，而且愿意看。现在有些著作，尤其是翻译著作，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当然，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外国人的思路与我们不一样，两种不同的文字之间也有差异，更重要的是，翻译者自身对要翻译的著作自己就没有弄透，他忘了他的读者是中国人，中国读者的思维和文字表达都有一定的规范，你的翻译文字同原来的文字相差太远不行，不考虑中国读者的习惯也不行。像鲁迅先生当然是伟大的作家，他自己写的东西是第一流的，但是他翻译的东西就有人说他是“天书”，很难读，他所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东西是从别人从俄文翻译成日文，他又从日文再翻译过来。这并不是说他翻译的这些书没有起作用，作用还是有的，那时我们是硬着头皮读，但又必须弄懂它，又没有其他的译本，所以读起来很辛苦。还有一个例子，北大从前有一个教德国文学的教授，是河南人，他翻译了几部在德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著作，而且出版的地方也很有名——商务印书馆，但是在中国学术界人们不大谈起他，原因不是他的德文不好，也不是他翻译的东西内容不好，主要是因为他的翻译文字不好。翻译如此，创作、写论文更是这样。用中国的文字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写中国人的思想，如果写的疙疙瘩瘩的，那是说不过去的。《红山峪村民俗志》在文字上比较流利，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对文字比较注意，没有一个大学者在文字上是疙疙瘩瘩的。我常常怀念“五四”时期的那些学者，他们大多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但是吐出来的还是中国的口水，不是外国的口水，比如像胡适，他介绍杜威，杜威的哲学文字不是很难懂，但毕竟是哲学，当时我们不过十七、八岁，就能看得懂，这说明那时像胡适、陶孟和这些第一流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文字表达问题。
《红山峪村民俗志》的作者同叶涛同志很熟，去年我看过书后，我就请叶涛同志代我向作者表示敬意。我们现在要培养人才，要研究学问，研究民俗学的道理，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尤其是地方上的人才，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去细心发现他们，去多接触他们，那么很多人才就埋没了。过去《海州民俗志》我们就做了很多推荐工作。当然，首先是因为作者写得好，《海州民俗志》的作者写书花了10年的功夫，田同志写这本书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十年磨一剑啊！当然，你三年、五年，甚至一、两年就想攀高峰，那太急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我并非倚老卖老，我写了几十年，真正的象样的论文也没有几篇，书出了不少，主要是一些集子。作为一个学者要懂得追求，要不断追求。
假如有人问我，你所看到的中国的地方学者写的民俗志哪一本最好？我首先会想到《红山峪村民俗志》。假如是十年前、五年前的话，我会举《海州民俗志》为例，现在，《红山峪村民俗志》要代替它了，这是好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吗。今天我们请到《红山峪村民俗志》的作者来给大家讲课，他不是搞理论的，我们也没有想从他那里获得关于民俗志怎样写等理论上的解答，不过，他能够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写这本书的，写的过程是怎样的，他自己对自己的书有什么看法等等，就是一些实际的经验，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体会和教训。下面就请田同志谈谈吧。
（叶涛根据2001年6月7日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