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学术版图周圈论：中心向边缘的学术传递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曾经将日本各地对“蜗牛”的几种不同称呼按不同符号类型一一标示在地图上，发现这些符号类型在地图上呈现出有规律的两端对称分布，离开文化中心距离越远，其语言形式也越古老。柳田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方言周圈论”：以文化中心为圆心，越是远离文化中心，其语言的更新速度越慢；方言更新的时间差异可以从空间差异中体现出来。后辈学者又据此扩展为诠释日本文化分布规律的“文化周圈论”。


这种空间差异体现为时间差异的“周圈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版图。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为例，“文化中心”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中青年骨干分子属于中心圈；第二圈则包括该中心的部分中老年学者，以及部分重点高校的中青年学者；第三圈则包括那些重点高校的中老年学者，以及普通地方高校的中青年学者；第四圈主要是那些普通地方高校的中老年学者；最外圈则是地方文化部门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者。每往外推出一圈，其讨论的话题往往要滞后5－10年，甚至更长。


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由于身处文化中心，有机会也有精力“组织各民族口头传统领域的学术活动，构建与国内外口头传统研究机构和学者相互沟通的桥梁，为国内外口头传统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平台，推动中国口头传统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1]，除此之外，他们还控制了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掌握了该领域的话语权，占据了各种天时地利，因此，他们当仁不让地处于史诗研究领域的中心圈。而该研究中心的部分中老年学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地利条件，但年龄和经验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那些他们认为更熟悉更可靠的常规研究，而不是紧跟各种时尚的新理论新方法；至于那些重点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则多数是因为地缘劣势，不能频繁躬与各种对外学术交流，不能及时跟进最新学术进程，很难在该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这两类学者也就只能处在第二圈的位置。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心圈就像不断喷涌的趵突泉，10年之后，一些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断成长起来，并逐步夺取新进理论的话语权，原本处于中心位置的学者，随着新进理论话语权的被剥夺，只能渐次退出中心圈。10年前的前沿理论与方法，这时也已经壮大稳定，成为一种常规研究，正为全国的学界同人所广泛接受，那些曾经引领这些理论的学者，一般不会在这时放弃自己的理论专长，转而认同那些更年轻的新锐学者，这样，他们也就自然地被推到了第二圈。同理，原本处于第二圈的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推往第三圈。


从空间角度来看，只有等文化中心的这些中青年学者们熟练地运用那些新锐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优秀的个案研究并且发表、出版之后，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在史诗学界得到确认，第二圈的中青年学者们才会开始起而模仿；而第三圈的中青年学者中，绝大多数是从第二圈学成毕业后分散到各地的博士硕士，他们要熟练地掌握这些范式并应用到他们的具体研究中，又将比第二圈的中青年学者晚5－10年，这样，就等于注定了他们只能处在第三圈的位置。


一种新范式的建立必须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广泛认同。要让一个同行接受一种新范式，首先必须说服他放弃他已经熟练操作的旧范式，其次，还得让他意识到新范式的优越性能为他的学术前途带来实际利益，再次，新范式的提倡者还得说服学术期刊的编辑接受并推广这种新范式。要做到这几点并不容易。最简捷的方式是，高校教师批量地将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发展为新范式的追随者，并且能将他们的合作成果公开发表，因此，推行一种新范式至少需要培养一至两届博士生的时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以上所做的周圈划分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未考虑那些小概率事件，更没有指实具体个人。理论上，我们并不排除一个属于第三圈的青年学者直接去到美国哈佛大学或者密苏里大学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学成之后回到第三圈，地处边缘而艺绝天下。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形目前尚未出现，如果真的出现，很快他就会被当作“引进人才”跻身第二圈，难以改变第三圈的边缘性质。二、本文所指的“周圈”只是一种形态描述，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意味，内圈外圈的划分并没有意义大小或价值高下之分。但我们知道，文化中心始终掌握着话语权力，一个第三、四圈的学者运用一种旧范式，无论你做出多么出色的成绩，至多得到中心圈学者的赞赏，但他们决不会抛弃自己的学术特长持续地参与你的话题，相反，他们会使用新的理论武器对你的成果提出委婉的批评，对你的辛勤劳动表示惋惜，他们会努力将你纳入到他们的话语圈，而当你熟练地掌握了那些新鲜话语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5－10年，你会发现，你所掌握的这些话语也已经到了快被革命的时候了。


事实上，第二圈的学者是最容易做出好成绩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必因为追逐时尚而浪费精力四处撒网，他们所选择的研究范式是经由中心圈的学者广泛筛选并做出成绩的范式，他们既有目标和经验可借，又有前车之覆可引为戒，因此可以沉潜于个别的研究对象，运用最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最精致的常规研究。


从学术期刊着眼，我们一样可以发现这种周圈式学术版图的存在。一、一种新进的理论或者方法，最初总是以介绍性、探讨性的方式出现的，而且多数刊登在一些专业性学术期刊上，即使偶尔闪现于地方性社科期刊，也很难形成学术气候，也就是说，只有专业学术期刊才具有示范作用。二、只有当这种新范式逐渐成为主流之后，一些成熟的论文才会开始出现于那些最重要的社科期刊上。三、若干年后，这种研究范式将大量出现于一般性综合类社科期刊。


我们以帕里－洛德理论的关键词“口头诗学”或“史诗传统”为例进行跟踪分析。最早使用该关键词的，是尹虎彬发表于1998年的介绍性论文《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2]；1998－2001三年间，这些关键词只出现于专业性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始，该关键词出现于一些最重要的社科期刊如《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2003年之后，该关键词开始大量出现于《西域研究》《西藏大学学报》《内蒙古社会科学》《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长江大学学报》等一般性综合类社科期刊。


如今帕里－洛德理论在中国史诗学界方兴未艾，可是，如果时间推后10年，那时的《民族文学研究》将时兴什么新概念，谁也不能逆料。以笔者对2005年的论文统计为例，大凡地方性社科期刊发表的史诗研究成果如《试析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蕴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3]《苗族史诗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4]《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5]《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6]《对彝族史诗<梅葛>神话原型的分析》[7]《<格萨尔>史诗原始特征》[8]《<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9]之类，大多是15－20年前的时尚话题。可是在今天，无论这些论文写得多么出色，这样的旧话题都注定难以被那些重要社科期刊或者专业学术期刊所采用，学术版图的周圈波动已经将这些旧话题荡到了边缘的位置。正如吕微在评点《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10]一文时所说：“这篇论文如果发表于15或20年前，它有望成为经典，但在今天，它只是一篇好论文。”


陆远在追溯近现代史学界人事渊源之后，感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人事兴替、江山更迭，明显体现出‘主流与边缘’的对立，而‘师承’与‘门户’则是构成学术生态坐标的两轴”[11]。其实，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也不仅在史学界，整个学术界都存在着，而且一直会存在着主流与边缘的对立、师承与门户的壁垒。这种行业性的生态民俗在所有行业都是相似的，无论在手工业界、娱乐界还是学术界。
　
　

[1] 巴莫、刘宗迪：《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官网http://iel.cass.cn/index.asp

[2] 尹虎彬：《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03期。

[3] 李红梅：《试析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蕴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4期。

[4] 石朝江：《苗族史诗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5年03期。

[5] 洛边木果：《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西昌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6] 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02期。

[7] 陈永香：《对彝族史诗<梅葛>神话原型的分析》，《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8] 韩伟：《<格萨尔>史诗原始特征》，《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5年01期。

[9] 邓亚雄：《<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10] 施爱东：《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故事记忆的重复再现实验及其数据分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03期。

[11] 陆远：《渊源有自：“八马”的传承与流派》，《历史学家茶座》第十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3-17 15:05 编辑 ]

施爱东

这一部分是最让人不舒服的。
相信陈金文兄看了这一节，定会暴跳如雷。

不过，请金文兄息怒，
我必须在这里强调指出，
本文所说的“中心”，并非“北京”，千万不要误解。

比如，壮学研究中心，就一定在广西，决不会在别处。但藏学研究中心好像在北京。
世界上公认的汉学研究中心，似有多处，但似乎都不在北京。

施爱东

通过学术革命与话语争夺。
请参见第十章：《学术革命》。
你们家超哥是上一轮学术革命的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