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学术规划：一支无效的学术指挥棒
我们常常听到有学者叹息说，某某事项非常有意义，可惜没人研究，或者再不研究就会怎样怎样。那么，为什么有意义的事项却没有人研究呢？
钟先生曾经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论文中为民俗学描绘了一幅宏观的学术蓝图，希望民俗学界“在今后的民俗学工作中尽可能加强计划性，加强合作和共同商讨。”[1]但是，作为计划性的整体民俗学，其各个部分在难度、利益等方面肯定不会是均衡的。个人的研究一旦纳入集体的框架，就必然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出风头有人坐冷板凳，那么，有谁会为了实现别人的理想蓝图，自己坐在冷板凳上啃骨头呢？我们不排除个别学者有这种精神，但我们的讨论必须基于“普遍性”而忽略“小概率事件”。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具体研究什么而不研究什么，并不遵照智者的指导意见，而是视乎个人兴趣或课题利益。
人都有“经济”的天性，总是试图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只会选择有经济利益的课题、有助于获得学位或晋升职称的课题、能让成果得到顺利发表的课题、能提升学术声望的课题；少数学者会选择那种纯粹带给自己身心愉悦的有趣课题；几乎没有学者会为了一幅理想的民俗学蓝图而选择那些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收益的“有意义”的课题，哪怕这幅蓝图是由钟先生描绘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样一个曾经被认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尽管有刘魁立等一批知名学者不断呼吁立项，却始终没人接手。谁都知道，这类课题耗时长、见效慢、枯燥无趣，如果没有充足经费和政策优惠，预支的劳动力成本与可能的学术收益根本不成比例，谁接手这类课题谁自讨苦吃。
所以说，能引得一群鸭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永远不是那个头脑最清楚的鸭子，而是手里拎着一桶鸭食的心怀叵测的饲养员。
高教系统的各种学术政策无疑会给当下学术走向造成巨大影响。一个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导师的指派，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并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当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将要面临职称晋升的问题，于是，他必须努力去申报各种各样国家的或省校级的课题，而且他必须在官方学术机构指定的“课题规划”中去选择他最有可能得到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可能既不是他的学术专长，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甚至只是一个伪命题。职称问题解决之后，还有更多的荣誉和桂冠，以及与荣誉和桂冠相应的其他利益等着他一次一次努力地去摘取。学者的生命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耗散在无穷无尽的各种利益的追逐之中。
当北京大学高丙中努力争取到中山大学设计的那个标的8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课题的时候，并不表明这个课题就是他的学术兴趣之所在，也不表明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充分学术价值的课题，他看中的主要是“80万元”这个标数。一方面，把一个看起来像是民俗学的重大课题留在了民俗学界，我们会觉得高丙中为民俗学挽回了面子；另一方面，至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高丙中将为这个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准学术课题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得设法将之转化成一份对得起自己学术良心的有意义的成果。
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都有所谓工作量的规定，比如，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这种盲目追求产量的“学术大跃进”所导致的后果是，高校教师成为了学术泡沫的最大供货商。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所谓学术腐败案，折射的不仅仅是学术道德的沦丧，更是学术政策的荒唐。但正是这么一系列荒唐的学术政策，却如吊在驴鼻子前面的胡萝卜，把学者们引得团团乱转。
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嘲笑和怒斥当下各种荒唐的学术政策，但是，回到书斋，这些学者还得埋头苦干，继续生产新的学术泡沫。学术泡沫的泛滥当然不能怪学者，趋利行为是所有动物的天性，我们全都生存在学术体制的阴影之下，为了生存，不能不如此。
钟先生生前一定没有想到在他身后两年，就会刮起一阵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而且国家会一下砸入数十亿资金来推波助澜。这股热潮以及热潮中的利益因素，逗引着学者们趋之若鹜。“非物质文化”以及“遗产保护”一下成了21世纪以来民俗学界最热门的“前沿话题”。我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关键词，仅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6－2008三年的数据，即可检得4715篇文章。这一热潮可说完全偏离了钟先生既定的学术蓝图。
所以说，任何有关民俗学的宏观的或长期的学术规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影响和决定民俗学学术取向与课题规划的，主要是当下的学术政策和现实利益。政策和利益的指挥棒下一章将要指向哪里，只有历史能够回答，而我们知道，历史进程是无法预知的。
另外，从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来说，许多学者更愿意选择能充分发挥自己资源优势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范式。一个接受了民俗学专业训练的民俗学家，不可能突然转向去做数学研究，他自己明白应该如何扬长避短。赵世瑜早在投奔钟敬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选题自然会在历史学和民俗学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以发挥所长，于是有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巴莫曲布嫫最大的学术资源是她的海外学术背景和彝族的“公主”身份，她自然会选择以自己民族的口头传统和经籍诗学作为研究对象，借一斑而说全豹，借助自己的民族知识来话说整个世界，于是有了《鹰灵与诗魂》。刘宗迪本科期间学的是大气物理，他不想荒废自己在科学史方面的积累，试图在天文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于是有了《失落的天书》。
每一个聪明的学者都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公共的学科范式与个人的知识结构之间寻找平衡，他们不会抛弃自己的专长去迎合那些不适合自己发展的学科蓝图。未来的民俗学者将会是一批具有什么学术背景的年轻人，我们无法预测。每一个新生的民俗学者都可能带来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而这股学术空气从哪里吹来，向哪里吹去，完全是随机的，无法预先规定的。
[1] 钟敬文：《关于当前民俗学工作的三点意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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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3-14 19:1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