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傅斯年对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进了顾颉刚，协同创立了民俗学会。

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同住一间宿舍[1]，也是好朋友，傅斯年出国留学，还把《新潮》交由顾颉刚打理，其后两人一直未绝学术往来。傅斯年回国之后，在中山大学积极筹办文科各专业，大力招募人才，遂多次去函动员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到广州来。顾颉刚日记中说：“孟真来了两封快信，要我到广东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鲁迅知此间研究院停办，请朱骝先（朱家骅）邀其余人而独排我，孟真则欲独招我。”[2]


当时正值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紧张，教授工资难以保障，校长意见一日三变，加之武昌中山大学也邀请顾颉刚北上任教，顾颉刚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

傅斯年是个有霸气的人，不断写信催促顾颉刚来穗，不容他选。

1927年3月22日，顾颉刚终于下决心辞去厦门大学职务，而且是先把辞职信拿到《民钟报》去付印，然后再去找校长辞职。

顾颉刚4月17日只身到了广州。由于家眷暂时还没能迁来广州，顾颉刚常常在容肇祖家或在傅斯年处吃饭，一起商谈学术计划。此后一个多月内，傅顾两人几无一日不见面。

顾颉刚破釜沉舟来到广州，却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原来，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时即曾与鲁迅结怨，而鲁迅此时正在中山大学教务长任上。顾颉刚天真地以为“我性长于研究，鲁迅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可鲁迅却不这么认为[3]，他一听顾颉刚要来广州，勃然大怒，冲着傅斯年说：“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4]。

傅斯年感到很难办，赶紧写信让顾颉刚缓一缓再来广州，没想到恰逢厦门邮局罢工，顾颉刚没收到这封信。4月15日乘船离厦，17日抵穗。见了傅斯年之后，顾颉刚才知道鲁迅如此激烈的态度，因此不无忧虑地在日记中写道：“鲁迅既绝不通融，而孟真又不欲与闹，我事未知如何。”[5]

事实上，傅斯年为了顾颉刚的事，已经和鲁迅闹得很不愉快了，据说还曾当着朱家骅副校长的面大哭了一场[6]。4月21日，顾颉刚晚饭后又去了傅斯年住处，得知傅斯年因为自己的事，已经向学校递交了辞职信，而且得知有一些鲁迅的追随者贴了匿名揭帖，把顾颉刚说成是研究系[7]，要大家签名反对顾颉刚入职，但没有一个教授签名[8]。

要鲁迅，还是要傅斯年加顾颉刚，朱家骅左右为难。如此闹哄哄过了一个星期，朱家骅最后决定把这事交给学生们开会处理。学生们很天真，当然主张三个人都留下来。这会开了等于没开[9]。

鲁迅见挤不走顾颉刚，愤而搬离中山大学。朱家骅挽留无效，只好忍痛割爱，放走鲁迅。由此一事，可知傅斯年豪侠好胜、仗义急性，也有操控局势的能力。

顾颉刚进中山大学之后，两人同舟共济经营着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不到半年就把语史所办得红红火火，很快声名鹊起。


[1]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说到：“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是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

[2]
顾颉刚日记，1927年3月1日。

[3]
鲁迅在1927年4月20日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转引自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广州》（内部参考），1977年，第86页。

[5]
顾颉刚日记，1927年4月19日。

[6]
石兴泽：《傅斯年别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7]
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29页。

[8]
顾颉刚日记，1927年4月21日。

[9]
一位叫谢玉生的学生给孙伏园写信说：“自迅师辞职后，中大文科主任傅斯年，因为与顾有友谊的关系，现亦以辞职相要挟，如顾去，彼亦不干。中大校务委员会现在无法解决，学生方面的意见，可分四种：（一）极力挽留迅师，拒绝顾颉刚；（二）挽留迅师，傅斯年二人，对顾颉刚不欢迎亦不拒绝；（三）主张对迅师、傅斯年、顾颉刚三人均挽留；（四）主张挽留迅师、傅斯年，同时要求委员会本期暂请顾颉刚赴北京购买中文书籍，下期不再聘。以我揣测，除非第一种办法外，迅师断难挽留。但是第一种办法，傅斯年必去，也会发生纠纷。且学生方面，亦未必一致如此。从此观察，迅师辞职，必不能挽回矣。”（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第48号，1927年5月11日）

施爱东

再来一张压箱底的帅哥英雄照。

施爱东

这张照片与顾颉刚先生那张照片是几乎同时的，1928年照的。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傅斯年，月工资500元。（鲁迅的月薪与傅斯年一样，也是500元）
顾颉刚是史学系主任，月工资400元。
钟敬文是中文系教务员，月工资100元。
杨成志是史语所事务员，月工资50元。
一般校工工资是月工资20元。

施爱东

给润平兄看两份工资表
一份是1927年5月的


另一份是1928年5月的


其余的不一一贴了

施爱东

是。

当时鲁迅为了抗议顾颉刚的到来，搬离了中山大学，但又没有走远，找了个离中山大学不到三里路的地方住下了，也即给中山大学留有斡旋的余地。

中山大学为了不过于激怒鲁迅，由傅斯年提出，经朱家骅批准，由中山大学拨出五万元购书费，派顾颉刚前往江浙沪一带购书。

顾颉刚于5月17日乘船离粤，到沪杭一带购买图书。顾颉刚对于购书事务兴致极高，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广州中大经费甚充足而书籍颇少，现派我任购书之事，到京沪收买旧书，九月中仍回粤。这件事是我极高兴做的，因为借此可以收得许多材料。我买书的计划，除普通书外，要收地方志、家谱、档案、科举书、迷信书、唱本、戏本、报纸等。”

顾颉刚的理想是要把那种“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种种问题的图书馆” 。顾颉刚买书，一去就是五个月。

顾颉刚购买旧书时，很善于选择，所得很不少，有时看看价格比较满意，就把整个书店的存书都买走，这为中山大学学生打下了研究国学的广博的基础。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有关的东西，如科举考试的榜文，考生夹带的用丝绢抄写夹带的全部经书试题的文章等等，都在搜罗购买之中 。

可是，许多书商送来的图书，来来去去大多只是些正统观念中的经史子集，所以绝大部分书单都是重复的。顾颉刚更渴望得到的，却是那些“杂志，日报，家谱，财簿，日记，公文，职员录”之类的民间文献，可是书商们手头上没有这些东西，顾颉刚只好自己到旧家或小书摊上搜寻，因此买到了不少地方志和医卜星相之类的民间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

顾颉刚此行总共购书约十二万册，其中民间文艺约五百种、民众迷信约四百种、地方志约六百种、碑帖约三万张（这些碑帖现在已经成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后来装成120余板箱，放置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购书期间，顾颉刚一直与容肇祖、钟敬文等民俗学同道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传说顾颉刚携六万元巨款前往上海和江浙购书，此事在沪上图书市场造成很大轰动。可是，这笔钱并未完全到账，中山大学这边就不断电促其归校 。

施爱东

最近我不仅脑袋糊涂，网速也特别慢，半天打不开页面。
昨天参加职称英语培训，可是，我完全搞混时间了，居然又答应巴莫参加敬文学术沙龙，给王杰文兄的讲座做主持。结果，我接到杨利慧老师的短信问我“到哪里了”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才明白3月20日是钟先生的生日。
真是老年痴呆，老糊涂了。
向钟先生请罪，向杰文兄以及巴莫大当家的道歉，向参加敬文学术沙龙的师友和同学道歉！

趁着早上网速快一些，赶紧回复润平兄的问题。
其实桑兵教授有一篇论文《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对这个问题梳理得特别清楚。可惜前几天我的电脑在一次突然停电中烧掉了，我现在用着另一台旧电脑，手上没有这篇文章的电子版。

简单地说，是因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有很深的矛盾，相互骂战了好长时间，而现代评论派大都是胡适的信徒，所以，胡适也卷入其中。
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是胡适的学生，也是胡适最宠爱的弟子，所以，鲁迅早就预设了顾颉刚的不友好。
而顾颉刚又犯了一个错误。

当时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之作，顾颉刚也附和了，没想到顾颉刚的话被陈源登在了报纸上。顾颉刚之女顾潮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作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一九二六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
而且，顾颉刚学问越好，这种观点就越有说服力，这是最麻烦的事，所以，鲁迅必须坚决地打击顾颉刚。

陈源的文章发表后，鲁迅写了《不是信》一文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年出版，全书六章，中译本约36000字，其中小说部分约5000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约12万字，从五千字到十二万字，就算全抄，也没多少可抄的。估计就是借鉴了一下盐谷温的框架结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