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这些日子，我们老在自我反思，其实，兄弟学科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更强大”。

贴一篇论文供大家笑笑。

这是一篇纪念杨成志100周年的论文。据作者说：“本文是笔者于1989 年春专程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杨成志教授后写成的初稿。2002 年逢杨成志教授诞辰100 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族学界的前辈, 我将辗转获得的杨先生早年亲自撰写付印的滇川《调查经过纪略》一文检出, 对初稿重作改写, 并作了许多补充。杨文是其某篇文章中的第三部分, 因被他抽出单独剪贴, 一时难以查出该文的总题名和出处。本文的引文部分, 均出自这篇文章, 特作说明。”

我当时看到这里，心头一振，以为他对杨成志先生做过什么访谈，有什么新材料，加上还“辗转获得”了一篇难得的“亲自撰写付印”的稿子。

一读一下，差点把我的眼珠子惊跌到地板上。

这只是杨成志代表作《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绪论中的一小节而已。

作者连杨成志的代表作都没看过？
就这点东西，居然还能拿出来改写、发表？

哦，买旮的，额滴神！



.

施爱东

其实就算是杨成志本人的叙述，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随便举个例子。

1928年9月28日，杨成志在六城坝分县衙门曾给傅斯年、顾颉刚写信汇报在该县的情况。后来杨成志又写信说，第二天他就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了，“足足睡了五六天才渐渐告愈。在病床中，夜闻江风的怒号和猛犬的高吠，（因猡猡夜间来偷袭汉人）恐怖的情景，令我感到‘出门不如在家好’。有一夜二十余个猡猡 ，闻我抬有四个木箱来此境，竟于九句钟时候来袭偷衙门。他们先以石头抛上屋背，以探里头人的动静。即由衙警开了两火枪，他们才向别家抢去。”

不知是出于记忆的偏差还是事后的夸张，杨成志在1928年10月的信中说前来抢劫的是“20余个猡猡”，到了1930年写作《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时候，参与抢劫的人数上升到了“40余个携刀带枪的蛮子”。另外，他在1928年的信中说“他们先以石头抛上屋背，以探里头人的动静。即由衙警开了两火枪，他们才向别家抢去。”可是，到了1930年的报告中，却变成了“当他们来攻时，胡县佐和我督率着卫兵坚谨地开枪抵御，约经一时之久，卒幸得附近汉人团兵援救而击退！”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童鞋们要是有兴趣，以后慢慢讲给大家听。

哈哈。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施爱东

再来一段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笑话。


在牛郎织女研究中，被后人引证次数最多的是茅盾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中的一段：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

有趣的是，钟敬文早在发表于1928年1月的《七夕风俗考略》[1]中即已引述这个故事，注明出自《齐谐记》，并且指出：“某辞书，于七夕织女两条，都援引这故事，文字与此略同，而以为出自《荆楚岁时记》，我手头所有汉魏丛书本的《荆楚岁时记》，实无此段记载，未知其引用自何书。”

如果说钟敬文的这篇文章一般人很难找到，罗永麟始发于1958年的《试论<牛郎织女>》[2]就很容易找到。罗永麟说：“近人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范宁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以及初中《文学》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都注明引自《荆楚岁时记》。但查该书《汉魏丛书》、《宝颜堂秘笈》和《四部备要》各版本，均无此段文字，是传抄之误，或别有所本（逸文），尚待考证。”
孙续恩认为这段文字乃出《佩文韵府》，并且认为“《佩文韵府》所引当是佚文”[3]。


我们且不说《佩文韵府》乃清代类书，核书不精、错讹杂出、删改亦多，难以为学术引证所据，就算可据引证，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家范宁引《荆楚岁时记》“佚文”最后一句为：“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与茅盾所引不合，明显多出了“七月七日”的时间节点。


更要命的是，后来的文学研究者继续将这段文字作为考察牛郎织女的重要材料，而且全都绕开茅盾、绕开《齐谐记》、绕开《佩文韵府》，言之凿凿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看过《荆楚岁时记》，否则就不会以讹传讹，而且，绝大多数学者居然分不清《荆楚岁时记》中，哪些是宗懔的文字，哪些是杜公瞻的文字。
虽然这只是一本常用古籍，即便如此，多数学者的研究工作亦如郑人买履，全用二手材料。



[1] 钟敬文：《七夕风俗考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1928年1月16日，第253页。

[2] 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民间文学集刊》第二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此文曾被收入罗永麟《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个人文集，以及《名家谈牛郎织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等其它一些民间文学类论文集。

[3] 孙续恩：《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03期，第27页。

施爱东

再来一则有奖问答：


许多史学界大腕在读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之后，一致认为这是傅斯年的手笔。


首先，傅斯年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发刊词》理当由傅斯年执笔。
其次，《发刊词》中气贯长虹的语气也是傅斯年的语气。
再次，《发刊词》的学术理念与一年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学术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曾先后工作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童鞋，在一篇纪念傅斯年的文章中，一口咬定此《发刊词》“必是孟真的手笔”。(董作宾《史语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



台湾学者杜正胜甚至认为《发刊词》“绝对是‘傅斯年式’的”。


德国波鸿大学的施耐德教授通过对《发刊词》与《史语所工作之旨趣》的比较，认定《发刊词》出自傅斯年手笔。(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格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




亲爱的童鞋们，大家猜猜看：


史学界的大佬们说对了吗？






.

施爱东

奖品是什么还没想好。
总之，
如果答对，肯定会有奖。

不过，上面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了，答对率至少有50%。
到时还不把我奖穷了？
应该把问题设定的难一些。

如果是傅斯年，请再举出一条关于是的理由。
如果不是傅斯年，请说出《发刊词》的真作者。

.

施爱东

虽然答案是错误的，但看在你居然“认识”余永梁的份上，
我决定赠送一本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给hermony兄。
等书出来以后，我会在论坛上广告一番，到时你记得把具体邮寄地址告诉我（你别现在告诉我，我记性特差，有点老年痴呆了，怕到时忘了）。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有许多曾经为这个学科付出辛勤劳动的民俗学者，
可是，历史只记住了少数几个英雄，
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俗学者，如余永梁、刘万章、林树槐等等，都已经不为人知了。
谢谢hermony兄弟（其实应该是位小妹妹吧）还记得有个余永梁。

施爱东

这种东西有人要当然是好事，都有都有。
的不要， 的也不要。 的可以来一下。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28 23:48 发表
是顾颉刚先生写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了哈。,参见   顾潮：《为广东学界造新风气》，《老中大的故事》第197页，另
张荣芳 《顾颉刚与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6，又查了一下所藏《顾颉刚先生 ...

呵呵，凭人生一世兄不断参与兄弟话题的论争，答不答这个问题，拙著都应奉送的。

关于《发刊词》作者问题，
《老中大的故事》是本畅销书，收录多为回忆性散文，其可靠性不好说。

另外，张荣芳的《顾颉刚与中山大学》在顾颉刚诞辰110周年会上宣读时，我正在场，他对这个观点是没信心的，所以，在他的论文中特别注道：“一说孟真先生的手笔”。
这篇文章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时，不知为何又删去此句，直接注为“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可事实上，该刊的《创刊号》上并没有署作者名，所以，张荣芳这个注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人生一世兄的答案没有可靠性。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木兰山人 于 2010-1-29 09:57 发表

卖给晚辈一本

呵呵，书不是用来卖的，
而是用来送的，送给提供了问题答案的朋友。

施爱东

人生一世兄果然厉害，找了这么多论据来代言。
《发刊词》确实是顾颉刚写的。

但人生一世兄所用的材料还不够有力，因为你所用来反驳“傅斯年说”的论据，依然是推论性的。
用一条合情推论去反驳另一条合情推论，总有点以暴制暴的嫌疑。

其实，一万条合情推理，也敌不过一条最简单的直接材料。

“顾颉刚说”最有力的材料是：
顾颉刚1927年10月21日日记中写到：“到孟真处。写仲川、辛揆信。作《研究所周刊》发刊词。理物。永梁来。”
事实就摆在面前，《发刊词》的作者是顾颉刚无疑。

有了顾颉刚的这则日记，我们再马后炮式地回头看看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卷13期撰写的《1926年始刊词》，一样能够发现，《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与这篇《1926年始刊词》的学术理念也是如出一辙。

因此，我在博士论文写作中，一般是这样使用材料的：
一、优先使用直接材料；
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使用后代史家的推论材料，而且尽量注明推论者及其推论依据；
三、无材料可用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观点，及其推论意见。

谢谢人生一世兄参与这个竞猜游戏，辛苦了！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木兰山人 于 2010-1-31 15:20 发表
呵呵,我太俗了.

如果真对此书有兴趣，而且确实愿意（既包括现在时，也包括将来时）为民俗学事业做点事，送本书是很小的事，书出以后，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施爱东

朱某人如果没有看过原本，只凭整理者的几则“凡例”，就敢用来批评日记者，我只能用“人小鬼大”几个字来形容。
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别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不说，是因为不屑。

施某人做博士论文时，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找到的主要当事人家属，而且一一登门拜访，几乎搜罗一切可用的一手资料。
别的不好说，
就史料的搜罗方面来说，
尤其是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相关的史料，我相信自己已经近乎做到了极致；
对于顾颉刚傅斯年关系史料，我拥有的应该更全面些。
至于具体引用哪些史料舍弃哪些史料，是否遗漏了重要信息，那就全凭个人判断了。

常有人以为民俗学与史学或别的什么学科比会有些自卑，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别人要有是别人的事，我没有。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千万别用什么“博导”“名师”来自取其辱。
是骡子是马，大家一起遛遛就是了。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2-2 08:55 编辑 ]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英古阿格 于 2010-2-1 22:12 发表
材料啊材料！
现在也为寻找这些直接材料而头疼呵！
不耻下问一下：这份发刊辞可以见到吗？

《发刊词》好象不是很好找。
我不知道哪些书里面收了这篇文章。
我看的是原本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存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室。
《顾颉刚全集》中肯定收了这篇文章，但全集还在中华书局待印。

施爱东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
有位老师曾委婉地批评我在论文中没有与其他学术史家展开充分对话，
我当时唯唯诺诺表示接受批评。

其实，不对话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对话。
大部分学术史家在论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所依据的材料多是以讹传讹的二三手材料，
我和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
彼此很难对话。

施爱东

接受批评。
好在博士论文还没来得及出版。
我前段时间下载了一百多篇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其主要成员在那段时间学术活动的论文，正在广泛阅读中，刚好可以边读边对对话，把一些对话内容加进修订中的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