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学术共同体的划分比学科划分更清晰




民俗学只是一个大招牌。这块招牌之下，只要是逛过几次庙会、吃过几个粽子、在丽江古城拍过两张照片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俗专家”。陈金文不无愤怒地说：“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民俗研究者也有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让人汗颜的是，一些‘民俗学家’的知识水平几乎与‘民’没有什么区别。提到端午节就说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说到寒食节就说起因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很多复杂的问题，都被他们信口开河地给‘解决’了。‘民俗学家’，当你自称为‘家’，或被人恭维为‘家’的时候，你可要管好自己的嘴，别让学界的朋友们看扁了整个民俗学界!”[1]


民俗学慢慢地变得像是一个“学术集市”。在这个集市上，什么都能卖，但大多数都是地摊货，要找真正的良品正货，还是得进到那些不掺杂货的“名牌专卖店”里。那么，名牌专卖店的“名牌”又是如何确立的呢？陈泳超说得好，“这里面其实没什么道理，只是因为有一群人在搞，而且搞出了名堂，逼迫别人承认，于是就承认了，合理了，进入制度了。我们民俗学，目前缺乏的是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实绩，所以别人不承认你，你就是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话语权力吧。”[2]


陈泳超所谓的“一群人”，译成科学哲学的专业用语，就叫做“学术共同体”。而所谓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当今学术界有一套既定的评价标准，其主要指标即为学术成果的引证频率。而引证频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共同话题”以及关注该话题的学者数量。民俗学界表面看来似乎阵容庞大，事实上，由于学科对象太泛，每一个具体方向的从业人数都少得可怜。比如，宣炳善近几年主要着力于“演讲民俗”，据我所知，这一研究方向目前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尽管他的论文做得很有趣，但是因为缺少同道，这些论文注定很难被其他民俗学者所引用。


不同学科，比如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民俗学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界限并不清晰。但是，民俗学科内部不同学术团体之间的界限反倒非常清晰。比如，分别作为北师大和华中师大的学科带头人，同是民俗学的刘铁梁和刘守华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了分属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刘铁梁与庄孔韶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同样反映在他们的弟子们之间。


即使同是叶春生教授的弟子，我主要做故事学和学术史，而我的同门师弟师妹，他们分别做的可能是城中村的社会问题研究、蛋家民俗研究、客家妇女研究、岭南建筑研究、麒麟舞研究、广州地区的满族研究等等，相互之间几乎是不可通约的。如果不是因为同一师门，任意两个人都完全不必关注和阅读对方的成果，更遑论相互引证。


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之下，民俗学学科内部的不可通约性导致了对民俗学学科水平的评价严重偏低。我记得《民俗研究》原主编叶涛和《民间文化论坛》原主编王善民分别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学界对他们杂志的评价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刊物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严重不足，导致在现有的评价体制内，他们都很难被列入核心期刊。

以刘铁梁被引证最多的两篇论文《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为例，引用刘铁梁论文的，主要只是岳永逸、王杰文和张士闪，这几个都是刘铁梁的入室弟子。由于刘铁梁所提倡的村落研究在人类学界来说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刘门弟子的论文必然会大量引用人类学理论与成果；而在人类学界，出于“先入为君”的傲慢，短时期内，他们几乎不可能引用刘铁梁的理论，无论刘铁梁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下，这就等于刘铁梁及其弟子们一直在为人类学学科地位的巩固和提升做贡献，而人类学反过来还未必买你人情。


在所有“民俗学家”的论文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是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2期），引证数达到100篇（截止2006年），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引证文献，能够确认的民俗学论文不超过5篇。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解释为高丙中的研究成果是跨学科共享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民俗学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俗学的从业人数少，也不是这些从业人员的素质差，而是他们人人自扫门前雪，无人光顾邻家门。


正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对象太泛，话题很不集中，导致了学术话语的不可通约，学者们自言自语的现象非常严重。每次民俗学大会上，表面看起来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实质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的我不懂，我的你不懂，大家变得只有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才能找到“共同体”的感觉。这样，“学科”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也就逐渐丧失了，民俗学大会变得更像是一次“学术赶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近乎名存实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魁立说：“假定真是说民俗学什么都包括，无所不包，那民俗学也就没有了，……民俗学要有一个坚定占领自己阵地的本体论观念。我们有个不良现象，容易一哄而起，有个热门，大伙一哄而上，这是学科幼稚的表现。”[3]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更大的荒唐还在于，民俗学家们常常坐在一起吵吵嚷嚷地讨论一些虚拟的“学科基本问题”，比如如何理解“民间”、如何理解“语境”、如何理解“田野”之类。事实上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民俗学“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都没有结果，或者难以取得共识。如前所述，民俗学从业者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是一个民间文化的“爱好者共同体”。一群本来应该分属于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天真地误以为民俗学是一门具有共同学术语言的实体学科，可事实上这个想像的学科基础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学者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比如民本思想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等等，但要注意，文化信念不能替代学术语言进入科学研究的操作系统。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学术语言是不可通约的。


本来就是不同学术取向的、不可通约的学者，强要寻找一批彼此通约的共同语言，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刘铁梁与刘守华为例，要想在村落研究与故事研究之间找出什么共同语言，无异于牛头对马嘴。除了牛头和马嘴都在田野中吃着野草，再难找到别的共同话题。

当然，有人会说，民间文学的讲述离不开民俗的土壤，所以，民间文学必须放在民俗的语境中来解读，所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就应该是一个学科，这话表面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植物生长离不开土地，鱼儿生活离不开水，那么，植物学与地质学是一个学科吗？研究鱼和研究水是一回事吗？


尽管费孝通、刘魁立等学界领袖早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提倡继续扩大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以缓解民俗学的学科危机，甚至还有人写出了《泛民俗学》这样的专门著作。由此可见，所谓的学科名称和学科界限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遏制民俗学的庸俗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既有的学术评价机制，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好转。


但是，民俗学的危机不等于特定学术共同体的危机，更不等于民俗学者的危机。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在当今国际史诗诗学和口头诗学界就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与该所所谓“四大金刚”及其同道们的同声呼应是有很大关系的。正是这种相近的学术取向，使得大家能够劲往一处使，也使得该所成为了国际口头诗学的一个重镇。


再比如，以刘守华为核心的一批故事学家，如陈建宪、顾希佳、江帆、林继富、孙正国、郑筱筠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已经明显形成一个具有相近学术取向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故事学方面的成绩在民俗学界显得非常突出。他们的工作与民俗学其它杂七杂八的研究方向似乎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愿意，这个学术共同体完全可以脱离民俗学界而独立存在，反正在民俗学这个大集市上，他们不买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买他们的东西。所以，尽管刘守华几乎不参与民俗学界的任何“学术赶集”，但其学术地位照样能重镇一方。

2007年1月，“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展开了一次关于“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的讨论。宣炳善认为“民间文学”一名暗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因素，建议更名为“口头文学”。刘宗迪则认为，民间文学之被命名为“民间文学”，主要是由这个学科在汉语人文学术的整体版图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才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指称）决定的。所以说，“丫鬟再漂亮，也只能叫‘梅香’”。

其实，叫“民俗学”也好，“民间文学”也好，“口头文学”也好，“口头传统”也好，学科名称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名称本身具有任意性，学科名称到底用什么，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清楚的东西。名称的历史，与学科取向一样，都是无法预先规定的，它只能在共同体既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自然生长，或者在某一机缘下偶然出现。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把“口头文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论证得如何清楚，都不会影响别人的学术取向。还在三年前，有谁会想到有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名称会在中国的各个大学遍地开花呢？这个名称的出现，对于我们的学科史来说，无异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如果有一批共同地打着“口头传统”旗帜的知名学者（如朝戈金的团队）拿出了一系列具有示范作用的研究范本（范式），而且这些范本具有明显优于其他学者相关成果的解释效力，或者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发表学术论文的有效阵地，那么，他们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那些学术取向尚未定型的年轻学者自然会选择跟进，经过一段时间的渐进的革命，也许“口头传统”就真成了后人沿袭的一门“学科”，那些执着于民间文学旧范式的学术团体也就自然被淘汰了。朝戈金的团队目前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渐进的革命”，问题是，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朝戈金的团队在这条道上能够走得多远。

反之，任何个人或学术团队在没有奠定有效的研究范式之前，呼吁什么，张扬什么，都是纸上谈兵，在别人看来，只是“热闹”而已。

在这一点上，钟敬文先生是有经验教训的。钟先生对民俗学的规划，大多都落了空。许多人认为是后来者没能很好地实现钟先生的遗志。历史似乎不应这样来叙述。不是后来者不把钟先生的话当回事，而是钟先生自己没有注意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让民俗学管得太宽，他对民俗学规划太多，以至于尾大不掉，他对这个包罗万象的“学科”管不过来。

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预先设定的结果。历史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我们无法为将来做出任何规定性。作为学者，当我们为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是在学术研究，我们的发言是有效的；但当我们为将来做筹划的时候，我们已经越界了，我们的发言基本是无效的。







[1]
陈金文：《民俗学家：管好你的嘴》，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龙门阵·发文版，2006年4月2日。

[2]
陈泳超：《我对于民俗学的学科理解》，《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03期。

[3]
刘魁立等：《中国民俗学的现状与展望》（五人谈），《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1期。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1-16 01:54 编辑 ]

施爱东

这篇小文章能引起王京兄深夜四点的回复，让我惊讶。感动！感谢！
王京兄所说的问题，我基本都同意。
日本同行的历史借鉴，尤其是我们黑灯瞎火所必须的。

王京兄所希望的，也正是十几年前刚进入民俗学圈的我所希望的。
但愿望毕竟无法代替事实。
尤其是王京兄所提出的问题1。
尽管我和民俗学界的许多人都成了好朋友，而且可能是很好的朋友，但似乎大家的关系仅限于是好朋友，彼此能在学术领域找到的共同点，一点也不比我和我的邻居陈进国（宗教人类学家）更多。

至于说“下套”和“强逼”，以及各种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
难道钟先生的时代，这事干得还少吗？
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10:06 发表
王京兄所言极是，施兄所言“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学科的发展，指引人的“筹划”是非常重要的，在“指引”之后，是否能推动和发展本学科，是后学跟进拓展之事，非前人指引 ...

学术发展必须基于现实，是在既有学术基础上的发展。
我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如顾颉刚般的伟大人物出现，带领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打下一片天地？
问题是，我们没有。
现在没有，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三十年内也不会有。

一个学术领袖的产生，是多项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
从我们目前的人才结构来看，
三十年内出不了一个能与钟先生比肩的人，
如果有，这个虚构的人现在就应该在我们中间了。因为这个人不可能在三十年后突然从外星降临我们中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再等三十年，等待那个圣人的降临呢？
还是及时抛弃幻想，脚踏实地的应对现在所面对的各项难题？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11:33 发表
施兄所言学术领袖产生问题，言及我国学术体制的问题，非我等能解决之事了，但“不能解决之事”并不意味着不去讨论。

“领袖”这个词，个人怎么看着有些政治意味，呵呵，可能向往“自由”吧，还是用“领军人物”吧 ...

呵呵
我不想具体评论某个个人。
尽管我知道人类学界也是群雄割据，不可能有人能在该界称“王”。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王京 于 2010-1-16 16:47 发表
我辈一人影响力不够，可以凭借数人，十数人的力量。这正是我愿意寄希望于学术同辈人的实干、交流与谋略之上的理由。
...

同意。
这也是我们这一辈及以后的民俗学同人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优势。

但是，要相与谋事，又是谈何容易啊。
但愿民俗学论坛青年一代诸同人能结成一个更坚实的学术共同体。

说实话，我们40多岁及以前的这一辈人已经不大可能了，
学者的学术兴趣、路向，以及学术范式，在35岁之前就已基本成型，
象我这样四十多岁的，
已经铁铸成型，
没有重塑的机会了。
这是我做学术史这么多年所看得最透的一点。

乌先生多聪明的人哪，
他那一辈，和他不相上下的聪明人决不止一二人，
这些人如果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是，他们没有赶上好时候，
他们基本上已经废了。
废了就是废了，历史不可能重来。

历史其实都是时势造就的，
机会稍纵即逝。
我们已经错过了的，不会再来。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给我们这一辈人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和其他一些弟兄，都是该论坛的受益者。

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也有许多遗憾。
但愿民俗学论坛能少一点这样的遗憾。

祝愿更年青的弟兄们能在民俗学论坛这个不错平台下，
有更好的发展。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王京 于 2010-1-16 16:47 发表
钟先生明确提出民俗学科的体系建构，按施兄的整理（《钟敬文民俗学学科构想述评》），是在1999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许多问题没能得到细化，得出成果，不一定是提法上有问题。而与先生2002年即故去的现实及其后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学术方向的重新划分大有关系。...

这大概不是细化不细化的问题。
如果你认真看看吕微的文章就会发现，
吕微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民俗学派根本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概念。

我们退一步说，
就算钟先生是对的，吕微是错的。
那为什么对的东西却不能得到贯彻，而错的东西却有这么多人赞成呢？

因为学术本无所谓对和错。
只有可行与不可行。

按我的意思，学术规划基本是不可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随后将另起一帖详细说明。

施爱东

吕微的论文我已经另起一帖专门贴出。
有兴趣的朋友请下载阅读。

但这篇文章的思辨色彩太强，不好读。
一般人都读不下去。
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请耐着性子把它读完。
相信会大有收获。

施爱东

吕微说：“从索绪尔关于‘内在性’的学术立场看，将历史主体植入研究对象，就很难保证学术研究不受‘外在性’也就是意识形态政治性的侵蚀。无论将民间文学的主体闭锁在‘劳动人民’之内，还是闭锁在‘全民族’之内，都无法以民间文学之逻辑主体的理由将民间文学具体的历史主体推到民间文学生成的抽象背景当中，从而面对索绪尔从内在性学术立场发出的质疑。”

从这个角度上看，钟敬文提倡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论”与过去所提倡的“阶级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阶级论的民俗学理念不具备直接性的生活基地的坚实支撑，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论也一样。随着概念表述的文化历史-现实性境遇的变迁，不具有直接性的概念就失去了应用的价值。”

吕微后来又用通俗的话语对此加以解释：
“我反对‘中国民俗学派’的理由是：一个学派能否成立，是以某种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而存在的，而我不知道‘中国民俗学派’的所主张的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因此我的疑问是：仅仅因为该学术团体是由中国民俗学者所组成，就能够打出‘学派’的旗号了吗？如果说‘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论’是该学派的‘理论’主张，那么我的认识是：该‘理论’是一个从意识形态那里接受过来的政治主张，不是从民俗学学科自身出发而提出的有价值的理论。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有道理？”

施爱东

呵呵，这个问题先搬到吕微那个帖子中去讨论吧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suntree 于 2010-1-16 18:37 发表
民俗学学科发展有很多的问题，但自2003年我开始正式参加到这个行列，一个最为明显的感觉就是队伍小，影响力不强，也就是说，缺人，缺重要的成果。人才培养，尽管北师大等校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横向与文、史等学科 ...

田老师一下将讨论落到了实处。
这才是我们学科所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但也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穷书生最无可奈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