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徐徐

《雪球》学术贡献述略

黄振南

【提　要】《雪球》是第一部从人类学角度对汉民族进行全方位解读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充实中国民族研究内容、转换研究视角、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雪球　汉民族　人类学研究
【作　者】黄振南，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宁， 530022

在汉民族研究这片荒漠的原野上，有一位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的耕耘者，他就是广西民族学院
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继出版了《汉民族历史与文化新探》、《汉民族发展史》、《汉族民间风俗》、《汉族风俗文化史》等著作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又于1999年8月出版了由他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丰硕的成果，使徐教授成为汉民族研究的拓荒者。《雪球》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

一、创立“雪球理论”
汉民族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呢？《雪球》的作者在该书的“题识”中开宗明义：“从遥远的古代起，她(汉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她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凝聚而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将汉民族比喻为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这一比喻，生动贴切，形象逼真，入木三分，被学术界称为“雪球理论”。
根据这个“雪球理论”，作者摒弃了我国民族学界在民族之下划分“支系”和客家人研究学者创用的“民系”这两个概念，用舶来品“族群”(ethnic group)取而代之。书中将汉族的族群结构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这7个人文地理大区内的汉人；第二层次是从上述各大区内分立的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基本地域单位内的汉人，其中族群结构较复杂的华东、华南、西北3大区下划分较细，尤以华南为最；第三层次是处于兄弟民族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汉族“族群岛”，诸如广西的高山汉、福建的惠安人、贵州的屯堡人等。据之，《雪球》的作者为对汉族进行人类学分析这样垒起全书的框架：先用“题识”形式介绍“雪球理论”的内涵及形成思路，“雪球”的成因等。接着再用一个长篇“导论”阐述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的意义、方法论，以及汉民族发展简史、族群结构、人文特征等。最后按7大人文地理区域对汉民族进行具体的人类学分析，包括各大区概述、秦汉时期的族群概况、秦汉以后汉族的迁徙与发展、方言、族群、文化等内容。
“雪球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创新，它给汉民族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而《雪球》一书那既与中国传统史学专著有异又与西方经典人类学著作有别的著书立说方法，正是这条思路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材料，结合民间调查材料进行研究，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和丰富多姿的社会现实予以解读，汉族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终于滚出了这部130余万言的大《雪球》。

二、从总体上研究汉民族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民族，汉族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最重要，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也不逊色于其他民族，这是毫无疑义的。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汉族问题，建国以前尤是。
早期中国大陆学者对汉族所进行的社会文化人类研究为数不多，成就却引人注目。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张子翼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林耀华的《金翼》等，均为传世之作，影响颇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类学研究被打入冷宫。当历史的车轮驶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象枯木逢春，嫩芽勃发。随着中山大学(1981年5月)和厦门大学(1984年9月)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汉族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渐露头角，庄英章等主编的《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周大鸣的《中国乡村都市化》等相继问世，倍受青睐。期间庄孔韶博士步其老师林耀华先生后尘着力钻研写下的力作《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编： 1920年至1990年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问世之后，好评如云，说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起步虽晚，复初虽迟，但已是曙光初露，展现出一派盎然生机，前程灿烂。
然而，万幸之中仍有遗憾。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汉民族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仅局限于对某些汉族社区进行微观研究，既未全面展开，更无从宏观角度总揽全局，对汉族这个泱泱大族进行深入探讨。
《雪球》首次按人文地理将汉族分为7个大区，引进“族群”概念，将各大区内不同的“族群”逐一进行人类学分析，着重从历史渊源、方言特征、族群结构和文化流派4个方面考察和审视。因为前无成例可鉴，这种研究尝试不一定十全十美，但这毕竟是在对汉族进行总体人类学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于是我想，《雪球》成书虽“前不见古人”，但此尝试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盟，是为“后必有来者”。随着阵营的扩大，队伍素质的提高，科研力度的加强，汉民族人类学园地里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三、身体力行人类学研究本土化
人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学者在回顾近百年来人类学传到中国后的遭遇和发展历程后，深感这门科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和文化、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照搬西方人类学理论不行(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现成理论可搬)；西方人类学研究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而成为显学，其长处固需我们学习，但时代在变化，加上东西方国情、文化有异，照搬西方理论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在中国并非今天才被提出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将美国功能学派介绍到中国时，曾呼吁人类学家要“彻底中国化”。费孝通先生继江村研究之后的云南三村研究，已不再照搬功能学派的做法而有所创新；而完成云南三村研究之后，费先生完全摆脱了英国人类学方法的束缚，创立了新的研究系统。50年代以后我国进行的民族识别也没有完全照搬斯大林关于民族必须同时具备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将斯大林未曾提及的民族渊源摆在重要地位，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次实践。近年来台湾、香港地区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的关注，大陆学者早已身体力行了。
《雪球》的作者是怎样认识人类学本土化的并将其运用到汉民族研究之中的呢？该书“题识”中写道：“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
从这点出发，我们在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中，既注意从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中对汉民族的历史作了分析，又重视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田野调查中对汉民族的族群作了分析，并在分析中尽可能使两者结合起来，如在对汉民族的族群作分析时，既努力说明各个族群形成的历史，也尽力分析各个族群的人文特征。在对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分析中也充分注意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构成《雪球》的材料来自大量的史籍记录和民间口碑。用这种方法研究汉民族，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一次尝试。这一尝试，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是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丰富了人类学理论的宝库。中国人做学问，向来推崇考据。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史册汗牛充栋，典籍浩如烟海，为世界各国所无法比拟。《雪球》的作者既未抛弃中国传统，又接纳外国理论，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于本国的研究对象之中，这不但在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条新途，而且丰富了世界人类学的理论宝库。
二是树立了汉族的新形象，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大大地落伍了。加上长期闭门锁国，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停留在传教士的片面记录之上，妇女的裹脚，男人的长辫、烟枪……这些“奇风异俗”被定格下来，嵌入心田，由此得出中国人野蛮、愚昧、落后、丑陋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虽有所改变，但积重难返，他们脑海中的印记挥之不去，抹之不掉。《雪球》运用文献与口碑相结合的办法对汉族进行人类学分析，得出汉民族具有坚韧、勤俭、刚健、诚实、温顺等美德这一结论，言之有据，恰如其分。人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目前，中国正在敞开国门，朝现代化强国目标奋进，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多需要鼓劲加油的精神食粮啊。从这个意义上看，《雪球》倡导并力行的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意义何其深远！
三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为中国人类学登上世界人类学舞台作出了贡献。我们强调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绝非闭门造车，为我独尊。相反，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正是要把中国的人类学家推上国际人类学的舞台，与海外同行平起平坐，将自己的人类学理论变成世界人类学理论的一部分。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人类学研究与西方还有相当的差距，成果不多，系统的理论尚未形成。面对这种境况，勤劳勇敢、坚毅刚强的中国人没有退缩，而是扬鞭奋进，马不停蹄。作为第一部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的专著，《雪球》以其理论的创新、论述的独到，在世界人类学领域内完全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它对世界人类学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