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徐杰舜参加2008年4月24日～27日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的“汉民族研究反思考”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论文。)
汉民族是什么？汉民族是一个“雪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也像雪球一样，从整体上看是一个雪球，从局部上看又是许许多多的雪花。费孝通先生在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时也说过：“从民族方面说，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P13)因此，我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的《题识》中，提出了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①本文就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定义、学术内涵和原理体系作一简要的论述。
①参见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一、“雪球”理论的定义及学术内涵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其具体指概念、原理的体系。那么，什么是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呢？众所周知，雪是一种神奇而又美丽的自然景观。当雪花飘飘时，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当雪花凝聚成雪球在雪地上滚动时，雪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汉民族，这个在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民族，也颇具雪的特性。
从遥远的古代起，她多元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她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为孕育自身的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就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许多多民族或族群凝聚而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进而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将汉民族比喻为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从这个比喻出发，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定义是：汉民族是一个具有“雪球”性质的民族共同体，她具有“雪球”的结构特征，又具有“滚雪球”的过程特征，还具有“雪球”的凝聚特征。正是这三个特征的统一，才使汉民族成为一个既包含差异，又被高度认同的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
根据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内涵主要分为：汉民族这个“雪球”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汉民族这个“雪球”是在滚动中逐渐形成的；汉民族这个“雪球”是在滚动中逐步发展的；汉民族这个“雪球”具有类似雪球的结构；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等6个层次。通过对汉民族学术内涵的分析，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汉民族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
二、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原理体系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原理体系由整体论、结构论、过程论、凝聚论、调适论五部分构成。
(一)“雪球”理论的整体论：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整体论，就是指汉民族是—个“和而不同”的整体。
何谓整体？就是指整个集体或对各个成员而言指整个事物的全部。[2](P1727)整体论的人类学解读是把人类及其社会视为—个多面性的整体进行研究。[3](P3)从这个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种文化的整体特质或特征。
我们都知道，汉民族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但同时又是—个被高度认同的民族共同体。一方面，汉民族内部差异巨大到南北方之间从语言到文化，从生存策略到经济生活，从服饰到饮食，从婚俗到丧俗，从节日到礼仪等都各具风情、风貌和风韵。就北京人与广州人来说，北京人说的是京腔，广州人讲的是粤语，两种方言基本不通；北京人善从政，广州人善经商；北京人服饰多正装而必须御寒，广州人则多休闲而轻薄；北京人的婚俗一向较传统，广州人的婚俗则多了几分洋气；北京人的春节风俗以庙会为特点，广州人则以花会为风景；北京人讲究门第，广州人尊行宗族。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北京人与广州人差异巨大。而另一方面，尽管差异如此巨大，却从来没有影响到北京人与广州人对汉民族的高度认同。所以，汉民族虽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却达到了“和而不同”这样的高度认同的境界。
还可以举出—些更特殊的例子，如甘肃永昌县的“古罗马人”，虽然有许多的证据表明“永昌罗马人”之说为伪说，但中国典籍中史不绝书地记载着这一区域存在着一股强大的非汉族势力，他们被冠以为虔、骊旰、秦胡、卢水胡等称谓，他们曾支持过董卓、马超，曾参与建立北凉、后赵等割据政权，隋朝以后他们逐渐与当地汉民族融合。学术界对他们的血统来历的看法一直存有分歧，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伊朗塞种人说、希腊帕特里亚人说等，诸说都肯定他们属于印欧人种，即白种人。然而，也许只有苍苍莽莽的祁连山才知道这个神秘族群的真正来历，才知道他们几千年来与汉民族争斗、融合的每一个细节。
但不管永昌县“古罗马人”的体质特征与汉民族有多么不同，今天的永昌县“古罗马人”的习俗、语言，乃至他们身上的质朴，都是中国农民式的；他们在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民族”一栏上，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上“汉族”。①
不仅如此，河南省开封市的“犹太人”、②福建省泉州市锡兰王子的后裔、③广东省鹤山市鲜卑族的后裔④等，他们在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民族”一栏上，也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上“汉族”。
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它们都证明了汉民族内部尽管差异巨大，但却高度认同，真正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汉民族起源的“多元性”，经过长期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认同，终于“混血”而成为高度认同的“一体”，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整体论。
①参见张齐：《他们是古罗马人的后裔吗？》，载《羊城晚报》， 2000年2月10日， A1版。
②参见陈剑平：《翻读开封千年“犹太史”》，载《羊城晚报》， 2000年2月11日， A1、A6版。
③参见陈初越、李开远：《锡兰王子后裔隐身泉州》，载《羊城晚报》， 2000年2月21日， A1版。
④参见胡育颖、胡杰：《鹤山源氏源出鲜卑》，载《羊城晚报》， 2000年2月22日， A1版。
(二)“雪球”理论的结构论：汉民族是有族群结构的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结构论，就是指汉民族这个“雪球”是有结构的。何谓结构？就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2](P697)过去，由于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我们没有能够对汉民族的结构进行探讨和分析，现在，用族群理论这台“显微镜”一看，我们就不难发现汉民族的结构了。众所周知，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以此作喻，汉民族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由多个族群构成的。
构成汉民族的族群很多，人口多少不等，文化因素的构成也略有不同，有的成片聚居，如闽南人、广府人等；有的大分散、小聚居，如客家人、平话人等；有的处于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呈“族群岛”分布，如广西的“高山汉”等；有的聚居在城市，如北京人、苏州人等；有的聚居在农村，如贵州的屯堡人等。
汉民族究竟有多少个族群，目前还无法统计，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以方言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客家人、广府人、平话人、闽南福佬人、桂柳人等；一类是以地域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陕北人、河湟人、河北人、河南人等；一类是以大城市为代表划分的族群，如北京人、沈阳人、长春人、哈尔滨人、大连人、杭州人、温州人、宁波人、南京人、苏州人等；一类是以风俗习惯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疍民、广西的“高山汉”、贵州的屯堡人等。①
这样，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族群组成的汉民族，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在这里，各个族群单位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
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一是由汉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所决定。汉民族的起源有两个主源，即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三个支源，即苗蛮族群集团、百越族群集团和戎狄族群集团。这种起源的多元性为汉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是由汉民族形成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汉民族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即夏、商、周三代之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夏、商、周、楚、越诸族群相继崛起为第一阶段；春秋战国到秦之时夏、商、周、楚、越，以及部分蛮、夷、戎、狄在大融合中育成华夏民族为第二阶段；西汉之时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成汉民族为第三阶段。这种形成以多元性为主，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
三是由汉民族发展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汉民族自秦汉形成而发展至今，两千多年来，在族群互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契丹、党项、女真，以及部分蛮、俚、僚、傒等少数民族族群大多被“汉化”而成了汉民族的新鲜血液，所以，史书中少数民族被“汉化”后“同之齐人”，[4]“遂同华人”，[5]“与蜀人相类”，[6]“殆与华不别”，[6]“与诸华不别”[7](P13)的记载不胜枚举，于是，汉民族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P13)这就造成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岸身躯”。
总之，由于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多元性，②才导致了汉民族结构多元一体模式的形成。
那么，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多元”族群要成为“一体”，必须经历一个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为“一体”的调适过程。所谓磨合，就是不同族群在互动的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的社会交往活动，既交流文化，又交流思想和情感，以期沟通心理，减少和调适各族群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达到相互适应、和谐一致的过程。我们在考察中国的民族关系时，处处可见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或族群互动磨合的场景，而这种族群多元磨合的结果就是整合。所谓整合，就是随着族群间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族群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互不相关，进而互动、磨合，最终发展到整合、认同的结果。
①关于汉民族各族群的详细论述，请参阅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关于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多元的详细论述，请参阅徐杰舜的《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汉民族的族群结构可分为三级。
1.第一级族群结构
以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可将汉民族分为华南汉族、华东汉族、华中汉族、华北汉族、东北汉族、西北汉族、西南汉族。
2.第二级族群结构
在一级族群结构之下，华南汉族可分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福州人、平话人、桂柳人等族群。
华东汉族可分为上海人、南京人、杭州人、徽州人、苏州人、宁波人、温州人等族群。
华中汉族可分为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等族群。
华北汉族可分为北京人、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等族群。
东北汉族可分为沈阳人、大连人、哈尔滨人、长春人等族群。
西北汉族可分为河湟人、河西人、关中人、西安人、陕北人、秦州天水人等族群。
西南汉族可分为云南人、贵州人等族群。
3.第三级族群结构
第三级族群主要指“族群岛”，如广西的“高山汉”、富川本地人，贵州的屯堡人，福建的惠安人，以及疍人等族群。汉民族的这三级族群结构，构成了汉民族庞大的族群体系。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结构论。
(三)“雪球”理论的过程论：汉民族的人口之多不是一蹴而就的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过程论，就是指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由少到多如滚雪球一般的过程。
何谓过程？就是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2](P525)过程论的学术定义则是“事物的有限存在和无限发展在时间、空间和条件上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发展的必然联系的体现”。[8](P32～33)事实上，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宇宙间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其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都不是永恒的，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过程。因此，事物的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就是该事物相对完整的过程。汉民族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也毫无例外地要表现为过程，从多元走向一体就是一个总的系统过程、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
汉民族的人口之多不是一蹴而就的，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开始了汉民族“滚雪球”的第一步。此后，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商民族、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民族、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汉民族形成“雪球”的“滚动”出现了多元的态势。春秋战国时期，汉民族形成“雪球”“滚动”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更重要的是在“雪球”的“滚动”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许多小“雪球”开始“滚成”一个大“雪球”，融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汉民族这个“雪球”，从夏民族的200余万人，“滚动”发展到战国鼎盛时已有2 000万人左右了。[9](P46， 76)这时的华夏民族作为汉民族的前身，大率由秦人、齐人、楚人、赵人、燕人等族群构成。秦始皇雄才大略，将华夏民族这个“雪球”的“滚动”推上了统一的轨道。汉承秦制，华夏民族这个“雪球”在“大一统”中“滚动”发展转化为汉民族。在这个历史性的“滚动”中，汉民族的人口从战国鼎盛时的2 000万人左右，发展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时的3 200万人左右，到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2年)时已达5 900多万人了。[9](P92)汉民族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也在“雪球”的“滚动”中发展。汉民族从一开始便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和罕见的吸收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开始了她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发展历史。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中原汉族大批南迁，于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汉民族在滚雪球式的发展中，在北方吸收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蛮、俚、僚、傒等族，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从汉代的5 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的8 000万至9 000万人之间。[9](P213)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唐末五代，天下又大乱，北方的少数民族再次纷纷入主中原，中原汉族再次大批南迁，于是，在宋辽夏金元时期，汉民族这个“雪球”继续向前“滚动”，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从而越“滚”越大，从唐代前期的八九千万人发展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突破1亿，达到10 441万余人。[9](P297)
汉民族这个“雪球”经历了汉末、唐末的大乱，不是越变越小，更不是消失，而是越滚越大尤其在元以后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民族这个“雪球”更是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9](P459)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9](P515)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其人口已逾6亿，到20世纪末已达12亿左右。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
从形成到发展，汉民族历经了延绵不断的上下五千多年的沧海桑田，而今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过程论。
(四)“雪球”理论的凝聚论：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凝聚论，就是指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
何谓凝聚？就是聚集或积聚。[2](P1001)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凝聚论，指的是使人或民族聚集到一起的力量，称之为凝聚力或内聚力。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民族凝聚力通常蕴涵着二重性：一是外在的、历史的、地域的或带强制性而形成的具有外在因素的内聚力量；二是内在的、文化心理的，人们世代相传、互相沟通、互相吸引的精神内聚力量。这两重性统一于历史和社会凝聚的活动中，并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通过民族成员的活动表现出来。[10](P2)汉民族的凝聚力从方块汉字、文化认同这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使汉民族这个“雪球”不仅越“滚”越大，而且越“滚”越“结实”。
1.方块汉字强化了汉民族的凝聚力
汉民族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凝聚力？方块汉字起了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作用。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本质的标志和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纽带，特别是汉字具有“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特点这就把汉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把汉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程，都完整地、系统地保存在汉字文献的宝库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汉民族的历史业绩作为遗产一代传给一代，千古不朽，而汉字在汉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锤炼中，也锻铸出了稳定、简明和方块形的民族特点。
就稳定来说，从古今用字的情况来看，《十三经》累计589 283个字，但不重复的单字只有6 544个，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古代用字的最高约数。而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编的《汉字频度表》，是根据21 629 372个字的材料统计的，不重复的单字也只有6 335个，这也基本上可以代表现代用字的最高约数。[11]从这个比较中，可见古今汉字实际用字的数量基本相当，足以说明汉字的稳定。正因为如此，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对汉字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他说，汉字“一个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它，他所读的一首诗无论是在基督时代(即公元1世纪)，或者公元1 000年以后，或者是昨天写的，从语言学观点上看，对他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写的，他都能够理解并欣赏它。可是在别的国家，书写文字随着口语的演变，在很少几个世纪中可形成一种实际上完全新的文字。今天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很少能看懂三、四百年前的本国文献。最早期的文献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后才能了解。对中国人说来，数千年的文献都能了解；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他们文字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之故。”[12](P88~89)简明地说，古代的汉民族由于书写工具和材料的限制，或契于龟甲，或铸于钟鼎，或刻于竹简，或写于丝帛，从而形成了与口语有一定区别的书面语，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文言文”。而文言文的最大特点就是简明扼要，极短的文字，往往包含有极丰富的内容，凡读过文言文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更重要的是，由于汉语是一种非形态的、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语言，所以一个汉字作为一个符号，既表示一个音节，又表示一个语素，还表示一个意义，汉字就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这样，汉字就与汉语“简短明确”的优点相适应，使之与英、法、俄、西班牙文相比，不仅无多词之难，而且书写也简明，现在联合国五大工作语言印制的文册中以汉字本最薄就是一例。
汉字区别于世界上一切其他民族的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形成方块。在世界民族文字中方块汉字是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它不仅有书法性的节奏美、线性美，而且方块汉字的“形”能传达出丰富的信息，既有猜读的可能性，利于阅读；又有联想以至想象的余地，有助于思维能力的拓展。
正因为汉字具有稳定、简明，形成方块的民族性特点，所以其在汉民族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对汉民族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内聚作用。众所周知，尽管汉民族方言类数繁多、音调复杂，但是其文字却是通用的，无论讲什么方言的人，只要将其方言写成汉字，除个别的土语俗话外，在交流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汉字的统一性，维系了汉民族整个民族的生存。从汉字对统一汉民族共同语言的作用来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字对汉民族的凝聚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文化符号可以替代的。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13](P345)汉字就是汉民族灵魂和根的象征。
2.文化认同强化了汉民族的凝聚力
人类学家们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汉民族“滚雪球”的形成为例，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之所以能在滚动发展中凝聚成“雪球”，而且越“滚”越“结实”，文化认同无疑是其重要的原因。
先秦史告诉我们，夏、商、周三族先后在黄河流域崛起时，其经济文化都属于灌溉农业类型，夏民族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而且他还“身执耒舀，以为民先”。[14]连畜牧业始终都比较发达的商民族的远祖契，也曾“佐禹治水有功”，[15]相土的三世孙冥也因“勤其官而水死”，[16]成为商民族的“禹”。而周民族的始祖弃“好耕农”，曾为尧的“农师”，被认为是五谷之神而被尊为“后稷”。[17]所以在《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周民族灌溉农业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楚民族和越民族火耕水耨羹鱼[18]的农业经济文化与夏、商、周诸族的农业经济文化虽有区别，但无本质上的不同，故而奠定了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
夏、商、周、楚、越诸族的文化认同突出表现在对“诗经”文化的认同上。《诗经》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春秋时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越人吴公子季札早于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到鲁国观周乐，对与《诗经》基本相同的各国风诗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精当的评论；自称“蛮夷”的楚人受周文化的影响，已能诵读《诗经》。《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芋尹)无宇辞曰：‘……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诗经”文化的认同还反映在部分蛮、夷、戎、狄中，如自称“我诸戎饮食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19]的西边姜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盟会的攻击后，“赋《青蝇》而退”。[19]《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有相当的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19]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汉民族这个“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
(五)“雪球”理论的调适论：政策的调适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调适论，就是指政治的调适作用也会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
何谓调适？就是指调整使之适应。[2](P1354)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调适论，指的是政策的调适顺应了“汉化”的潮流和趋势，强化了汉民族的凝聚力。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无论是汉民族占据统治地位，还是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他们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协调民族关系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民族的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控制，他们都要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制定出相应的民族政策来调适民族关系，进而使汉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以汉民族占统治地位时实行的和亲政策为例，其始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世代通婚，发展至周代，不仅姬、姜两姓世为婚姻，而且其他各族的贵族间的和亲通婚已成为传统习惯，甚至晋国的公室贵族还常和戎、狄通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亲通婚已成为华夏诸国针对蛮、夷、戎、狄都会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调适，大大增强了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凝聚力。进入汉代以后，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更加突出，和亲政策遂成为国策，而昭君出塞亦成了历史佳话。整个西汉时期，大约有16起和亲的史事，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和亲政策的调适，不仅避免了双方的武装冲突，还为匈奴的汉化沟通了心理，从而大大增强了汉民族的凝聚力。
再以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时实行的汉化政策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永恒的历史规律’”[20](P70)的作用下，推行汉化政策，规定讲汉语，用汉文，向汉语靠拢；离散部落则实行“编户齐民”，与汉民族杂居；劝农桑，改游牧经济为农耕经济；兴办汉学，与汉人通婚，着汉人服饰，与汉民族文化融合。此举大大加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其中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堪称典范，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门第、变婚俗、崇儒学、均田地[21]的社会控制，使汉民族这个“雪球”即便在非汉民族主政时期也依然能够越“滚”越大。
此外，还有羁縻政策、土司政策、怀柔政策、朝贡政策、分封政策、内徙政策、教化政策、宗教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调适，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向，在政治上不断地增强了汉民族的凝聚力，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进一步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
三、结语：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学术价值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学术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深入挖掘，但前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1.形象地概括了汉民族的基本特征“一大二杂三认同”。“一大”，因人口为界最多而大；“二杂”，因内部差异巨大杂；“三认同”，因整合为一体而高度认同
2.探讨了中国民族分分合合，“滚球”式地形成汉民族“凝聚核心”[1](P6)的本规律，亦即我们俗称的少数民族的“化”。“汉化”这个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特的历史现象，正是涵化作用的中国表达。
3.建构了以汉民族为范例的民族融模式——“滚雪球”模式，这对建构“而不同”的和谐世界观具有重大的启示。
4.从汉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迹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的未来走向，以及预见中华民族从多元向一体的艰巨性和漫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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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史记·殷本纪[Z]
[16]国语·鲁语上[Z]
[17]史记·周本纪[Z].
[18]史记·货殖列传[Z].
[19]左传(襄公十四年) [Z].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版社， 1992.
[21]魏书·高祖记[Z]
资料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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