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碰子

富士 天皇与其他（4）


四

　　“大日本者，神国也。”

　　在《神皇正统记》起首，北龟亲房这样写道。

　　日本是神国，是由神裔的天皇统治之国，是为神所保佑之国。北龟亲房鼓吹的这种观念，能够得以在日本获得普及，一个重要契机就是蒙古对于日本发动的两次侵略战争的失败。


　　元代两次侵略日本的战争，对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影响非常巨大。对这两次战争，日本文献《野守镜》中记载了如下的传说：

　　据说第一次蒙古兵在九州和日本武士交手，蒙古兵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可正在日本武士们陷于绝望的时刻，有人夜里看见莒崎神宫出现了三十多位白衣人，这些人对准蒙古兵一齐放起箭来。天亮后，本来已经绝望的日本武士们发现，如云的敌舰已经覆灭于汪洋。

　　到第二次蒙古兵来进攻的时候，京都的神官们来了个总动员，齐集在石清水八幡宫（日本神道信仰中的战神）祈祷打败蒙古兵。据说当夜深大祈祷进入最高潮的时候，神前的幡儿啪嗒啪嗒翻动起来。大家正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从九州那边快马传来了博多湾起大风把蒙古战船吹翻到海底的消息。两次巧遇的暴风，后来被称为“神风”。日本人想象是神鼓动这阵强大的风，把凶悍的蒙古骑士们埋葬到大海里。

　　这当然不是信史，是故事，但广泛传播的故事有时比历史事实更能对人心的变化发生作用。

　　尽管已经有了变化的契机，但神国思想并不能取代天皇家在现实政治中软弱的地位。武士之间你争我斗、割地称雄，实力才是说话的最重要的依据。战乱不已的年代皇室仅仅能维持生活，经济力量弱到有时连继位大典都无力举办。后柏原天皇1500年继位，1521年才靠从幕府那里得到的米一万石和寺院贡献的金一万两终于举办了继位大典，37岁继承皇位的天皇，这时已经是58岁的人了。天皇家如此，依附于天皇家的公卿们的日子更为艰难。为了维持生活，公卿们有的以医为生、有的以卜为生，有的以教音乐教文学为生。《言继卿记》对这份世相记录得很充分。到了江户幕府，情况虽然好转，但皇室根本上还是寄生于幕府。1615年江户幕府为皇室和公卿们规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规定“天子”该关心的是“诸学问”。边缘化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包括在宗教上的威权，都很难真正地维持。1613年，德川幕府规定天皇赐给大德寺、妙心寺等寺庙僧侣紫衣须先知会幕府。可是后水尾天皇为了多得些经济收入没打招呼就颁赐了几十个紫衣上人。后来才了解到实情的德川幕府1627年宣布天皇赐予大德寺、妙心寺等寺庙僧侣的紫衣敕许无效，御赐的紫衣没收，上人的称号取消。据载，被宣布无效的敕许有七、八十件之多，大丢面子的后水尾天皇由此也不得不退位。可以说，天皇家的权限已经被限制到了极低的程度。

　　天皇家真正掌握到权力的契机，来自于幕末。面临打倒幕府、建立新国家这一课题，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新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天皇为神之子孙，日本为神灵福佑之国的神国观念。1868年，16岁的日本明治天皇利用各派倒幕的政治力量成功地实行了宫廷政变，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新政府的成立被说成“王政复古、挽回国威，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而天皇一族也顺势获得了日本的最高统治权和军事统帅的权力。依照国家神道的意识形态，天皇是日本最高的、最神圣的“现人神”，是神国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表 ；1882年颁发的“军人敕谕”中的明确规定，天皇拥有陆海军最高统帅权。

　　新兴的明治政府几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本是“神国”、“天皇为现人神”这些思想资源，并竭尽所能为之做了重新包装。从这个时代开始，日本国民被教育说日本是由“现人神”所直接统领的。日本兵被教育说：他们是直接从属于“现人神”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一族的兵士，是 “皇军”。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中早已听得耳熟的“皇军”这一称号的背后，其时蕴含着日本帝国独特的精神体系——它把最上面的天皇和最下面的士兵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从属关系。

　　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型的日本军队，和以往的日本武士团不同，他们不再是从属于哪一位将军、哪一个藩或哪一个武士的私兵，而是天皇的兵。每一个士兵手中的村田铳上都铭着菊花纹，那是皇家的象征。在讲究等级、习惯于从属的日本，没有比天皇更高的等级，没有比从属于天皇更高的从属。对于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来说，能够直接从属于神圣的天皇，是无上的体面和荣光。我曾读过一部日本老兵写的回忆录。这位被派遣到南海诸岛一路转战的日本兵回忆说，投降缴械的前夜，他对着自己的枪非常难过，因为那是天皇赐给自己的武器。那一夜他找到了一块小石头，一晚上费尽力气终于磨掉了自己枪上的那朵菊花纹。这样，第二天缴枪的时候，他才觉得多少对得起天皇一些，心情轻松了很多。50年后回想起来，这老兵还觉得那是自己做的一件漂亮事。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型的日本军队，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他们和欧美的现代军人相同的是，操作着的都是已经很现代化的装备，不同的是头脑中充满的却是以“现人神”为代表的神国信仰，相信自己，并且只有自己才是“神”的神圣的选民。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兵的心理，这份特殊的从属意识和精神状态是不应忽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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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5）


五

　　大学时代的旧友老张，本黑龙江鹤立人氏。上个月相见，十五年契阔，听说我放弃文学研究起日本，深觉意外。杯觥交错之际，他突然意外地冒出了一问：

　　“日本子是该研究研究。有件事你琢磨琢磨，日本人为什么崇拜坟圈子？”

　　“？”

　　“这事儿我打小儿听说的。村里老人讲古说，我们村边那儿的大坟，听说是伪满时日本子开拓团留下的。村里老人说，伪满那阵子，每天鬼子起床，老老少少都朝那坟行礼。可文革时红卫兵把坟挖开，里边连骨头都没有。这小鬼子，邪了门了。”

　　“那坟快到坟头上的地方，是不有块石头？”

　　“有有有，你见过？我们小时玩藏猫儿，没少在那坟上跑上跑下，是伸出一块石头。这鬼子就是邪性，坟上还压块石头，大概是怕死人跑了。”

　　“那是富士信仰啊。”

　　我脱口说出这句话，自己都有些觉得怪怪的。

　　死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身禄以自己为牺牲，换来了富士信仰的大繁荣。特别是在关东一带，到处是身禄的弟子们活跃的身影。“富士讲”发展得规模越来越大。史称“江户八百八讲”。“八百八讲”是多少有些夸张的数字。有日本学者考证说，真正存在过的大约有三百多讲。参加“讲”的日本人共同集资，每年资助部分成员登富士山，拜仙元大菩萨，拜食行身禄的墓。也许这“富士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太快太大，让江户幕府感到非常不放心。从1742年开始，幕府一次又一次发出禁令。但已经点起的火不会那么快就熄灭。“富士讲”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在江户城内，热心的信者们也堆起小小的富士山顶，那山顶接近的地方，还专门埋上一块乌帽子岩，起了个名字，叫“富士冢”。

　　想来被我的老同学称为坟圈子的大坟包，应该就是一座“富士冢”。坟上压的那块石头，应该就是乌帽子岩。查一下史料，鹤立的日本开拓团大多来自茨城县，那么堆这座“富士冢”的应该是日本古代常陆国那一地区“富士讲”的信者们。回想当年这地方的人尊崇筑波山且大不以富士山为意的往事，感慨系之。

　　在另一个时空，死人的力量同样被转化为了精神的动力。

　　1862年，倒幕运动志士相羽美静等人在京都灵山招魂场为死于倒幕运动的志士们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这场祭祀被认为是后来招魂社的起源。明治天皇举行宫廷政变后，幕府军曾和倒幕的明治政府的军队在鸟羽、伏见激战过四天，三千多名政府军的官兵死于此役。明治天皇为此在京都东山建立了招魂社，祭祀那些为天皇政权而死的“皇军”的灵魂。1869年，政权由京都移向东京，京都东山的招魂社也迁到东京九段坂。10年后，明治天皇正式把招魂社命名为“靖国神社”。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怀着“神国”的信仰走向战场。他们自以为是“神”特殊的子民，相信一己之躯即使“玉碎”，灵魂却可以走向“靖国神社”。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神风特攻队员们最后握别时，大都说一句“靖国见”。靖国神社的“英灵”不断在增加，明治天皇一代达到近12万，到大正天皇一代，增为13万，到1941年，增至22万，到二战结束，这个数字增加到246万。神国信仰成了把日本人推向战场最有力的动员武器之一。

　　到1945年为止，靖国神社祭祀的都是那些相信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是神灵福佑之国、并为天皇“八肱一宇”的“大业”捐躯者的灵魂。靖国神社的存在，和天皇信仰、和天皇制有着至深密的关系。

　　今后的靖国神社“英灵”数字大概还将不断增加。1993年，派往柬埔寨的高田晴行警部补受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丧命异国，成了战后死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活动的第一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日本自卫队加速向海外派兵的步伐，像高田晴行这样的牺牲者今后会越来越多。这些人将被与1945年为止死于战争的“英灵”们“合祀”在一起。在这一层面上，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是与今天日本再军备和海外派兵的既定国策相互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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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6）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所接受的一直是相信我们国家中最强大最有力量的天皇是‘神’的教育。然而战后我们明白了，其实天皇也是人。”

　　战争结束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大江健三郎，50多年后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把这种变化最直接地传达给日本人的，是昭和天皇和麦克阿瑟那张有名的合影。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45年8月27日。27日这天，日本昭和天皇访问了驻跸于东京赤坂区美国大使馆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照片上，身着燕尾服、长得矮矮的昭和天皇身边，站着人高马大、身着开襟军便服、双手掐腰悠然而立的麦克阿瑟。这照片仿佛清楚地告诉日本人，谁是日本战后真正的支配者。过于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依旧崇拜日本天皇的人难以接受。日本歌人斋藤茂吉在看到这张照片当天就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这东西！麦克阿瑟这狗杂种！”内务大臣山崎看到发表这张照片的报纸后，马上命令收回这份报纸。但很快他就接到占领军司令部发行报纸的命令，不得不收回的，是这位内务大臣的禁令。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作为新时代的标记，在1946年初，昭和天皇颁布了“人间宣言”。在这篇全称为《年始国运振兴之诏》中，昭和天皇不得不承认，有关天皇的“神话和传说”、“以天皇为现人神”、认为“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并负有支配世界之使命”等思想，实为“架空之观念”。

　　战败后的日本人，就这样由“神”的臣民变成了自由自主的“人”。

　　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存续下来。战败已经使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后日本社会在民主体制下发展了50多年，50多年发生的变化更大，大到很难简单地说清楚。尽管如此，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比如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暗部，有着一条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定。它像是一条无形的线，越过这条线的人，要准备付出血的代价。

　　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的自民、社会、民社三党党首演说会上，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委员长被用短刀当胸刺死。刺客山口二矢11月2日于东京练马少年鉴别所上吊自杀，墙上有他用监狱发放的牙粉写下的“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

　　1961年，《中央公论》登载的“风流禁谈”被认为侮辱了天皇家。2月1日，中央公论社社长家受到右翼党员小森一孝的袭击，保姆被刺死，夫人重伤。

　　1990年1月18日，在曾被扔过原子弹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因为说了一句“天皇有战争责任”，在市政府门前被人用手枪行刺，重伤住院一个月。

　　……

　　曾任新加坡驻日大使的李炯才回忆说：一个日本人无论地位多低，对于天皇都有一种亲情，天皇是所有人的父亲。他看到“日本人对天皇一般都很忠诚，不允许天皇的形象遭到玷污”，但这“亲情”后面的世界，他没有注意到。

　　而旧的国家意识形态虽然表面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崩溃，它在日本人“暧昧”的阴影下隐伏下来。这一套承继了古代神话传说、中世信仰并在明治以来被重新组合和包装过的思想观念，蛰伏在社会内部，日益有隐然坐大之势。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这一套思想观念也正衍化出新的枝蔓。从完成高度经济成长后的日本出现的种种“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民族优秀论”中，从“新编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与昭和天皇“人间宣言”中明确定位为“架空之观念”的“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相重合的思想倾向。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日本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历史是什么？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篇文章出发的地方来思考。因为在我们追问历史是什么的时刻，我们同时也在追问——未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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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1875

　　2004年6月，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开讲。第一讲由我讲，题目就是“中国/冲绳/日本”。当时炳月兄在宣传海报上，写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词：“冲绳——亚洲的肚脐”。某种意义上说，“亚洲的肚脐”的说法是非常引人深思的。它形象而又准确地表现了近代东亚政治秩序转换的关口所在，为如何审视近代日本的“琉球处分”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具体地思考近代东亚政治秩序的历史转换，1875年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

　　130年前，亦即公元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松田道之赴琉球，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

　　松田道之带来的日本明治政府的命令包括：使用日本年号，废止琉球对清朝朝贡和庆贺清帝即位而派遣使者的惯例，同时也废除琉球国王更迭之际接受清朝册封的惯例，以及琉球今后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由日本领事馆管辖等。日本政府还命令琉球“藩王”入朝，研究政治厘革及兴建之法。一句话，就是在把琉球纳入日本版图后，强制琉球和中国断绝关系。

　　松田道之是明治政府的内务大丞。派遣他到琉球，是因为此时明治政府已经将琉球划归内务府管理。

　　1875年的这份命令，直接背景是大久保利通向明治政府提出的关于琉球的建议。1874年在北京签订完《北京专条》的大久保利通，回日本后便向明治政府提出“今通过与清国之谈判，彼承认我征藩地为义举，并出银两抚恤受害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判然”，为将来计，期望明治政府借机断绝琉球“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而更远一点说，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完成了新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后，第二年即宣布废除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改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发展到1875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吞并琉球这一既定国策的一个必然环节。

　　琉球王国被迫停止了对大清国的朝贡。

　　1876年，记载琉球王国历史的《中山世谱》、《球阳》的编撰也被迫停止。

　　从1372年开始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式册封体制算起，长达五百多年的中国与琉球王国的藩属朝贡关系走向了结束。

　　近代东亚的政治秩序，从此开始了真正的再编和组合。

　　二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仁风……

　　这是琉球“万国津梁钟”上的一段铭文。保存在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的“万国津梁钟”铸造于1458年，据说原本是悬挂在琉球王国首里城正殿门前的。琉球群岛南连台湾，东北与日本九州相望，呈弓形分布于东海海域。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的十四世纪，琉球商船已经冒波涛之险来往东亚各地。早在1372年，琉球已经成为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中的正式成员。1429年，尚巴志统一琉球后，琉球商船更成为活跃于东亚海域的“万国津梁”。比较一下《明史》记载的亚洲诸国朝贡次数，日本19次，朝鲜30次，爪洼37次，安南89次，而琉球一国即171次，几乎近于各国的总和。除了对明的朝贡贸易，琉球还开展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间的中继贸易，琉球船出没于中国福州、朝鲜釜山以及泰国、越南、马六甲、苏门答腊、爪洼各国港口，贩卖香料、象牙、丝织品、瓷器、刀剑。《历代宝案》所载驰往东南亚的贸易船有104艘之多，其中泰国最多，有58艘。

　　“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很说明琉球人当年的境界和抱负。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的琉球船队贸易活动，足以使当时的琉球人自豪地自称为万国之津梁。正因如此，当葡萄牙势力伸展到马六甲，琉球人的存在立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佩雷斯《东方诸国记》曾经这样描述琉球人：“正如我们（欧洲）列国谈论米兰那样，中国人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谈论琉球人。他们为人正直，不贩卖奴隶，即便用全世界来交换也不肯出卖自己的同胞，他们宁死也不肯。”

然而，活跃在东南亚海上的琉球人很快不得不面对灾难性的新局面。1511年，葡萄牙舰队进攻并消灭了马六甲王国，此后又在爪洼、苏门答腊等地兴建商馆与要塞。在欧洲势力伸展的同时，16世纪初，明王朝的对外政策发生了转换。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探险之旅，证明地球是圆的。就在这前后，东南亚海域消失了琉球船队的帆影。琉球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结束了。

　　更为灾难性的打击则来自东北方。1609年3月，日本萨摩藩派遣桦山久高为大将入侵琉球。说来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大义名分”，乃是因为琉球国既不肯致聘于江户幕府，对江户幕府通过萨摩藩送还漂流岛民也未派遣使者致谢，对江户幕府期望琉球能在日本与明朝的关系修复中做一些工作的愿望也没有积极的回应。萨摩军先后占领了奄美、喜界、德之岛、冲永良部等岛屿后，在冲绳北部上陆，攻陷今归仁城。守城的山北监守向克祉战死。4月1日，萨摩军分海陆两路攻向那霸和首里。尚宁王派遣三司官谢名和丰见城守卫那霸。萨摩军沿途烧掠并摆出直攻首里的态势，谢名和丰见城回师援救首里，萨摩军乘势攻下那霸。眼见守土无望的琉球国王尚宁只好以王弟尚宏和三司官为人质，向萨摩求和。4月4日，尚宁被押向名户，5日，萨摩军进占首里城。日本式集体劫掠开始了（这种集团劫掠很不同于欧美的个人式抢劫，其间的差别，在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抢劫时表现得也非常明显）。依据《琉球渡海日日记》的记载，光是打包琉球的奇货珍宝就用了十几天。

　　按照前近代征服与被征服的模式，历史的故事从此应当是萨摩藩献俘江户，德川将军赐予萨摩领有琉球，而被攻占的琉球王国，理所当然直接面临着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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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但是， 1609年后的琉球历史却是另一种写法。

　　转机在1610年5月已经出现。在经历一年牢狱之灾后，5月，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受命与琉球君臣踏上了去江户的旅程。出发前，江户大老（幕府最高执政官）本多正纯写信给岛津家久，命其按照接待朝鲜使节的规格将琉球国王带到江户。

　　接待朝鲜使节的规格，是何等规格？江户时代，每当江户幕府将军更换以及有特别庆贺之事，朝鲜方面会派遣祝贺使。使节团由正使、副使、从使等400人组成，因为事关幕府的面子，所以接待费用每次达100万两，是对外最高的规格。这与琉球君臣的阶下囚身份很明显是大有距离的。一路行来，1610年8月16日琉球君王在骏府城“晋见”了德川家康。史料记载，在24杆旗帜的簇拥下，琉球国王乘凤辇而入。他身着明朝皮弁冠服，王弟具志头和其余同行者衣冠装束也一如明臣。而那凤辇，上面有镀金的凤凰式样，据说在日本是天皇才能乘坐的。那一天德川家康也身着直衣头戴乌帽子，一副正装。8月25日，琉球君王到江户，28日，登上江户城“晋见”德川幕府将军德川秀忠。琉球君臣的引见仪式成为提高幕府权威的最好的仪式。1610年9月3日，德川秀忠设宴款待琉球国王和岛津家久。席间更表示，琉球今后要上供于萨摩，但琉球代代为中山王之国，不得立他姓为王。琉球国王宜早乘归帆，奉祈祖先。琉球王尚宁闻之欢喜无限，不由得手舞足蹈。

　　1603年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1605年传将军位置给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自己迁居于骏府。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当然还是家康。从本多正纯写信到德川将军秀忠当着岛津家久宣布让琉球君臣归国，不难看出深居骏府的德川家康在通盘考虑琉球问题后，早已下了维持琉球王统的决断。他的选择是，既然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大义名分”，是琉球国不肯致聘于江户幕府，那么，就让事情止于通过萨摩藩武力达到使之致聘的目的。

　　问题在于，是在什么力量促使下江户幕府确定了如此政策，把已经吞进口中的琉球重新吐出来？推动历史走向这一刻的必然性何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那边琉球的宗主国明王朝的存在。1592年和1597年，为保卫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在朝鲜半岛明军和日本军刚刚交过手。日本如果灭亡琉球，毫无疑问同样要冒着重启战端的风险。在日本国内，1610年的日本也远不是太平盛世。尽管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后丰臣氏的影响日渐凋敝，但以大阪为中心的丰臣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对于江户幕府有着根本威胁。解决这一威胁，是几年后被称为大阪“冬之阵”和“夏之阵”的两场战役。就江户幕府与强藩萨摩的关系而言，1600年的关原之战，岛津氏最后采取自杀式的中间突破方式撤出战斗，已经足以让德川家康对萨摩藩的战斗能力留下深刻印象。1609年一战如此轻易俘获琉球君臣，更提高了德川家康对萨摩的警惕。如果让萨摩藩吞掉琉球，领地扩大后对萨摩藩无疑是猛虎添翼。冒与明开战倾巢覆卵之险，养萨摩藩坐大贻患他年之力，这是被称为老狐狸的德川家康断不肯为的。

琉球的王统就这样得以存续下来。但1609年发生在琉球的战争，造成了琉球两属的局面。江户幕府论功行赏，给予了萨摩对琉球的支配权。萨摩藩背着江户幕府割掉了奄美列岛作为自己的私领地（直到今天，奄美列岛行政上仍归于鹿儿岛县属下），又规定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贸易由萨摩管理（根据崎原贡的统计，从1609年到1869年260年间，萨摩藩独占琉球对华贸易达148年，1687年起到1829年这另外142年也仍然是萨摩与琉球双方出资），同时还要求羁押中的琉球君臣承认“琉球自来就是萨州岛津氏之附庸”。拒不在岛津氏这一文件上签字画押的三司官谢名利山被斩首，其他人在人屋檐下，只能低下头。

　　历经千难万险，到1611年9月，被俘的琉球君臣终于回到了故国。

　　四

　　在前近代的东亚，中国的存在是巨大的。

　　从江户幕府那里获得了对琉球支配权的萨摩藩，最初一度要求琉球人改日本服色，并规定每年派遣使者巡视执行情况。但当明朝完全无视德川幕府的讲和交涉后，明朝和琉球的外交关系分量变得重要起来，萨摩藩也一变为尊重琉球固有的政体和风俗，不仅归还了人事权、裁判权、祭祀权，而且规定禁止生于琉球的日本人改用日本的发式衣服，违者科罪。琉球人改用日本发式衣服，就更在禁止之例。这期间，琉球和明朝的外交关系也取得了进步。1612年明朝规定，琉球由两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船一艘的新制，到1622年改为五年一贡，1633年终于恢复为两年一贡，船两艘。

　　1644年，明亡。1646年，出使南明唐王处的琉球使者被清军抓获，并于1647年在北京持琉球国书谒见了顺治皇帝。这么方便就带有写给清朝皇帝的国书，是因为因应大陆政治局势的变化，从1633年起，琉球使者所携带的国书只是印上国王玺印的空白纸。1649年，顺治皇帝派招谕使赴琉球。当时萨摩藩请示江户幕府，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该如何对应？江户方面的回答是，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那就剃发更衣。不仅如此，萨摩藩还重新规定常驻琉球的事务官员只有到港、年始、归航这三种情况下可以见琉球国王，重申不许他们干涉琉球的人事、裁判、祭祀。很明显，面对大陆的风云变化，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都在竭力避免因为琉球问题与清国冲突。

　　琉球1875 0

　　…………

　　1663年，清朝册封尚质为琉球中山国王。在清朝的册封体制中，琉球仅次于朝鲜，名列第二。

　　为了既不与清国冲突，又能得到朝贡贸易的好处，如何掩盖日本与琉球的关系就成了要务。具体到萨摩藩，是如何才能既掩蔽自己的身份，又能身临贸易现场？从17世纪末叶开始，萨摩常驻琉球的官员开始伪称自己是“度佳喇”（宝岛）人，自称“度佳喇”是琉球属岛之一。1683年清朝册封尚贞时，“度佳喇”人与册封使对面并参与礼品的赠答往来。尽管他们自以为得计，但清朝使者却一眼看穿了他们本来的面目。清国册封正使汪辑《使琉球杂录》中记载说，这些名字都带右字的人自称来自琉球属地宝岛，但形容狞劣，和琉球人大为不同。这些夏天穿着木棉粗布衣的人，剔掉头顶的头发只留下中间一绺梳向后面，腰插刀，打赤脚，就是日本人。到了1719年，为了更为彻底隐蔽琉球与萨摩的关系，册封使到来时，“度佳喇”人不再露面，日本船也躲进冲绳北部的运天港。这一年因为没有日本人在场，多出的2000多贯货物自然可以由琉球人自己买下。可琉球所有的只有500贯钱，最后连男女老少的簪子和家中的铜锡物件都凑起来，总算又凑足了100贯。1609年的战争已经过去110年，但在萨摩藩如影随形如蛆附骨的压迫吮啮下，曾经以“万国津梁”自诩的琉球王国，已经困顿如斯。

　　1753年，在萨摩藩的指令下，琉球制订了如何应对清国询问的条目，1759年又追加了一系列条目。依照这些条目，琉球拥有北山、中山、南山36岛，宝岛则是贩卖丝与纺织品换回银两的地方。如果派遣去日本的船漂到清国，那么就自称是琉球36岛的巡见官雇用宝岛的船航海途中出事的。若船上装载了运往萨摩的丝与纺织品，就称本年宝岛商船来得少，我们只好雇宝岛的船卖这些商品过去，若装的是银两，那么就说是卖了货物返航途中。1757年，清朝实行海禁。相对应的1762年的《唐漂着船心得》、1866年的《对唐人应答心得》，对如何掩盖琉球与萨摩的关系，作了诸如如果漂流到清国就要把有日本年号、日本人名字的货物扔进海里等具体的规定。

　　琉球历史的伤口，曾经就这样被精心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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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了上述历史背景，再看松田道之1875年之赴琉球，可以说别有一种符号性意味。

　　1875年，只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开始阶段。东亚的大变局也只是刚刚开始。

　　1879年，还是由松田道之领队，日本熊本镇台冲绳分遣队300余名、警官160余名被派往琉球。3月27日，宣布废除琉球藩置冲绳县。5月，第一任县令锅岛直彬到任。日本对琉球群岛的直接支配开始了。对日本的直接统治，琉球君臣百姓采取了“不合作运动”与之对抗。琉球各岛相互之间交换血判誓文，“念祖辈所受君恩”，“激于情义”密约“即便面临武力”也决不改变不服从的态度。如果有因此被害者，大家共同出五万贯铜钱来承担其丧葬及抚恤费用。如果署名者背誓，本人处死，父母妻子流罪。宫古岛还发生过处死背叛者的“赞成”事件。但琉球人清楚，仅凭自己的力量最终不可能与明治政府相撷颃。相当多的琉球人逃亡到清国，把希望寄托在清朝身上。

　　19世纪末叶，围绕琉球的所属权问题，清朝确曾与日本多次展开过交涉。依照陈在正教授的研究，包括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在内，清朝从未曾放弃过对琉球拥有宗主权的主张。但是，19世纪末叶的清朝，正像《红楼梦》中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到了1894年甲午战败，连台湾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已经被日本“处分”的琉球，所属问题就更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了。

　　从1875年数起，70年后的1945年，在琉球岛上发生了二战中最为惨烈的冲绳之战。残酷的战斗中岛上居民死亡了1/4。这些人有的死于美国人的炮击，有的被看成间谍或叛徒死于日本兵的虐杀，还有很多人是在日本兵强迫下不得不自杀。而能令人追忆起昔日琉球王国的历史遗迹，也在硝烟和炮火中摧毁殆尽。硝烟散去，被烧焦的土地一块块被铁丝网围起，规模巨大的冲绳美军军事基地拔地而起。距1875年后的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 ；125年后的2000年，日本把八国首脑会议安排到了冲绳。冲绳和平运动活动家宇根悦子说，仅仅一个世纪之间，冲绳人经历了由唐（中国）世界向大和世界、大和世界向美国世界、再由美国世界向大和世界三次朝代的转换。琉球的历史，就这样连续不断地翻开一页又一页。

　　不过，这已经应该是另一篇文章叙述的故事了。

　　河原者：日本的暗部

　　2006年《读书》第8期刊登了陶子的文章《樱井大造与帐篷剧场》。陶子对日本小剧场运动素有研究，并且接触过很多当事人。她的生动介绍，令我读后获益良多。不过，陶子讲到帐篷式演出形式时提到了“河源者”，她对“河源者”的解释却有不够准确的地方。

　　“河源者”的准确写法应当是“河原者”。从京都车站坐地铁北上去北大路，中间经过一站，名字叫做“河原町”（kawaramati）。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河原者”（kawaramono）。这里的“河原町”和“河原者”中的“河”，指的都是京都市东面那条贺茂川（上游汉字写做贺茂川，下游写作鸭川。按，日语中“贺茂”与“鸭”发音同为“kamo”）。“河原”指的是河边河堤与河水之间的河滩地带。今天的贺茂川在河原町东面，河道被拉直，河床梯级下降，河堤也经过彻底整备，不仅具备充分的防洪功能，而且两岸栽种的樱树和枫树，都已经长得很粗大茁壮，春季樱花如云，秋季枫叶胜火，是京都最可观的胜景。但是，古来的贺茂川的河套要比今天的靠西很多，并且河床不像今天这么直。它弯弯曲曲绕着城东，一旦发起大水，立即成灾。《源平盛衰记》记载当年白河上皇称天下有三件不如意的事令他没有办法：一是双陆的骰子，从中国传来的赌具吸引了很多人的热情，民间赌博久禁不止；一是山法师，这说的是延历寺的僧兵。这些脾气暴躁的修行者一不高兴就抬出神轿横置市中。总不能让神为人间些小细事在露天栉风沐雨吧，所以最后总是白河上皇给出妥协条件，求法师们把神轿抬回去；还有一件就是贺茂川发大水。

海碰子

河原者 日本的暗部


贺茂川发大水会带来灾害，同时也有一利——发一次大水就是一次大扫除。因为古代的日本京都，河原就是弃置和埋放死人的地方。

　　古代日本天皇家和贵族公卿们讲究清洁，对于他们，有一样千万碰不起的东西就是“秽”。秽即不净，是神圣的天皇和贵族们无论如何都要躲避的。什么是秽呢？记载日本宫廷仪式做法的典籍《延喜式》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死、产，六畜死、产，吃肉等，都有秽。在其他书籍的记载中，列于秽中的还有改葬，伤胎（流产），怀妊，月事，失火，埋葬等。不难看出，凡是违背日常生活的非常事件，几乎都被看成是秽恶。在所有的秽中，死秽最重。依《延喜式》的记载，“人死忌三十日（自葬日始——原注），产七日，六畜死五日，产三日（鸡非忌限——原注），其吃肉三日”。此外，改葬及四月以上伤胎（流产）时忌三十日，三月以下忌七日。

　　与秽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观念是触秽，即沾染或传染上秽。当一个人因某种方式接触到了有秽的人或事物，他将同样不同程度地沾染上秽，这就是触秽。秽是无形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却与时间空间均有相关。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广狭，都对秽的强度与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人们对秽的感染程度也不同。《延喜式》规定，甲处有秽，乙入其处着座，乙及同处人同秽。丙再入乙处着座，则只丙一身触秽，同处人不为秽，乙入丙处，人皆为秽，而丁如入丙处着座，丁无秽。就时间而言，距离秽发生的时间越长，则秽的强度越弱。最极端的例子是白骨无秽——尸体已腐烂成白骨，则不再为秽。就空间而言，院墙可以阻秽，而道路、桥梁、河滩、荒野等因为是开放空间，除了秽存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则无秽。

　　按照这种划分，凡是死人或死牲畜、或者人和牲畜生产之处都有秽，触秽了要花差银两请神官做祓除。而死人和死掉的动物的身体更是秽的源头，对它们，那时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尽快往河边这一开放空间扔。如果是有一点身份的，可能还简单用砂土埋一下，立一块木板做塔婆，如果是犯罪受死刑的，很多就是那么一扔了事。如此草率地处理掉尸体，是出于日本人特殊的灵魂观。日本淳和天皇有名的“散骨诏”称：“人殁精魂皈天，而空存冢墓，鬼物凭焉。终以为祟，长遗后患。今宜碎骨为粉，散之山中。”也就是说，人死后灵魂已经和肉体没有关系了。这种情况直到丰臣秀吉时代才有所改变。据《日本刑罚史》记载，当年丰臣秀吉处死自己的养子日本关白丰臣秀次一门妻妾子女几十口。其中一位妾的阴毛特别重，曝尸河原后，很多人专门去看，一时成了庶民街谈巷议的话题。于是有人进言说直接曝尸河原有欠风化。以后才都简单地埋一埋。尽管如此，河边依旧是腥臭之地。只有每年雨季洪水下来，这些尸体才会被洪水冲进淀川，带入大海。

　　既然尸体是秽，天皇家和贵族们当然自己不会去抬，老百姓上行下效，也躲之犹恐不及。那么谁来处理这些尸体呢？处理这些尸体，在古代就是“河原者”的工作。

　　“河原者”是指古代居住在京都贺茂川河堤与河水之间滩涂地带的特殊群落。他们居住的河边河堤与河水之间的地带，日语叫做“河原”。要理解“河原”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意义，就要了解日本人对于“界”的认识。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这种文化传统。与此相关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古代日本人非常发达的界限分隔观念。在日本的神社前，通常都树有两柱横一杆的“鸟居”。这个“鸟居”就是一条界，它标志着由此向内已经是“神域”。过去，在日本的村落入口，经常看得见挂有白色纸条的“注连绳”。“注连绳”的作用也是用来标明村落内外的边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除了这些用绳子和建筑物表明的界限外，还有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各种界限，而在古都京都的历史中，贺茂川的河堤就是一条重要的标明人与“非人”的界线。在这条“界”之外生活的“河原者”，他们尽管生活于都市的边缘，但并不被看成是城市的居民，而是被歧视、被从社会排除掉的存在。

　　在古代日本，“河原者”是特殊的存在。“河原者”可以不交任何赋税，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于社会之外，不被承认是社会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事大家认为肮脏污秽不肯做或不能做的活计——比如处理人和动物的尸体——他们是日本社会的暗部。他们所居住的，是河滩上搭建的简易的棚舍，只要发洪水就会被冲没，在他们生活的周边，河摊上扔弃和埋着大量的尸体。1461年日本出现大饥馑，死亡人多。《碧山日录》记载洪水冲来时的情景：“流尸无数，如块石磊落，流水壅塞，其腐鼻不可当也。”想象一下便可以知晓他们生活景况的凄惨。为这些人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在日本后来成为“部落问题”。

这个特殊阶层出现很早。按照大山乔平教授的考察，早在7—8世纪秽的观念已经非常成型。有关“河原者”，就文字记载而言，在公元11世纪《左经记》中已经有剥牛皮的“河原者”登场。如果从那时算起，今天日本社会的“部落问题”，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尽管“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河原者”仅仅依靠处理死人维持生计还是困难的。因此除了做搬运、掩埋死者的工作外，这些人还从事诸如皮革业、造园业、盘灶凿井、苫房补墙等等活计——他们当中甚至出现帮助看守囚犯甚至执行死刑的角色。当然，河原者中不乏能人高手，日本著名的银阁寺的设计者就是一位“河原者”。更有一些人为了讨饭乞食方便，开始唱起日本的“莲花落”——读祭文、唱净琉璃、弹三弦琴、跳蜘蛛舞，是日本艺术史一个重要的源头。在日本传统的艺能诸如歌舞伎、田乐、猿乐、相扑等领域中，都有“河原者”留下的深深的脚印。江户后半期，称呼那些从事艺能活动的人为“河原者”，根源在此。

　　“河原者”在日本还有其他的称谓，诸如“贱民”、“秽多”、“非人”。正如这些称谓字面所示，他们是卑贱的民，是不洁的人，他们不被看成人。在京都之外，很多地方城市也都有这种“贱民”的群落。直到今天，对他们的歧视仍旧存在，日本的部落解放运动也没有完全结束。当年我儿子在日本读小学，班级中有一位小姑娘就是“河原者”的后代，她和她妹妹都曾来我家玩过。刚上学时还没有什么，但大概到了小学四年级后，听儿子说她多次被其他孩子歧视性殴打。动手的那些孩子大都是“氏子”，亦即周围神社的社家的后代。我想，在她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她的出身大概会给她带来很多常人没有的困扰。但是，从歧视中也会产生新的歧视。一次，我看到她的妹妹在河边爬一座桥沿，下面很高，很危险。我喊着把她拉到路面上来。也许玩得正开心却被制止，心中很不爽，那女孩子上来后用眼睛直直的盯着我，小小的口中迸出两个字——外人。这是只有在日语语境中才能体会到的漫骂。“外人”是对外国人歧视性的称谓，这种叫法后面潜含的是，你是一个“外来者”，是被差别对待的对象。这正与日本人的“内外”观念相关。

　　日本学者管孝行曾经撰写著作《现代部落制度和天皇制》。按照他的分析，“河原者”们的存在是天皇制的制度性产物。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神圣的天皇和满身臭秽的“河原者”，看似毫无关系，但却正构成一个等级制度的两极。从历史上说，等级制度一直是日本社会内在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差别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皇族、华族、国民、新国民、非国民的序列中，在日本“脱亚入欧”后对中国、朝鲜等东亚其他民族的蔑视甚至歧视中，我们都能看到同一个差别化逻辑在发生作用。这是理解日本民族性很重要的问题点。

　　京都，一座埋藏很多故事的城市。如果您有一天到京都旅游，建议到繁华的河原町那里看上一看，并且希望您能记起，那里曾经是贺茂川洪水肆虐的地带，是日本的暗部。

海碰子

继续──




　　汉字背后的东亚史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文字。”

　　暑假出差回到清华园，发现信箱里有一本阿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大32开，封面设计得很洁净。翻开书来，开篇就是这一句话。对于一个研究文字学或语言学的人，这句话很可能只是在陈述一个既存的知识，但作为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人，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书中读到这句话，一瞬间却勾起许多关于汉字的回忆，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这本书8年前我就读过。当时读的是日文版。

　　1995年，我考入京都大学读博士课程。我立刻就喜欢上这所老大学，因为它有一个图书资料极为丰富的图书馆。长期以来，我学习的坏习惯之一就是乱读书。有时进图书馆时心中只有一个大概的阅读方向，钻进书库后找一本相关的书就开始读，读到某个地方有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于是换个地方找本书接着读。我称这种读书方法为“流浪式”。和流浪式不同的，还有一种“漂泊式”。漫无目的地走进书库，觉得书架上哪一本书有趣，便拿起来读。之所以说上述两种是“乱”读书，是因为缺乏效率观念，只是信马由缰，读一上午有时连一行笔记都不做。乱读间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远来是客，忘记了这个异国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天对自己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那恶果是到今天写论文时，经常一下想起一条资料来，头脑中马上反映出记载这资料的书大概在那个大图书馆的第几层楼第几个书架的哪一个位置上，可头脑中原本伸手可及的那本书，此刻就是踩着梯子拿着竹竿也已经够不着了。

　　书归正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对津田左右吉产生了兴趣，开始光顾书库中一本本津田写的和写津田的书来。于是某一天，我在书库一个不经眼的地方看到了几本书，和津田左右吉有了一次意外的接触。那些书用日文的假名写着津田的名字，满是灰尘地立在那里，很明显长时间没人翻动过。打开来看，我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全书通篇假名，没一个汉字。只用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书写的文件此前我也读到过。比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文电报文档。难读是难读，但那些文件和一本书比起来毕竟很短，咬咬牙也就读下去了。正如一条河再宽总看得见彼岸，憋上一口气你有游过去的希望。可如果是一望无际的海，望一眼后你就只有放下书来兴叹的份儿了。津田的书怎么印成这个样子?下一次上课时免不了就此向日本教授请教，于是知道了日本语发展史上有过一段颇想废除汉字的历史。

　　原来明治维新后有一个阶段，日本人也像我们近现代一样，开始拼命寻找自己为什么比西洋落后的原因。有些人像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写的那样，把目光放到洋人吃什么、喝什么上面，还有人则把目光放到了语言上。汉字的命运在日本由是进入了前途多舛的历史时期。在日本对汉字文化产生怀疑，说来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代。在德川时代，西洋的文化借助荷兰人经由长崎进入日本，称为“兰学”。兰学家们发现，与荷兰语相比，汉字实在过于复杂。复杂归复杂，他们翻译兰学著作时还是不能不使用汉字。受西洋传教士的影响，幕府末期的1866年，日本邮政事业的创始人前岛密提交过“汉字御废止之议”，要求废除汉字。明治维新后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慢慢多起来，在明治初期就成了点气候。1883年，主张只用假名的势力聚合到日本皇族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之下，成立了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任会长的“假名会”。“假名会”有5000名会员，出版《假名向导》杂志，还编撰了只用假名的字典。及至甲午一战，打败了大清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一下子上来了。说来，日本假名之“名”者，字也。假名即假字，本与“真字”的汉字相对，是古代日本人从汉字发展出来的表音文字。但此时此刻，日本祖宗发明的假名却一跃成了至宝。回头再看一行行文字中，嵌于假名中那些战败者的祖先发明的汉字反而成了落后的、极不科学的、极不合理的东西，成了很多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场净化日本语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来，津田左右吉的那几本书，一如文革红卫兵的小报，是运动中的产物。

　　在更为聪明一些的日本人看来，“假名革命”是不彻底的，属于想变法却还留着传统尾巴。更聪明的日本人们经过计算，发现西洋字母只有26个，而日本的假名却有50之多。他们觉得已经多出的二十几个假名再加上笔画繁复的汉字，日本语当然只能是笨重之极的语言。使用如此笨重语言的日本人，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洋?“汉与洋同，皆为他邦”，既然汉字和西洋罗马字都是外来文字，而前者繁杂，后者简易，何妨去繁就简，干脆使用罗马字，把汉字和日语假名统统废掉。这意见最初由土佐的南部义筹提出，马上得到著名知识人西周、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等的呼应。1884年，主修哲学的外山正一和矢田部良吉等组成“罗马字会”，推行罗马字标识的日本语。这场运动不温不火持续了很久，连在日本地球物理学和度量衡统一方面贡献极大的田中馆爱橘和弟子田丸卓郎也投身于普及罗马字日语的事业中。1928年1月，日本罗马字社出版了《ROMAZI NO NIPPON》创刊号。只用假名的出版物，已经让大多数日本人头疼不已，全是罗马字的日语出版物，读起来更佶屈聱牙。在日本前后近十年，我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还没有体验过阅读全是由罗马字标识的日语出版物这份“幸福”，其流传不广，可想而知。

　　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每个字都有音、形、义，不仅词义丰富，而且表达精练，书写优美，并且每个汉字都可以独立使用，同音字也可以借助字型加以区别。没有汉字的日本语，假名大占纸面，造成浪费，表意上也损失了准确性，更少了东方文字特有的那份神韵。这场运动的结局不用细表，今天岩波书店重印津田左右吉的书时，不得不重新加进了“笨重”汉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场运动下来，并非毫无斩获，日本语自身最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书写方面，传统上本是和老中国一样是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这一番运动之后，由左而右的横向书写也出现了(当然，这方面中国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斩获是汉字的简化。明治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本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但同时认为完全废除为时尚早，所以应当从常用汉字中精选一部分用于教学中。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文献《文字之教》。从以福泽谕吉的《文字之教》为基础作成的《‘文字之教’新出汉字表》到邮便报知新闻社发行的《三千字字引》(1888年)，再到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教授用汉字的规定》(1901年)、临时国语调查委员会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04年)、一直到国语审定会审定的《标准汉字表》，后来日本政府的汉字教育走的基本是福泽的路数。1946年10月，日本国语审议会推出了《当用汉字表》，汉字被简化，使用的数量被减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常用汉字表》就是这一路线延伸到今天的产物。

　　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开始尝试向美国说“NO”，亚洲几条小龙也纷纷起飞，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的加速时期——东亚形势一片看好。日本经济学家们开始热心地讨论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理论”。日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开始重视韦伯的著作，关注起儒教伦理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当口汉字同样成了重新审视的话题。1986年5月，日本召开了“汉字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在信息化社会中创造汉字新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具有象征性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既有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也有曾经使用过汉字的越南人和韩国人。在我看来，这个80年代的“汉字文化圈”成了关键词的国际研讨盛会，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东京召开，同样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说汉字的历史》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这次国际讨论会。

　　一路回顾汉字在近代日本的遭遇，头脑中自然时时想起19—20世纪汉字多灾多难的命运。自战国时代起，汉字逐渐传播到境外。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曾经普遍使用汉字，据说直到今天，越南语约80%的词汇来源于汉语，韩语词汇约70%来自汉语，但在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汉字20世纪在中国的遭遇同样一波三折。当年钱玄同曾有废除汉字的主张，胡适也喊过“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口号。好在汉字福大命大，躲过了彻底被废除的舛运，但是，简化汉字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主流。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次年废除。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简化汉字方案草案》，次年审议通过，两年后发表《简化汉字表》构成了今天大陆书写汉字的基础。1977年文改会又公布了《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其时我正读初中，反复练习过那些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的“简化字”。所幸那批简化字因为字型过于简单，很快就被废除了。到今天，进一步简化汉字的声音已经很弱，舆论中甚至有了恢复繁体字的呼声。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起飞已成定局，中国成了牵引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大量的韩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许多韩国学者也开始重新考虑废除汉字的得失，认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199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报道说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取消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从这则报道中，我们依稀看得见在朝鲜半岛出现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一线曙光。汉字的命运，似乎又面临了从收缩到扩张的转机。21世纪汉字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第一次读《图说汉字的历史》，大概就缘于和津田意外接触所引起的对汉字的兴趣。同时阅读的，还有沈国威那本《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阅读后我第一次了解，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中，涵括了那样多来自日本的单词，汉语在近代民族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曾经具有如此富有弹性的变化。这本关于现代汉语中收入的日语词汇的著作同样足以引人深思。单就汉字体系的弹性而论，如何面对日文汉字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上，日本是中国之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但常用日语中数量不多的日本汉字，却大多仍被拒之于中国汉字体系之外。90年代死于任上的日本前首相小惠三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一直被误写成“小渊惠三”。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屋太一的名字，被误写为“界屋太一”。我注意到商务印书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入了“阿哲次”的“”字，释义为“日本汉字，十字路口。多用于日本姓名”。这是很大一个进步。其实，计算机汉字处理功能进步到今天，正式制作一个日本汉字读音表，把日文汉字尽收囊中并不是非常难的工作，因为像“”、“”这样的日文汉字数量并不多。问题只在于，在国际化的21世纪，我们是否考虑过应当打开汉字的大门?我们是否意识到应该让这些来自异域的汉字伙伴入伙，让它们在中国也有一个正式的立足之地?

　　令人感动的是早在80年代，很多像阿哲次这样的日本人就非常关注汉字的未来。信息化时代，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微机处理、记录语言，那么，将来汉字怎么办?阿哲次写作《图说汉字的历史》，立意也在于想准确地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通过回顾汉字走过的历程，预见它的未来。他指出：“汉字在东亚的广大地区使用了数千年，而且直到今天还被使用着。无论是以使用的人口，还是以诞生的时间、覆盖的地域判断，汉字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庞大的文字体系。”他希望东亚的人们重新认识到汉字是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因为“汉字的未来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海碰子

　　扶桑故事汉辞章


      一

　　“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

　　这是日本学者加藤彻今年2月出版的《汉文的修养》一书的副标题。面对这本书书名中的“汉文”二字如何翻译，我斟酌了足有半小时。“汉文”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虽然它指的是白话文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但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一般用来和文言文相对使用的是“白话文”，而不是日本语境中的“和文”。并且在内容上，书中“汉文”二字所涵盖的不仅是文言的形式，同时包蕴着用这些文言文记录的丰富的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冥思苦想最后的结果，是借着同是汉字的方便，仍旧使用“汉文”二字。

　　是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这问题一如此书腰封上所写的问题：当初如果没有汉文会怎样?回顾从古代飞鸟时期到现代日本人教养的变迁，加藤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这回答写在封二的扉页上：

　　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

　　重阅古代以来日本历史中的“汉字”、“汉文”，会懂得日本人怎样思考、怎样尝试、怎样构建了这个国家。在汉文对日本人还是切近存在的时代，汉文的力量是怎样被用于政治、外交的?对于他们，汉文带来了怎样的知性和思考——通过重新审视成为日本发展原动力的、成为其文化和政治支撑力量的“汉文的修养”，提示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

　　加藤彻写在这里的这些话，都是有来历的。比如开头的“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让人直接想起的，就是始于17世纪的朝鲜通信使赴日本。

　　从1607年到1811年，先后有12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每次通信使到日本，都和日本知识分子进行过文化交流，其方法，是汉诗唱和。看似小小的浅酌低唱，却关系到一国的国威。最初参与其间的日本人，非常苦恼于自己写出的汉诗水平过低。这种情况后来渐渐得到改善。随着日本人汉诗创作水平日渐提高，据说后来朝鲜派遣通信使，也不得不选择汉文修养和汉诗创作水平比较高的人。就中新井白石是江户幕府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经就日朝往来之礼与朝鲜通信使有过尖锐的交锋。但在朝鲜学者那里，新井白石的汉诗，得到的评价非常高，而新井白石出版自己的汉诗集时，他也专请朝鲜通信使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已经久违了的汉文旧日的风光。

　　二

　　再说汉文“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这句话。汉文自战国时代起逐渐传到境外。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都曾经普遍使用汉字做基本的表达工具。但在今天的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放眼世界，日本是除了中国之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直到今天，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题中，汉文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种风景，在曾经使用过汉字的越南和朝鲜半岛已经很多年前就看不见了。

　　在加藤看来，汉文并不是自在于日本之外的独立存在，汉文“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它给日文输送营养，带来生机，本身就是日文的组成部分。

　　仅以中世日本而论，离开镰仓时代的日莲和尚，是说不清净土宗的。而日莲的代表作《立正安国论》，就全是用的汉文。“旅客来叹曰：自近年至近日，天变地夭，饥馑疫疠，遍满天下，广迸地上。牛马毙巷，骸骨充路。招死之辈，既超大半，不悲之族，敢无一人。”这样的文章，日本人读得懂，我们中国人读来更是明白。有人说那只是和尚的事情，进入幕府时代的武士，可能就没这份修养。话说1331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决定倒幕，事泄被流放隐岐岛。《太平记》写武士儿岛高德追到岛上，在天皇常经过的庭院樱树上，刻下了两行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后醍醐天皇看后微然一笑。刻的人看的人之间，就这么明白传达“卧薪尝胆”的心事。室町时代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风流一时，但却不管百姓死活，于是后花园天皇写了一首诗谏诫他：“残民争采首阳薇，处处闭炉锁竹扉。诗兴吟酸三月杏，满城红绿为谁肥。”用典立意，都在上乘。江户时代赤穗47位武士为主复仇，最后被将军命令全部剖腹自尽，这段故事被演成《忠臣藏》。日本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写诗赞之：“卧薪尝胆几辛酸，一夜剑光映雪寒。四十七碑犹护主，凛然冷杀奸臣肝。”1837年，不忍见民众为饥馑所苦，大盐平八郎带着必死的觉悟率领民众毅然起义。这场起义杀掉了一些黑心的枉法商人，但仅仅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最后平八郎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火药自杀了。平八郎的事迹后来常为江户百姓所追慕，那些黑心的商人们，此后也不得不略有收敛。在加藤彻看来，他的事迹和他的诗是相互辉映的。少了哪一边，都是日本历史的损失。

　　日本的历史，如果没有汉文会怎么样?没有汉文，就没有了日莲的《立正救国论》，就没有了《太平记》中的君臣应和，就没有了后花园天皇对足利义政的劝诫，大盐平八郎的心胸气节，也就少了一个观照角度。

　　没有了汉文，日本历史就会失去很多闪光的时间和空间。

　　三

　　《汉文的修养》是加藤彻继《汉文力》之后写出的第二部关于汉文的著作。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通的方向，就是反思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对日本产生的重大影响。

　　这里不妨回溯一段关于汉字的插曲。我曾在《汉字背后的东亚史》中讲述过明治以后汉字在日本的坎坷经历。实际上汉字在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面临过一场挑战。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开始兴盛。日本从中国引进汉字，并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了假名，这一事实一直令主张“日本本位”的国学家们头疼不已。很多日本人头脑中有在语言上和中国一较短长的念头。具有“国粹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国学研究者们为此设想种种办法。办法之一，是设法把日本出现文字的时代提前。江户时代著名神道学者平田笃胤即主张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已经有自己的文字。此后这种神话时代的日本“文字”，还真的被不断“发现”，这就是“神代文字”。神代文字有出云系统、丰国系统等好多种体系。不论从文字种类还是从上古发音角度来研究，这些伪造的古文字都存在明显的漏洞，所以早在明治时期，这种作伪就受到站在客观实证立场上的狩野亨吉等学者严肃的批判。尽管如此，今天到日本的网络上索引一下，认为神代文字是“历史”的，依旧大有人在。

　　但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更有一些日本人发现，汉字有比假名更优越的地方。他们主张从小大量学习汉字，认为这对于开发孩子的智力大有好处，特别在今天日本语面临外来语强烈冲击这一现实下，教育孩子早学汉字已经与保卫“纯洁的日本语”挂上了钩。现任日本汉字振兴协会理事长土屋秀宇认为：如果把地球比喻为一个盛开很多美丽花朵的花园，日本语就是其中最美的花朵之一朵。因为汉字和假名掺杂的日本语，具有“世界上其他语言无法类比的丰富的表现力”。

　　所谓珍异之器，必有夺目之光。间杂汉字和假名的日本语既然这么好，那么其中的汉字就一定有过人之处。这方面，善于琢磨事情的日本人还真发现了许多门道。早在50年前，日本人已经通过脑科学研究发现，学习汉字最好的时期是幼儿时期。人的记忆能力启动于0-3岁，到7-8岁达到最高峰。0-3岁的儿童教育是机械式记忆，具有把事物整体全部加以记忆的能力，只要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复杂一些的东西也能简单地被记住。汉字看似复杂，但字形区别方便，因为象形，对视觉影响大。有时儿童读汉字如读绘画，所以对儿童来说，无意义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远不如汉字容易记忆。人依靠语言理解和思考，语言丰富的孩子智力成长快，情绪稳定，利于感情和情操的培养。所以，通过学习汉字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且可以训练儿童的意志力、思考能力、想象力，能够唤起儿童的学习欲望，并对于儿童的心灵教育有显著效果。在这派学者看来，“汉字力”丰富与否，是决定一个孩子今后能否成长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在汉字的教学方面，已故著名教育学家石井勋发明的汉字教学法更是别有特色。比如，他提倡通过耳朵进行汉字教育。因为脑神经学研究证明，大多数人的知识是使用眼睛吸收的。实验表明，两者的比例基本上是源于视觉者83%，源于听觉占11%，其他6%。利用听觉学习的可能性远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他还主张，对孩子来说，读和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幼儿，写比读要难得多。所以，他设定的汉字教学法，是读写分离的方法，首先教会孩子如何读，如何理解。在他的指导下，很多3-4岁的孩子，具备了7-9岁孩子的阅读能力。

　　从伪造神代文字来排除汉字，到主张从小就教汉字，到发明独自的汉字教学方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识到，汉字汉文已经化入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的汉字之缘，可谓来日方长。

　　四

　　那么，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汉字汉文究竟是什么?加藤彻的回答是：汉字汉文是米，是酱汤是茶是大萝卜，是“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的一部分。

　　有的人认为，汉文只不过是外国语，汉字只不过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的文字，所以应当加以排斥。对持这种主张的人，加藤彻提问说，大米也只不过是从中国传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提倡不吃大米怎么样?大米之外，从酱汤、茶到大萝卜，这些标准的“日本食品”都是从中国传来的。那么发起一个运动，在日本搞一个不喝酱汤不饮茶不吃大萝卜的运动怎么样?日本人没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排斥掉大米、酱汤，排斥掉茶和大萝卜，也没有必要排斥。汉字和汉文也是一样。排斥汉字汉文的主张，无非是源自种族歧视、差别的一种观念。朝鲜半岛和越南排斥掉了汉字汉文，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得到。汉字是“东洋人”共同的财富，汉文是“东洋人”智慧的结晶，对于日本人，汉文就是米，只要它有营养，好吃，吃就是了。

　　在古代，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日本人、琉球人之间，曾经使用汉字汉文相互沟通。在用嘴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们通常拿出笔和纸来。一笔一画写出来，对方马上就明白了。当年日本僧人然和宋太宗之间是这样，后来的朝鲜通信使和日本知识人之间是这样。当年何如璋出使日本，和日本知识人的沟通也是这样。有名的《大河内文书》，内容就是当年清国大使馆的人们当时和日本人做笔谈的记录。

　　加藤彻指出，现在已经没有汉文经典著作，相当于西方的《圣经》那样作为国民教养的基本读物。而在历史上，江户幕府末期的日本，《论语》和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就曾经是连农民都阅读的基本书籍。那么，在网络时代到来的今天，汉文的命运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加藤彻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由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在日本发起建立的“世界汉诗同好会”的网站上，来自东亚世界各国的格律诗爱好者们，早已经跨越国境在进行交流。也许，借网络时代的技术力量，做为“东洋人”共同修养的汉文，能够重新掀起自己的浪潮。加藤教授幻想着，将来会有一家出版社，编撰出一本“理想的汉文教科书”。他想象的这本教科书中，包括以下六个重要部分：

　　1.不仅收入文艺作品，还收入一些理科内容(如《梦溪笔谈》);

　　2.收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琉球、越南等东亚各地的汉诗代表作;

　　3.收入一、二篇现代人写的文言文文章;

　　4.教授简单的文言文写作方法;

　　5.附带介绍格律诗、文言文写作的网站;

　　6.介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言文的读法。

　　加藤彻展望说，在网络时代到来后，在东亚完全可能建立起新的“笔谈”的文化。那时，汉文作为“东洋的世界语”，会老树发新枝，发挥出今天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海碰子

　　我读《菊与刀》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与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来，醉心于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剑两者都是日本民族性这幅绘画的组成部分。理解《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通常是在这一涵义上。但我认为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这本书命名，用意不止于此。

　　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凉得如冰块一样，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经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 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菊与刀》的作者选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战时日本正式广播的极端“奇迹”的报道，来说明战争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视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的军队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倾向，就要对明治以来统治日本的精神结构进行分析。

　　如众所知，《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注意到，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利衰微，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把幕府将军、藩、武士阶层取消了，但等级秩序并没有取消。重新获得权力的天皇，成为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 。取代将军、大名和武士，民众直接面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命令则通过敕令或通过大臣等间接传递给民众。“菊”与“刀”由是重新结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称为“双重体系”的意识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选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经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一变，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除了上述两层含义，以《菊与刀》命名这本书，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获得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妇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本尼迪克特强调，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日本京都参观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缠绕着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审美是很难的。不过京都贺茂川河原上，秋天里盛开的野菊花，那份灿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菊与刀》畅销在呼唤什么?

　　世界上很少有比日本人更关心有关自己民族评论的，所以研究日本人的书，在日本常常销路不错。天长日久，这种书竟积累了许多许多种，收集起来足可以排成一架，看一看手边的，就有《日本人的意识构造》、《“撒娇”的构造》、《日本人的心》、《日本人的四季观念》等等。其中还有卖得好的，如1967年日本学者中根千枝写的《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再版多达90余次。还有《日本人与犹太人》，据说也是畅销书——不过这本书的作者到底真是犹太人，还是书坊的写手射利所为，很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地方。在众多研究日本人的著作中，成书于1946年的《菊与刀》，可以说是这类书中的扛鼎之作。《菊与刀》1949年被翻译成日文，有报道说曾经卖出了230万册，创造了一个很难超越的记录。更有意味的是，最近两年，《菊与刀》在中国也持续好销，颇有市场。

　　我最早知道有《菊与刀》这本书，是读了金克木一篇介绍文章，后来先后看到过两个不同的译本。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商务印书馆16年前出版的这本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在2005年会先后重印了7万册，登上了商务印书馆畅销书排行榜的第四位。进入2006年，该书销售情况依旧很好。此岸《菊与刀》的好销，也引起了彼岸日本媒体的注意。日本的大报如《读卖新闻》等都对此做过专题报道。日本记者分析说，2005年这本书畅销的原因，是因为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的年轻人对抗战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同时也因为中日关系陷入特殊的僵局，很多人为更好地理解和思考日中关系才买这本书来读。我想这位日本记者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一部分读者正是因为想了解日本，才购买和阅读这本书。

　　但是，作为一名研究日本历史的中国学者，在听到这些消息时，心中却不能不感觉到几分沉重。在二战结束60年后，当读者们要了解日本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的，仍旧是60年前美国人写成的《菊与刀》，这至少在某一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日本研究工作没有做好。从1945年算起，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政治上，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的战后民主体制的建立，国家政治体制已经与战前的军国主义有根本的区别;日本从1955年开始摆脱战争的阴影，到走上高度成长的快车道，到今天仍维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经济上走了很远的一段路程;在社会文化层面，伴随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日本旧有的村落社会的共同体结构已经基本解体，而来自欧美的国家观、社会观、生活观都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述这一切变化，在很多层面上是实质性的。所以，看今天的日本，单纯凭借《菊与刀》来认识，已经存在问题，更何况从方法论上说，6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进步颇多，分析和研究日本，理当有新的角度和判断。

　　当然，这些年国内一直有分析和研究日本人的著作问世，也有一度成为话题的。但是，市场的最后选择，不是学者们的新著，而是《菊与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有必要琢磨《菊与刀》的优点是什么?它凭什么得到读者的喜爱?

　　我以为，《菊与刀》的成功，除了作者善于深入浅出分析和讨论问题，以及优美的文笔，还与作者作为一位人类学家面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时所采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开篇处所写的那样：“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曾长期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本尼迪克特对于研究对象所采取的这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理解的立场，与她成功分析和解剖日本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操作层面，本尼迪克特注重从收集到手的有关日本人的资料中，找出那些最重要的细节，并利用这些细节来描摹出一个相对鲜活的日本。因为“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60多年前，一个没有到过日本的学者，完全凭借第二手材料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学术解剖，而从根本上支撑了这一研究的就是这些重要的细节。这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应该是富有启示性的。

　　近年以来，围绕着中日关系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不可能马上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其实仍旧是战后60年的今天，日本人在如何思考，日本人将如何行动。我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可能做出的最终答案，应当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相关，同时又不等同于此。因为尽管作者努力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但《菊与刀》仍旧是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日本，并且仅只是60年前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日本。60年一花甲子。60年后《菊与刀》在中国的畅销，在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这一现象在告诉我们，历史在呼唤站在东方的立场，站在中国的立场观察的日本论，在呼唤包含着我们对于战后60年日本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进行综合认识的日本论。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们静下心来进行反思和讨论的时候了。

　　2006年4月9日 清华园

海碰子

京都街头的思考

刘晓峰


　　站在日本古都京都的街头，静静看鸭川川水缓缓地流过。心中涌起很多感慨。

　　手中这本刚刚买到的日文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由日本高文研出版社出版。和中文版淡青色主调的设计不同，日文版是红色封面，大字题目写着“开启未来的历史”。大概，对参加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组成编写委员会的日本学者和教师们来说，“开启未来”，是他们心中最希望传达的愿望。

　　和很多日本书一样，日文版还有一条黑色的腰封。黑地白字，印着“以一个国家自我为中心的历史，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这是日、中、韩三国的学者和教师，为了追求共同的历史认识，用了三年时间，开过10次国际会议后，共同执笔编写的近现代史入门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之作”。

　　2005年6月20日，日韩首脑就修复两国关系在韩国青瓦台举行了会谈。这场不欢而散的会谈，一个中心内容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从1945年8月15日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60个春秋。在欧洲，由于德法等国妥善地处理了战后问题，战后60年欧洲成功完成了地域整合，欧盟不断得到扩大和加强，成为影响世界的一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医治战争创伤、实现区域统合方面，东亚却面临复杂的局面。

　　战后的60年，日本和德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战后德国对纳粹势力进行了彻底清洗，对纳粹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美军占领日本之始，即采取对天皇制加以保留的温存政策。朝鲜战争以后，曾经一度被联合国军从政坛放逐出去的战犯，更重新梅开二度，再被起用。死灰复燃的旧势力几十年来盘踞于日本政坛，成为主流。而敢于公开言及天皇战争责任者则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伴随东西冷战的结束，美国独大局面的出现，日本政坛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左翼政治势力的影响日趋式微，基本失去了制衡作用。日本国会内部，主张修宪者已经占大多数。而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体制的形成，为左翼小党派留下的政治空间更为狭小。在这种形势下，对于战争的历史，日本已经很难像德国那样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因此也很难和东亚各国取得真正的和解。我曾和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日本老教授谈起这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他告诉我，很多日本学者很期望能够看到东亚出现和平、友好、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他直言：“但是这样的话，日本学者很难主动说出来，因为历史上有过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所以，如果由日本人来说这样的话，非常容易招致误解。方向上‘东亚共荣’并没有错，但日本军国主义依靠武力来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是错误的。真正的‘东亚共荣’，应当是东亚各民族建立在平等和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的。为建立这样的基础，这本教科书是有意义的。”

　　一位从事企业经营顾问工作的日本社长则从另一个方向看问题。他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观教育确实存在问题。他提及今年6月电视播放的一次日韩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辩论会。辩论会中，一个参加辩论的日本人拿着当年的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当年日本是给了朝鲜人自由的。自己的父亲在朝鲜半岛参加选举，名字旁边还特地用韩文标注了韩语发音。而当年的朝鲜人是自己去投票选举了他父亲。对他的这番话，韩国学者只回应了一句话：“在当年，没有人请日本人来韩国参加选举。在今天，也没有人认为在刺刀威胁下的投票是民主的。”这样糊涂的人能代表日本参与同韩国的讨论，可见现行的历史教育实在问题多多。

　　这次到日本出差，两次在街上向遇到的日本大学生们问及《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他们有的表示听说过，有的表示“没读过，也不会买”。但在我经过的几家书店，架上大多陈列着这本“开启未来”的教科书。问一下店员，有的说卖得还好，有的说买的人不多。离开日本前，经过京都地铁车站边的书店时，意外地看到这本书被陈列在店前非常显著的位置。拿出相机想拍一张照片，却被店员制止住了。入乡随俗，只好带着几分遗憾拉起行李走进站台。从关西起飞的飞机，飞经朝鲜半岛的上空在北京着陆，加起来不到三个小时。回家后发一封电子信件致谢，对方接到并回信说不客气，只是几分钟的事情。在交通和通信已经如此发达的年代，一本历史教科书从开始讨论到今天陈列在中、日、韩三国书店的书架上，却用了整整三个年头。即便如此，这样的工作也是有价值的。尽管不同的日本人对于这本教科书有不同的反映，尽管这本教科书的编撰者们所追求的目标和现实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开始，我想这本教科书许多年后还会被人们提起。

　　在欧洲，经历了数百年战争的德国和法国能够实现和解，能够形成今天欧盟大统合的局面，那么在东亚也一定存在同样的可能，问题只是如何推动历史真正走向通往这一可能性的道路。套用当年美国人登月时的那句评语，这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在三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只是很小的一小步，但对于创造一个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我想确实是很大的一大步。

海碰子

我的故乡灯火初明


　　阅读大江健三郎的《康复的家庭》，是在从东京返回北京的候机厅与飞机上。首先要感谢翻译者郑民钦先生，借他流畅的译笔，我这段归乡的旅程平添了一份知的快乐。

　　如果把生命由生到死的过程看成是一段旅途，那么疾病常常就是让人登上快车的快车票。得到这样一张没有人愿意购买的快车票，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然而有一些人除外，比如作家。因为照大江健三郎看来，作家生病，而且生的是危及生命的大病，痊愈以后，往往有一部成为他代表作的作品问世。

　　为说明这一点，大江健三郎举了井上靖作为例子。井上靖正是大病之后，完成了长篇小说《孔子传》。回忆起读井上靖的《孔子传》，还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读硕士时。那也是一部值得推荐给读者的杰作。写孔子的传记，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对于一个外国人。文献阅读上的种种困难抛开不论，单就思想而言，要理解孔子思想中巨大的文化内涵就不容易，更何况还要用文学的语言把这一切成功地表现出来，仅想一下都会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井上靖做了，成功了，他的《孔子传》得到了日本读者与中国读者一致的好评。大江健三郎笔下的井上靖，让我想到《孔子传》中那位全由井上靖的虚构创作出来的孔子的第73个弟子蔫姜。这位癌症手术后刚刚恢复的老人，在与死亡做了一次血肉之战后，对死亡、对生命有了认识的升华。这升华后的认识如同一口仙气，超越时空注入了对孔子生平的理解和表现中，为《孔子传》增添了一份深厚的内涵。完成了《孔子传》不久，井上先生就去世了，那是一本用生命写的书。

　　《康复的家庭》同样是用生命书写的书。这本书主要写的是疾病，是罹患疾病的人的感情世界，是围绕病人的家属和亲友的感情世界。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光生下来时脑部先天残疾，尽管手术后性命无碍，但智力发育很慢。小时候光一直不开口说话，第一次说话，说的是“秧鸡”，是森林中自在生活的秧鸡的叫声，唤起了他的回忆——这叫声是他在喧嚣的城市里通过磁带无数次听到过的。光能够说话了，问题也没有结束，因为他虽有大人的躯干，却只有儿童的智力。这样一个残疾人在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冲击的同时，也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从不肯承认现实，到理解和认识现实，到最后正视现实并寻找出通向康复的道路，光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病患者和他的家属、亲友加深对生命自身认识的过程。

　　光最后成了音乐家。31岁的光，他的音乐会得到日本一流演奏家们的合作，举办于在日本闻名遐迩的“三得利大厅”。围绕着他如何克服疾病带来的挑战，大江一家以爱为结束形成了全新的康复的家庭。

　　疾病与死亡是生命的敌人，它们是最后的胜利者，也是永远的胜利者。它们是无尽的黑幕，笼罩四野，笼罩天地。而生命，是那些在黑夜里闪动的灯火，它们正是因为穿透了无尽的黑幕，才显得格外温暖灿烂。郭沫若曾把中国比做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那实在是一个极好的比喻。放开一点想，对一个家庭，康复是加深对生命自身认识的过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何尝又不如此。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乘夜航飞机从中国去日本，飞机起飞时北京周围那片黑暗和日本的遍地灯火形成鲜明对比，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时近傍晚时分，我乘坐的飞机开始下降，当我合上书本把目光投向舷窗外，我惊喜地看到北京遍地的灿烂灯火。抚今追昔，眼前的景象让我不自主地想起书中的一句话——呵，我的故乡灯火初明。

　　2004年5月10日

海碰子

雪上的熊
——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译后感言


　　那是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兵们乘坐几辆吉普车开入日本爱媛县林木密布的山间小村。那天，村里的学生们摇着自制的星条旗用英语高呼着“你好”，站在道路的两旁夹道欢迎这些美国兵。而一个男孩子却从学校跑出去。他跑到了森林中，从高处俯视山谷，小模型一样的吉普车沿着河边的道路开进了村庄，如同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从他们口中发出的“你好！”“你好！”的喊声却是听得真切。那时，躲在森林中的男孩子流下了眼泪。

　　这位执拗地躲进森林的孩子命中注定还要经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认为“天皇是‘神’，要向天皇的照片顶礼膜拜”的日子结束了，被认为是“恶魔”、“野兽”的美国，这个日本人“最恐怖”、“最憎恨”的国家，成了日本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所最为依赖的国家。而很快“连我也明白了，比起‘神’实际上支配社会，还是人们享受平等的权利、共同参与的民主主义更好。”……

　　这位躲进森林的孩子就是少年时代的大江健三郎。

　　翻译完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书中很多与此相类的细节盘绕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在自己的树下》是为21世纪的孩子们写的一本书。想一想战败确实给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带来很大的变化，而几代新的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变化中成长起来的。就连当年躲在树后流泪的10岁的少年，当他拿起笔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也已经是67岁的老人。在经历过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后，他想把自己所感觉、所体会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对生命、对爱、对幸福、对战争、对死亡、对人类的理想的认识一一传达给孩子们。

　　我觉得翻译《在自己的树下》是我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因为这本书向我们展开了一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是有可能帮助我们近距离观察日本的一本书。而如何近距离地观察日本，正是我们今后应该多加考虑的问题。

　　战后这几十年，经过认真的努力，日本人从战争废墟中浴火重生。直到今天，日本人均GDP居世界之首，国内生产总值有5万亿美元，高踞世界第二。而与日本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同步的还有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有舆论等对社会未来走向多方面的监督，更重要的，还有几十年来几代日本人的新的教育与新的思考。作为一位整个90年代都在日本求学中度过的中国学者，对战后日本当代社会的进步和变化，我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认为，这一切是值得我们从正面加以研究和评价的。

　　雪炸裂于山峰

　　雪倾泻而下

　　坐在倾泻而下的雪上

　　是熊

　　它挠着朝天的鼻子

　　安闲地

　　仿佛是在吸烟的样子

　　一只熊在那里

　　 ——井伏鳟二《雪崩》

　　已经被认识到的危险，我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去加以克服，最可怕的是如那只安闲地坐在倾泻而下的雪上的熊，它面临灭顶之灾却对此毫无意识。在变化纷纭的世界中，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认真地思考着与人类整体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生活在大海这一边的我们，同样是重要的。

海碰子

大海那边的战后


　　今年夏天读到两本和中日战争有关的书。一本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2004年8月三联书店版），一本是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的《日本史上看到的日本人》（2000年2月日本祥传社版）。有趣的是这两本书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两本书的作者都在大学任教，写的都是历史，而作者的出身，却都不是历史学。小森阳一的本行是通过语言研究文学，渡部升一本行则是英语研究。两本书在日本发行量都很大，影响都很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及对历史的解释却有根本的不同。

　　第一次读到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是日文版，那是2003年秋末。当时受到的震撼，今天阅读中文版时依然历历如新。在做为历史研究者视若常识而未加深究的地方，常常存在着明显但一直被忽略了的重要内容。小森这本书之所以让我感到震撼，是因为它修正了我关于日本的知识中很多自以为清楚的盲点。

　　举例说，抗日战争的历史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但和我一起看《地雷战》、《地道战》、读《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长大的朋友们，大概和我一样不知道，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中，一句话都没有提到我们的八年抗战。按照这份诏书的叙述，日本天皇最初本是“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的，而“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也是为了“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交战业已四载”，尽管日本的朝野、军民都尽了全力，但世界形势对日本不利，又有了原子弹，为避免“民族之灭亡”并进而“破坏人类之文明”，天皇才下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整个诏书读下来，原来日本昭和天皇头脑中“终战”的战争，不过是对英美开战的四年的太平洋战争，而且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除了世界大势的不利，新型炸弹的威力，还有要避免人类文明破坏的使命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帝国不过与我们一起“共荣共乐”来着，而战争重要的直接受害者的我们，在《终战诏书》中一句也没被提到——这份诏书中根本没有我们什么事儿。在日本留学期间，这份诏书的“玉音”片断我也通过电视听过多少回，但从来没有想过翻开历史档案，认真阅读一下原文。所以学习日本历史十载有零，非常惭愧的是，借了小森这本书的叙述，我才补充上这一漏洞，而有没有这份知识，对能否看清战后日本社会的思想演进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说到这里，不由自主会想起另一本书——《日本史上看到的日本人》。如果说小森期图从对历史的回顾中找到打开未来世界的钥匙，那么渡部升一对历史加以回顾，为的却是找到日本万世一系的国体万邦无比的明确依据。在他看来，日本史的本质在于，神话以来日本的王朝就是一系相传。用这样的历史观看近现代史，渡部升一把中日战争归结于宪法的缺陷和以美、中外部环境对日本的排挤。所以对外而言，这场战争是“自卫自存”，对内而言，是由于军部的一意孤行，日本才最后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和我们有许多不同。正如赖肖尔曾经指出过的，从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采取权力分散、到北条幕府采取执政与借助联署或多数人评议的政治形态、到江户时代采取幕府与各藩合议制的形式，权力非一极化的历史非常长。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日本特有的以武家为核心的统治政权与力量尽管衰微，但却仍执有祭祀权力的天皇两方面权力并存，可以说是日本历史的一道特殊的风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部分日本史学者把战争的责任归于“军部”的无谋和暴走时，很多日本人很易于接受并深以为然，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藉此得到开脱。广泛渗透于大众的，正是这种无视明治以来天皇制本质的历史观。那么，昭和天皇是否真的不负有战争责任？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正构成一种对话。文学研究出身的小森阳一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从正面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应当指出，在日本社会整体向右转的今天，这种对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彻底追究的态度，对日本侵略历史作出重新解读的勇气，对于当代日本社会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可以说，小森阳一的关注点，是想打破神话，为日本找到未来的正确方向。他具体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认真解读核心的基本史料，重新找出历史问题的关键点。渡部升一的关注点则相反，他要重新组合已经零散的神话，为日本找回过去的“荣光”。所以在话语上渡部更热心单方向的宏大叙事，对于不利于自己的历史事实则采取无视的态度。比如他断然把对于非战斗人员的无差别空袭轰炸的始作俑者归于英美，却完全忘记了早在这之前日本军对上海的轰炸。在逻辑论证上，只要与这份“荣光”能够联系上的地方，即或牵强也千方百计硬套。比如，历史上日本皇室有长时期近亲结婚的记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渡部升一偏偏在这样的地方也要找到一份“荣光”，并且还真被他找到了。据说日本山阶鸟类研究所对鸡的近亲繁殖作了“彻底研究”，结果是近亲繁殖的鸡五代以内体弱多病，再五代以后渐渐恢复正常，而当近亲繁殖超过十代，不得了，新的生物法则出现了，成长起来的鸡比最初的还要强。渡部升一认为，圣德太子可能就是这一生物法则中产生的杰出人物。读到这种地方，我完全晕菜了。姑且不说科学上人与鸡是否可以完全相比，单就逻辑而言，要颂扬圣德太子是伟大人物，难道一定要用“为了这位杰出人物的诞生，他的祖先冒了体弱多病的危险五代近亲相奸，又熬过了五代近亲相奸的恢复时期，经历这十代以上近亲相奸，才最后生产出这样一位不世出的伟大人物”这样的逻辑话语吗？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欧共体的成长和它给世界带来的变化。2004年5月1日，欧盟25国举行庆祝活动，庆祝10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各成员国举行音乐会和焰火表演。5月1日开始欧盟正式扩展为25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25个成员国加在一起，人口达到4.55亿。尽管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同样有过战争和仇恨，但我们今天仍然看到了一个共同体的欧洲的出现。如果欧洲的整合是可能的，那么曾经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是否同样存在整合的可能性？如果可能，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是同处东亚社会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知识分子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取代以往意识形态的对立，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正日益成为新的热点。民族主义思潮非常活跃的倾向，同样出现在中日之间。正因如此，如何正确认识过去，与能否寻找到东亚共同的美好的将来是直接联系的。从这一意义上，日本学者的这两本关于历史的著作，可以说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海碰子

好在别具匠心


　　2004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一本《点石斋画报中看到的明治日本》。作者石晓军从《点石斋画报》中选取了80幅有关日本的绘画，重新分成日中交流、明治新风俗、明治社会的风景、日本习俗与异闻、日本的珍谈、奇谈等六部分做了考证和介绍。这本书出版不久，即先后有人在《朝日新闻》等报刊、杂志的书评栏加以介绍。今天一卷在手，果然图文并茂，令人展读再三。

　　这是一部集腋成裘、填补空白的著作。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上海发行的《点石斋画报》是近代非常有特点的出版物之一。这份由上海申报馆前后15年间编辑发行的旬刊绘画新闻，每期八页九幅图画，石版印刷，发行时还是传统的线装样式。因为采用石版印刷，工本费少，所以定价便宜，加之画工和做工很精细，堪称物美价廉，成了当时流行全国的大众画报。作为清末画报的代表性精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一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广角镜出版社等先后再版过这套书。对这份历史资料，此前已经有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陈平原《点石斋画报选》、郑为《点石斋画报选》等做过研究和介绍。说到认识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当时的报纸杂志当然是最好的参考资料。但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大多从文字材料入手进行研究，晚清的画报还基本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比如郑翔贵所著《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是清末新闻媒体有关日本报道的专门著作。该书于《申报》的日本报道设有专章讨论。即便是这样的专书，对于《点石斋画报》中有关日本的内容也了无涉及，所以，《点石斋画报中看到的明治日本》的作者从《点石斋画报》林林总总的图画中披沙拣金，单选出与日本有关的部分进行整理和编辑，不能不说是别具匠心，另有一双慧眼。

　　绘画自有一份照片没有的魅力。绘画和照相不同：照相直接拍到物像，并把物像直接展示于人；而绘画则是绘画者加工过的物像。和照相相比绘画者的主观愿望、思想更易于浸润于画中。绘画曾经介入过历史。当年英国国王欲与西班牙联姻，为了知道王室姐妹花的长相，他派遣了宫廷画家绘制了两姐妹的肖像。姐姐没有给画家贿赂，一脸雀斑的妹妹工于心计，给了。结果当然是妹妹被画得美丽非凡。一脸的雀斑也没蹦到画布上。娶回公主的英国国王性情大变，与欧洲的关系也因为与王后的紧张关系而变得微妙。绘画也曾经丰富了我们的文学。相传汉时画工毛延寿因为王昭君不肯行贿而在笔下做了手脚，一代美人最后只好选择和番的道路，中国文学由是添出《汉宫秋》的哀怨故事。这故事在杜工部笔下，是“千载琵琶做胡语”的悲怨，在王安石笔下，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妄杀毛延寿”的翻案诗章。而正如这两段有名的故事所暗示的，绘画提供的物像，是画家经过选择和再创造再现的，它通常包含更多画家所处时代的信息。

　　读过《点石斋画报中看到的明治日本》，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海东的日本仍然还是一个想像中的异邦。那里充满了奇异的珍闻，诸如善饮酒的大龟，高逾五尺的蟾蜍、长三尺余的巨蟹、一丈三尺长的蜈蚣，那里有高寿130岁的老人和他六世同堂的一家人、有会讲话的狗、知道忍辱复仇的老鼠……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正是明治维新后国内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军队一如欧美“兵弁之装束皆从西派”，驻华使馆日本天皇庆诞宴会的饮食已经中西参半，日本国内已经开设女子大学，而上海滩上日本的东洋茶馆一天天多起来，日本妓女也引人注意地一天天多起来。所有这一切、都透过当年画家的笔，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点石斋画报中看到的明治日本》的作者除了选图、编辑，还参考各种文件对原图以及原来的解说文字尽可能做了周到的解说。对图画的作者、年代也做了相应的考订。这是一本好书，好就好在它别具匠心。对于历史研究者，能有机会得到新发现的史料重新解释历史，当然是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新史料的发现经常是可遇不可求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能从大家都见得到的资料中另辟蹊径，独出新意，殊为可贵。对于研究者和图书编辑们，这一点或许是更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