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没有未来？
梁 捷
日本若想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再次获胜，必须直面制度，对现代型国家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促使其向后现代型国家转向；同时也要透过经济、社会的表层，深入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其民族性，促进文化变革。从长期来看，制度和文化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命运的根本要素。
《日本的开放未来》
[美]约翰·哈夫纳
[西]托马斯·克莱特等著
安瑟姆出版社
2009年2月第一版
日本于我们而言，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它的国民普遍精通并且热衷于一种掩饰的艺术，让人难以洞察内心。数十年前，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美学意象手法刻画出日本的国民性，取得很好反响。数十年后，又先后出现《丑陋的日本人》与《日本第一》这样相互矛盾的书籍，都畅销一时。日本人的自卑心态与自大心态纠结在一起，恐怕既与经济、社会状况变迁有关，更与文化传统紧密关联。
然而这些年来，在日本文化方面，我们看到的最多的类似《M型社会》、《下流社会》这样的书，反倒不再关注国民性转而分析社会分层。这些社会学考察正反映出日本主流社会人群中的焦虑心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社会曾有“一亿中流”的流行观念。当时日本总共也就一亿多人，但统计调查表明，差不多有一亿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时过境迁，现在这“一亿中流”转变成M型社会。所谓M型社会是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并且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大部分人即中产阶级则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如同M型一般。日本还是日本，人还是这些人，可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全都变了。
回想一下，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大量关于日本的信息，不管是汽车、家电信息，还是动漫、游戏资讯。可我们再仔细翻查书架就发现，真正全面而又准确反映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著作十分稀缺，我们并不比几十年前的本尼迪克特们更了解日本。哈夫纳等学者的近著《日本的开放未来：成为世界公民的日程》（John Haffner，Tomas Casasi Klett & Jean- Pierre Lehmann： Japan's Open Future: An Agenda for Global Citizenshipe）未必能完全弥补空白，但一定能刺激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日本的问题。
全球性后现代国家潮流
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国民富裕，基础设施完善，文化亦达致极高水平，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可回顾历史，日本在二十多年前即已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实体，这些年来反倒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越拉越大，追赶无望；日本目前向全世界输出产品主要还是制造业加工产品，极少有真正的技术上、观念上和制度上的创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制造产品本身所包含的附加价值注定会不断降低，而且要经受后发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挑战。单以目前形势而论，日本未来不容乐观。
一切都要从日本经济上一次的大泡沫谈起。一般的研究著作都以二战结束和美军占领为日本起飞的历史界限，这既对又不对。单从日本的表层文明来看，这个起点是对的。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的主要内容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将其军事上的投入转向制造业，从而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从深层文化来看，就不能用战败来割裂传统。日本在近代以前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东亚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和一贯的危机意识使得日本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也促成了日本在近代的辉煌。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利用美苏冷战的机会，自身开始经济起飞。其中的经验已广为人知：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支持私人企业发展，扶持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等政策，使得全国迅速实现现代化。高速铁路兴建与奥运会的召开，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堪称世界奇迹。即使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日本也能灵活地产业转型和升级，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走出衰退。
我们不必更多归纳日本经济起飞的经验，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总结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教训上，因为日本自九十年代以降就陷于停滞，至今仍在为经济改革付出代价。
1985年9月22日，这是应当记入日本历史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财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同英、法、西德、日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下调，以减缓日本、西德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该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出人意料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当初经济学家在研究“广场协议”时，自然明白它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影响。但是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日本的贸易模式比较灵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汇率升值会阻碍出口，但厂商肯定很快就能克服这个困难。这些经济学家没有说错，日本出口贸易在短期受到影响后，的确很快就走出汇率升值的阴影。然而经济学家还是过于短视，没能意识到，汇率升值长期地看会造成房地产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巨大泡沫。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十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为了降低日元升值的压力，与银行关系密切的日本政府下达指令，要求日本银行一再放松银根。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给。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就会造成大量过剩资金；而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又会导致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从而催生了以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为主体的巨大经济泡沫。这一幕，刚刚经历人民币升值的国人恐怕并不陌生。
就在签署“广场协议”后的几年时间里，日本股市股价几乎以每年30%的速度上涨，地价以每年15%的速度上涨，而同期日本GDP的年增幅只有 5%左右。两者之差距即是经济泡沫所在。1984年底，日经股价平均数还只是11543点，经过短短几年的急剧上涨，到1989年底，股价已经猛涨到了 38915点的历史最高纪录。从一万点涨到接近四万点，五年累计涨幅接近300%。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仅东京都的地价就已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三菱财团也豪迈地买下了象征美国财富的洛克菲勒中心。这表明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点。也就在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油价大涨，日本股价则开始暴跌。当年10月，股价竟已跌至峰值时的一半。此后，日本股市长期熊市，徘徊不前。 2003年4月28日，日经指数跌至7607点，创下近二十多年来的最低纪录。房市反应比股市稍慢，但也从1991年开始狂跌，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当年下降15%-20%。
此后整整十年，经济萧条的阴霾在日本笼罩不散，史称“失去的十年”。2000年，日本包括房地产商在内的建筑行业有六千多家公司破产，占当年全体破产企业的33.6％。2002年，日本有二十八家上市公司倒闭，其中有三成以上是房地产公司，均创战后上市企业倒闭的最高纪录。去过日本的游客均表示，当时日本处处都是烂尾楼，一片萧条，危机深重，这一切才是给人最深的印象。
整个世界都在朝着后现代的方向迈进时，还要维持一个现代国家就变得步履维艰。
日本的现代国家本质
反观美国经济，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持续保持增长。虽然它贸易上一直是赤字，但是鼓励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到了九十年代终于收获回报。九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在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变得空前繁荣，所谓的“新经济”使得股指翻了好多倍，失业率降至极低，而此时的日本还在泥潭里挣扎，失去的十年，洛克菲勒中心也不幸地被美国人重新买回。
不过日本经济在九十年代的糟糕表现不能掩盖日本企业在制造业上取得的长足进步。来自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制造业产值占该国总产值的比例为 19.5%，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业产值来源于高端或者中等水平的科技产品，这个比例较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平均水平高出一倍，而日本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经合组织成员，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但我们这里仍然要区分不同层次的科研和创新。同样是研发电脑，研发CPU芯片和研发硬盘、光驱以及设计机箱、组装机器，就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技术，需要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大相径庭。在生产整个一台电脑的过程中，研发CPU当然是高科技产业，但最后的组装电脑则毫无科技可言，甚至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的科技产品确实发达，研究人员的数量也不少，但真正高端的研发比较少，远不能和美国相比。
说到底，日本还没有走出“加工贸易立国”的传统发展思路。
想当年，日本的“加工贸易立国”的政策曾取得奇效，正是靠着这一方针踏上经济起飞之路。当时政府一向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即顺委托加工出口业务，不设限制而且给予享受关税优惠。反过来，政府限制逆向委托加工贸易，从而保证经常项目的明显顺差。在“日本制造”等于“高品质”的品牌运营下，日本的制造业在很多领域都成为了世界名牌，如消费性电子产品、汽车、半导体、光纤、光电、多媒体、影印机以及高级食品等等，所向无敌。
但是这种“加工贸易立国”的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遭遇挑战。日本缺乏物质资源，也缺乏低端的人力资源，所以论上游的研发创新，比不过美国；论下游的生产组装，比不过亚洲其他后发国家。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汇率不断攀升，日本劳动者的成本不断提高，内忧外患都使得日本经济终于在其他民族低廉劳动力的竞争面前节节败退。日本制造成为过去式，中国制造乃至越南制造才是发展趋势。
日本企业逐渐改变经营战略，积极到海外投资办厂，利用他国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进行加工贸易生产，产品再源源不断地返销日本并销往其他国家市场。这既是日本经济内在的需要，也是遭遇中国制造、印度崛起后的自然反应。与此同时，日本也试图减少外贸依存度，大力刺激内需。可惜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样，日本所追求的内需引导型经济迟迟没能实现。
已有很多学者总结说，日本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还是与日本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日本就业人口八成以上都在非制造业，可是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而且因为多是劳动集约型产业，发展停滞，工资水平较低，使得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达到足够支撑起内需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在国家垄断的环境下，日本经济整体的高生产率并没有扩展到各行各业，使得广大劳动者都能享受到较高工资。国富民不富，再加上东亚固有的储蓄传统，内需怎能发展。除了美国，全世界极少有国家能够大力依赖内需来真实地拉动经济增长。
对比一下美国与日本的社会、经济环境，我们就能对“后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特征有更准确的了解。美国这样的后现代国家，权力不仅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被分散，也在社会层面上分散，各类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都掌握了自身的话语权。与美国相比，虽然日本在很多文化领域都不乏后现代特征，但是从政治势力、经济结构和民族精神这几方面来看，日本还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国家。日本的权力始终被封锁在东京，并由国家官僚、大企业以及政治权势所组成的“铁三角” 高度掌控。媒体始终对于“铁三角”恭恭敬敬，民间团体则根本不存在。铁三角运转有力，但终究没有生发出革新、创新的内在激励。
这就是政府高度垄断的现代国家的根本缺陷。这个现代国家在经历过“失去十年”以后，依赖高水平的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的改革，逐渐出现复苏迹象，颇有一些要追回失去十年的气势。可是它还处在复苏过程中，动力就被金融危机这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2008年度贸易统计初步数据显示，出口扣除进口所得的贸易收支呈725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1亿元）赤字。贸易赤字！这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进口猛涨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主要原因当然是全球金融危机抑制了出口，但这也反映出日本外向型经济脆弱的特性。加工贸易立国政策不再管用。从制度分析，日本经济及其支撑性的制度架构过于陈旧，也没有创新动力，已经很难跟上这个时代对日本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了。
日本未来
如果将明治维新视作第一次全球化的过程，将二战以后的改革作为第二次全球化的过程，那么当下日本正面临第三次全球化的挑战。在这样一片混乱图景中，日本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会是怎样？不仅日本人关注，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虽然经济学家似乎更愿意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但没有人会忽视这个至今仍然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存在。它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经济衰退也好，股市低迷也好，这些都只是日本的外在表现。隐藏在深处的日本文化和国民性才具有真正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造成人类世界的惨重灾难，现在只是再度被表层的文明所遮蔽，并没有完全消失。
日本一直是个擅长于学习的民族，勇于接受新事物挑战。但同时又极端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统。这两种精神的综合作用，促成日本在前两次全球化过程中成功崛起。然而眼下这第三轮的全球化，似乎与以前各次不尽相同。日本的国家主导型的经济、社会模式与美国的自由放任体制相比，缺乏活力；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比，又不够灵活。前两次成功的秘诀，这一次似乎却成为阻碍发展的羁绊。
所以讨论日本未来，绝不仅仅是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策略这样的简单问题。日本若想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再次获胜，必须直面制度，对现代型国家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促使其向后现代型国家转向；同时也要透过经济、社会的表层，深入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其民族性，促进文化变革。从长期来看，制度和文化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命运的根本要素。 ■
东方早报 2009-5-30 22:1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