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四看季羡林的“大国学”：排除少数民族很荒唐

中新网  2009年07月20日 08:39　来源：新华网　


　　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国学”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季羡林先生生前认为，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56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这一论断被广泛认为是“国学”定义的一大突破。  

　　从概念看“大国学”

　　“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羡林曾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国学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当然应该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国学的‘国’是中国的‘国’，不是汉族的‘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不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如果将国学简单定义为‘汉学’，无意中就把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割裂开了。一些西方学者将国学译为‘Sinology(汉学)’，试图将藏学、满学等少数民族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是别有用心的。”

　　从历史看“大国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说，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区慢慢融合缔造的。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存在过所谓的汉族国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汉人；元朝、清朝分别是蒙古族、满族统治，但仍称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将56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少数民族排斥在国学之外是一种荒唐的做法，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从研究范畴看“大国学”

　　季羡林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

　　哲学泰斗汤一介回忆说：“季羡林曾专门和我探讨‘大国学’与佛教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当然也是‘大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切实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

　　“‘大国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揭示它们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为主要研究目的。”沈卫荣说。

　　从教育看“大国学”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交流看法，一致认为“大国学”教育应以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为主要内容。

　　袁济喜说，“大国学”的教育理念是把国学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

　　“人大国学院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沈卫荣说，“人大国学院既有汉学专业，也有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既有西域研究所，又有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国学院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开设了古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课程。从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都要体现‘大国学’的理念。”

　　(记者　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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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永远的长寿眉爷爷 爱猫名为“大强盗”

2009年07月17日 11:32　来源：北京日报


　　我，甚至没有当即反应过来。

　　7月11日，听到那个噩耗的时候。

　　直到我拨通了季承老师的电话……

　　作为先生六部著作的责任编辑，3年的时间，不短；作为先生的“小友”，每一次与他见面的一个半小时，却很有限。而现在，此刻，细细回想，那些与先生点点滴滴的过往，愈显弥足珍贵又无比温暖……

　　“长寿眉毛老爷爷”

　　“长寿眉毛老爷爷，您好！”

　　“长寿眉毛老爷爷，再见。”

　　大约是从第三次见先生的时候起，每次见先生的时候，为了让他更开心，就称先生为“长寿眉毛老爷爷”了。每当我边比划他的长眉毛、边叫他“长寿眉毛老爷爷”时，他都会捋一下那长长的如龙须一样的白眉毛，然后微微低下头，绽出羞涩的又有些得意的笑容。

　　先生学贯中西，名扬海外，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等多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在佛学、语言学等方面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是“国宝”级的大师。

　　在我的眼里，先生更多的时候是一位慈祥的、有着童心的、风趣又睿智的老爷爷。

　　那还是200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随蔡德贵教授到解放军301医院康复楼，第一次拜访先生。

　　耄耋之年的季老，坐在他那张独具特色“书桌”条案后边，正专心地听着陪护人员的时政读报。坦然，淡定，慈祥，是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我向他深深地鞠躬，诚惶诚恐，笨拙，甚至有些手足无措。

　　没想到，当先生听到我自报家门“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时候，竟开门见山地聊起了“书的循环规律”来。

　　先生问，现在古旧书还是不是那个规律？

　　我懵懵懂懂。

　　你看，就是过去，乡里人读书中了进士，然后进城，又读了很多书。直到有一天人没了，他的家里人又不懂那些书的价值，于是，把书又卖掉，流散到乡下，再由人重新收购回来，读书人再买。这个循环，就是个规律。

　　先生娓娓道来，谈兴正浓。

　　那时候，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状态，医院下了严格的规定，会客严格把握人数，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谈话距离要在1米以外且不可多说话，为了避免刺激，不用闪光灯给先生拍照，因为他的视力当时大概在0.1左右，但他还是戴上眼镜，根据字间距的大体把握，签上自己的名字……

　　于是，我咽下了带去的几个问题和让他给读者说点什么的想法。

　　从那时的《季羡林说写作》开始，至今，陆续编辑出版了《季羡林说国学》《季羡林说和谐人生》《季羡林说自己》《季羡林：读书有用》《季羡林：禅心佛语》。与先生也慢慢地熟悉起来。

　　先生接人待物极有分寸，也很尊重别人的感情。无论是谁去看望他，他都会拱手或者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极少数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很高兴某些人和话，他一般会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而他给人题字时，什么时候称友、什么时候称弟、什么时候称兄、什么时候称对方头衔等等很有讲究。

　　先生偶给我在他的书上题字留念，称我为“小友”。

　　有两次，我挥手向先生道别，“长寿眉毛老爷爷，拜拜！”

　　“拜拜，拜拜。”先生边挥手边随声说道。

　　当时，我惊诧于先生口中的“拜拜”这两个字，而他那不舍的表情，也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回想起来，忽然有种莫名的心酸……

　　他为一只小猫收敛起笑容

　　二

　　自2003年起，先生一直长期住在301医院的康复病房。他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偶有咳嗽或是刚刚喝完水，先生都会立即拿面巾纸擦拭干净。细节之处，仍可见先生保持的尊严。

　　别看先生平常“蔫蔫”的，有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的幽默与直率，每每都令人忍俊不禁，又出乎意料。

　　2007年是先生的本命年。这天，我见先生穿了一件紫红色的衣服。就笑着说“好看好看”。结果先生马上来了一句：“这叫红男绿女。”原来，在一旁的助手杨老师，当时穿的是一件湖蓝色的衣服。

　　没过多久我又去看先生，见他穿着一般的病号服，就故意说：“呀，爷爷今天您怎么没穿新衣服呀？”

　　先生很可爱地做“抱怨”状，两手一摊：他们不打扮我呀。

　　有一次，蔡德贵教授给先生带来一份荣誉证书，要拍照。先生把证书朝着镜头，满脸笑容，最后突然蹦出一句：“我表演完毕。”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不禁暗暗感慨，心是明镜，如先生哦。

　　先生酷爱书。

　　对于几十年前的琉璃厂、东单等地方的古旧书店，包括潘家园一带的“鬼市”，先生如数家珍。他还谈起过上世纪50年代与宋版《资治通鉴》失之交臂的往事。他说，那时候这书卖一千多块钱哦，那时候的一千多块钱和现在的一千多块钱不一样，当时身上哪有那么多钱，就没买。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当时哪怕是当了裤子，也该把它买下来。言毕，先生还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

　　众所周知，先生爱猫。

　　他先后有三四只猫，最著名的一只叫“大强盗”。

　　我也养过猫，所以谈起猫经，他就开始滔滔不绝。

　　他说：“……它们在稿子上撒尿，我也没办法。还有，那个猫啊，你不能关着它，你要让它感到自由，怎么呢，就是让它跑出去，它想回家的时候就会回来的。你看我那猫，我可以带着它遛弯呢，很少有人带着猫遛弯吧。”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自豪极了。

　　我就说我家的猫10岁的时候还能开灯、开冰箱、上厕所，全家都把它当家里人看待，先生边听边微笑点头。接着问，那只猫还在吧?

　　我说，已经没了。

　　先生马上收敛起笑容，紧抿起嘴唇，半天不再说话。他知道，我们失去这如家人般的小生灵的痛苦，从此，他不再提起这个令我伤心的话题。

　　这后来的一次，先生在我的书上题：小晖小妹。

　　当时大家都说，先生，错了错了，是小友。

　　先生“嘿嘿”一笑，说，没错没错，这次就题“小妹”。

　　结果，在场的人都笑到眼泪快出来了……

　　“大国学”：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

　　2007年3月6日，先生首次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当时在场的有于社长、蔡老师、杨老师和我。

　　先生说，现在国学特别热，但是年轻人对国学的概念比较模糊，不太清楚。那么，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

　　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举个例子，比如齐文化和鲁文化，也不一样。“孝悌忠信”是鲁文化，“礼义廉耻”是齐文化。就是说鲁文化着重讲内心，内在的；齐文化讲外在的，约束人的地方多。

　　“孝悌忠信”是个人伦理的修养；礼义廉耻，就必须用法律来规定，用法律来约束了。鲁国是农业发达，鲁国人就是很本分地在务农。齐国商业化，因为它靠海，所以姜太公到齐国就是以商业来治国。具体的例子，如刻舟求剑，这种提法就是沿海文化的。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恐怕就代表鲁文化了。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还有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咱们讲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输出的，一个是进来的。敦煌是进来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文化，都到过敦煌。佛教从国外进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敦煌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没了。

　　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不是也算国学？

　　当然算，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另外，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我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

　　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地融入，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对的。

　　我把上述的观点，全部辑入《季羡林说国学》一书里，作为先生最新的理论。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谐”

　　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不胜枚举。

　　比如，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先生的另一大功绩是主持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工作。为中外学者进一步研究该书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可信的资料。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此外，先生一直大力支持中国文化书院的建设和活动，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先生从没有停止过思考，一直笔耕不辍。

　　从2003年先生住院以来，许多人包括国家领导人纷纷前往探望。先生说：诚惶诚恐，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在和温家宝总理的谈话中，先生突出了和谐的内容。

　　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谐”。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时至今天，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概念，这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建设和谐社会，首先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内心的和谐。因此内心的和谐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

　　先生认为，和谐涉及哲学、宗教、美学和文化交流诸方面。包括了几方面的内容。

　　先生说，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鉴于此，我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先生的这些理论绝非仅仅活在纸上，实际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都会显现出来。特别是最

　　近一年，对我个人来说，颇有意味。先生对上述三个关系的逐一分析，我曾经身体力行地逐一检讨过自己，特别是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

　　读读先生的文字，想想去见先生时的那些细节，往往如精神体操一般，豁然开朗。

　　而这3年，我对先生，唯有感谢。

　　直到永远。

　　“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与许多人一样，都会问先生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长寿，有什么秘诀?

　　他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而且他是以“不养生”为养生的。他有一个“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蔡老师这样分析过他的“三不主义”：所谓“不锻炼”，并非反对体育锻炼，只是反对所谓的“锻炼主义者”，也就是说好像除了锻炼，就无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更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工作的时间，他可舍不得。

　　他主张脑子一刻也不要闲着，要不停地用脑。他的经验是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他认为脑筋停止使用是容易致病的。所以他自己从来不让脑筋闲着。

　　所谓“不挑食”也容易理解，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他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

　　“不嘀咕”是说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人生的不如意，有大有小，他觉得人生是：活着，就得有工作，就得有烦恼，不完满才是人生。他都活到快100岁了，就是因为想得开。

　　先生住院之前，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基本都是每天凌晨4点的时候起床，简单地洗洗脸，坐到他的第一张书桌前，开始了他工作的第一个时段。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中外文书刊、夹书的纸条、各种废旧信封；早饭之后进入第二时段的工作，在第二张书桌上完成另一份“作业”；而晚饭后，他习惯在第三张书桌上工作。他习惯在写作一篇学术论文的同时，去进行一个翻译项目。季羡林自认有一个“坏”习惯：当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

　　在北大，先生可以被学生误认为是传达室老大爷而让其看几个小时的行李；在家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找他探讨问题……不过，他的忍让和宽厚却是有原则的。在澳门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外宾的过分热情引起了他的强烈反感。会议开幕式那天，全体与会者都着西装，可他却偏偏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而这套蓝色中山装正是他穿了几十年的样式，他还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的解释是：我识人识事是非常仔细的，我这是有意而为之。

　　“不完满才是人生”，所以，他不嘀咕、不抱怨。

　　永远记住这句话：读书有用

　　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先生从1981年又开始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

　　先生如是说。

　　当我们要为他的学术人生做一期读者见面会的时候，他委托我们带给喜欢他作品的读者，特别是送给青年读者们一句话“读书有用”。社领导还把先生的这四个字刻成钤印，为当天参加活动的读者朋友们加盖在先生著作的扉页上。

　　有意思的是，先生6岁的时候，就骑着一头小毛驴离开了老家临清到济南的叔父家生活。之后，从在叔父家“偷看小说”开始，到大量研读古文的代表作，如《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等各代名家的许多文集，他都背诵如流，打下了雄厚的古文基础。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到了上省立济南高中，董老师布置作文时，从来不出题目，只在黑板上信笔写下“随便写来”4个大字，于是，他“随便”写了一篇回故乡的作文因感情真挚，深得董老师的赞许，影响了他的一生。直至他考清华、赴德国、啃下艰涩晦深的语言绝学，哪怕梵文课上只有他一个学生……

　　“读书有用”，想必是先生一生的感悟吧。

　　写到这儿，却不知道文章该如何结尾。

　　我想，还是用先生自己的话做个结尾吧：

　　“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

　　倘若让我再活一生，我依然相信“不完满才是人生”；而在最后的那一刻，也依然会对先生说：

　　长寿眉毛老爷爷，再见！

　　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