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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繁体字，不现实
张微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王宁表示
恢复繁体字，不现实

●崇敬汉字，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因素，也暗含着垄断与复古的因素
●简化字推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准及国际文化传播成效巨大
●解决汉字进入计算机中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才是当务之急

　本报讯（记者张微）“如果将简化汉字恢复为繁体字，那么将有10亿多的人要重新学习汉字，这样的教育、培训成本太沉重了。”4月8日，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五次国学研究论坛上表示。
　　“汉字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普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王宁表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对汉字崇敬的背后，固然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在内，但其中暗含着两个不适合新时代的因素，那就是垄断与复古。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备受重视，与此相关的汉字使用及相关政策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其中，是否要恢复繁体字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不久前召开的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化字，恢复使用繁体字。这一建议把争论已久的汉字简繁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无论从字体还是字形结构来看，简化是汉字演变的主要倾向。”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认为，任何一种文字符号系统，都要取得简易度与区别度的最佳协调。简化字在简易度与区别度的协调方面总体上来说还是做得比较好的。简化字推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准，成效巨大，而且惠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也为许多国际友人所研习。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汉字经受了时代的考验。尽管简化字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记载的工具，必须保持稳定。” 王宁解释说，在前不久组织的二代身份证发放工作中，有八千多个汉字无国际编码，四千多个汉字无法识别。面对来势迅猛的信息革命，解决汉字进入计算机中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才是当务之急。
  对于简化汉字的未来，董琨指出，目前社会上存在“复繁”和“进一步简化”两种思潮，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两岸四地来往交流的现状以及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两种思潮的主张都有一些偏颇，因而是不可取的。
　　会上，王宁还透露，目前有关方面已开展工作，新的《规范汉字表》已经完成撰写，将要对汉字的规范进行新的调整。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14 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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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简繁之争讼

□眸子

来源：《文史知识》

有关简化字的文墨官司林林总总，无外三端：一曰简化字割断文化；二曰许多简化字简得无理据或不美观；三曰简化字转成繁体字常出错。故而提出废简归繁，或对简化字进行“修缮”。
说简化字割断文化，这顶“高帽子”戴得实在高了点。传统文献用的是历史字体，不识繁体字的确影响到古书阅读，但认识繁体字并非就能顺利阅读。古书用字较为混乱，异体错讹不少，阅读起来需要许多文字学知识。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在词汇、语法、篇章等方面都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点，有多种特定的表达习惯，有今人不熟悉的人文掌故、风物制度等等，这更不是字的层面的问题。此外，文化传承还牵涉到文化认同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只识简化字当然读不懂古书，有碍文化的传承，但并不一定就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繁体字并不一定就能读懂古书，也并不一定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亲（親）人不想见，爱（愛）人没有心 ”，几乎成了贬责简化字的“口头禅”。若依此理，“泪、尘、从”就应颂扬，眼水为“泪”，小土为“尘”，二人相随为“从”，比“淚、塵、從”字简义明。若依此理，许多字都有问题，比如：今人皆知主管思维的是大脑。那么，从“心（忄）”的字都得变，“有心也不能爱”；现代造桥多用水泥、钢铁，木桥、石桥已经较少，要不要将“桥”之“木”旁换成“钅”旁？
从书法美学的角度看，有些简化字写起来不好看，如“广（廣）、厂（厰）、气（氣）、声（聲）”。汉字讲求书写美，有些简化字的确在书写上不易布局，有失衡之憾。但是这种字并不多见，且不只是在简化字中才存在，例如：“广、厂”都是古字，读ān，同“庵 ”，多用于人名；“卜、孑、孓、彳、亍”等字古已有之；“乒、乓”等字在简化字之前就造了出来。
简繁转换出错，主要缘于“一简对多繁”现象。简化字为精简字数，曾将多字合用为一，如：發、髮→发，干、乾、幹→干，后、後→后，面、麵→面，松、鬆→松。这些字多呈互补分布，合用一字在现代汉语系统中绝大多数不会歧解，少数可能会产生歧义，但是这种歧义多因词语问题造成，比如“白面（麵）”和“白面书生”、“生发（發）（义为‘滋生发展’）”和“生发（髮）油”。简繁转换出错，多数是因为人们缺乏基本的繁体字常识；机器自动转换闹笑话，是机器还不够“聪明”，不会结合上下文选取合适的字。研究表明，引入上下文概念之后，自动转换的差错率会大大降低。换个视角看，现在港台地区的繁体字也有“一对多”的现象，比如“著”表示“着”和“著”，港台地区不作区分，简化字将其一分为二，无论是在读音还是在相关词语分辨上都有所便。
文字的本质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评价文字系统的优劣，主要看其能否适应它所记录的语言。1950年前的汉字使用相当不规范，而简化汉字工作带来了汉字系统的规范，其作用在于保证了汉字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应用。
当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废简归繁”或是“以简统繁”都不现实。简繁汉字都是民族之瑰宝，应当珍爱。（宋晖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2-3 9: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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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速度

傅浩

　　  近来，关于文字改革的话题又热起来了。有人主张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有人建议修订汉语拼音方案，增加拼音字母。一时间莫衷一是。
　　  我以下的想法早已有之，与以上那些时议无关，现在觉得有必要写出来。
　　  汉语字（词）典，自《说文解字》至今，一直使用部首查字法。据《辞海》（1979年版）称，“部首查字法创自《说文解字》，字体以小篆为准，分五百四十部。《字汇》、《康熙字典》等适应楷体，归并为二百四十部，部首虽已减少，但查字时还不便利，因此近年来又加以革新”云云。革新的结果是，《辞海》二百八十二部（比以前还多了），《汉语大字典》二百部，《汉语大词典》二百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一百八十九部。可见，现在查字仍不便利。另外还有笔画查字法、四角号码查字法，也都不是十分便利。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往往会有部首找错或笔画数错的时候，费时费事。我儿子正上小学三年级，一让他查字典就叫苦连天。我遇到的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提起查中文字典也是直咋舌摇头。至于字（词）典正文，一般还是按部首顺序排列，而部首那么多，一般读者是很难认全和记住前后顺序的。只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是按汉语拼音（也就是拉丁字母）顺序排列的，这对于已知读音的字来说，检索起来就方便得多了，这已是一大进步，但对于不知读音的字，仍需要查部首和笔画。而且，汉语同音字多，在同音部中，仍需按笔画多少排序，而同音字里还可能有笔画数相同者。到了这一层，排序似乎就没有规律了（当然还可以按笔顺排）。
　　  相比之下，拼音文字的字典就便利多多了。以英文字典为例，二十六个字母简单好认，顺序易记；多字母的词则按既定字母顺序依位递次排列，只有一个数理标准。所以，不管知道读音与否的字，直接翻检正文，一索便得，而无需任何索引。
　　  西人的档案、图书馆乃至计算机信息的编排和检索方式都与其字典的检索法同一不二，其便利可以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而在借鉴拼音文字制定和应用汉语拼音或注音方案之前，我们用来表示顺序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天干地支，一种是《千字文》。旧版《词源》就把正文按地支顺序分为十二部分。江南贡院的考场和某些寺院的藏经塔则是按《千字文》正文的顺序标识的。要检索以这样的方式编排的档案，检索者须熟背“子丑寅卯”和“天地玄黄”之类，而且其标序的数量有限。如果用计算机检索，还得有专门设计的软件，且难免混淆出错，因为用来标序的干支和《千字文》用字与任何文献正文用字并无区别。
　　  从以上事实看来，一、掌握汉语书面语要比掌握拼音文字花得时间多，因为查字典就要慢得多；二、汉字的信息处理速度要比拼音文字慢得多，多亏现在有了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手段，还不至于太慢，否则用计算机处理“天地玄黄”，还不知是何景象。再回顾历史，东方之所以在近代的生存竞争中输给了西方，根本原因或许不在于表面的硬实力，而在于知识和信息的获得与应用速度，归根结底也就是文字的速度。在古代，生产力普遍低下，生活节奏普遍缓慢，差异还不明显。自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开始发力冲刺，文字速度的差异就日益明显了。文字的速度犹如人的神经的反应速度，在信息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它直接影响着各行业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和科学技术的研发效率。
　　  汉字是形象的，拼音文字是抽象的；汉字是艺术的，拼音文字是科学的。就审美而论，拼音文字不如汉字；就实用而论，汉字不如拼音文字。我个人在情感上是偏爱汉字，而且是繁体字的，但从民族利益的大局考虑，汉语拼音无疑功莫大焉。当然，拼音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完全替代汉字，这是由汉语的特性决定的。古汉语音韵学中的反切法就是借鉴印度梵文创造的拼音法，那么现代汉语借鉴拉丁文创造的拼音法作为辅助手段有何不妥？简化字则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算不上失败，亦无成功可言，其实其中一部分是古已有之，不过是复古而已。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字合并过多，容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在引用古文的时候。汉字从甲骨文而金文而小篆而隶书而楷书，本来就是从简到繁、从繁到简地自然演化着的。人为简化了一回，幸无大碍；若再废简复繁，势必造成文化的再次断裂，也许为害更甚。维持既成现实，或稍作微调（如为避免歧义，有限恢复一些繁体字），任其自然最好，犯不着人为地再瞎折腾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4-7 1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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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改革史看“简繁之争”  

王宁

新华网  2009年05月08日 08:04:13 　来源：北京日报  


　　汉字问题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普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古代汉字崇敬的两重性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礼、乐、射、驭、书、数”中，识字（书）和数算（数）就是当时小学教育的基础科目。汉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已经有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内容。

    汉代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表意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从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出发，来解释词语的意义，文字学因此成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崇高的地位。对汉字的崇敬，逐渐变成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就是这种上层文化观念的集中反映。这种上层文化的观念，对底层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对汉字的崇敬，带来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含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汉字由于被少数人占有，暗含着两个不适合新时代的因素，那就是垄断与复古。

    20世纪初汉字问题三次大辩论的深刻内涵

    20世纪初，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了三次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辩论：

    第一次，19-20世纪之交，在普及文化教育前提下发生的切音字运动。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是卢戆章和王照。他们特别强调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汉字的繁难。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

    第二次，20世纪初，在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文化前提下出现的汉字存废之争。吴稚晖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太炎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批驳了“汉字落后”论，提出三个论点：(1)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2)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汉字是不能废除的。(3)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这三点，现在已经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汉字改革思潮。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发表了《汉字改革》一文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有本质不同，这次汉字改革的提出，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它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使中国工农群众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这次汉字改革的思潮，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虽然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他们的声音很高，态度激烈迅猛，但这次改革又是科学慎重的。钱玄同曾说，改用拼音字母需要十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章太炎对改革论持否定态度，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三次大争论，两种主张，截然相反，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的，今天看来，出于两种爱国动机——一方面存在反对文化复古与垄断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又有保存文化精华，维护民族文化的爱国意识，但都有偏颇，必须互相补充，才能彼此消除片面性。

    两种动机都值得后人钦敬

    这是海峡两岸的前辈共同经历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却。

    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护民族文化、保存汉字改进教育的主张，现在看来是有远见的，后来汉字问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他们不是“保守”。

    怎样看待钱玄同为代表的改革派的主张？应当看到，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改革是初期改革运动的延续

    20世纪中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顺应民意、依靠专家的国家行为。正是因为国家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才能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接受了前半个世纪对汉字问题慎重的态度，在三大任务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全面实现以后，周恩来总理就明确宣布不再实行汉字改革了。

    有人说，简化汉字是“毛体字”，是“极左思潮”的产物，这或许是不了解历史的误解，或许是歪曲事实的荒谬说法。

　　简化汉字顺应了信息时代规范化与标准化的要求，必须保持稳定

    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命运，简化汉字的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且已经成为普及层面古代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记载的工具，必须保持稳定。

    目前我们正在对规范汉字进行新的调整，但是是否可以回到20世纪以前的文言文时代，取消简化汉字，恢复繁体字呢？恐怕不能。

    不论在哪个时代，汉字都有一个专业应用领域，这个领域中有属于大量运用汉字、以运用汉字为主要职业手段的阶层，这些人为数仅仅是一般汉字使用者的千万分之一，他们面对海量的汉字，对汉字的科学规律有着极大的敏锐和要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一个文化强盛的大国，90%以上使用汉字的人处在普及层面。汉字是在这个人文社会中被全民使用着也改变着的符号，这种符号系统是否好用，对于这个领域，“习惯成自然”是最现实的原则。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掌握2500-3500字就可以得到一般生活领域几乎全部的社会信息，也完全可以传达现代人复杂的思想感情。简化汉字实行了半个世纪，一旦改变，在文化发展和基础教育上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行的。

    正确对待简繁字的争论

    这里要回答几个问题：

    1.简体字与繁体字孰优孰劣？答：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的使用，必须经过书写和认读两个互相衔接的过程。而用者对这两个过程中的要求是不同的。认读时要求信息量大、区别性高，也就是繁比简好；书写时却要求迅速、便捷，也就是简比繁好。最优化的办法是寻找一个简繁适度的造型。有人说，现在都用计算机了，书写不怕繁难。首先，汉字真的不需要写了吗？其次，当汉字实现在计算机里，笔画到了18划以上，5号宋体的笔形已经难以辨识，更不用说做注的小5号字了。优劣互补，衡量利弊，孰留孰废，可以一刀切吗？

    2.简繁字之间存在一对多的情况，有人要求恢复一批繁体字，为什么不赶紧做？答：汉字的分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恢复几组繁体字，专业领域内的同志恐怕还会认为是一种修修补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在我国教育的普及还没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汉字素质还不很理想的情况下，会在普及层面上引起什么波动，却是很难预料的。至于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产生的问题，还不都是简化字本身的问题，很多是可以通过扩充和修改词库、设计更多的自动转换技术来解决的，并不会过多地影响海峡两岸的沟通。

    3.照这样说，汉字规范就不能改动吗？答：规范汉字要不断修订。因为社会在变化，用字必然有变化。新地名的产生、新科技概念命名等都有用字问题。但是，在处理一些问题、对某些已经规定的事情做个别调整时，最忌在没有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就改动什么，结果常常是改了这里，那里的矛盾又显露出来，人们把这种缺乏总体规划的个别改动称为“添乱”。例如一对多的问题，对群众的意见不能置若罔闻，但为了避免“添乱”，应当考虑到全民的需要，尽快加强研究后，再统一改动。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违背汉字的科学性，而是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新的矛盾，造成社会的波动，将来有机会合理处理这一问题时，产生更大的阻力。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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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历史已有几千年 甲骨文中有“身影”

中新网  2009年06月03日 08:59　来源：光明日报


　　简体字源话短长

　　程荣

　　汉字古今传承,历史悠久,承载着华夏文明几千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近年来关于汉字简繁问题的话题,再次升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好事。而其中简体字只有几十年的说法,似与史实差距较大。

　　查看现有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影印典籍,都能清楚地表明,简体字的历史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千年,简体字古已有之。例如,从商代甲骨文开始就能见到当今简化字“从”的身影:两个人一前一后,表示跟从的意思;而繁体的“從”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在西周)。又如,商代甲骨文里就有象形的“网”字;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以“网”为正体。又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虫”的字形,地下出土的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以及东汉的许多碑刻,昆虫的“虫”大都写作“虫”。其他像“电、云”等简化字,其源头也都见于甲骨文、金文。  


　　汉字发展的史料足以证明,自从有了汉字,就有了简体,而简体与繁体的并存从汉字产生就是客观存在。例如,“众”和“眾”出现的历史都能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都是会意字,“众”的写法是:三“人”并列;“衆”的写法是:“日(周代讹为‘目’)”下三“人”。经过后代的字形演变,“衆”已经完全看不出是“日”下三“人”了,“众”由并排的三“人”写成上边一“人”下边两“人”,“人三为众”,会意犹存。笼统地说,简体字的历史跟繁体字一样长。

　　汉字经过从甲骨文、金文到隶书、楷书的演变,记写汉语的功能在提高。简体字只是汉字的另一种写法,在汉字发展演变中陆续形成,在长期使用中优胜劣汰,逐渐定型化。现行的简化字表更多地体现为对历代简体字的一种归纳整理和筛选确认,其中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不少字早已进入古代字书。例如:“麦”字见于战国末至秦代抄写的睡虎地秦简及汉代的居延简和碑刻中,被收入南朝的《玉篇》;“礼”字在汉碑中常见,被作为战国古文收入《说文解字》;“尘”字最早见于唐代的敦煌变文写本,“笔”字最早见于北齐的隽敬碑和房周陀墓志,这两个字均被收入北宋的《集韵》;“籴(买进粮食)”和“粜(卖出粮食)”,被收入唐代的《干禄字书》;“粮”字见于《墨子·鲁问》等先秦古籍,在东汉碑文中也多见,被收入《玉篇》;“递”字也被收入《玉篇》;“犹”字见于唐代敦煌变文和元代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后被明代字书《正字通》收入;“迁”字最早见于宋代刊行的《古列女传》,后来也被《正字通》收入;“战”字见于明末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和清初的《目连记弹词》,1932年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其中。

　　不少简化字源于草书的楷化。例如:“娄”字来源于汉代草书,历代书法家笔下多有与“娄”相似的草书写法,楷化后的字形最早见于宋刊《古列女传》,后来收入《国音常用字汇》;“长”字也源于草书,最早见于汉代史游书写的《急就章》和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梦”字也源于草书,可见于北宋蔡襄、明代李卓吾等人的书法作品,又见于元代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后来被《康熙字典》收入。其他像“时、东、乐、夹、书、学、觉、为、孙、废、尽、层、办、搀、导、邓、凤、坏、联、邻、伤、实、执、树、应”等等也都是在历史上草书楷化的字。

　　《宋元以来俗字谱》中汇集了很多简体字,写法跟现代的简化字相同或相近的约有一半以上,如:“实、宝、礼、声、会、怜、怀、搀、罗、听、万、庄、梦、阳、虽、医、凤、义、乱、皱、台、办、战、归、党、辞、断”等;清代雍正皇帝在批对曹雪芹祖父抄家的公文里还曾使用“礼、尔、乱”等简体字;太平天国政府机构也曾采用唐宋以来有生命力的简体字,如“虫、国、饥、弥、为”等;1935年钱玄同的《简体字谱》收有2400多字,1936年容庚的《简体字典》收有4445字;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收有3150字;1937年前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大多采自宋元以来戏曲小说刻本上的字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务院批准公布使用的简化字是在千百年来形成的简体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渊源悠久,承继脉络清晰。在应用中出现的少量问题可以用多种办法加以解决,不会影响其正常发挥记写汉语的功用。

　　汉字逐渐由图形化、线条化走向笔画化,经隶变后很多字已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难以会意的会意字;由于古今音的变化,有些字已由原来的谐声变为不谐声或不大谐声,这种变化并非始于当代简化字。例如:“龍”与“龙”,在小篆里就已分成左右两部分,看不出是龙的象形,繁体的“龍”和简化的“龙”都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无论是繁体的“爲”还是简化的“为”从篆书开始就很难看出是“人手牵象”的会意字了;“遞”是形声字,其声旁在现代已很难发挥标音作用,简化的“递”其声旁与现代读音反而吻合;“燕”和“焦”都是传承字,不存在简繁问题,但由于字形的演变,二者下边的四个点由原本不同变为相同,前者的四个点原本是形象的燕尾,而后者的四个点代表的是“火”。诸如此类都跟是否简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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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历史选择

张日培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7-08 15:00　来源：光明日报





　　汉字繁简问题的论争,实际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功能、性质的论争。考察语言文字的性质,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工具,包括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载体,或可称之为“工具性质定位”;第二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文字展现了不同族群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或可称之为“文化性质定位”。第一条线索驱使语言文字朝着大众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变革,第二条线索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工具作用。

　　第一条线索的驱动力要远胜于第二条线索的制衡力。当人们发现原有的语言文字系统无法准确表达新生的社会现象和无法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变革的强烈愿望。而新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文字变革铺垫了物质基础。汉字演变与冶金技术、造纸技术、书写工具等的出现与发展如影随形,其发展轨迹是,字量扩大,字形逐渐摆脱了繁复、具象的图画性质,越来越抽象和简约,书写、认读越来越便捷。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的汉字简化政策,是一种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仍是来自“工具性质定位”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使然。

　　当时,面对书写工具的变革已经全面进入硬笔时代,以及数亿人口社会交际、脱贫脱盲的刚性需求,汉语言文字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言文一致”的变革后,仍在不断追求大众化、平民化和通用化,汉字也仍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以及动力。实际上,汉字自隶变以来,民间在草书、行书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手写简化字体(民间称为“俗体字”)。这一轮文字改革,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应是沿着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逻辑路径的顺势而为。简化所涉及的2000多汉字,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民间俗体字的整理和认可,采用了“草书楷化”“符号代替”等方式进行的简化,并进一步通过俗体字的部件、偏旁等类推出相当数量的类推简化字,这使得来源于本已长时间存在于民间的俗体字成了简化字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普及文化教育迫在眉睫,文字繁难成为制约因素。因此改革文字、推行通用语,克服社会交际障碍,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当然地被列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轮文字改革而言,“现实(历史)环境的强制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确对待当下汉字繁简之争,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摒除浮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认真思考语言文字变革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关系。实际上,简化字在所难免有缺点。而这些缺点绝非在“字形构义”方面不同的文化解读,绝非“爱”有没有“心”、“亲”需不需要“见”,乃至“陆”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含“击”)等等,这种解读实在太过随意和牵强。繁体字在构形、表音等方面也同样不是完美无缺。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将“肤浅的图解”当作“深刻的批判”,将民族的复兴、“天下秩序的恢复”系于汉字一身(或者说以汉字为象征),实在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害而无益。严肃对待、正视汉字的缺点,并想方设法采取技术和变通手段解决应用中的问题,才是一种务实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语言文字的强弱一方面依赖于国力的强弱,一方面也能反作用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所以,应当谋求汉语言文字功能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处理方面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汉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人群,不断丰富现代信息网络中汉语言文字的信息量、知识量,不断满足汉语信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社会需求(包括国际需求)。

(作者系上海市语文工作者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