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以“真切”为标准的纪录片
“我们是运气不错，让我们赶上了，换别人也会有反响，因为那时候的大环境比较好。‘文革’一结束，老看样板戏，说教的节目一结束，大家憋坏了，空气那么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增加，等于一个人又饿又渴，饥寒交迫还干渴，突然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春风甘露，整个社会背景给《话说长江》提供了机会。”
主笔◎王小峰
1976年，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乱，国家的政治、经济全面回到了正常轨道，人民也面临精神重建。70年代末期，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开始憧憬着未来，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人在80年代不仅心里充满重塑国家的愿望，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人性的自由。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了80年代的主要任务，其中一条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目标，在当时就是中国未来美好的蓝图。在过去十几年间人性世界坍塌得太多，当人们慢慢走向未来，发现内心充满了迷惘，一方面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另一方面，在这种憧憬中找不到新的方向，世界变化之快，让人应接不暇。
于是就有了“人生观大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是发表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这封看似平常的来信，在当时的中国青年当中激起波澜，因为当年每个中国人可能都面临“潘晓”这样的人生疑问。
因此，在那个阶段，任何体现国家强大的事件都可能变成全民性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心剂。在这一点，体育最为明显：198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囊括世乒赛全部冠军;中国足球队在北京战胜科威特队后大学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女排精神”激励了一代人。直到中国在亚运会上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和在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每一次胜利对中国人来说都那么重要，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强盛的意义，还有一种被世界认可的愿望。那时候的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希望国家富强。
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1983年8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从电视纪录片的艺术性角度来讲，《话说长江》是中国纪录片历史上的里程碑，但在当时，人们真正感动的不仅仅是它的艺术感染力，更多是从中读出了一种爱国情怀。如果没有当时的社会氛围和心态，《话说长江》不会被赋予太多爱国主义层面的意义。在《话说长江》之后，中央电视台又拍摄了《话说运河》、《黄河》、《望长城》，都没有达到《话说长江》的社会效果，这是因为，《话说长江》第一次让中国人通过电视感受到了江山的壮丽与秀美，人们把对祖国河山的情感全部倾注在这部纪录片上。后来的类似手法拍摄的纪录片虽然在制作水准上有很多突破，但无法让观众找到那种第一次的新鲜感。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当时中央电视台为《话说长江》的主题曲向全国征集歌词，13天就收到了5000多封信。
《话说长江》引起的巨大反响，跟当时电视在中国的普及有关。1978年，中国还是一个电视机年产量20万台的国家，80年代是中国电视机突飞猛进普及的10年，到了1983年，全国已经拥有3611万台电视机，正是因为电视机的普及，才让《话说长江》变成了一部“爱国主义画卷”。
在此之前，中国电视观众是通过一个电视纪录片栏目《祖国各地》了解中国各地文化，这个栏目开设于1978年，播出长达10多年，但是能像《话说长江》这样全面、深入、史诗般展示一个国家的壮丽风貌，大部分中国观众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从《祖国各地》10多年的播出历史到《话说长江》获得的空前反响，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对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的热爱与深情。
《话说长江》是如何拍出来的呢?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事儿还得从另一部纪录片《丝绸之路》说起。
电视纪录片在8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原因和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让人们的思想一下活跃起来，改革开放让电视台有了钱，可以购置更好的设备，创造更好的条件去拍摄。而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合作的《丝绸之路》又让他们看到了与同行之间的差距，启发了中国电视人。
1978年，NHK找到中央电视台，希望能拍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电视片，当时日方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主要考虑到丝绸之路有很多地方属于军事要地，不能让日方随便拍摄，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很多禁区的拍摄问题就可以解决。在合作过程中，中国电视人发现，原来纪录片还可以用同期声。过去中国拍纪录片，由于没有足够的录音设备，并且前期录音很麻烦，所以都是后期配音，这就让纪录片变得很不真实。同期声最重要的是真实性，不管人们是否能听懂，声音本身就是情绪的表达。《丝绸之路》开了中国纪录片同期声的先河，这对中国搞纪录片的人刺激很大。用当年《话说长江》的总撰稿人陈汉元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的话讲：“《丝绸之路》的制作非常成功，质量非常高，完全是世界一流当代水准，为什么它的影响不如《话说长江》，《话说长江》大家都知道，没看过的人也知道，原因是《丝绸之路》播放时中国人拥有的电视机还很少。”
《丝绸之路》在1980年播出，当时中国还没有系列纪录片的概念，一方面每集的片长参差不齐，有时候18分钟，有时候38分钟，更大的问题是，当年中国电视在节目播出时间上一直是没有正点的列车，节目时间表仅仅是一个大致参照，而《丝绸之路》有时候在周一晚上20点钟播出，下周可能在周四晚上22点钟播出，观众赶上就看，赶不上就不看，严重影响了观众收视。
《话说长江》首播于1983年，当时陈汉元是总编室主任，片子是他负责制作出来的，他对节目播出还有一定的权力，他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的教训，即《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接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有些困难，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抵触。但是《话说长江》做到了按时播放，并且创造了40%的收视率，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开始有了保证。
因为有了《丝绸之路》的合作基础，日方又找到中央电视台，当时有一个叫佐田雅人的日本人，他是日本当时很红的歌星佐田雅志的父亲，他从小就生活在中国武汉，对长江一直有感情。就这样，佐田雅人再次将NHK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在一起，资金大部分是日方出的。就这样，有了《话说长江》。
《丝绸之路》之后，由于电视台有了广告，电视台收入也多了，对拍摄纪录片的条件也大大改善，很多编导都跃跃欲试，希望拍出一些高质量的纪录片。事实上，在与日方合作拍摄《话说长江》之前，中央电视台已经有计划拍摄一部关于长江的电视纪录片，并且已经率先进入长江中上游开始了拍摄工作。当时负责拍摄长江的是马靖华，这就是后来的《三峡情》，其中的插曲《乡恋》由李谷一唱红。毕竟资金有限，马靖华仅拍了两三集，拍摄方式跟后来的《话说长江》也不同。
当时跟日方商定的结果是，整个片子拍完由日方制作完一整部纪录片，然后中方翻译过来在中国播出。但是等了将近一年，日方并没有把长江的纪录片制作出来。最后，中央电视台决定将素材要回来，自己制作。
如果不是日方把全部素材提供给中央电视台，电视台按原来的打算顶多制作一个两三集的纪录片，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拍摄成本很高，很多片子都是用胶片拍摄，能节省尽量节省。当时时政片使用比例接近1∶1，耗片比最高的是体育比赛，几乎是8∶1，而外国人拍纪录片耗片比几乎都是几十比一。过去中国人拍纪录片，都事先跟拍摄对象说好，不可能拍几遍，这是彩色胶片，国家花外汇买的，外汇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千万不能说错了。那时候的纪录片一切都是在摄像师指导下拍摄出来的，比如收割机都排成T字形，实际上是违反劳动规则的。在车间采访工人或车间主任，被采访者的话都写好贴在摄像后面的墙上，一边贴一张，因为这样眼睛可以左右看，看起来仿佛生动一些。实际上，被采访者说的话很准确，但一点不生动，不传神，因为眼睛的焦点落到了纸上，而不是镜头上。陈汉元告诉本刊记者：“到了《话说长江》，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子你编出来才当然生动、生活化了。所以我还是把它归功于对外开放，才有机会看到外国人怎么拍，也看到很多外国纪录片，同时也有资金保证，再加上改革开放自己经济很快发展，节目预算大不一样了，创作思路大大开放，想象力也丰富了。日本人编了一年多没编出来，我们自己搞成这样以后，做成录像带，世界各国的音像店里都卖，但还上不了国外电视台，因为你的叙事方法还是跟别人不一样。”
素材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这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
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日本人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太不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陈铎和虹云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陈汉元这样做就是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活泼一些。更重要的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陈汉元告诉本刊记者：“真情起码是平等，要尊重观众的理解力、想象力，要真情实感，不要说谎话、废话，有些废话很正确，很正确的废话可能比不正确的更害人，浪费人们的精力、生命。我一直强调，不管谁写解说词、做片子，心里都要很清楚，不要表达爱国，一句也不要说，在画面上，也不要过分地刻意地突出爱国，不要。这样观众接受时反而觉得更亲切自然。”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我还提出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宣传色彩越淡越好，一定要贯彻恩格斯的一句话：‘把我们的观点隐藏在字里行间。’《话说长江》你看到的总是蓝天、白云、绿树、笑脸，我自己带头，希望其他写解说词的人不是简单站在边上介绍，也不是第三方主观的推想，总而言之不要让观众有被强迫感，所以基本上我到现在还是坚持，做节目跟写文章一样，目的都是一样，是有话要说。不是说给自己，是说给别人，别人爱听不爱听取决于你讲得好不好。”
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
陈汉元很怀念那个时代，他说：“人们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节目从头到尾不训斥人，不居高临下，而是发自内心带着情感给观众做导游。我当时说劳驾各位注意，我们不能把观众当做上帝，也不能当做父母，一定要把观众当做恋人，而且是热恋中的恋人。跟恋人该说什么话?”陈汉元回忆起当年拍纪录片的经历，很感慨，大家相互之间很尊重，领导也不干预，才会有这部感人的《话说长江》。■
(实习生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