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 日期： 2008年4月7日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宁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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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 1946-1948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
192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史杂志顾问。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论著：《宁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
1946年到1948年，正当解放战争的火焰燃遍了祖国大地的时候，我考上了北大。从先修班到大二，足足度过了两年时光。
两年时光不比一张纸厚，也不过在历史的浓云中撑开一条小缝隙。可就在这两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我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推动下，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的青年。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进入了一生的拐点。
一、在游行罢课的缝隙中读书
1946年12月初，北大先修班开学。地点在原北洋政府的国会众议院会所——宣武门内的国会街四院。1928年以后，这里是国立北平大学的法学院。日伪时期，是伪新民会培训干部的新民学院。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回到北京，接收过来。北大除沙滩红楼的一院（文法学院）、松公府的二院（理学院）、北河沿的三院（宿舍）外，国会街的楼舍称为四院；顺国会街往西还有一个第五院，原北洋国会参议院旧址，是北大印刷厂和教师宿舍。解放以后，北大四院成了新华社址。老的国会会场和图书馆，教室楼的工字楼，宿舍的口字楼，会场东边的两座以“仁义礼智”四字为号的二层男生宿舍，以及学生饭厅，虽经过了装修改建，过去的格局还保留着。
图书馆是单独一栋房子，阅览室有一二百平方米，从房顶上两侧采光，是西方建筑的所谓伯西利卡式。里面摆了几排较宽大的阅览桌，桌面中间隆起以便搁书，还有绿色的台灯。藏书大约有几万册，大多盖有北平大学的图章。检索目录和借书都很方便。这在久处抗战后方的我们看起来已经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
一个初雪后的晴天，我们三个高中的同学搬进了仁字楼十一号宿舍，一室六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工字楼二楼宽敞的教室里坐了四百多名先修班的新同学。冬天的阳光从大玻璃窗边懒洋洋地洒下来，可是时局却不能让人安下心来读书、听课。国民党挑起内战，很多地方都成了战场。12月24日夜，美军水兵强暴了一位北大女生。这位女生就是我们先修班的同学沈崇。12月26日，消息传来，一时群怨沸腾，义愤填膺，由沙滩的高班同学发起组织了抗暴大游行。我们那时刚从内地到北平来上大学，受国民党的宣传的影响，但从这一事件也感到美国水兵太凶暴，而且他们插手中国的事，干了坏事又不认帐，不讲理。而蒋介石也在胜利后的接收中贪污腐化、昏聩凶残，大失人心。这时我对蒋介石开始失望。如此局面，要实现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又得等到何时呢？不久学生复课，一位同学指着教室右后侧的一张空课桌说，那就是沈崇坐的地方！我心中不禁黯然。
从此以后，我成了当时国统区历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各种活动的追随者。每有游行罢课，必定签名参加。如1946年12月的抗暴游行，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1948年4月9日搭救北师大被特务抓走的学生，6月份的反美扶日游行，控诉7月5日屠杀游行的东北学生等。在游行罢课的缝隙中，学校内的活动，像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勤工俭学，与反动学生斗争，歌咏、话剧演出、进行社团活动，我也都参加。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原来有一个小小的社团，叫文拓社，这时也扩大了队伍，恢复了活动。主要是出壁报“文拓”，还有请教授讲演，办唱片音乐欣赏会，颇为热闹。这期间也有一些读书活动，那时每晚读书做笔记，熬夜到一二点钟才睡，时不时要做个报告，轮流讲讲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得我曾作过一个报告，题目是《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正好在旧书店买到一部伍建光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反复看了多次，再加上看了传记作家斯特拉彻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路德维奇的《俾斯麦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心有所感，准备了一段时间就开讲了。至于讲了什么，现在已经全然记不得了。
我们几个人热衷于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郭沫若译的歌德的《浮士德》，郑振铎翻译的《希腊神话爱情故事》，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等。更多的是俄国文学作品，学生中流行的有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他的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时常留在口头；尼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卡那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高尔基的《克里萨姆金的一生》。这些文学作品向我揭示了外国社会的黑暗、人情的险恶，也昭示了纯洁崇高的爱情、温暖的人性，激发了我对光明前途的憧憬和理想的追求。我们那时的口头禅是莎士比亚的“罪恶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浮士德的“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当然，有一小段时间，我们轮流看一些租来的武侠小说，有《十二金钱镖》、《鹰爪王》、《蜀山剑侠传》等。但那只是一阵子，不久，热情就消退了。我还到旧书店里买了一套30年代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是一部杂志式的书，每月一册，一年十二册，以后就改出单行本了。我买的那套书是纸面精装，已经重新装订过，黄布封面，毛笔字魏碑体书脊，品相不错。上面刊载的作品，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中国的有王维诗集、元杂剧，笔记小说，如《剪灯新话》、《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外国的有《简爱》、《冰岛渔夫》、《死魂灵》、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琐罗亚斯德如是说》等等。我读后受用不浅，一直存至1958年。因为缺钱，卖了60元。回想起来，还是依依不舍。
我还努力地读了一些有关时事政局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国民党办的报纸通篇谎言，我不大理会，只对上海的苏商《时代日报》有兴趣。那是一份以苏联领事馆名义办的四开小报，报道国共战局颇为详实，消息可靠，评论公正。最初是由同学在沙滩民主广场墙上以壁报形式摘录，每期一出，观者如堵，后来干脆把原报张贴在墙上，我就成了墙边的常客了。再有就是香港出的中共的刊物《群众》，当时为避邮检用字典纸印，薄薄几页，没有刊名，没有刊期，不知其所由自来，只是在同学之间偷偷传阅。我很欣赏署名“乔木”的文章，后来才知道那是乔冠华的笔名。也知道还有另一个乔木。
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看了不少，当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书。这类书的来源有五个。第一是在书店书摊上买。国民党禁令很严，但在六部口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里还是能买到一些延安翻译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哲学著作。像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译），《哲学选辑》（艾思奇等译），狄慈根《辩证法的逻辑》、《反杜林论》（吴黎平译），苏联哲学论文集四册（署名高烈译，据说是秦邦宪等人）。还有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当时没有出齐，好像只出了第一卷。这些书躲开了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第二个途径是在学校沙滩的传达室或者红楼的传达室和学生办的孑民图书馆里出售的书。
第三个途径是从四院图书馆借30年代出的书。我借到的有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郭沫若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
第四个途径是在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旧书摊里淘。记得有神州国光社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文集四大本，长久摆在书架上，看来是滞销了。
第五个途径是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记得王敬直（宋柏）给我一本小册子，封面是什么记不清楚了，里面是新民主主义论。我看了一遍还给了他，没有说什么。大概令他失望了吧，以后也不再传给我什么了。另外一本小册子的题目是《方生未死之间》，讲国共斗争形势的，这倒让我看出了中国的前途，也让我去思考自己的前途。还有本小书大概叫《山那边》吧，是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借用歌唱解放区的歌词：“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收的谷子堆满仓”，让我们憧憬。另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知通过什么途经见到了，认真地读了一遍。此外，同学高元宏（现名高放）手里拿过一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我要来翻了一下，那是苏联莫斯科外文翻译局翻译出版的。这种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书，只有高放这样的同学才有兴趣有毅力去读，我是无力问津的，只留下书很厚的印象。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参加了学生运动和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感性也理性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时除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价值观），逐步地引导我将要走上的革命道路。
二、难忘史学系的课程和老师
1947年秋季，先修班结业，我进入了北大史学系一年级，上课地点仍在北大四院工字楼，宿舍也还在仁字楼十一号。室友仍是六个，只不过调换了几人。
北大史学系一共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号称四十人，在文学院里可称实力雄厚。教师名册中共12人，计有教授八位、副教授一位、助教三位。邓广铭先生在课堂上说过：“史学系是北大的马奇诺防线”，我们以此为荣。见到一些出名的高班学生像漆侠和张守常（他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如《曹子建某诗作于建安四年非三年辩》，及《某诗作于建安五年非四年辩》之类），令我这样的“新毛头”（freshman）称羡不已。
这时候的读书主要是结合课程，以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提到的论著为主。北大史学系那时进行了课程改革，大一不再教一年的中国通史，而是改成中国历史上两年，外国历史上一年，第二年起再选断代史和专史。
第一学期上上古－先秦史，老师是张政烺先生。张先生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晓，随口一讲，就是史学界的重要成果。我除了悉心听课，几乎逐字逐句地把他讲的内容全记下来，课下再整理或核对笔记，还到处找他提到的书籍、论文。如王国维《观堂集林》中有关甲骨文、金文的论述，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董作宾的《甲骨断代释例》。除考古所集刊第一到四册的论文都看了一遍外，我还读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和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于中国远古的部落集团，无论是东西方的夷、夏，还是河洛、海岱、江汉三个民族集团，还有炎黄、风偃、苗蛮集团，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记得我对王国维的《释史》发生了兴趣，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丁山的《释中史》读了几遍，兴致上来，试着写了篇“述史”。我把已有著录的甲骨文金文全抄了一遍，连丁福保的《金文大辞典》的“史”字也用上了，一万字左右，但到底也没有弄清楚“史”字是什么，收不了摊了。
第二学期是余逊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我用上张先生课一样的劲头和精力去听。顾颉刚的《汉代州制考》对我印象至深。当时在《大学》杂志上看到翦伯赞写的东晋北朝的坞屯壁垒论文（他认为那是农民起义的据点），心里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地主武装，为此又起意要写篇文章。跑到北平图书馆阅览室查遍了开明版的二十五史，抄了不少材料，最后没有成篇，不了了之，草稿也没有留下来。
这一年我关注到一些当代进步学者的著作，买到了延安出的范文澜、尹达、佟冬、金灿然合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解放后出了两个修订本），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我对这两本书悉心作了批注，像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犊一样，指出其硬伤及不妥之处。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一、二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都找来看了。这些学者多半是持西周封建说的；而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说法变化最多，从最早的所谓普那鲁亚家族时代，到商和西周奴隶制论，再到东周封建说等等；侯外庐似乎主张秦封建论。另外，我还读了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些带总结性的著作，像侯外庐《苏联哲学界诸争论问题解答》、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吴泽《中国社会史教程》等等。他们的说法，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不过，我们有兴趣的同学课下议论起来，却也是一道话题。我还读了他们有关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如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了半殖民地》、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此外，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左舜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及史料选，也在搜罗之列。这些著作中，最使人震撼的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我看后爱不释手，惊叹于其选材之精当与分析的透辟。还有开明书店版、署名蒲韧(也就是胡绳)的《二千年间》，也是一本梳理中国历史重大问题的书。这些书归在一起，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加上教师教导与指点，从此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知道一点学史与治史的门径，虽然是零碎的、感性的。
到了1948学年第一学期，我进了二年级，上课地点改在沙滩，宿舍也搬到了三院的口字楼，眼界更开阔了一些。
新学年的中国史部分继续由邓广铭先生教授唐宋史。他先介绍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然后又讲影响隋唐历史至巨的关陇集团。我就赶着去看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顺便也在旧书店里买了陶希圣、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和鞠清远的《唐代财政史》，还有《刘晏评传》，陶希圣主编《隋唐经济史丛辑》的《唐代土地制度》和《唐代交通》。
大二开始了世界史的讲授，由杨人楩先生主讲。一上来他就指定了参考书，是罗斯托夫采夫的两部著作《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布雷斯替德的《古代史》（《Acient Times: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我立刻访求。罗斯托夫采夫的书找遍了旧书店也没有，终于在北平图书馆找到了。不能借出，只好下午有空去阅览室看。这本书的导言真让我震惊，讲的是古代东方诸国历史形成的诸多条件，其中地理环境一节尤其让我叹服，以我有限的英语水平吃力地阅读下来，从此养成了对历史地理的兴趣。记得学期中举行了一次考试，两道大题任选其一，其中一道题就是地理环境对古代东方历史的影响，另一道题是关于犹太民族和宗教的，大概也是出于这本书。因为后者还没有读到，我就选了前者，结果得了最高分，终身难忘。
从二年级开始，令我兴奋的事，就是从此可以选修课了。面对密密麻麻的选修课表，一时无从选择，最后只选了张政烺先生的两门，大概是“金石学”和“秦汉史”吧。其他的采取旁听的办法，尽量错开听课时间，以期多听几门课，有些实在躲不开，只好随时选听了。这样加起来共有十门。印象最深的是梁思成先生的建筑史。我虽不学建筑，也不懂建筑，更没有造过房子，听了梁先生的课以后，却对建筑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邵循正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每周一次，没有讲稿和讲课提纲、资料卡片，只带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马士的原版《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边翻边讲。这书始终没有亲眼见过，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有译本。
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是出了名的。他开的“中印交通史”选课的同学有二十几位，上课前先领油印讲义，却发现向先生是照讲义念，几乎一字不改。同学们于是偷巧，领到讲义就溜走。我也如法炮制。那十几篇讲义，保留了近三十年，但在“文革”抄家浪潮中“迷失”了。
裴文中先生教考古学，讲到旧石器时代，上课时会拿出一些发掘的实物来演示，可惜没有见到北京人头骨，连模型也没有，只见到几块打击的细石器和一个锯齿状的鱼叉头。
唐兰先生的文字学和周祖谟先生的文字学史两门课时间冲突。唐先生的课我听了一次就放弃了，专听周先生的课。选课的同学只有高班的两位，他们尊师重道。周先生一进讲堂，他们立刻毕恭毕敬地起立行礼，下课亦复如是。我这个唯一的旁听生也随着行礼如仪。尽管课堂只有三人，周先生也还是一丝不苟，十分认真，板书非常工整，就好像面前有几十个人听课一样。好在大学学生不多，有些课人少不足怪。我听说清华大学当时新成立了人类学系，是一个“三一系”。即一位教授吴汝康，一位助教和一个学生。
毛子水先生可算“资深”。那年选课单上开列了他的六七门课：史学要籍、史料目录学、《史记》选读、《汉书》选读等等。同学们因他当图书馆长时花了八百万元为胡适买了半部《水经注》，却不肯订一份《大公报》正对他不满，也就不去选他的课。只有一位选了，这位同学听了一次就缺席了。而选修课规定可以试听两周再决定选课与否的，于是毛先生的六七门课就停开了。
韩寿萱先生讲博物馆学。那时他是北大博物馆筹备处主任，地址在图书馆西的一座四合院里，三间北房，中间一间陈列了一些文物，两侧是库房和办公室。有天我去参观，因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与一位高班同学略有争执。我说那字应释为“旅”。正好韩先生陪陈梦家先生来博物馆，问及此事。我的释文得到陈先生的肯定，也受到韩先生的赞赏。他对我说，以后可以随时来办公室看书查书。
胡适讲《水经注》。抗战胜利后，北大花了八百万元从天津买来了半部整理过的抄本。有考据癖的胡适在沙滩北楼一层大教室开了这门课。上课时果然热闹非凡。可容一百人的教室早就坐满了，连窗台上也坐着学生。胡适讲到《水经注》本的因缘，我听了半天，也不清楚是全祖望抄了赵一清的，还是赵一清抄了全祖望的。这其间又插进了一个戴东原，成了三国演义。至于杨守敬，那是后话，还没有讲到，我就离校了。
大二还有一门必修课史学概论。原定是姚从吾先生讲授，这时姚先生不知是去了美国还是台湾，列了十个题目，由各位教授分别主讲。第一讲是胡适，什么内容记不得了。史料目录学一题由赵万里先生主讲，他讲完后专门领我们去了北平图书馆，参观了图书馆大楼地下室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各色绫子书套，非常精美，可谓大开眼界。
其间，我还参加了读书会。一是腊月社，这个社团西南联大时就有，1948年12月恢复，成员有哲学系的黄枬森（那时已是助教）、史学系的李克珍，还有王敬直、汤一介等人，每周活动一次，讨论《反杜林论》，在汤用彤先生的家里举行，活动了两次就停止了。据说那时院子里有的人反映我们有从事共产党地下电台活动的嫌疑，有人告诉了汤老先生，他就让汤一介把活动暂时停止了。一是1948年秋，北大剧艺社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大家买了《论演员的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准备自学。活动了两次，我就离开了学校。
1948年夏秋，内战日趋白热化。到了初冬，继济南解放之后，辽沈战役结束，我东北大军入关在即。这时很多同学纷纷走向解放区，每天吃饭，饭桌上人总要少几个。我那时参加打杂跑腿于一个公开发行的诗刊，听到了要受到迫害的风声。于是同几位同学一起，找上地下党的关系，结伴化装投奔解放区去了。从北平经天津南下到陈官屯，越过封锁线，四天三夜到达泊头的华北城工部，进了为训练入城干部而设的干部培训班，从此结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揭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两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一是开辟了追求光明、走向革命的道路；一是为我这个大学只读了一年又半个学期的青年以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记得在北大最后一天上课的内容是，邓广铭先生在下课时写下下节课的题目：“耶律阿保机之雄图”。杨人楩先生下课前说：“希腊不是奴隶制社会”。就此一别，再也没机会听到老师们讲耶律阿保机的雄图是什么，希腊为什么不是奴隶制社会了。但我学习探究历史的愿望和兴趣却永久保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