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国家文化遗产日诞生记
2006年06月06日 09:33:25 来源：瞭望
“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情，特批‘文化遗产日’，就是要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刚风尘赴赴地从全国政协组织的大运河考察活动中归来，行程2500多公里的这次跋涉，令他对大运河的命运忧心忡忡。
“作为人类智慧的顶尖杰作，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最有资格的，”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但是沿途各地的决策者的脑子里缺少‘申遗’的三大原则，就是‘完整性、真实性、协调性’，因此各行其是，使大运河已远离其本来面目。”
时值6月10日中国即将迎来其首个“文化遗产日”之际，一系列庆祝活动等待舒乙出席。这位中国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强硬派”，被人封了一个外号——“爱国者捣蛋”，它与“爱国者导弹”谐音，戏指舒乙尽给一些领导出难题。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近些年来，文物古迹在开发建设中被破坏的消息时有传出。
在这类问题上，舒乙不给官员留面子是出了名的。他激动起来会拍桌子，语音高亢震得话筒嗡嗡响。“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这是他对北京四合院被大面积拆除的批评。
不少官员都怵他，而他在“文化遗产日”到来之时将获得一次政府嘉奖，为的是他对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的贡献。
“文化遗产日”的诞生
去年12月22日国务院就“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措辞严厉地指出，“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容乐观”，“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通知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指出设立“文化遗产日”旨在“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拥有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日”是许多文化界人士的心愿。近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多次发出相关呼吁，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还以其政协委员的身份作出提案。
“我看设立‘文化遗产日’很不容易，”文化部部长孙家正5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文化遗产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因为我们设立的传统的节日或者政治的节日以外，包括‘爱护牙齿日’、‘保护眼睛日’，算起来365天都不够排了。”
“因此中国领导人在议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设立这个‘日’，作为专题日，要十分慎重，基本上处于控制阶段。”孙家正说。
去年7月19日，包括舒乙在内，郑孝燮、吴良镛、徐苹芳、傅熹年、谢辰生等11名学者的联名上书使“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成为了现实。
他们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我们在您百忙中不揣冒昧写这封信，是呼吁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事，恳切期望您能予以关注和支持。”
“我们认为，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以及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政策，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动态，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既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分享文化资源，参与监督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胡锦涛7月21日对来信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随 即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中国的“文化遗产日”终于诞生。
极具针对性的国务院通知
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这样，中国的首个“文化遗产日”被锁定在即将到来的6月10日。
“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情，特批‘文化遗产日’，就是要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孙家正强调。
单霁翔局长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对“文化遗产日”的公布方式颇为感慨：“原来我们以为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发个通知，这也是一般的惯例。但这一次，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说以国务院的名义发这个通知，规格上去了。”
在此前的1987年，国务院也曾以其名义下发过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但这一次是第一次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发通知，等于是把文物的保护扩大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说。
文物学家谢辰生参加了这两次通知的起草，1987年那次他在中南海住了三个月。“当时的一个大问题是，文物是以保护为主还是以利用为主？”谢辰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那份文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国务院1987年的通知将文物的保护摆在了突出位置，明确了保护是利用的前提，“离开了保护就不可能发挥文物的作用”。
通知还授予文物部门一项审批大权，即因特殊需要而必须在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区或者地下文物丰富的地段选点时，“事先必须征得文物部门和城乡建设规划部门的同意，没有取得正式批准文件，不得征地，建设银行不得拨款”。
在温家宝提出就“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之后，谢辰生又应邀对国务院文件的起草提出意见。
“我的几条意见都被吸收了。”谢辰生说，“比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抵制和制止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决定和行为；因执法不力造成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和村镇的保护等。”
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这份通知，明确了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坚决避免和纠正过度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特别是将文物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违法行为”，“相关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建立公示制度”，“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应当依法取消其称号，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通知还要求教育部门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中南海被列入“国保”
3月29日上午，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南海这处始建于辽，经历金、元、明、清递加增饰不断完善的皇家园林，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出现在即将审议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的名单之中。
这批名单共包括1081处文物单位，规模接近前五批“国保”单位的总数。能否一次公布这么多“国保”单位，许多人表示担心。
会议召开之前，谢辰生致信温家宝总理，并附上一篇短文，提出他对认识文物价值的看法，认为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温家宝在会上提到了谢辰生的意见，强调了加强和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审议十分顺利，名单全部通过。中南海历史性地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家正在5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当日由温家宝最后签发的第六批“国保”单位名录。
他同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宣布即将到来的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一位外国记者在提问中说，中国的文化不只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而现在很多人都说“China都拆了”。
孙家正在回答中说：“我接受你的批评。”他表示，在中国城市改造的过程当中，一些老的建筑被拆掉了，对这一现象必须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制止。
孙家正介绍了他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舒乙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过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他在文章中说：“通过这个节日，要让社会普遍知道将优秀文化传统保留下来的重要性；让公众普遍明白一个道理：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别再拆了，要手下留情，现在能保留下来的东西，将来说不定就能定为国宝，成为让子孙后代骄傲、外国人争先恐后跑来一睹为快的稀世珍宝。”(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资料：
对怎样认识文物价值的一点看法
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这个基础工作，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是很难进行的。
文物保护单位是需要一批一批地不断陆续公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文物普查是一个不断反复进行的工作，在文物普查、复查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过程中还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可能很多都是有重大价值的，应该积极加以保护。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文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过去考虑更多的是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等等，但是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化，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不仅仅只包括这些。
从时代上来说，过去的认识仿佛什么都是越古越好，对近现代就注意不够，在近现代又是重点选择革命文物，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事实上，近现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近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经历的一个巨大历史变革的时代。
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百年，这是两方面的。既是屈辱的一百年，也是为了独立解放奋起斗争的一百年，表现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那么这一个历史阶段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就是物化在文物之中，所以这段历史不能忽视、不能弱化，而是应该强化的。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它具有“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性，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文物说明历史、弘扬文化，都是别的教育手段所不可代替的。所以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第三批到第四批，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过去主要是选择革命的，后来也逐渐增加了像中美合作所、上饶集中营等。这些地方虽说是反动派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地方，是罪证，同时也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洒热血、奋斗牺牲的见证。这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这就要我们能以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东西都具有它各自的价值，根本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来了解它、分析它、宣传它。
只要我们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文物，就可以“变毒草为肥料”、“化腐朽为神奇”。所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也很重要。在文物工作中，不能说反面的就不保护；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把它抬到不应有的位置上。但必要的、典型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因为它是历史。
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完全排斥反面教材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时反面教材能给人们以更深刻的教育。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文物保护单位增加近现代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内容上也要包括各个方面，因为不同内容的文物，可以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的发展历程。这对于我们教育后一代，对于后代了解过去，了解我们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先烈的斗争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国情教育，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
另外，对于文物保护单位选择的标准，有个怎样认识文物价值的问题。文物是一个包括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考古的价值，也不仅仅是古建筑的价值，文物的价值还有更广泛的意义。
有些虽然列入了古墓葬或古建筑的分类中，但它既不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也不是古建筑的突出代表，但还是要保护。为什么？因为有它特定的含义。它反映了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对于教育后代很有作用。所以对于文物概念的认识，思路上要放宽，不要狭窄。
比如黄帝陵，如果单纯从考古的角度去进行发掘，那就把这个保护单位给毁了。我有一个观点：现在搞“假古董”绝对要不得，但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东西，尽管它是假的，但它又是真的。所谓假，是指它不是真正的那位黄帝的陵寝；所谓真，就是说从汉武帝开始就认定了这里，而且在认定时也是有其政治意图的。到今天，炎黄子孙遍布全世界，黄帝陵一年有不计其数的人来朝拜，也就是说，炎黄子孙有这样一个“祖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如果书生气十足地来认识，否定它，就把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凝聚力破坏了。
又如，北京历代帝王庙是被列入古建筑类的。但是它的价值绝不能只局限于是一组与故宫同等规格气势宏伟布局谨严的古建筑。正如不久前许伟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历史特点的历代帝王庙祭祖体系是它的首要价值”。明清两代的帝王庙都始终把伏羲炎黄摆在主体大殿最为显赫的位置上，作为满族的雍正皇帝在三皇神位前行大礼三上香，乾隆更是强调要“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形成系列，要体现“中华统绪，不绝为线”，一脉相承。这也表明，伏羲炎黄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地位，已经早得到活动在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的认同了。
如果单纯地从古建筑本身进行研究，是不会涉及到这些内容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帝王庙除了古建筑价值以外还具有另一种重要的价值。文物工作不能拘泥于仅仅是考古、仅仅是古建筑等等，还要从宏观上，全面地来看待它、认识它。
文物是特定的东西，它本身是物质的，所起的作用却是精神的。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表现形式、管理方法等，需要进行综合研究。任何一件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都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而每件具体文物都往往具有多重价值。这就决定了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深化的。
文物的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各种学科，需要广泛地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文物进行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深度和广度上，揭示其蕴含的全部历史信息，从而对文物的综合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选择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标准，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变化。文物保护与研究是一门学问，我们要在对文物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学。（作者谢辰生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文物局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