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信仰状况与传播渠道研究
──以成都、重庆、晋江三地调查为例
作者：□张洪忠（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4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一种多元信仰文化并存的状态，城市居民对各种信仰文化的了解呈现多样性特征，信仰文化的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状态，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建设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跑马圈地”阶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2004年约瑟夫·奈明确指出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
信仰问题的探讨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罗伯特·基欧汉在论及全球治理时说：“我们必须更为关注对他人行为方式的预期，并进而关注这种行为背后的价值和信仰。”它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方式和对外交往行为，它们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影响。
本次调查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对西部成都、重庆和东部福建晋江市这三地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文化信仰进行考察。其中，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巴哈伊教和其他宗教或思想；政治信仰指共产主义信仰，文化信仰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考察，具体指儒家学说。
成都调查的主城区（包括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是成都的核心圈层，重庆调查在主城五大区（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江北区），两市抽样方法都采用PPS入户调查。成都调查时间是2008年3月22—24日，发放问卷1310份，获得有效样本1286人份。重庆调查发放问卷450份，获得有效样本370人份。福建省晋江调查抽样方法是按照PPS法依次抽取街道/镇—居委会/村委会—家庭，然后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街道/镇层面抽出了青阳、陈埭、罗山、安海四个街道/镇。发放问卷520份，有效问卷478人份。
首先，我国软实力的信仰文化建设还存在较大空白空间。从调查来看我国城市多数居民没有信仰，这种信仰缺失可以直接折射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内在抵御力维度上存在很大的空白空间。西部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均有六成比例的人没有任何信仰，东部晋江这样传统风俗较强的县级城市也有四成比例的人没有任何信仰。具体信仰情况如下图所示：
这种信仰缺失不利于我们社会的转型发展——大多数人没有信仰意味着社会发展非常依赖的道德制约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没有信仰而容易导致的价值观念迷失和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淡薄。同时，没有信仰支撑的民众对于各种庸俗化、不道德观念和行为可能会缺少一定的判断力，甚至助长这些观念与行为的传播，最后腐蚀到我们社会的正常肌体。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一种多元信仰文化并存的状态。从三地信仰分布来看，虽然佛教和共产主义理想依然是我国城市居民最大比例的两种信仰，但我国城市居民信仰行为的多样化特点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从信仰共产主义、佛教、道教、儒家学说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信仰人群。在西部的成都，列前三位的共产主义、佛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比例依次是17.75%、14.14%、2.52%，儒家思想、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其他宗教或思想的信仰比例依次是：1.98%、1.35%、1.35%、0.09%、0.72%。在东部的晋江，信仰佛教的比例高达37.44%，其次是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有12.56％，基督教的信仰人数居第三位（5.13%），天主教、道教、儒家学说各占1.03%。按照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基数来看，各种信仰的人口数量都是非常大的。
第三，我国城市居民的信仰人群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如在所调查城市基督教信仰群体的一个重要特点都是偏女性、在年轻人中比例特别高。在成都还可以发现信仰共产主义的群体中40岁以上的比例远远高过调查总体22个百分点，信仰佛教的群体中女性比例高出调查总体10个百分点。（性别差异参见下表，其他表略）
第四，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对各种信仰文化的了解呈现多样性，即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各种信仰文化处于大交汇状态，而不是在一个单纯和封闭的空间里。从三地居民对各种信仰的了解程度来看，居民并不只是单纯地了解某一两种信仰，而是东西方的各种信仰都有比例不等的了解。共产主义信仰、儒家思想、佛教和基督教是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最了解的前四位信仰文化。同时，地处西部内地的成都，居民对于巴哈伊教这样的新宗教也有两成多的人有所了解。
第五，当前进行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所需要考虑的一个前提是：我国信仰文化的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状态，也就是说单一的渠道管理不可能控制住信仰知识的传播。调查发现，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电视、报纸、书籍是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了解信仰知识的三大传播渠道。同时，具有零散性、高信任度、数量众多的人际传播是信仰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渠道。在成都，分别通过家中父母长辈、通过同学朋友同事等熟人、通过参加一些活动了解信仰的比例是19.47%、17.21%、11.33%。在重庆，这三条途径的比例分别是15.0%、11.6%、11.5%。在晋江，这三条渠道更是分别达到33.5%、21.1%、17.5%。
第六，信仰知识的传播存在渠道差异、地域差异。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各条渠道都在发生作用，但不同的渠道对不同信仰的传播效果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在成都同样是人际传播，同学朋友同事等熟人对儒家思想、佛教、道教知识的传播发挥正影响作用，而家中父母长辈只对道教知识的传播发挥正影响。同样是家中父母长辈，在成都只对道教知识传播是正影响，但在福建晋江对佛教、天主教、道教知识都发挥正影响。
通过对成都、重庆、晋江三地居民信仰状况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两明确三建立”的对策性思考。
首先，明确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建设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跑马圈地”阶段。何谓“跑马圈地”？一方面是我国多数人口没有信仰，大量存在着信仰的空白地带；另外一方面是从信仰共产主义、佛教、道教、儒家学说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信仰人群。各种信仰文化都有机会扩大影响，都相对容易在这些空白地带建立自身的信仰人群。哪一种信仰文化最后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信仰文化的传播速度与传播方式。
第二，明确单一的大众传播渠道管理不可能控制住各种信仰知识的传播，当前的大众传媒在信仰知识传播方面实际处在一种与其他传播渠道相互竞争的环境中。报纸和电视等大众传播渠道、网络等新兴传播渠道、朋友家人等人际传播渠道都在对信仰传播发挥作用。如果大众传播渠道简单地回避一些信仰文化，只会让这些信仰文化通过没有专业“把关人”管理的其他渠道传播，反而起不到适当的引导作用。
第三，建立我国信仰文化的科学传播管理模型。研究发现，信仰文化的传播存在渠道差异、地域差异，应该针对不同地域的不同信仰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管理，这样的管理才是有效的、才是科学的。简单地说有四部分：一是通过科学调查摸清不同地域信仰传播的基本规律，这是管理模型建立的基础；二是根据对传播规律的掌握来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管理对策，这是管理模型的核心；三是对这种管理模型的效果进行同步监测，建立反馈机制；四是这种传播管理模型是动态的，建立定期的调整机制。
第四，建立县级地区的大众传播渠道是当务之急，农村地区已经成为了我国信仰传播的最薄弱地带。我国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在“两级电视、三级报纸、四级广播”的思路下，当前的大众传媒资源配置基本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媒介资源则相对薄弱。这种现象在2003年取消县级报后特别突出。这样的后果就是众多农村地区成了我国大众传播的空白地带。
第五，建立党报党刊的受众效果评价模型，使党报党刊在信仰传播格局中占据一定位置。对于党报党刊的实际效果而言，占有市场就是最大的政治！但最近20年来我国党报党刊的一个变化特点是慢慢退守为组织内传播媒介，而不是积极顺应老百姓需求成为老百姓需要的大众媒介，没有主动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抢占受众市场。其实，党报党刊履行传播功能有两个阶段——正确执行宣传任务只是完成了一半，还需要把这些宣传内容让老百姓有效接触到、接收到，这样才算有效履行了传播功能。但目前的党报党刊往往只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由此，应当建立党报党刊的双项考评机制，在满足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开展受众评价的考核，通过双项考核来使党报党刊实现信仰传播功能。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7&ZD037）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