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日进前而不御 遥闻声而相思

----追忆四位文化老人（上）

作者：冯鹏生  

文化传播网  发布时间：2009-04-19 07:19

    编者按：近年来，傅振伦、启功、史树青、杨仁恺等文化老人相继辞世，为文化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追思。近日，冯鹏生先生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列入了《北京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在增订版的《概说》中，冯鹏生增加了对启功、史树青、杨仁恺、傅振伦四位老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首发，以飨读者。

     “不畏浮云遮望眼”——忆与启功先生的点滴事     

    启功先生逝世于2005年6月30日，寿年96岁。他是名震遐迩的书画家、鉴定家、训诂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在多学科中都有其真知灼见，业绩彰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那种卓荦大气、霭然待人的风尚，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认识先生很早，却从未敢前往问学打扰，只是在“无不可”的情况下，也曾冒昧请教。大概是在1978年，先生在中华书局校点《清史稿》。忘记是什么机缘，先生通知我将一篇关于装潢历史演变的稿子送去，帮助定酌。那时我仍属年轻，凭着“气盛”，将稿子送往先生临时工作的地方。当我骑车到中华书局时，先生已在那儿等候。那个时期写的稿子值得请先生斧正吗？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尽管如此，过了几天，先生竟通知我到他的小乘巷寓所见面。几位兄长陪我到了小乘巷一间狭小的卧室兼工作室。室内到处堆放着书籍和纸张，我们只好坐在先生的卧床边。未等寒暄，先生便伏案翻开了我那篇所谓文章，逐字逐句地念，随之以铅笔改谬，当看到书画形式沿变的段落时，先生说：“立轴条幅画，唐时已经定型，不是有杜甫为王宰山水图的题诗吗？‘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当时的书画形式，并不完全是横卷。”在座的几位都被先生顺手拈来的诗句所折服。因稿子冗长，先生边看边改后，已近午饭时刻，我们几个起身告辞，记得当时都没说声谢谢的话，先生反倒有些歉意地说：“到吃饭的时候，走啦！”接着他又像哄孩子见面给些糖果似地说：“等等。”先生忙挑选了一幅法书，援笔即题了上款，随之又卷起10多幅他的字说：“这是最近写的，送给孩子们的老师，他们会喜欢。”我惭然地接了过来。因为赐我的那幅墨宝有上、下款，先生过于自谦，故而一直置于书橱，30年之久从未张挂。后些年我懂得了，知道先生是画家，必然要经营勾勒、晕染；知道先生是书家，必然要临池磨墨，凝神于扬波折节，中规合矩；知道先生是鉴定家，必然要精研历代书画，查阅古籍，然后铸成黄钟大吕之音；知道先生是名震遐迩的学者，必然要考虑得当落笔，抑引随时，变通适会而构著鸿篇；知道先生是训诂家、文学家、教授，必然要斟酌讲义，准时课习子徒；况后些年启功先生又肩负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必定诸事繁多，时间极为宝贵，故从未有名为“看望”，实为“打扰”的举动。但凡经过我向先生索取“赐墨”或题写书名堂号的，我多是便中请人代办，且一一应愿。记得1986年的一天，先生还着人转来一幅写给我的法书，诗意含蓄，并有题记数行。经反复咀嚼，方领悟到其诗是旨在鞭策我于事业上应图精进，其边题褒责有之：“我曾有出语不当处，应自省”，反映出了先生对人的真谆之意；所指我的“擅长”则言之有过。故而此幅也未曾敢于示人，也只是摺叠着置于书架20多年矣。

    如今回想起来，我烦劳先生所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耽误了他多少宝贵时间。即是在“稿酬”通行的情况下，凡我托办的事情，并没给过一次报酬，我也尚无一杯热茶敬给先生，反倒让先生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先生病中，多次拟随他人去医院看望，总是唯恐“添乱”而作罢。虽多次请人带去祝愿，但在启功先生仙逝三年后的今天，尤感深深的愧疚和忏悔。前辈宋振庭曾为我书联云：“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先生卓然不同，对于弱小的求助者，总是投以一腔的热情。先生旅途漫长，艰难坎坷，有沉有浮，但能心胸坦荡，意气峻爽，宏著等身，吐纳自深，酌处万机，适度得宜，令人仰慕，堪称学界之楷范。揣其成因，我认为恰如宋王安石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怀念史树青先生

    史树青先生是一位博学、执着、坦诚、率直，令人尊敬的老人。因为他知识面广，所以对于一些他人难以涉及的问题的研究，他都视为己任，探赜索隐，取精用宏，直至讲深说透为止，显示出了强烈的敬业精神，堪称文博界的知识支柱。

    先生寿年86岁，于2007年1月7日逝世。我认识先生已是70年代末，那时为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大批辽代文物，成立了应县木塔文物整理小组，先生任组长，我也忝列为小组成员，故能有幸经常随他和傅振伦、张畅耕、郑恩淮诸先生整理刻经、写经、绘画等。这批文物是研究辽代历史、经济、文学、艺术、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的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因为是在塑像内发现的，秘藏800年间，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残断酥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乱成团，故而需要清洗展平碎片，依经文校核复位，逐字句地相字形，鉴纸质，量碴口，进而修补成卷，逐而考定经名画名，释读内容，编写叙录。在这大量的工作中，史先生总是先说出自己的修复方案、研究思路，引导大家各抒己见。后来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辑成《应县木塔秘藏》巨册，由文物出版社见梓，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数年的研究过程中，史先生所显露出的大学者风度令人钦佩。正如前辈冯其庸先生在《怀念史树青先生》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史老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鉴定家、学问家，而且是一位胸怀坦诚，绝无城府，真正的纯真的人。”史先生往往在阐述一种观点时，只论事，不论人，直言坦陈、观点明朗、毫不造作，具有那种令人敬重的“千首诗倾万户侯”的凛然气慨。但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的。整理小组有时在饭店活动，每当开饭前，先生总是先嘱咐经办人说：“不要乱点菜，吃点饭就行啦，国家的钱要节俭。”

    先生在研究学问方面，具有严肃谨慎、一丝不苟的作风。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木塔发现的12卷《契丹藏》的重要性说：“就全藏的雕版而论，当属《开宝藏》为最早，惜现存仅是残卷，还有人说这些残卷，亦属崇宁、大观（1102—1110）年间重印。现在推知《契丹藏》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间开始雕造，尚属国内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极其珍贵。多年来，学者们未睹实物，都在翘首企盼，所以我们要准确无误地将这些经卷的原貌、特点表述出来，公诸于世，这对于研究辽代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都有重大意义。”又如他发表在1986年第6期《文物》上的一篇《应县木塔佛容寺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文中先生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大都是写在了卷子的正反两面，残损严重，这些文字缺头少尾且笔迹潦草，又无句逗，乱如天书，很难释读。史先生对这些残经断本逐一考证，释读原文，明确内容，然后分别判定哪本属讲经文，哪本属讲经念诵，哪本属何经的变文俗讲，哪本属类似后来的白话小说，哪本属五言、七言唱词等等，都厘定得清清楚楚。先生为证明这批文物的重要性，还以此与敦煌发现的各种俗文学本子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说：“这次木塔发现的辽代讲经文、变文、俗曲等，不论内容、仪式，都可看出唐、辽时期寺院的俗讲基本无大差异。”诸如上述，那些学问都很窥伺，而先生都能弄清来龙去脉，显示出了他深厚的学养，有几人能与之比肩？

    凡是比较了解史先生的人，无不赞赏他对文物事业那种无限热爱、忠诚的精神。记得1990年前后，他嘱我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山东即墨县发现一幅明代的重彩人物画，画面人物的脸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以墨汁涂盖。有一天，先生通知我到历史博物馆一趟，商讨去污办法。此为绢本，墨已浸入绢缕，如何去净？我有难色。但先生却执言说：“类似这种情况的有一批，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如不设法修褫，已如废物。这批文物比较重要，你去试试，只能修好，不能搞坏！”先生的责任心感染了我，只能遵着先生的宣言，将画携回摸索去净。过了些天，当先生看到画上的污墨已除，画面焕然，神形毕现，非常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寄来一册《人民中国》杂志。原来先生请人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其事，并刊发那幅画修整后的照片，以示对晚生的勉励。在随先生整理辽代文物期间，为了弄明白一些佛画和经扉画的表现内容，就必然要找些不易找到的参考书籍。当时已过花甲的史先生从不摆出大学者的架子，需要查书，他就带领我们几位后学多次到图书馆查找，并随时为我们讲述使用工具书的便捷方法。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像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先生可歌可颂的事例，枚不胜举，种种事实说明，论学识，他广博深厚；论处世，堪称风范；论品尚，他率直赤诚，浩然无瑕。宋人黄庭坚诗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史先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特聘教授，装潢史及雕版印刷专家，书画鉴定修复专家。见报文字有结构调整和删节。）

放牛班的课堂

日进前而不御 遥闻声而相思

----追忆四位文化老人（下）

作者：冯鹏生  

文化传播网  发布时间：2009-05-10 07:48

   
    “平生风义云天外”——记忆中的傅振伦先生

    傅振伦先生逝世于1999年5月8日，享年93岁。认识先生虽时间不长，但他那种严于律己，甘于淡泊，不计得失，勤奋治学，生活简朴，待人谦和，关心青年的品尚和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投身文博事业，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开拓者之一，30多岁时，即以英语在伦敦讲学。先生博学鸿懿，著作丰富，所研究的学科涉及了史学、目录学、档案学、方志学、文物考古、科技史、陶瓷史、军事史、民俗学、语言学等方面，几乎每一方面，他都能发前人之未发而后人又有所需的胤辞，且锋颖精密，论意峻爽，不仅启悟时人，也能流声后代。拜读先生所赠的几本油印资料，即可看出先生治学严谨，尤注重深度的作风。

    认识先生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看起来面容清癯，但实际上很健康。那时，先生的办公室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4层，虽有电梯，但人多时，我们都是走楼梯的。先生总是先登在前，我们几个壮年尾随其后，待爬上4层时，先生面不更色，步履仍是那么轻盈，而我们则是气喘嘘嘘，于是大家常说“先生的内功好”。

    每次请教先生，他总是慈抚有加，一一应允。有时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当面解释后，次日还要写个纸条，告诉应再读读哪篇文章，并注明这篇文章在哪套丛书中以及版本和函数，都写得清清楚楚，使人深深地体会到老人诲人不倦的风尚。记得我草拟的一篇关于辽代绘画研究的小文，曾请先生斧正。尽管先生视力较弱，却在稿子上批注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字，甚至错误的标点，也给亲笔改正。文中所云辽代印线设色佛画《识盛光佛降九曜星宿官房相》上的“相”字，只遗存少部，但草稿上打印出的字并不准确。先生看出后，对我说：“应把画上的残字形状客观、准确地反映出来，否则，这个证据就有违画的定名。作文论证，不应出现这样的疏忽。”先生谦和严谨之状，感人肺腑。

    先生原籍河北清河县，我则是枣强县人，两县东西相隔数十里，但偶然谈及故乡，都不言县之有别，先生总说：“咱们那个地方……”还多次说：“抽个时间，咱们一起回乡看看。”我也总是欢欣地回答：“好！”可直至先生病笃卧床，也未成行。如今思之怅然不已。

    先生晚年将庋藏的图书和文物献给国家，又将自己的稿酬献给了家乡的小学校，堪称楷模。在老人逝世前，郑恩淮兄曾带我去先生家探视，见到先生那消瘦的样子，我心里像添了个铅球。先生告诉我：“长期卧床，后背总觉有些不适。”我大言不惭地说：“晚生学得几手按摩法，要么试试看？”竟被点头应允。此时我也顾不上什么礼数，便双腿跪在床上，将老人慢慢扶起，靠在一摞被子上，先是轻轻地揉捏了一会双肩，逐而上肢、后背、双腿和足部揉捏了个遍。因病所致，先生瘦得令人心疼，我每做一个动作，几乎都要带出眼泪，但还是控制住了。因为是去看望老人，泪珠滴出是不吉利的。过了一会儿，先生居然说：“好多啦！”他这么一说，仍跪在床上的我并未获得宽慰，反而增添了几分苦愫。其实，天知道我哪懂什么“按摩”，只不过是轻轻地“按揉”而已。不久，先生仙逝，回故乡看看的约定终成泡影。未能陪先生回故乡亲吻一次养育自己的土地，成了我的一大遗憾。先生气散已10年，时有思念，皆感于先生“平生风义云天外，不敢泪洒于寝门。”

    孜孜不倦为国宝——怀念杨仁恺先生

    杨老（仁恺）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学苦作，为民族文化奋斗了多半个世纪的老人，在文博事业方面多有建树，他的力著《国宝沉浮录》理清了溥仪退位后从故宫盗出的1200多件书画国宝的来龙去脉，并兼述了历代名画的真伪和影响，可谓功勋卓越；他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系统地整理了鉴定的诸要素和应遵守的准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两部著作都具有开创性，谈书画之事毕矣！

    杨老是中国木版水印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深谙传统“饾版术”的特点，运用这一特种技艺，能使经典的古代书画得以翻新，以一翻百，且能做到印刷品与原作惟妙惟肖，是使经典书画长久流传、保护书画文物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启功先生所云：“木版水印作品仅下真迹一等耳。”所谓“饾版术”实指我国传统的雕版彩色套版印刷，后称“木版水印”。这种技术虽肇自宋代，迄明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至新中国成立前，荣宝斋也只能印些信纸信笺，咫尺小幅，解放后才能印制些不足盈尺的绢本册页。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木版水印的《簪花仕女图》巨幅绢本大卷的诞生，中外大震，当时，一些中央领导曾以此作为“国礼”赠与外国元首。许多外宾赞叹说：“这种技巧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令人不可思议。”这凸现了新中国的文化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皆因杨仁恺和侯恺等前辈，通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才取得了这种辉煌成就。

    鉴于保护古典书画的需要，不能直接依次勾版择套，只能在临摹本上勾版，如此就需要对古画进行临摹。杨老在临摹唐代《簪花仕女图》、《五代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作品的过程中，亲临实践，执笔浸染，与荣宝斋派去的临摹人员朝夕相处，日夜攻关，终于解决了临摹过程中绢不易着色、色块难出匀净效果、线条难出残断韵味等困难，为复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人敬佩的是，后来杨老在追述文章中，将这一壮举的功劳通通记在了他人的身上。

    又譬如，杨老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开放（1954年10月1日）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我们永远不该忘怀的。众所周知，故宫所庋藏的历代书画，由于溥仪的盗出和国民党南运，已经空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王冶秋、张衎、吴仲超等领导，先后以外汇收回一些，又从私人藏家收购一些，虽初具规模，却未成系统，仍不尽人意。1952年春，东北文化部成立了三人小组，集中清查伪满皇室散佚的书画，当时37岁的杨仁恺是清查书画的主要业务力量。工作组在长春、沈阳、兴城、天津等地积极宣传党的文物政策，追踪“国宝”，智斗奸商，顺藤摸瓜，艰苦斡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即清查收回伪满清宫散佚文物170种319件，其中大多是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后将其中的130件《佚目》中的书画转归故宫博物院。如此大批量高水平的书画涌入故宫，骤使故宫具备了办历代绘画展的条件，故而故宫成立绘画馆的计划如期揭幕。嗣后，天津又转拨故宫30件文物，遂又将东北博物馆所藏五代黄筌的《珍禽图》、宋李公麟的《摹韦偃放牧图》、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调入故宫，故使庋藏蔚然大观。加之，杨老又曾对溥仪逃跑时被截获的120件书画做过接收工作，由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杨老目鉴《佚目》中的书画达300幅之多，而且要幅幅考订、辨别真伪、评骘甲乙、登记著录、什袭宝藏等，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散佚的故宫书画，相当一部分在追查“回仓”、鉴别真赝、直至使之与民众见面的过程中都浸透着杨老的汗水。而杨老在当时所论述、剖析这些法书名画的观点，也至今未有质疑之声。

    在几年内，能够熟睹、鉴别如此大量的历代名画法书，为职鉴藏的人中绝无出其右者。尤其他能在真赝混杂的画堆中，识辨出《清明上河图》，60年代又识辨出米芾《苕溪帖》等，这都证明了杨老在鉴定方面的至高修为。而论其品格，他虽钟情书画，但在清查《故宫佚目》书画的过程中，却未起一丝的杂念，令人敬佩。

    再如冯其庸先生所说的：“杨老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的许多事鲜为人知。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发表了《对王逊先生有关民族绘画问题若干观点之我见》、《关于民族绘画问题讨论几个主要观点的再认识》，还在关于《聊斋志异》版本真伪、是否具有“民族思想”“进步思想”的争辩中，捍卫了“国宝”尊严，显示了对民族文化的忠贞。当时杨仁恺正当壮年，所撰文章观点之明朗，语言之犀利，论证之严谨，出乎常人，显示了丰厚的学养。数十年来，杨老赴京次数虽多，但毕竟有限，北京、沈阳又是千里之隔，所以在学习中遇有疑惑，我只能以书信或电话问难请教。直至他生病前，他都是我的“私塾”先生，每次都把我请教的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记得80年代初，他居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鉴定组的活动期间，有一日，为帮我校改一篇短文，竟达深夜两点多钟，早上5点半，他便和往常一样起床，去院子里跑步了。那时杨先生已届70岁，如今回想起来，以琐事影响他休息，我很是内疚。而又一次大概是他86岁那年，来京居住在北郊的一处宾馆，夜间谈及人生准则，他猛然说：“我们相识已近40年，知我者鹏生！”我当即回说：“晚生惭愧。”当时只觉得嘉言过矣。如今再想想，当时我何曾深刻地认识到他对民族文化做出的贡献和重大影响呢。比较清晰地认识杨老，还是在他去世之后，为了平静自己的心态，便每天读他的《沐雨楼书画论稿》、《国宝沉浮录》、《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以及徐光荣、王海萍先生所著有关杨老生平的著作，才对杨老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一生的勤奋，多次的坎坷，难寻的机遇造就了杨仁恺，他来得坦坦荡荡，功德圆满，走得从从容容，披着一身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