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
搜狐文化 2008年06月30日16:00 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杨东晓
“如果说满语消失的速度以前是老牛拉破车，现在就是快马加鞭。从现在到今后满语的最后消失，也就是一百年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时代的影响，满语消失速度的减缓，只能期待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出生于东北沈阳的锡伯人关蕴科在1995至2007年，4次到察县考察锡伯族西迁200多年后的生活。
他总是热情洋溢地把锡伯人使用民族语言的信息告诉每一位在北京和沈阳的锡伯人，当本刊把他这种欣喜告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时，吴元丰说：“他一直生活在这种语言的荒漠，一看到察县有这么多锡伯人还在使用，当然高兴坏了。但是察县这些年语言使用的情况也不乐观”。
西北也有隐忧
现年51岁的吴元丰在10岁前一直使用满语，他的同龄人大致也是在这个年龄上开始接触汉语普通话的，但那只限于在学校，离开学校还是用最熟悉的语言交流；到了25岁的顾松洁这一代，从3、4岁进幼儿园就学ɑｏｅ，虽然都是锡伯族老师，但都讲普通话，从这时起满语的交流就只限于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的顾松洁说：“到了我侄子他们这一代人，现在刚上幼儿园，在家也说普通话了，家里老人们也被迫和他们讲普通话”。
吴元丰前些年给家乡打长途电话时，总能听到家人用亲切的方言来接电话，而今他听到的是普通话的问候语“你好”，“跟北京是一样的”。
打电话是身处异乡的人和家人唯一最直接的沟通方式，无独有偶，顾松洁同样提到给家人打长途这一话题。“给我父母打电话时，他们肯定是用方言。但是两个妹妹有时就用普通话。”顾松洁说自己以前并没有觉得会讲民族语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大学学了满文文史专业后，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在她的提醒下，两个分别在重庆和福建读大学的妹妹现在与家人通电话完全使用方言。
她的那些非满文专业的同乡中，有些人就是在内地上学后，才意识到要学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这与吴元丰在锡伯族青年中做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现在有些出来上学的孩子到了内地后，才觉得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文字是不行的，接触到高层的文化后明白了民族的文化不能丢失”。
顾松洁的父亲能熟练使用锡汉维哈四种语言，顾松洁姐妹三人只能熟练使用锡汉两种语言，她的妹妹们没有像她这样系统地学习过满文书写，所以只能使用满族留下的、被锡伯人独享的语言，而不会写满文。
顾松洁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她们这一代生活中有太多的汉语传播的缘故：电影、电视、报刊、书籍，只要目光所及都是汉语的表达，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四川和河南的农业人口来到察县，他们不仅在广袤的大西北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善于通过经商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各种交流，“锡伯族现在与汉族通婚的很多，不再像我父母那个年代族内通婚，所以与汉文化融合日趋加速。”
满语消失大势所趋
尽管还有3万人在用，吴元丰还是看到了满语在未来的消失步伐，“如果国家重视的话，可能会慢点。理论上是无法保护的——这是大势所趋”。他用“老牛拉破车”和“快马加鞭”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来形容满语如果保护不力，将会出现的状况。“慢一点一百年，快一些几十年就没有了”。
“我在北欧考察过部族语言保护，在那里哪怕只有一个人想学本民族的语言或者某一小部族的语言，国家也会派老师去教他。并且鼓励他用这种语言去参加考试”，吴元丰说。“哈佛的办法是你想学某种濒危的语言，给你奖学金到全世界去学。”
“我们的同学不太重视民族语言，会不会(民族语言)对于考学没有影响。而且高考也不考它。”顾松洁高考前面临两种选择，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她和她的同学关注更多的是报考“民考汉”还是“民考民”，中国对于少数民族考生高考的照顾体现在选择不同报考形式是否加那关键的50分上。
由于高考用不着，所以现在察县的孩子宁愿把时间放到学英语上。这也是21世纪文化跨国同化的力量。
当《新世纪周刊》提出如果每年一度地用满语满文进行高考，阅卷会出现一定难度时，一向学者风度的吴元丰立即激动地脱口而出：“我去改卷!我可以去改卷!这算得了什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办公室，吴元丰并不乐观地展望满语未来，“如果说以前满语消失的速度是老牛拉破车，现在就是快马加鞭。”
一位年轻的同事给吴元丰送来一份电脑打印出来的满文印刷字体，吴元丰反复要求她字体放大一些，再放大一些，因为向他要这些印刷体字的伊犁某单位，没有能够输出满文的电脑设备。事实上，全中国大概也就一档馆有一套处理满文的电脑设备——而且还需要在DOS系统下操作才行。“其实现在技术上已经完备了，没人投资，就没有开发，《察布查尔报》还是用人工拣字排版，我跟他们说这东西你们留着，以后就是文物了，全世界就这一份了”。
“开发一套相应的软件并不难，也不需要太多的研发资金，十万就够了”，吴元丰说。由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督导，也就没有人过问此事。
不在文化保护之列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保护政策中，人数在3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会受到保护。目前全国锡伯族人口有18万多，并不在文化保护之列。但是语言和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却与这18万之众的数字大相径庭。只有3万左右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人在使用民族语言，而另15万人口居住在东北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在语言上早在几个世代前就已被汉语同化，察县的人口却呈现负增长，很多家庭在国家允许生育两胎的情况下，自愿选择只生一胎。
“察县只有一份锡伯文的报纸，《察布查尔报》”，顾松洁说，“现在已经找不到其他锡伯文的出版物”。另一位热衷于满文学习的夏萍说，她经常到书店去寻找有满文内容的书籍，也只能买到《尸语故事》那样在汉文中加一些满文诗句段落的图书。
“我在察县期间只看到过一则用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广告，除此之外没有见过更多用锡伯文传播的文化内容。”松永源二郎说的是2004年时的情况。此外，他在进行入户调查时看到锡伯人的家里，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全是汉文版。
80多岁的吴英召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重温几十年前手抄的满文《三国演义》，在察布查尔县也只有这样的锡伯族老人还在读满文，然而一旦走出察县，就只有吴元丰这样的国家级专家才能读懂她手中的书了。
吴元丰18岁以前的记忆中，锡伯族的文化生活全然不是这番模样。当时西北这一隅，还没有被大量的汉文出版物所波及。农闲时大家喜欢围坐在一起听说书，说书的人家为大伙烧茶水备点心，一个个夜晚就在热烈的说书和讨论中度过。“当时就有了‘讲坛’，一个人说完书，大家就展开评论和争论。能用满语背三国的人比比皆是，锡伯人用说书的形式对语言进行了保留。”
25岁的顾松洁记忆中没有说书的场面，她这个年龄的人，从有记忆开始接触的就是有着几十个频道的电视机。她们这一代人不在意有线广播中的锡伯语新闻，已经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只有老年人才注意听那个该县特有的有线广播。
松永源二郎在描述他2004年对察县的调查时也提到现在锡伯人的书写障碍。那是个暑期，察布查尔县第一小学舞蹈班的学生到校排练舞蹈，几位被他调查的孩子中，“只有一位三四年级模样的小姑娘能写出一行文字，她用了很长时间，并不熟练”。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松永源二郎发现，学校老师办公室里的几位锡伯族教师均只有语言能力而不会书写。
而松永源二郎拍下来的黑板上的那几个字母，本刊把照片拿给顾松洁看后，顾松洁还是说：“这不是文字，只是用来拼写文字的字母。这个写错了，这个写得也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