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郑卫之音”的传播
作者：黄宛峰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要：郑卫之音在先秦两汉的境遇颇具戏剧性。一方面是不绝于耳的批判声。一方面却是日益广泛的传播。寻其原因，主要是它自身清越柔媚的特质，雅俗共赏的功能，与时代氛围的相对宽松。
关键词：郑卫；清越；柔媚；音乐；传播
“郑卫之音”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话题。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荀子、朱熹等对“郑声”、“郑卫之音”均持批判态度，当代有不少学者对“郑声淫”进行辨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见解。但从古到今对“郑卫之音”的论述，大多是针对“郑声淫”命题本身。对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关注不够，对汉代的流传情况更绝少提及。先秦时期孔子和荀子等儒家大师对“郑卫之音”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汉代随着儒学的普及，逐渐成为统治者和儒生的共识，然而“郑卫之音”在社会上并未禁绝，相反却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郑卫之音”在屡受抨击的环境中仍异常活跃，其中原由值得探讨。
“郑卫之音”是春秋晚期流传在中原郑国、卫国一带的音乐，是一种地方音乐。孔子最早将“郑声”作为雅乐的对立面提出来，将其定性为“淫”，提出“放郑声”的主张。孔子本人喜好音乐，曾到过郑卫。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痛心疾首，据《论语》所载，他“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显然对卫地之乐不满。孔子主要是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评价音乐的。荀子的看法与孔子一致，认为“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礼纪》是先秦儒家著作的集大成者，其中的《乐纪》系统阐发音乐的政治功能，激烈抨击“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韩非在《十过》篇中亦称濮水之音为“亡国之音”。儒家和法家的政治主张不同，对音乐的评论角度亦不同，但均从统一文化的立场出发，因而对郑卫之音的看法是一致的。
而当时各诸侯国的君主对“郑卫之音”则是另一种态度。战国初年，魏文侯(前445—396年在位)“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赵国的赵烈候(前408—386年在位)时，国都一度在中牟，曾招致郑国的两位歌手到宫廷中演唱，兴高采烈之际，欲赏赐每人良田万亩。据《楚辞>招魂》，战国末期楚国宫廷歌舞中有妩媚的郑国女子。秦国在统一东方的过程中，将六国宫殿复制于咸阳北阪，各国的歌舞女子充于后宫，郑卫之音应率先进入秦宫。因为秦采取的是“远交齐楚，近攻三晋”的方略，由西向东稳扎稳打地步步推进，与秦接壤的国家首先被蚕室，郑卫之音又为秦王赢政所喜爱。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鸣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李斯很自然地将郑卫桑间之乐置于昭虞之前，可见秦宫廷中郑卫之乐的演奏是经常的，它已取代了秦声，其地位还在昭虞之上。《吕氏春秋>孟春纪》中“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亦应指此期秦宫庭通常表演的歌舞。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郑卫之音的兴盛往往被儒家视为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之一。汉代是大一统中央王朝逐步巩固的时期，儒学发展之后，先秦儒家大师对郑卫之音的批评自然而然为汉代士人所接受，成为社会舆论中约定俗成的说法，等同于郑卫之音，在《南都赋》中，张衡又写到“暮春之禊”时“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鹍鸡哀鸣；坐者凄唏，荡魂伤精”的情景，“新声”同样是以情感人的。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第210条载：“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大概指其繁越，类似浅吟低唱的效果。与清越哀怨的音乐珠联璧合，郑卫女子轻盈美妙的舞姿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从有关文献来看，郑卫的歌舞应以舞为主，以女子为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曾生动地描绘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的绰约丰姿，她们美妙的歌舞与漂亮的服饰，优雅的举止，似乎已形成一种模式，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所以司马迁在描绘从将相隐士到农工商贾，无不追求富贵的世象百态图时，能信手拈来，将赵郑的歌舞女子作为并列其中的一项。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亦盛赞“郑女曼姬”的仪容与服饰，谓其袅袅婷婷，裙带飘飘，“眇眇忽忽，若神之仿佛”，郭璞注曰：“言其容饰奇艳，非世所见。《战国策》曰：‘郑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于衢，不知者谓之神也。”>闻一多先生在《说舞》中曾指出，世界各国的原始舞蹈都具有“生命机能总动员”的特点，他认为“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用词似绝对一些，但也点出了舞蹈的本质所在。郑卫之音展示的是生命本身的美，生活过程的美。
正因为极富艺术感染力，所以郑卫之音成为雅俗共赏，或者说是贵贱皆宜的艺术形式。人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人的感情需要宣泄和释放，人的精神境界也需要调节和升华。对艺术的需求植根于人性的深处，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谓“哀有哭泣，乐有歌舞”。汉代是一个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时代。空前的统一局面。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企盼富贵，希望享受嘉巽、华服、美乐、声色，成为社会多数人的追求目标。郑卫之音以其清新的气息为社会各阶层所喜好。萧亢达先生曾精辟地指出：雅乐庄重，以钟、磬为主，是金石之乐。庙堂之乐；俗乐抒情，以管、弦为主，是丝竹之乐，宴会之乐。庙堂之乐政治性强，宴会之乐则生活气息浓，所以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汉代的士人言及郑卫之音多斥之，但也有人敏锐地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扬雄在《法言>吾子》篇讲“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对郑声是反对的。然而对桓谭奏乐的“郑声”倾向，他也表示理解，《新论>离事》记他的一番话日：“事浅易善，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乐郑声，宜也”深浅殊异，喜好不同，在扬雄看来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傅毅的《舞赋》讲的更加明确：“小大殊用，郑、雅异宜。弛张之度，圣哲所施。是以《乐》记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秘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以教化“风民”要有严肃庄重的音乐，“怡荡”闲暇之时可以有轻歌曼舞，不同场合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傅毅视之为正常现象。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则谓：“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更是从人性本身肯定了郑卫之音的价值。
汉代制度疏阔，兼容性强，有相当宽松的文化氛围。地方文化与中央文化交汇融合、相互影响，是汉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汉初，刘邦乐楚声，楚文化由以一帮布衣君臣堂而皇之地引进宫廷，楚歌楚舞在两汉一直非常盛行。汉武帝时代，齐鲁儒学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但独尊儒学并不等于独存儒学，各家思想仍在传承，道家思想更是有着广泛的影响。郑卫之音由地方音乐成为风靡朝野的音乐，虽在哀帝时下令宫中取缔，但实际上并未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禁绝其流传，因为它为社会各阶层所需要。
文化的传播或借助于强硬的行政手段，或因其本身的价值而自然传播。先秦尤其是两汉“郑卫之音”的传播显然属于后者，尽管它遭到正统舆论的批判，然而它一直比较活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汉代以后仍是如此。帝王和大臣们论及“郑卫之音”时自然而然地予以贬斥，认为是衰世之作，以禁绝为宜。宋代的大儒张载、程颐、朱熹更从乐教理论出发，对“郑卫之音”屡有批判。而事实上，“营郑卫之音”仍为贵族之家所喜好。士人对此的看法也比较客观。嵇康不赞成郑声，但也承认郑声为《至妙》之音声。明代冯梦龙在《山歌》中，强调“桑间濮上”之音“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与?”认为山歌的清新朴实与“郑卫之音”的“情真”一样，来自生活，因而不能也不可能废绝。清人徐养源在《律吕臆说》中主张雅乐可兴，郑乐不可废，两者互为补充。正是从其特点与功能方面肯定了郑卫之音的价值。
原载《艺术百家》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