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书评 2015-08-02 07:41
日本人喜欢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暧昧地称为“那场战争”（あの戦争）。
对于那场战争，受害一方的记忆仍以现在时的形态存续着发酵着。可见战争对人的撕裂是如何的巨大。与自己国家的人都还没有得到和解，日本能与受害者的亚洲各国迈进真正的和解之路吗？
《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 张石著 三联书店（香港） 2015年3月出版
日本人喜欢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暧昧地称为“那场战争”（あの戦争）。这当然有其语义上的明快与简洁，但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层面的躲闪与回避。如今，“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但“靖国问题”依旧高悬在人类理智的门前，远远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深刻性在于，甚至连如何解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与清晰的框架。这就表明生存在全球化时代的日本人，还远未脱离“慰灵与彰显”那种战时意识的二元模式。而深受其害的亚洲人，显然也已经习惯了从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敲打“靖国问题”，因此对其他角度，诸如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来探新，缺乏兴趣，更缺乏自觉。
那么，靖国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
最早将这个问题视为问题的是东京大学高桥哲哉教授。他在2005年出版的《靖国问题》（筑摩书房）一书，成了难得的学术畅销书。作者在书中巧妙地列举1936年6月号《主妇之友》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泪落座谈会》的报道。这篇座谈会的报道详细记录了那些从日本北陆地区来到靖国神社出席合祀祭典的战死者“寡母”当时的心态。
斋藤：我哥总一个劲儿地说，要是动员来的话，这条命就献给天子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这回他总算如愿，光荣战死了。
森川：那天晚上白色的御羽车开进靖国神社时，我心里那个激动呀，激动得不得了。本来一个没用的孩子，这么着派上了用场。真是太好了。
……
斋藤：俺叩拜天子的时候，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往下流。能参拜靖国神社，能叩拜天子，俺还有啥可求的呢?今天就是死了，也能心满意足地笑着去死。
高井：儿子在阴间也会高兴的，死得这么风光。要是让人看见咱们在哭，那可对不起天子哦。都是为了国家，这么想着，就来精神啦。
一般而言，死去了儿子的母亲应该悲伤才是，但这里何以生出喜悦之情呢？秘密在于，靖国神社所设定的“情感意义”，将日本人的生死观作了强硬的置换。原来，所谓的靖国信仰将战死的恐怖、血腥和残酷，巧妙地置换成一种“光荣战死”的意义，从而从大义名分上剥夺了遗属作为普通人对亲人之死抱有的悲伤之情。而这种“光荣战死”的意义，只有在靖国神社才能得到彰显。也就是说只有在靖国，你这位战死者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而怎样才能入祀靖国呢？只有一个条件，为国家、为天皇战死。至于生前是个怎样的人，则一切不必追究。这种靖国意识形态生硬地将“哀悼共同体”切换成“喜悦共同体”，将悲痛的人之常情切换成超乎常情的喜悦。其中被激活的是一种扭曲的战场心态：死即是荣耀，活着反而是一种耻辱。
让死者得到彰显，让生者（包括死者的父母和妻子）感到光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靖国“情感炼金术”。如果说高桥哲哉的这本书将靖国问题归结为国家意志，并以此敲打现政权的话，那么在日华人学者张石先生的新著《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则以中日生死观为切入口，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破解触动中日韩三国民众敏感神经的靖国神社争端背后的文化密码，则显得颇有新意。
在张石看来，靖国神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生死观的问题。日本有记载这个国家神话和历史的《古事记》。作者注意到在《古事记》里也有类似中国伍子胥报父仇的故事，但其结果却完全不同。如果说伍子胥掘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显宗天皇只是在有杀父之仇的仇人雄略天皇的陵墓前，稍许挖了一点土以告后人，这就足够了。对此作者说：“显宗天皇和伍子胥的不同做法，可以说揭示了中日文化在生死观，尤其是对待死者的文化上的不同原点。”
那么这是个怎样的“不同原点”呢？在日本，由于“怨灵恐惧”和“死者即佛”的文化，“无论生前做了什么事情，一旦死去，就成神成佛”。于是在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中，死并不总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一种全方位的肯定，它赋予死者完全肯定的尊严”。而在中国民间，死“首先是鬼，是被活着的人厌恶的一种表现”。与此相连的是罪恶和仇恨，“也不会因为死的降临而结束”。作者举例说：“中国有一句差不多是绝顶的骂人话——掘你家的祖坟。”这表明“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不代表一个一律平等的值得尊敬的世界”。
问题在于这种生死观上的文化因子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这里作者以“风土”作为参照系来论述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论述道，从地理上看，中国是大陆国家，周边与异邦接邻，特别是与之接邻的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作为以农耕为基调的中原人，又在体力和武力上弱于游牧民族，因此，很自然地对他者警戒，这种“敌的意识在中国各族群中从古至今一直比较强烈”。而中国人这种“敌的意识”，“有时又会唤醒同类意识的觉醒，产生类似于敌人的丧钟也为自己而鸣的恐惧与忏悔的意识，也就是罪的意识”。对此作者指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一神教存在着文化上的同构与结合点：既有比较强烈的对象化意识、他者意识和敌的意识，也有对于此同源的反省意义上的罪的意识。”
而日本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从风土来看，四面环海，少有外来侵扰是其特点。因此“敌的意识”非常薄弱。而四面环海的岛国，带来的另一面就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难以预测和难以抵抗。如果说中国还有大禹治水的故事，那么日本人有的则是听天由命的物语。听天由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和把万物都视为神，或有诸神宿营于万物之中。这就是人死后成神成佛的文化和风土的根源。当然作者也强调指出，日本历史上的内斗也不少，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在每次纷争结束后，日本人都会通过“怨灵祭奠”和“死者即佛”的文化仪式发出和解的信号，“并在万世一系的天皇旗帜下重新一体化，使敌的意识淡化，并使敌的意识在内化为罪的意识之前消解”。这个装置，显然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
《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有一章节谈论的是“中国的地狱与日本的地狱”。作者说在唐代中期的时候，中国在民间信仰、道教和佛教的自然融合中，产生了“十王”（十殿阎罗）思想。而唐藏传《佛说十王经》中，则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因果报应与劝善惩恶式的地狱构造。但当“十王”思想传入日本后，却演变成了“死者即佛”的观念。作者认为这个转变“十分耐人寻味”。为什么耐人寻味呢？就在于日本人把中国的十王配上日本独特的十三佛，使得“中国地狱思想核心——审判与惩罚，变成了对死的世界的全方位拯救”。现在看来正是这个“全方位的拯救”再加上日本人所谓的怨灵信仰，使得日本人不会做挖墓毁棺、鞭尸三百的事情。于是有了中日生死观对决靖国神社的一幕：一边是“高耸入云的鸟居，凝结着日本人乡愁、敬仰与哀怨”，一边是“亚洲人民的恐惧、愤怒与惊愕”。在作者看来，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一种纠结，一则隐喻，一段历史”。对这种冲突与纠结，若从最底部探究的话，它所包含的最基本要素，就是“中日、日韩文明的冲突，文化的纠结”。
每个周日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的靖国神社青空骨董市，会招来大批客人。
这里，张石先生对中日生死观的论述，使笔者想起了日本文坛“自杀四杰”之一的江藤淳（1932-1999）。他的一个著名的生死文化论就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他在《面向同时代的视线》一书中写道：日本人在眺望风景的时候（生者的视线），同时能感觉到一种交错着的不能看见的视线，即死者的视线。这是日本人宗教心情和对风景敏感的感受性表里相一致的表现，同时也是日本文化特殊性格的表现。这种与死者共生，其实不矛盾。因为如果不与死者共生的话，我们生的感觉也就不复存在。这种感觉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根源里。这也是从《记纪》《万叶》到今天日本历史演进过程中凝聚着的个人和民族的全部记忆，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感。
这里的问题是，与战死者之间的共生感为什么必须以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才能获得？二者之间必然性何在？如果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能在盂兰盆节、在新年的“初诣”时怀念死者吗？这显然是江藤淳生死文化论在逻辑上的死结。而这个死结，则在书中被解开了。张石在结尾处提出了“回到日本神道的原点”的主张。这个主张是以靖国神社的矛盾为前提的：在普通日本人看来，它是“传统的”；在被侵略民族的人们看来，它又是“侵略的象征”。但作者又认为这个矛盾并不在普通的日本民众中显现。他们大多数还是用传统神道的感觉，也即“死者一如”的感觉去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靖国神社供奉着两百四十多万从戊辰战争以来在历次战争中为日本政府战死的人，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其遗属就超过了千万。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靖国神社的被供奉者“成为日本人共同祖先的成分也越来越大”。而这个成分如果“越来越大”的话，那中日两国“在政治与历史观上的对立而演变出的民族感情和民众心理上的普遍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国的政治家和民众能否相互“理解对方的文化与生死观”。当然，这里面有“国家意志”的问题，因为靖国神社的“祭神”不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这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招致理性复仇的靖国参拜》一文中指出的，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国家神道不仅“废佛毁释”，还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屠杀。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或放弃解决靖国问题的其他角度。
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说：“日本人在遇到最严峻的考验时，经常会有做出笑颜的倾向。笑容或许就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在其小说《手巾》中就曾写过，一位妇女在面对儿子的死时，竟然很平静地露出了暧昧的微笑。这一令世人觉得相当残酷、毫无人性可言的“暧昧的微笑”，实际上就是“靖国问题”PS后的“图片”特写。而《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则是抱着为了中日之间“下一个美好的千年”的愿望，对这张“图片”作了另类视角的研究。当然这本书如能在框架上更有逻辑、更有层次些，在论述生死文化的时候，如何就慎防“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为靖国问题开脱再做些有说服力的研究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始终有一个记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爆发的戊辰战争中，长州藩和会津藩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交战。战争的结果致使两地关系长期恶化，事隔一百多年，现在的山口县萩市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仍然没有达成和解。对于那场战争，受害一方的记忆仍以现在时的形态存续着、发酵着。可见战争对人的撕裂有多大。与自己国家的人都还没有和解，日本能与受害者的亚洲各国迈进真正的和解之路吗？这是存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