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15-01-26 | 来源：绵阳社科在线
众所周知，汶川地震震中在古老的历史文化走廊——“藏彝走廊”和我国最古老的羌民族聚居地，①费孝通先生曾特别强调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他指出：“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 [1](P.14)地震一方面悉数毁坏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中400多件珍贵的羌族文物，同时又使本已为数不多的一些通晓羌族语言、民族宗教文化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在地震中遇难。08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在北川映秀镇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要求，要保护好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古老文化和文明。2009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出台，指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民族团结、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深刻认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采取更加切实、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着力加以推进。2009年9月，《起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的基本原则》之(二)指出“一些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传承人去世出现传承危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甚至毁灭性打击等，必须依靠特殊的政策措施，给予特别的扶持，才能做到及时、有效的抢救和保护”。
因此，基于宗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在“5·12”汶川大地震灾区重建之际，系统回顾百年来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现状，则有利于科学地阐明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推动羌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发展。
一、5.12汶川大地震前学者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
1、国外学者关于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
对岷江上游羌族宗教文化以近论体系进行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较早关注和解读羌族宗教文化的西方学者有陶然士(Rev. T.Torrance)、葛维汉(D.C.Graham)。英国牧师陶然士(Torrance，Thomas)先后出版了《青衣羌——羌人的历史、习俗和宗教》(The History,Customs and Religion of Ch’iang)(美国圣公会，1920，原件保存在今阿坝州汶川县档案馆)、《中国最早的传教士：古代的以色列人》(China''First Missionaries:Ancient Israelites)(Thynne and Co，1936)等著作，探索了一些有关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观念，1924年3月12日，他在成都华西边疆研究会上的讲演《羌族宗教的基本观念》中初次提出羌族宗教“(而)只能是一神教，和犹太人的宗教同源。” [2](P.125)后整理成文《羌族宗教的基本灵性概念》(《中国西部疆域研究社期刊》，1935)，但他的研究主要还是为了传教目的。1933年，葛维汉(Graham，David)在《羌人的习俗和宗教》(The Customs and Religions of the Ch''iang)中对羌族宗教神灵信仰作出了详细列举和论证，指出羌族不是一神论者，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3](P.219)加曼(Schuyler V. R. Cammann)基于自身1938年在羌区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观察，他也反对陶然士将羌人视为“西部犹太人”的命题。加曼在《四川西部的羌族：被误称为“中国西部的犹太人”》(Monographs of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Vo.l III ，1990)指出面对20世纪中期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羌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将与坚强的羌民族一样继续存在。日本学者中岛敏《宋朝与西夏西羌部落之争》(《历史学研究》1卷，1934，6)，主要讨论宋和西夏战争对西羌的影响。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学论丛》第9册，自印，1958)对羌族的历史进行探讨。1980年以后，日本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松冈正子所著《羌族与四族：中国青藏高原东部的少数民族》(东京书房，2000)，从民族学切入羌族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者工藤元男与四川大学卢丁教授共同主编了系列丛书《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研究报告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和《四川西部人文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研究报告之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两本书在田野与考古基础上对羌族社会、宗教、历史、文化进行调研与探索，发掘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法国学者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走廊的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对川甘青走廊中一些古老部族进行研究。英国学者詹·乔·弗雷著、李新萍等译《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一书中，对羌石雕和碉房建筑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韩国姜允玉《羌、姜同源说辨正》(《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对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诸族进行考证分析。Ralph Covell著、焦玉琴译《羌人的宗教及民族渊源考》(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中对羌人的起源、羌族的宗教以及陶然士、葛维汉的工作做全面的分析。
西方学者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虽然目的各异，但他们的探索和论述都无一例外的道出了羌民族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和习俗文化多元性特征。陶然士指出“神树林、神树、白石神以及神坛共同组成了位于高地上的羌族宗教的圣殿。一切都是神圣的，缺一而不可谓之。他们认为，在人与上帝互动的途径中，它们共同组成了宗教崇拜的本质要素。” [2](P.68)葛维汉根据调查，列举了羌族的五个大神、十二个小神和一些地方神来论定羌族不是一神论者，同时，认为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历史、语言、风俗和身体特征，羌族属于黄种人的藏缅支系，而非以色列人的后裔。 [4](P.90)王明珂指出：陶然士所谓“上帝派遣来除罪的使徒”、羌民宗教的核心人物端公，似乎也深受汉、藏文化的影响而缺乏其“本土”特性。……而葛维汉提到的理番县白空寺的白石神被汉、羌、藏民族共同祭拜的现象，也预示所谓“羌族宗教”的多元混杂性。 [5](P.329、331)
邓宏烈(羌族)指出“陶然士真正想做的是要拾遗一个古老民族保持至今的原始宗教信仰的风貌，希望得出与基督教之上帝信仰一样的解释;葛维汉则注重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之现状的采摘，从受汉藏文化的影响来梳理羌人原始宗教信仰之多元混杂的现象。二者各为其功，构建了研究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及其变迁的宽阔视角和平台。” [6](P.139)钱安靖如是评价“他们的著作虽出于传教目的，以调查人的主观臆断代替羌人的宗教思想，将羌人某些个别宗教现象与基督教相比附，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然而他们毕竟对羌族原始宗教做过比较多的调查，对某些宗教活动与宗教现象有一定描绘。为国内学者后来研究羌族原始宗教留下了一麟半爪，推动我们进行更深的探索。” [7](P.458)
“5·12”汶川大地震，摧毁了羌人大量的村寨、雕楼、道路，夺去了羌人许多鲜活的个体生命，但作为一个虽然没有文字，却在历史记忆中成功保持他们与众不同的习俗与奇妙的宗教信仰的坚强民族，羌民族宗教文化以及原始宗教信仰将一直是羌族人民在地震灾后生产和生活中汲取力量和勇气的源泉。西方学者对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以及艰辛的田野调查、实物保存等成功做法给我们在地震灾后保护、传承与发展羌民族宗教文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借鉴。
2、国内学者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
1)、开拓性研究时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文史记载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在我国的史书和古籍中关于古羌人的零星记载主要见于《史记》、《后汉书·西羌传》等，其关于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综合性文献记载成为后人研究该课题时之必引佐证。但以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语言学、美学、医学、法学、艺术学、生态学及大量交叉学科来进行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期。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批涉及羌民族宗教文化的著作开始在国内呈现。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游走在羌区，对羌族的社会风土、宗教活动进行记录，书中同时附有其沿途拍摄的一千余张相片和简略地图。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2卷，1941)、《汶川萝卜寨羌语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3卷，1943)、《汶川瓦寺组羌语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3卷，1943)、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3卷，1942，7)、丁骕《白兰羌与白兰山》(《西南边疆》14期，1942)、《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边政公论》1944，5)、刘恩兰《松理茂汶的介绍》(《边疆服务》1卷，1943)、刘朝阳《小乙征羌方考》(《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5卷，1946)、吕朝阳《羌民族生活一瞥》等，对羌族的族源及羌族社会文化生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相比庄学本游记式的简单记述，胡鉴民的研究则趋于学术化。1937年暑假，他自备茶叶、钟表和瓷碗等礼物，自费聘请向导陪同深入汶川、茂县和理番县等羌民聚居区实地调查。历时两个月，比较系统的翻译、介绍，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羌民地理分布、物质生活、社会制度以及信仰习俗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并拍摄了许多羌民生活习俗方面的资料照片，撰写了《羌民之经济活动型式》(《中山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集刊》4卷，1944)、《羌族之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论丛》10卷，1941)，在《羌民之经济活动型式》中，他指出羌民的物质文化属于畜牧文化圈。羌民的宗教文化却与亚洲北部各民族和我国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相似，宗教观尚滞留于灵气和灵物崇拜阶段。这种把羌族宗教文化放在一个大的文化圈来考察其固有属性的方法是很学术化的。在《羌族之信仰与习为》中指出“羌族之信仰还在灵气崇拜与拜物的阶段， [8](P.10)并进一步明确羌族的白石非神，而是神的象征。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的《川西调查记》(1943)对当时羌族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宗教神灵信仰等情况进行了概括式的叙述。张宗南的《萝菔寨羌民的端公》(《边疆服务》1卷1943，2)他通过访问萝菔寨释比张华山，形成了一篇比较详尽记叙羌族宗教祭司“释比”的调查报告。对羌族宗教的多神信仰与受汉藏文化的影响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与论证。王文萱《四川西部羌人之信仰》(《旅行杂志》1卷， 1944)略述了羌族祭祀白云石起源的传说，并以理番县佳山寨祭祀的实例为考证，颇为难得地描述了羌族举行祭山还愿活动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对茂汶地区羌族进行调查的是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的李志纯、吴从众、欧潮泉等7名教师， 1953年，整理出了《羌(尔玛)族情况》(1984年印汇编为《羌族调查材料》)一书，论述了羌族的多神崇拜、祭祀活动、巫师的法术、法器、羌族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开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此基础上，1958年开始，国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大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羌族语言调查，大致弄清了1964年前羌族地区基本的社会历史面貌。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羌族小组编《羌族》(《中国民族》，1961，4)对羌族做概要介绍。1963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关于羌族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中心集中在的羌族族源和羌族古代史分期上(《中国民族》，1962，3)。在此基础上，四川民族调查组羌族小组编印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了《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集》、《羌族地区土司资料汇辑》、《羌族社会历史调查》、《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通化乡社会调查报告(羌族调查材料之三)》、《汶川县绵A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汶川县雁门羌族乡社会调查报告》、《汶羌族自治县黑虎乡社会调查报告》等。羌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直接推动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含今天的汶川、理县、茂县三县)的成立(1958年7月)，实现了羌民族自治。1987年7月，国家根据羌族人民的意愿，撤消了茂汶羌族自治县，把1955年12月成立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较好地解决了一个自治州内两个自治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同时，羌族聚居的北川县，根据的自治要求，组织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编印了《北川羌族》、《北川历史研究》、《北川县青片族社会历史调查》、《大禹史料集》、《禹生北川》等资料，为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提供了充分的文化思想依据。2003年，国家批准成立了北川羌族自治县，实现了群众的自治愿望。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大批学者以50年代的社会历史大调查为基础，对羌民族宗教文化开展深入研究，最终渐成如今覆盖民族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医学、法学等综合性学科研究体系，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羌语简志》(孙宏开编著，民族出版社，1981)、《羌族源流探索》(任乃强，重庆出版社，1984)、《羌族史》(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羌族简史》(国家民委编写组，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为代表的一大批著作。其中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具体指《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等，五种丛书自1958年至1991年基本完成，共计402本。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全书分上下两篇论述羌族的形成、民族宗教文化、族源衍变及从羌族派生的各民族与羌族的族源关系。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全书分上下两编搜集了从4000多年前的夏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探寻了羌族历史的发流及其分支演变过程。黄烈先生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选择记述了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羌人的社会生活状况。
同时，一些高质量的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5)、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2)、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1)等文从现存的典籍材料入手，对“羌”字的由来及从商代至明清时期的羌人活动做以简略的梳理，特别是对先秦史料中对羌人的记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给以合理地推论。王俊杰《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西北师院学报》，1982，3)中作者对“史学界把商代的羌与秦汉以后的羌看作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民族”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对古羌族不同时期的族称、内涵、地域分布及社会发展情况做了区别论述。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详细的论述了唐代西山一带众多的羌人部落的情况及西山诸羌的地望。李绍明《论氐和羌、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一文对黄烈先生提出的氐、羌不同源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陈汛舟、曾文琼《解放前羌族宗教之管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就解放前羌族原始宗教的产生及特点做了初步研究，认为羌民族宗教停留在原始宗教的延续阶段，是研究民族学的重要材料。林忠亮《试析羌族的古老神话》(《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为我们深入研究羌族神话与原始宗教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吴贤哲《羌族民间故事巡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羌族民间故事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成了羌族人民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和行动准则。这些思想的火花通过口授形式代代相传。佐藤长著、梁今知译《羌族的来源及其在前汉的活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2)认为汉代西境，差不多只存在着羌。推断当时的羌是处于匈奴统治之下，二者之间当有着紧密关系。
Ralph Covell曾经指出，要了解一个封闭民族的宗教信仰及文化，有两种途径，一是由人类学家与该族民对话，调查宗教遗迹，探察历史档案;二是由一个非常细心的考察者，长期切实的与他们共同生活，并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 [9](P.231)综观开始于20世纪初的国内外学者关于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虽然其目的各异，但大多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其艰辛努力整理出的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客观上为后来的研究者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有筚路蓝缕之功
2)、百家争鸣研究时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汶川大地震灾难发生时止。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史学、民俗学、考古学、教育学、语言学、美学、医学、法学、艺术学、生态学及大量交叉学科灵活运用。
(1)、在进一步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以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对羌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民族志式的具体描述研究。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记述了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羌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中论述了两汉时期羌与中原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与匈奴、氐、卢水胡等族政权的相互关系。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中亦有关于古羌的论述。徐平的《羌村社会——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和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汶川县绵虒乡羌锋村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人生礼仪、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并联系羌族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迁，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而适应带来变迁的理论设想。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记述羌人的兴起和发展。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介绍商与羌方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的关系。李绍明编著《羌族历史问题》(阿坝地方志编委、阿坝史志学会编印，1998)一书不仅对羌族族源问题和古代史分期问题作了阐述，而且对西羌究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何光岳《氐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该书把羌族繁多的支系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整理、分类研究与论述，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戎、氐、羌各支系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与融合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韦东超、王瑞莲《中国民族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介绍了羌人从古到今的流变。李锦《羌笛新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以20世纪100年中一个羌族家庭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透析了羌族在近现代历史大潮冲击下的选择与适应问题，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学个案研究成果。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阐述了羌族的起源及先秦、西汉、东汉、十六国时期羌族的分布和活动。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阐释先秦至秦汉时期羌人的迁徙及他民族的互动。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一书中几篇有关羌人的论文，分析并阐释了不同时期羌人的状况及与其他各族互动往来的情况。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主要介绍唐以前党项的历史，其中对党项羌的族源及其发展进行详实的考证和阐释。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比较详尽地阐释了党项羌与吐谷浑的往来。其后著《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论述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的历史。比前者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的内容。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羌族部分首先详细记述了羌族的起源、迁徙及各部落名称与分布;其次论述有汉至唐羌人与政府的互动，展现期间羌人的生活状况;最后整理文献记载的古代羌人的社会经济文化。马长寿《碑铭所建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关中发现的25种碑铭中有关羌人的碑铭材料，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在论述各民族互动关系过程中，强调羌人对此时民族格局的变动和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对汉宣帝、赵充国等治羌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中“羌族诸姓”对姚氏、雷氏等羌姓族支的渊源及代表人物的事迹进行了考证。
同时出现一批研究羌民族宗教文化为主的学者，他们建立了羌学研究会、大禹研究会，相继编印和出版《西羌文化》、《羌炎文化》、《羌人列国要记》、《西羌壮歌》、《羌族世界东方大族》、《羌山红叶》)、《西羌王朝》、《桃坪史话》、《神山神树神林》、《羌族民间长诗选》、《羌族历史文化文集》、《北川羌族资料选集》、《北川羌族史略》、《大禹史料汇集》、《禹里名胜壮古今》、《大禹古里——北川》、《大禹研究文集》等著作，同时发表一定数量和见解的论文，这些研究者熟悉羌民族宗教文化，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和充沛的民族情感，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扬羌民族宗教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力量逐渐形成并相对集中到羌族所聚居的四川省的四个科研机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作为羌族研究的主干力，编印了刊物《羌族研究》(1991)，出版了《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羌族》(民族出版社，1993)、《羌族大词典》(巴蜀书社，2004)、《羌族研究文献资料索引》(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等著作。此外是四川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以及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其中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1983年3月底正式创刊《阿坝师专教学与研究》，不定期出版(从1987年11月起(总第七期)更名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并采用张爱萍将军题写校名作为本刊刊名。该刊以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宗旨。其开设的区域经济、教育研究、藏羌文化研究等特色栏目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发表学术论文2000余篇，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收录，成为研究羌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学术文化阵地。
另外，台湾的王明珂先生运用族群记忆理论，对羌族进行了研究。所著《羌在汉藏之间》(台湾经连出版社，2003)、《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用文本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思想，详细论证典范意义上的“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漂移的群体。但他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得出“羌”仅仅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的结论。
除专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格勒《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5，2)认为藏族在历史上与古羌人中的某些支系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古羌人同藏族先民的自然混合是藏族形成的基础，但不能推断“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史文《古羌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民族论坛》，1987，2)一文认为古羌人发源与陕甘地区，并向东西南三面迁徙，最终与其它部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兴民《板循蛮为氏羌后裔说质疑——与<羌人·巴人·土家族>一文的几点商榷)(《四川文物》，1987，3)认为板楯蛮即賓人并非源自古羌人，他们应是早期西南地区土著农业居民的主要后裔之一，濮僚系统是此类民族的综称。雍继荣《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10)对解放前至80年代学界对于羌族族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客观总结。史林《唐代白狗羌探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对唐代曾为剑南西山八国诸羌部落之一的白狗羌及羌族族源进行研究。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对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路线、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普学旺《试论殷人源于古羌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l)用分布在祖国西南地区的古羌遗裔各民族的文化材料，与殷墟考古遗迹及汉文文献材料相互印证，以揭示殷人的族源与古羌人有关。杨正苞《谈氐羌同源及其最后一次南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从氐羌族源及原始居留地、语言称谓、生活习俗等方面论证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张得祖《试探羌戎文化在炎黄文化早期形成过程中的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认为炎黄文化源于羌戎，羌戎文化在炎黄文化早期形成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
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1995，3)简略提到商至战国时期羌人的活动及迁徙。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宁夏社会科学》，1996，1)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6，1)一文试图从羌语、藏语中找寻党项的原型，并结合藏文、羌文献与民族起源的传说，最终考证《后汉书·西羌传》中的“东吾”、“东号”、“当煎”、“当阗”以及“东羌”以及“迷吾”、“迷唐”等部是党项的先祖。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将范晔在《后汉书》中对西羌的记述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范晔撰民族史的治史方法进行了评述。尚新丽《秦汉时期羌族的迁徙及社会状况》，(《南都学刊》，1997，5)详细论述了秦汉时羌人迁徙路线，徙居地及迁徙原因以及在迁徙过程中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及发展。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之一《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一文中略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氐羌关系、羌藏关系以及羌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之二《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一文再次强调羌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李椿浩《试论羌族及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9)从对羌人生产方式的研究角度认为羌人姚苌控制关中是以安定为根本。周松《宕昌羌源流管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一文针对宕昌羌来源的两种说法，在分析北魏梁氏羌人的基础上，对宕昌羌的来源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将其上溯至金城梁氏羌人。总之目前学者关于羌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仍有待考古材料的新证。
王克林《姬周戎狄说》(《考古与文物》，1994，4)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考古学文化为佐证，考察周族与戎狄的关系，以探究其文化内涵。李绍明《成都周边有关羌族的两处遗迹考略》(《中华文化论坛》，1995，1)通过留存于大邑静慧山及邛崃天台山的两处有关羌族的遗迹的考察，探析古羌与成都平原的关系。罗二虎《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一文对近年来青衣江上游周围地区发现的几座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论其族属为氐羌系。余永泉《羌族口碑古籍略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对羌族口碑古籍进行搜集整理。景生魁《古羌文化的断想与新探—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札记之三》(《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中国的古羌文化，被人们喻为东方“玛雅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意义、和高科技的研究价值。认为气候的变迁使古羌族的先民们南迁，而姓氏文化的繁荣让古羌族走向了世界。孙功达《氐族是古代羌族、三苗和东夷族融合的结果》(《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从考古学上关于作为氐羌文化代表的寺洼文化具有江汉流域考古文化的某些特征的立论出发，结合作为氐族故乡的甘肃陇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推断出氐族的来源是羌族、三苗和东夷族。孟鸥《卜辞所见商代的羌族》(《青岛师范大学学报》，2007，2)甲骨文记载的商代羌族，实已成为殷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邹立波《“羌戈大战”与岷江上游古羌人的族群认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并试图从族群关系层面，解析《羌戈大战》中隐含的岷江上游古羌人与“戈基人”之间的关系。杨海帆《宕昌羌人历史轨迹》(《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藏语实际就是古羌语的延续，羌是藏的前身。
(2)、历史考古文献与地方志等资料相佐证，重点运用宗教学的相关理论对羌民族宗教文化进行研究。搜集和整理了相对完备的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资料。
四川省编辑组编《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对羌族的神灵和宗教经典进行了分类，遗存了很多民族宗教文化资料。民族院校公共哲学课教材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资料汇编·羌族》(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通过大量的神话故事，在创世说和自然观方面对羌族的自然崇拜、树崇拜、火崇拜思想萌芽做了介绍。蒋亚雄《绿野探踪—岷山羌、藏族舞蹈采风录》(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以真情实感记叙岷山羌、藏族舞蹈文化。作者从民族学、民俗学、史学、舞蹈学等多种角度叙述了岷山羌、藏族的歌舞艺术、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将羌、藏族舞蹈动作套路以图片示例。《羌族研究》编委会编《羌族研究》(《四川民族史志》1991增刊)是作为《四川民族史志》增刊出现的专门研究羌族的专刊，侧重岷江上游及其附近地区的羌族的研究。王康、李鉴踪、汪青玉《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的信仰和礼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从“羌族的精神”、“羌族的端公”、“羌族的占卜”、“羌族的禁忌与信仰有关的人生礼俗”等角度对羌族的传统信仰和礼俗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把羌族的历史、神话、宗教、民俗熔为一炉，对羌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内涵作了较深的剖析，被誉为是继《羌族史》后，又一部全面反映羌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著作。钱安靖编著《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羌族卷》(和志武、钱安靖、蔡家麒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是一本关于羌族宗教文化资料的工具类书。周锡银、刘志荣《羌族》(民族出版社，1993)对羌族的多神崇拜、祭祀活动、巫师、宗教经典进行了概括性叙述。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羌族建筑的著作，在羌民族碉房建筑空间体验与万物有灵的宗教神秘感受之间，史诗般概述了羌民族建筑的历史文化、构造与宗教神性。于一、李家骥、罗永康合著《羌族释比文化探秘》(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是对羌族“释比”进行专题性研究的专著，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释比”图画经卷《刷勒日》的研究上。同时，该书附录论文《释比戏考述》、《释比戏剧本选》，后者包括《送鬼》、《木吉卓剪纸救百兽》和《赤吉格补》三个戏。将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文化色彩的羌族“释比戏”纳入傩文化研究视野。《西羌古唱经》(茂县羌族文学社整理编辑，以阿新出内(2004)字第29号)对羌族宗教唱经中的重要部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汇编，是近年来较为重要的一部宗教资料汇编集。《西羌古唱经》第一次鲜明而科学的明确了羌族释比唱经的史诗地位——是羌族人的创世纪、羌族人的荷马史诗、羌族人的百科全书。严福昌主编《四川傩戏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基本沿袭《中国戏曲志》的编写体例，“剧种”部分收录27个傩戏种类，其中第三条即“释比戏”，指出释比戏是羌族傩戏剧种，流传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和绵阳市北川等羌族地区，羌语叫“剌喇”或“俞哦”，习称羌戏。由于羌族祭神、祈酒等祭仪与戏剧表演均由释比主持并扮演，故以释比戏相称。张胜冰《从远古文明中走来——西南氐羌民族审美观念》(中华书局，2007，)对氐羌民族文化源流、民族宗教文化因素在氐羌民族审美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做了论述。此外还有黄新初主编的《阿坝文化史?释比的分类》(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陈兴龙《羌族释比文化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等书对“释比文化”进行研究。陈兴龙教授《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四章，涉及释比文化的诸多方面，是目前国内外对释比文化进行专门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部佳作。该指出万物有灵观念和自然崇是释比文化的核心。
同时，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的论文相继发表。尤以对羌民族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白石崇拜及“释比”文化的研究为显要。
李子贤《一种特殊类型的英雄史诗——试论羌族史诗“羌戈大战”》(《民间文学研究》，1985，2)、林忠亮《从“羌戈大战”看史诗与神话传说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1987增刊)指出史诗与羌原始宗教关系密切，反映了古羌自然崇拜、图腾观念。王康《试论羌族的民间占卜》(《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6)对羌族的传统信仰习俗中的巫术活动占卜进行论述。杨永忠《北川羌族原始宗教信仰遗俗拾萃》(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羌族资料选集》，1991)对北川县羌族的动植物崇拜、自然物崇拜、生殖崇拜、灵魂崇拜、巫师、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进行了概括性叙述。杨松、周发成《羌族羊图腾崇拜浅析》(《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指出羊图腾崇拜是羌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杨照辉《羌族普米族宗教巫术文化比较》(《云南社会科学》，1992，3)则对羌族和普米族两个民族的宗教文化进行对比，从宗教信仰角度得出两族应为古羌人的嫡系遗裔。刘凯《跳“於菟”—古羌人崇虎图腾意识的活化石》(《民族艺术》，1993，3)认为跳“於菟”是青海古代羌人崇虎图腾意识的曲折反映，是古代羌族文化的遗存，带有浓厚的图腾崇拜色彩。屈小强《古羌——蜀人的虎——鱼——蚕崇拜》(《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深入论述羌人的图腾崇拜。周锡银《中国羌族古代文学与日本名著<古事记>之比较》(《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徐晓光、徐冰《古羌神话与日本神话传说的比校》(《日本学刊》，1994，6)、徐晓光《再论羌族神话与日本神话》(《中国比较文学》，1995，1)指出日本和我国南方各民族，集约性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互助型的村落生活方式延续了几千年，由此产生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观念都有很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徐铭《羌族的生活环境与宗教信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指出羌族是多神信仰，并且其生活环境对羌人的宗教信仰具有潜在意义和实际功能。杨建军《羌族起源神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4)通过史料的钩沉与考究表明，先秦文献中多处隐蕴着有关羌族祖先与起源的神话。
钱安靖《论羌族原始宗教与北方民族萨满教相类》(《宗教学研究》，1990，4)、《羌族原始宗教今昔》(《宗教学研究》，1994，4)、周毓华、彭陟焱《羌民族原始拜物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等文章对羌族的祖先崇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马廷森《论羌族宗教的伦理道德》(《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从羌族历史、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入手，指出祖先崇拜是羌族宗教的基本形态。龙大轩《羌族习惯法的神法文化特征(《现代法学》，1997，2)、《羌族民约的习惯法特征》(《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1)、《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李鸣《羌族继承习惯法试析》(《政法论坛》，2004，3)等文通过羌族原始宗教研究羌族习惯法，论证了羌族习惯法具有神法文化的特征。杨健吾《羌族原始宗教与羌族社会教育》(《宗教学研究》，1998，3)指出羌族与中国西南、西北许多民族有族源关系，羌族原始宗教也与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有自己的显著特点。羌族自然崇拜还包括树神崇拜和山神崇拜，彭文斌《论羌族神林信仰的内涵》(《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指出羌族“古时敬神均在森林”、“天地之后神树林为大”的观念，使树被赋予广泛的宗教象征意义。羌族树神信仰与白石崇拜一样，同为羌族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倪震《羌族的树神崇拜》(《文史杂志》1997，4)，该文对羌族神林信仰与树神崇拜、树神的分类、衍化过程、原始职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汪青玉《羌族的祭坛、神树及其信仰观》(《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指出万物有灵观的树灵与天神信仰结合，便视树为神，神树就在还愿大典中成了生命力的象征，潜在地扮演了大地的角色，故对树的崇拜就是对生命的礼赞，对万物之母的大地的崇敬。李鉴踪的《略论羌族的配偶神信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1)、陈苹、李明泉《论羌族独特的配偶神信仰》(《中华文化论坛》，2008，1)等文专门就羌族祖先崇拜中的配偶神信仰进行了归类，分析了羌族的配偶神信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对羌族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造成的影响。王伟章《从先羌燧火到目脑纵歌——上古鸟图腾崇拜探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论证古老的羌人曾经以鸟作为其部落的图腾和供奉的神灵。汪青玉《论羌族的火崇拜》(《羌族研究》第1辑，1991)、罗曲《羌族的“六月二十四”释译》(《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探索性指出羌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六月二十四”，原始宗教文化火崇拜的反映，同时具有历法意义。马宁《羌族火葬习俗探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指出火葬习俗是在羌人生产环境、宗教信仰等诸种因素下形成，具有宗教信仰特色。饶学刚《我国火葬源流初探一一兼评“中国火葬习俗来自印度”说》(《黄冈师专学报》，1992，4)指出我国火葬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育铜文化时代早期，并不来自印度，它大致经历了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宗教信仰、封建社会时期的追缅礼仪、社会主义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三个重大演变、发展、改革的阶段。周蔚蔚《论氐羌民族火崇拜与祖先崇拜“叠合”现象形成的原因》(《云南消防》，2003，12)指出先民火与祖先相“叠合”的心理积淀、火葬的习俗流传以及民族的迁徙造成了羌族火崇拜与祖先崇拜“叠合”现象的形成。王国基《古奇异趣羌葬俗》(《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指出羌氐民族，普遍存在着火葬、石棺葬、石棚葬和悬棺葬的葬法、葬式习俗。赵心愚《纳西族与古羌人渊源关系的又一证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认为羌族的宗教信仰虽受到汉族的道教、佛教和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羌民仍以信奉本民族宗教为主。羌族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到多神信仰，始终没有迈进人为宗教的门槛，其信仰中的神灵还是一个较为朦胧的概念。围绕着神灵信仰，羌族宗教为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其信仰的各类神多达30余种。余宗明《羌族居住环境保护与自然意识观》(《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通过对羌族古籍中的宗教活动与仪式、碑刻、文书、讲唱类资料的考察和诠释，揭示了羌族古籍中蕴含的自然保护思想。申秀清《简论羌族宗教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宗教学研究》，2006，2)论述了羌族自然崇拜中蕴含的生态保护思想。李绍明《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5)认为羌族与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均停留在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阶段，基本未脱离原始宗教的范畴，而且都受到毗邻民族宗教的影响。唐光孝、罗光林《北川羌族与平武白马藏族当前文化现象之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5，2)对北川羌族与平武白马藏族的宗教进行了比较。认为随着本民族巫师的逝去和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两个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力渐渐减弱，道教已渐渐渗入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之中。李绍明《羌族历史文化三题——以四川理县桃坪羌乡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推论桃坪、通化的铁林、天元、白空等三座寺庙是因受汉、藏等民族的人为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建的，实际上是将一种将祖先崇拜加以公众化和地域化的形式，三座羌族神庙尚保留着羌族民间信仰形式的精髓，这一羌族信仰形式的个案为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邓宏烈《羌族民间道教信仰浅析》(《贵州民族研究》，2007，3)认为道教的多神崇拜与羌族民间多神信仰相融汇，而佛、道合一的信仰形式表现了羌族民间道教信仰的显著特征。李雄燕《略论古羌族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07，5)认为道教在整理自己的教义教理，形成自己的神学系统过程中，对羌族文化中的成分进行了大量吸收。赵洋《三星堆神树与岷江上游羌族“释比”神树的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5，2)推测青铜大立人像双手所握执的可能就是神树。张茂军《羌族原始多神崇拜的历史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优秀硕士论文)，把羌族的原始多神崇拜归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分别从羌族原始多神崇拜现象及独特性、羌族原始宗教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羌族原始多神信仰的对象以及多神崇拜对羌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
沈仲常《从考古资料看羌族的白石崇拜遗俗》(《考古与文物》，1982，6)、杨吉生《羌族，“白色”的民族》(《中国民族》，1989，2)、李鉴踪《羌族白石崇拜渊源探》(《文史杂志》，1990，4)运用充足的考古资料对羌族的白石崇拜进行了考证。李绍明《羌族以白石为中心的多神崇拜》(《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1985)对羌族的多神崇拜及羌族以白石为中心的神灵体系进行建构。美国格菜汉著、浅谦译、钱安靖校《羌族习俗》(《宗教学研究》，1988，1)，钱安靖《试论以白石崇拜为表征的羌文化》(《宗教学研究》，1988，4)、《论羌族原始宗教》(《社会科学研究》，1990，5)指出羌人白石崇拜是古羌人和北方游牧民族尚白宗教习俗的传承。杨松《羌族羊图腾崇拜浅析》(《羌族研究》第l辑，1991)、郑俊秀《羌族石文化论谈》(《民族学博物馆学散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张昌富《嘉绒藏族、羌族的白石崇拜》(《民族艺术》，1999，2)、曾永成《羌族白石崇拜与汉字“白”的构成》(《文史杂志》，1999，3)等文章借用羌族民间口传文化解释羌族白石崇拜的起源。杨健吾《羌族原始宗教遗俗及其社会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97，4)指出羌族原始宗教最主要特点是崇拜以白石为象征的各种神灵、重要特点是祖先崇拜在民间信仰中占有显著地位。李绍明《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四川文物》，1998，6)论证了白石崇拜为大禹文化与羌族密切关系的节点。徐铭在《羌族白石神信仰解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讨论了羌族白石崇拜的演变。于一《古老、神秘的白石祭》(《四川戏剧》，2001，3)、杨光成《羌人白石神信仰与祭山会》(《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3)论述了与白石崇拜有关的祭山会等宗教仪式。张犇《羌族白石装饰表现形式的地域性分析》(装饰》，2007，3)白石崇拜是羌族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和文化传统。不同羌寨的白石装饰在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一切的表现形式只是一种符号，“‘神’在我心”，是羌人对白石装饰表现形式差异的最好诠释。
颇具传奇色彩的“释比”及其在神秘的宗教祭祀中及所行巫术则是联系人们内心和虚幻世界的桥梁，对羌族“释比”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其宗教职能、释比经典、释比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钱安靖《羌族的祭山会》(《宗教学研究》，1983，4)、《羌族巫师经典四则》(《宗教学研究》，1984，2)、《从羌族祭山会看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宗教学研究》，1985，4)、《羌族宗教习俗调查四则》(《宗教学研究》，1987，2)、《论羌族巫师及其经咒》(《宗教学研究》，1986，2)、《论羌族原始宗教与北方民族萨满教相类》(《宗教学研究》，1990，4)、《羌族原始宗教今昔》(《宗教学研究》，1994，4)、《羌族原始宗教祭司“释比”唱经研究》(《宗教学研究》，1996，4)、《理县蒲溪乡羌族原始宗教调查》(《宗教学研究》，1997，1)、《羌族原始宗教祭司“释比”咒语拾零》(《宗教学研究》，1997，4)张天祜《羌族文化的传人——许》(《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周毓华的《羌族原始宗教中的“释比”》(《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余耀明 、陈轲《神秘的羌族大祭司—释比》(《中国西部》，2002，2)、于一《羌族“释比”与丧葬》(《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4)、邓宏烈《羌族的宗教信仰与“释比”考》(《贵州民族研究》，2005，4)等文章中等对与羌族“释比”文化有关的宗教元素进行论述。马宁《现代化进程中的羌族文化研究—以羌族“释比”为例》(《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4)对现代化进程中羌族“释比”文化遗产保护提出对策建议。阮宝娣《羌族释比与释比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博士论文)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重新审视羌族释比与释比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在羌族宗教经典方面，赵曦《羌族释比经典中的神灵系统与社会历史》(《阿坝师专学报》，1992，2)，陈兴龙《神奇的羌族释比文化》(《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羌族释比经典的性质和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贡波扎西《羌族释比经典及其研究价值初探》(《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结合羌族唱经和民间文学资料对羌族宗教信仰中的神灵进行了系统地归纳整理。赵曦《从“释比”经典探索铁与羌族社会经济的关系》(《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探索了“释比”经典中特有的铁文化，从另外的侧面表现“释比”经典在羌人生活、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李家骥、陈兴才、余保之《羌族图经<刷勒日>》(《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第四集，1993)指出羌族宗教图经——《刷起画图》，羌语为“刷勒日”，是羌族“释比”百科全书式的原始图画经典，羌族宗教中所有经典均在此图上展开诠释。徐君《羌族宗教经典<刷勒日>浅析》(《宗教学研究》，1997，1)、余耀明《羌族释比图<刷勒日>的收藏与利用》对该经的发现与收藏、内容、产生的年代与版本、宗教文化研究价值、及其抢救利用提出系统论述。陈春勤《试论羌族文献开发利用的途径、范围及价值》(《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7，2)、《羌族文献全文资料数据库建设初探》(《四川图书馆学报》，2007，3)、余耀明《建立羌族释比史诗文库之我见》(《四川图书馆学报》，2007，6)呼吁保护羌族释比经典。马宁《羌族“释比”的传承和谱系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首次对羌族“释比”的传承谱系进行研究。
(3)、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因素渗透并影响羌民族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方方面面，羌民族宗教文化在羌族的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日益显现。对此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罗世泽搜集整理《木姐珠与斗安珠》、《羌戈大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西南民族学院《羌族文学简史》编写组《羌族民间文学资料集》(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西南民族学院羌族文学简史编写组出版，1987)、郑文泽主编《羌族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等神话、民间故事著作出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羌族文学史》(李明，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李明整理的《羌族民间长诗选》(四川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北川县政府民宗委编印，1994)收集11首羌族民间长诗，以生动形象的羌族语言，准确地表现了羌族人生产生活、人生礼仪、家庭婚恋、阶级矛盾、人际关系、民族性格等，真实客观地呈现了羌族民间诗歌的音韵格律。
柯义成《羌族哲学思想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S2)指出羌民族民间神话、传说是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羌族先民哲学思想的资料。戴柯《羌寨“万年火”“锅庄”烤馍馍》(《中国食品》，1988，7)常年不熄的“锅庄”、既可取暖，又供烧饭，号称“万年火”，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蕴涵原始宗教火崇拜思想。杨昌文《贵州羌族》(《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喻帮林《贵州羌族文化风习简述》(《贵州文史丛刊》，1993，5)、杨昌文《贵州羌族和羌族文化》(《文史天地》，2002，11)论述居住贵州的羌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周锡银、刘志荣《羌族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贡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全面概述了羌族人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丰富多彩的羌族文化、特有的西夏文、众多的民间文学名篇、极富特色的音乐舞蹈或是雕塑、绘画、精湛而独特的建筑技艺和挑花刺绣等羌民族宗教文化。杨光成《羌族文化史概述》(《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指出羌族文化，即羌炎文化(古称姜炎文化)，经历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发展成为华夏文化和西羌文化两大部分。寇仁义《理县蒲溪十寨的羌族民俗》(《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全面介绍理县蒲溪十寨的民族习俗。任乃强《羌文化——中华文化的又一根》(《中华文化论坛》，1995，2)进一步阐述其在《羌族源流探索》中羌族与中华之族及其文化的交流融合观点，尤其对羌族牧业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相互关系做了比较研究，对羌族生活生产方式作了有益探讨。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3，1、2)概括出该文化走廊的七大文化特征。杨光成《夏羌文化简论》(《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夏羌文化在我国史前时期即开始萌芽，是华夏文化的开创者与源流。杨国君《丹巴羌族的民俗文化调查》(《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将丹巴羌族的居室、饮食、服饰、刺绣、民歌、器乐、舞蹈等与在羌区的调查结合，对丹巴羌族民族习俗文化作浅层次的分析与探讨。罗徕《羌族民间艺术与川西北高原文化》(《装饰》，2004，12)对羌寨碉楼、民族服饰、民俗风情等羌民族文化艺及其审美境界与艺术创造进行概述。余永泉《羌族口碑古籍略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对羌民族以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民间故事、歌谣、寓言、谚语等形式为载体，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医药、民俗、语言、建筑、生产生活知识等反映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口碑古籍进行整理研究，指出羌族口碑古籍是羌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庄春辉《论藏羌文化与阿坝州“一线五片”文化产业总体发展布局》(《阿坝科技》，2007，2)在探讨藏羌文化主要内涵的基础上，对加快大阿坝州“一线五片”文化产业总体发展布局略抒管见。
谢洪恩、张震《羌族伦理道德探微》(《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指出从羌族民规习俗、宗教信仰看，羌族伦理道规范经理了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箴言和准则等过程。杨健吾《羌族的和谐思想和行为——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讨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指出羌族的和谐思想主体现在羌族民间流传的原始宗教经典、谚语、传说、故事、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并以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和民间习惯法的形式贯穿于羌族社会生活的多方面。
有的学者还对羌族宗教舞蹈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来振中《羌族舞蹈演员选材的民俗因素小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就羌族舞蹈演员的选材与羌族习俗的关系做 了个案探讨。姜祥仲《羌族萨郎的主体型和相互之关系》(《中国音乐》，1990，3)对萨朗歌舞艺术中曲体词体舞体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专业论述。纪兰慰《西南地区氏羌族群民间舞蹈文化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2)对西南地区氏羌族群民间舞蹈的社会文化背景、氏羌族群的民舞形态、从文化内涵及社会功能两大方面做了探讨。秀花、刘伟《论羌族民间舞蹈的多元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羌舞的多元性特征及社会功能进行了论述，指出“羌族舞蹈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具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熊妍的《羌族舞蹈的考察分析报告》(《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增刊)就羌族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族习俗、舞蹈的风格特点等方面进行细论述和研究。杨莉《羌族释比与羌舞》(《四川戏剧》，2006，5)结合田野考察资料将研究重点放在祭山会中“释比”跳的羊皮鼓舞的步法、样式和表演场合上，并对“释比”在羌舞中的不可替代性作了详细分析。杨莉《论羌族民间舞蹈的原生态》(《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6，3)指出几千年来的羌族民间舞蹈文化以“体态符号”的形式传承至今，是真正意义上的“舞蹈活化石”。杨莉《氐羌部族舞蹈的根系形态》(《中华文化论坛》，2007，1)对氐羌族群在民间舞蹈文化上呈现出来的共性特征“”进行论述，“”为其原始舞蹈的根系形态。罗雄岩《羌族舞蹈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6，3)以羌族舞蹈的动态形象特征作为切入点，探索“释比”文化对羌族民间舞蹈的影响，探索羌族舞蹈文化传承的规律，以及动态保护与多种开发措施的可行性。秀花《试论羌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及成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指出羌族民间舞蹈之欢快、跳跃、古朴、沉稳等风格特点的形成，与羌民族的自然生活环境、战争生活、原始宗教艺术以及音乐、文学及民族审美情趣等密切相关。王国基《古代宕昌羌人傩祭舞蹈“羌巴舞”初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从原始牧业文化、狩猎文化、巫傩文化和崇拜心理学等方面揭示了“羌巴舞”文化内涵。杨永忠《北川羌族傩文化采微》(《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羌文化研究文选》，1993)对羌族宗教活动中的傩舞进行了叙述。冯瑶《羌族铭甲舞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优秀硕士论文)对羌族恺甲舞的源流、发生、形态特征、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多维的研究，同时还将恺甲舞放置于战争舞蹈的层面中，对整个战争舞蹈的起源、发展、种类做出了相应的分析。李崇敏《顶胯：羌族民间舞的动律分析与教学构想》(《四川戏剧》，2007，6)指出以顶胯为主要特征的羌族舞蹈一方面来源于他们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审美意识的遗存。谭壮《羌族舞蹈教材建设研究—从民间到课堂》(中央民族大学2007优秀硕士论文)特点在于经过笔者多次的田野调查，发现羌族具有独特的舞蹈动律，如身体的轴向转动，顶胯，小腿悠动划圈等等，并且将这一原生态舞蹈进行研究，分析整理成一套较科学的舞蹈教材。
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是羌族古老而悠久的戏曲曲种，是羌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释比戏产生于羌族早期的庆祭活动中的“庆演神戏”，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得到充实发展，进而派生出羌族花灯戏。于一、罗永康的《释比戏考述》(《四川戏剧》，2001，5)对释比戏的来源、历史和表演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马成富、郭娅《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的源流沿革及艺术特色》(《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在大量的历史考证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羌族释比戏与花灯戏的源流沿革和艺术特色，是我国目前研究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的重要文章。毕玉玲的《羌族宗教与释比戏》(《戏曲艺术》，2002，4)对羌族释比戏的主要剧目《羌戈大战》、《木姐珠与斗安珠》、《木姐珠剪纸救百兽》、《赤吉格补》、《斗旱魃》、《颂先祖》等进行了介绍总结，指出释比戏的艺术形态仍属于仪式戏剧—傩戏的范畴。康保成《羌姆角色扮演的象征意义及其与藏戏的关系》(《民族艺术》，2003，4)将羌姆与藏戏进行了比较，认为羌姆与藏戏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藏戏并不属于傩戏，而是典型的佛教戏剧。
李明《羌族歌谣浅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2，2)羌族民歌与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劳动、斗争等思想联系，闪烁着羌族别具特色的艺术光辉。严玉良《羌族的民歌》(《中国音乐》，1985，2)指出羌族民歌可以分为民歌和舞歌两大类。民歌类具有抒情和记叙的特点。舞歌类具有劳动和生活的特点。从歌唱形式来划分，又分为山歌、酒歌、喜庆歌、锅庄歌及宗教礼仪歌等五种形式。黄银善《羌族锅庄》(《音乐探索》，1986，4)、徐学书《嘉绒藏族“锅庄”与羌族“锅庄”关系初探》对代表羌族民间歌舞形式的羌族锅庄舞曲进行研究。樊祖荫《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中国音乐学》(季刊)，1992，1)概述了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种类，并以其独特的调式、音调和组合方式，以及粗犷的演唱方法，呈现出特有的风采。肖珣《羌族的民间音乐》(《成都师专学报》，1996，2)从羌族的历史、地域、民俗入手，结合大量具有代表性的羌族民间音乐谱例，对因地理封闭而独具特色的羌族民歌进行归纳、分类，并根据旋法、曲式结构分析羌族民间音乐的旋律、节奏进行特点、表现特征、风格等。杨碧嫦、陈远贵《浅析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对羌族民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语言的丰富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进行论述，指出羌族民歌就是羌民族古老文化的亮点之一，它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伴随着羌人生活的轨迹。黄涛《羌族二声部民歌概探》(《音乐探索》，2004，4)对流传于四川羌族地区的二声部民歌的体裁和各歌类从音乐形态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阐述与人文背景诸方面的关系，使这一独特艺术形式的风貌得以召示和展现。金艺风《羌族多声部民歌———“男声二重唱”》(《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指出羌族多声部民歌中有关仪式的“男声二重唱”，是不同于其它任何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它以两名男声不分上下高低声部，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演唱。路瑜、李珊《桃坪羌寨羌族传统音乐文化之当代化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从原生态民歌热看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以羌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问题为例》(《音乐研究》，2008，3)等文通过对桃坪羌寨的实地考察，对羌族传统音乐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从音乐表现形式的嬗变、音乐风格、音乐功能的嬗变、羌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空间移位四个方面对羌族传统音乐的“当代化”进行解析。并指出桃坪羌族传统文化中的传统音乐和传统服饰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成分正在悄悄地流逝。马宁、钱永平《羌族歌谣的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按羌族歌谣的内容对羌族歌谣进行分类，进而揭示出羌族歌谣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社会文化功能。杨碧嫦《从羌族民歌《马五哥》透视羌族妇女的历史婚姻》(《四川戏剧》，2006，6)透视羌族妇女对美好婚姻的追求。齐运东《我国羌族的咂酒习俗》(《酿酒》，2006，6)简单指出咂酒是羌族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饮品。咂酒在羌族的日常生活、宗教祭祀、社会生产、人生礼仪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有相应的仪式。朱婷《四川茂县羌族酒歌的历史与分类》(《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文章以该地区羌族酒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史与分类两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展示羌族酒歌特有的音乐魅力。陈捷《羌族的“咂酒”文化》(《酿酒科技》，2007，10)指出羌族咂酒的发展趋势，既保留了古代羌人继承和发扬的古代羌文明成分，又引进了不少先进的现代文明文化。马宁《羌族咂酒的制作、使用及其功能解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揭示了羌族咂酒的宗教、历史、文化、民俗意蕴，展示了羌族的世界观、人生观、民族精神以及社会道德观念。
邓延良《石碉文化初探》(《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将关于石室、碉楼的实地考察情况结合有关史料论述。松冈正子著、王和平译《石碉——中国四川山区尚存的巨塔形石碉》(《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指出石碉是岷江上游早期先民创建的，羌族继承这一传统技术并在以嘉绒藏族为中心的羌语系统各民族进一步传播开来。曹怀经《羌族居住文化概观》(《长安大学学报》(建筑与环境科学版)，1992Z1)通过对羌族文化的源流、山寨、居住空间模式、宗教和文化心态等的探索，初步揭示了羌族居住文化的概况。季富政《四川碉楼民居文化综览》(《华中建筑》，1994，2)指出四川碉楼民居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既受到了巴蜀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陈大乾《从羌族文化，民风民俗看羌族建筑》(《四川建筑》，1995，4)现在遗存的碉楼、羌寨、索桥、栈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羌族建筑文化内函。余耀明《浅谈羌族碉房》(《民俗研究》1996，1)从建筑技术和文化角度说明建筑技艺的独特、精湛不仅著称于羌族古代文化，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颇大的影响。王载波《“壳”中的羌族——浅谈桃坪羌寨的防御系统》(《四川建筑》，2000，2)羌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有层次、有空间的防御体系——“壳”极富特色的固有的民族文化才得以保存至今。唐平《依山居之、垒石为室、与大山共存——羌寨民居的生态意义探寻》(《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羌寨民居的生态环境，景观布局、建筑风格、神灵“供奉”等都独具特色。彭代明、唐广莉、刘小平《浅谈黑虎、桃坪羌碉的战争功能与审美》(《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黑虎、桃坪羌寨碉楼建筑是羌族战争建筑的典型代表。它以战争防御为主要目的，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以生存为最终目的。同时，通过羌族建筑师科学地堆砌，创造了今天羌族建筑、美术史上的活化石。任浩《羌族建筑与村寨》(《建筑学报》，2003，8)通过对羌族住宅、碉楼、村落形态等的概略性介绍，凸显羌族建筑的文化艺术价值。庄春辉《川西高原的藏羌古碉群》(《中国西藏》(中文版)，2004，5)对藏羌古碉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具有极高的民族、历史、考古等科研价值。陈波《作为世界想象的“高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碉楼的产生不是战争，也不是生物机体的需要，而是基于当地族群的文化象征系统关于世界的观念和具体历史场域互动的结果，它是当地人想象和创造世界的方式。马宁、钱永平《羌族碉楼的建造及其文化解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从分析其建造、形状、规模、类别、功能入手，揭示碉楼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内涵，探讨羌族碉楼的价值。刘兵、屈德宁《藏、羌、回族传统文化与村寨资源利用方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针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村寨资源利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川西北典型的藏、羌、回族山地社区进行了调查。指出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其资源利用方式、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传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田凯《宗教意识对建筑的影响——解读羌族建筑》(《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1)论述了羌族建筑中的聚落选址，建筑形式、布局与建构行为中受宗教的深刻影响。刘波《试析藏羌古碉的综合文化价值》(《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7，4)、《试论藏羌古碉的类别及其文化价值》(《贵州民族研究》，2007，6)等文指出藏羌古碉被赋予了内容丰富的文化观念，有着历史文化、建筑、民俗、宗教文化信仰及艺术美学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成为纪录这些时代藏羌地区各族人民生存状态的历史文化遗产。石硕、刘俊波《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对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状况作回顾与展望，为今后的碉楼研究提供一个借鉴和参考坐标。李路《杂谷脑河下游羌族聚落选址探讨》(《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8，1)对四川省阿坝州理县杂谷脑河下游的桃坪乡与通化乡的羌族聚落，在选址规划上的合理性和规律性，从水源、耕地、防御、局部小气候和精神需求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张弘《羌族民居建筑及其文化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以岷江上游的茂县黑虎羌碉为例，运用人类学和建筑学理论从分析羌族碉楼的分布、建造、功能、类别、规模入手，揭示了碉楼所蕴涵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羌族碉楼的价值与保护。石硕《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民族研究》，2008，1)针对学术界普遍认为碉楼起源于防御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学术看法。文章依据藏彝走廊碉楼分布地区相关民族志材料，指出碉楼明显具有神性，为权力之象征。当地流传碉楼“为祭祀天神”或“镇魔”而建等传说，可能反映了碉楼更原始的形态，碉楼最初产生可能是作为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祭祀性建筑，以后才转变为处理人际冲突的防御性建筑。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碉楼起源与藏彝走廊本土信仰及宗教观念的关系等问题。
罗正鑫《对今羌笛的质疑》(《音乐探索》，1987，1)羌笛在汉代左右由西北羌族传入中原地区，逐渐演化，现今之箫即为古之羌笛。张定邦《羌笛源流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对羌笛的源流演变做全面的探讨。张曦《关于羌笛来历思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指出羌笛是作为实用工具而出现的。陈正生《羌笛研究》(《乐器》，2002，5)对羌笛的制作做了详细探讨。廖晓伟《羌笛：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密码》(《中国西部》，2008Z1)在实地采访基础上，以图文形式对羌笛进行介绍，指出其传递着古老民族的神秘文化。马宁、周毓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木锁”的保护研究》(《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探讨了羌族木锁的来历、制作和使用情况，提出了面临的困难和保护对策。羌族民间艺术是随着羌族社会不断发展而继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中传统工艺美术——挑花刺绣，是独具羌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而“云云鞋”又是羌族挑绣绣品中极具艺术价值的一部分，其上绣的纹样色彩风格独具。罗徕《谈羌族民间刺绣和剪纸艺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从刺绣和剪纸两个方面来谈羌族的民间艺术产品的功能、作用、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王世琴《羌绣——民族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认为羌绣集艺术与实用性于一体。它所独有的羌家风情以及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犇《论羌族“云云鞋”的装饰纹样与其生存观的关系》(《装饰》，2006，5)认为其含有祈愿吉祥、追求美好生活的朴实愿望，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是羌族生存观总思想的延续。韩峰《初探羌绣“云云鞋”纹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试从羌族艺术与羌民族历史沿革、信仰崇拜、民间风物神话传说等密切关系，对羌绣“云云鞋”的纹样色彩进行浅析。刘伟、彭晓芳、何志琼《羌绣文化产业发展探讨》(《阿坝科技》，2007，2)过对阿坝州羌绣的现状和羌绣文化发展背景的研究，就如何发展羌绣文化产业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宁《羌族婚俗探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指出羌族婚俗是羌族宗教意识的体现物、民族精神的象征物、民族的人文观念、伦理道德的寄托物。彭代明《浅议“腊呼羌”红绑腿的装饰美内涵》(《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探讨“腊呼羌”服装美术中“红绑腿”的存在因素、历史根源、劳动观、宗教内涵，指出“红绑腿”在“腊呼羌”中具有原始宗教及美术涵义。马宁《宗教人类学视野下的羌族“挂红”习俗》(《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从宗教人类学的视野，说明“挂红”习俗是羌族特有的宗教民族文化习俗。刘家强、杨立壮、蒋华、唐代盛《羌族生育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探讨了羌族原始宗教文化中蕴涵的现代生育理念困境，羌族习惯法、民族信仰与现实的国家法律存在调试空间。蔡文君、杜学元《羌族民俗与羌族教育》(《贵州民族研究》， 2005，6)从民俗与教育的角度，论述羌民俗宗教文化所蕴涵的教育特质。
林向《“禹兴于西羌”新证》(《羌族研究》第一辑，1991)运用考古新证夏羌文化关系。一方面以禹为代表的西羌(姜)戎文化与晋南豫北原有的文化相结合，构成华夏文化的主干。另外，与古羌有关的氐族所创造的巴蜀文化也与夏文化和羌绒文化有相通之处。李绍明《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四川文物》，1998，6)将文献资料、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以及考古学资料，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大禹和启的传说及遗迹中保留的浓厚石祟拜观念。印证“禹生于西羌”或“禹兴于西羌”。蒋志《大禹文化与北川》(《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6)论述大禹文化的形成、大禹文化的三个层次及其对北川精神文化的影响。谢兴鹏《禹生北川信有征》(《中州今古》，2002，4)从史籍记载、现存禹迹、专家学者的考证等方面论证北川大禹文化。张泽洪《岷江上游羌族的大禹崇拜——以禹生石纽说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4)指出禹生石纽是四川岷江上游羌人的神话传说，它是古代羌人崇拜民族祖先大禹的产物。岷江上游羌人借助大禹神灵来建构族群认同。历史上禹生石纽的汶川、北川之争，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羌人对华夏大禹神话的羌族化改造与诠释，显示出秦汉时期大禹崇拜多元化的特点。《大禹故里——北川》(《神州》，2004，11)对西羌古寨景色、禹生石纽、禹穴沟、羌寨风俗等进行介绍。唐世贵《大禹神话与巴蜀文化之渊源新探》(《攀枝花学院学报》，2006，2)从文献与古遗迹角度论证了大禹出生于四川省北川县石纽刳儿坪，大禹的出生和娶妻皆与巴蜀人的大石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大禹神话的表现形式就是英雄神话与大石崇的拜结合体，其与远古巴蜀历史文化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黄仁琼《羌族医药的特点》(《中药材》，1990，8)羌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羌族医药的地理气候特点、中药材特点、羌医用药特点进行总结。秦松云、钟廷琦、钟国跃、周华蓉《羌族民间医药的调查研究》(《中国中药杂志》，1996，8)经过两年羌族医药的实地考察，对羌族医药的形成、发展、民间独特的理疗方法、用药经验及用药特点等进行调查总结。使羌族民间医药是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
陈剑、陈学志、范永刚《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及营盘山考古试掘综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陈剑、陈学志、范永刚、蔡清《营盘山遗址——藏彝走廊史前区域文明中心》(《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初步确认茂县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②也是藏彝走廊五千年前的区域文化中心，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岷江上游地区一种新发现的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陈剑《茂县营盘山遗址群再现岷江上游五千年前辉煌》(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22日)指出营盘山遗址主体遗存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年代相近。同时，通过对西南距营盘山遗址约1500米处的波西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以及结合与营盘山遗址隔河相望的山脊上发现的沙乌都遗址考察，基本确认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其周围还分布着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型遗址群。使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即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前身)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从而为探讨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对于探寻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渊源,也提供了新线索和新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4)、在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在专家学者群体性潜心研究，佳作纷呈的同时，国家民委、文化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及四川省有关部门通过文化项目及科研立项，引导和支持相关科研机构及学者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及相关学术成果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今天看来，无疑是具有卓越远见及盖世功勋的，他们的成果及资料收集，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羌民族宗教文化遗脉。
1997年7月，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与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国家“十一五”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羌族卷》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2003年4月，阿坝师专藏羌民族研究所承担羌族“释比经典”研究是国家民委“十五”重点科研项目。羌族《释比经典》涉及羌族历史、政治、宗教、军事、音乐等诸多方面，堪称羌族的一部百科全书，该研究项目具有填补世界羌族文化研究空白的极高学术价值。这两项研究工作基本于2008年5月之前结束。《羌族教育发展百年》(吴定初、朱晟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是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立项的课题“羌族文化教育研究”，及四川师范大学2006年科研基金重点项目“羌族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成果。全书大体以时间为序，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清末到2007年间羌族教育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了羌族教育发展的成绩与问题、经验与教训。《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王文章主编，学苑出版社，2007)是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年度课题，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下，经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从筹备、立项，到编辑、出版，历时三年完成。具体介绍了西藏藏戏与门巴戏、青海藏戏、甘南藏戏、四川藏戏、广西壮剧与壮师剧、云南壮剧、白剧、傣剧与章哈剧、彝剧、侗剧、布依戏、苗剧、维吾尔剧、蒙古剧、新城戏与唱剧等的形成历史与发展现状、以及剧团、演员与代表剧目、舞台艺术等。其中的四川藏戏和羌族释比戏图文并茂，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西南民族大学主持的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四川民族地区民族改革与社会文化发展”于2008年之前结束研究工作，并出版“民族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研究丛书”。柴永柏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国家文化部科研项目《北川羌族与平武白马藏族民俗艺术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自2007年8月启动以来，课题组及有关研究人员已于地震之前先后两次赴北川、茂县一带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取得一定的预期成果。其中羌族舞蹈部分初步完成研究课题中有关羌族舞蹈动律、语汇及风格特色的采集、提炼、整合。并已整理编排出成套的“羌族舞蹈训练组合”实用教程。
二、5.12汶川大地震后学者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
1、一些专著和论文继续挖掘、研究羌民族宗教文化，其中相当部分是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前已经完成调研、写作、只是由于编辑出版的滞后性，才于2008年5月12日以后出版。无论专著或论文，均为后人研究羌民族宗教文化遗存大量不可复制的珍贵影像图片及文本资料，历史作用显著。
陈蜀玉《羌族文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锦绣四川丛书”之《藏羌走廊：阿坝》(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李鸣《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民族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研究丛书”之《民主改革与四川羌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主改革与四川羌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民族出版社，2008)、李贫《撕裂的天堂——镜头中地震前后的北川》(人民出版社，2008)、冯骥才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羌去何处：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专家建言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邓延良《羌笛悠悠：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王天华《羌绣精品图样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韦荣慧、余耀明等《云朵上的羌族》(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等。其中最为重要的2009年5，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与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国家“十一五”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羌族卷》(张公瑾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和阿坝师范专科学校藏羌民族研究所承担的全国“十五”重点科研项目———羌族《释比经典》(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两部书隆重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羌族卷》的编写工作从启动到完成，历时4年，其古籍内容集中反映了羌族历史上物质和精神内容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谱谍、文书、碑碣，以及羌族民间艺人通过口头传承方式的史诗、神话、歌谣、谚语、名人传录、民情风俗、中长篇传说等作品，同时也登录了历代文人墨客撰写成书的内容，共1592条，其中讲唱类1366条、铭刻类138类、文书类50条、书籍类38条、图片90余幅;《羌族释比经典》编撰人员经过搜集、记录、整理、翻译等浩大工程，字数达340万字，翔实地对48位释比老人的口头经典进行国际音标记录，并完成了羌语(国际音标)直译汉文和汉文拼音。黎明春《羌族火葬的历史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8年优秀硕士论文)通过介绍羌族的历史，从自然环境，战争影响两个外部条件和灵魂崇拜，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三个内部因素，来分析羌族火葬的历史起源。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呈现作者过去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这不只为了纪念过去，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独特之处，映照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马宁、钱永平《羌族宗教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8，4)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搜集、整理原始宗教资料的目的，并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提出问题和反思。余永清、何斯强《独特的民间宗教仪式与符号—羌族释比文化的田野调查》(《思想战线》，2008S1)羌族释比文化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有两种特殊的传承方式：一种是师传“包括祖传”口传心记;另一种为神秘特殊的阴传(梦传)。释比文化是古羌文化的根与魂，其内容包括古代的天文历法、原始宗教、原始医术、建筑文化等。陈春勤《羌族释比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释比的言行与传承的释比文化，规范、促进了羌族社会的发展进步。才旦《羌族释比的神旗礼仪》(《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羌族的民间祭司“释比”在做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中，剪各种形状的纸旗，请神，安神位来完成他的崇拜活动。张犇《羌族释比法器和服饰的装饰内涵分析》(《装饰》，2008，6)释比文化来源于羌族朴素的宗教信仰，释比法器和服饰中虽然被注入了诸多的巫术意味，但在羌族的发展历程中，曾承载着传承民族文化、维护羌族社会和谐发展等诸多功能，形成羌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赵洋《羌族释比羊皮鼓舞的美学思考》(《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羊皮鼓舞是羌族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在羌族释比祭天仪式中的羊皮鼓舞在信仰层面上，其舞蹈具有娱神的特点。赵曦、赵洋《羌汉文化生态对话发展中的释比文化——论多元文化对话中的羌族释比文化(上)》(《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羌族释比文化自身的宗教属性与地域特征是封闭的。但是在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羌族释比文化在近距离亲和汉藏文化，在远距离对话西方基督教文化，并不断发展。耿静《羌族的民间信仰——以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为例》(《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以2007年对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基础上论述羌族民间信仰上的多元化特点。李绍明《《羌族释比经典》评议》(《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指出羌族释比经典包含了羌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今后对羌族释比经典的研究将推动灾区文化恢复重建。赵曦、赵洋《羌族民族英雄史诗《泽基格布》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09，3)《泽基格布》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羌族民族英雄王的辉煌史诗。表征了羌族史诗从崇拜神到崇拜人间英雄的转折，也凸现了释比教是非战的宗教诉求。
彭代明、彭潘丹犁《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指出羌族的挑花刺绣既是艺术作品，又是羌族宗教思想的载体。彭代明、彭潘丹犁《论“黑虎羌族”服装头饰的装饰美内涵》(《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9)黑虎羌民把白色头帕裹于头上除了装饰美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缘于宗教思想和氏族标志。赵晓培《论羌族艺术中的自然崇拜与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09，2)羌族艺术主要表现在文学、宗教、表演、设计和民俗等方面。蕴涵于羌族艺术中的自然崇拜与宗教信仰，是羌族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和艺术发展的精神动力，羌族艺术具有一定的神圣性、神秘性和神奇性，是羌族文化民族凝聚力、宗教感召力、审美鉴赏力和艺术生命力的象征。
赵曦、赵洋《领羊吆猪：非战祀和的宗教圣境心结——略论羌族宗教经典《泽基格布》《必格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经典表明释比教从神的战力威力的祈祀指归转向人的和力、安定力的祈祀，从战神愿景的经营转向人的美好安宁圣境的深度耕耘。于一《四川羌族释比戏》(朱恒夫、聂圣哲主编《中华艺术论丛》(第9辑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专辑)，2009，6)、熊翠红《四川羌戏述略》(《四川戏剧》，2009，1)羌族戏的发展，经历了羌族释比戏和羌族花灯戏两个阶段。羌族花灯戏是伴随着羌族释比戏的发展而产生的，这恰恰是羌族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毓华、赵曦《羌族文化空间的多重性与发展价值考量》(《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角度，对新农村视野下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即天火坪、勒色坪、火塘屋、照楼台、芋初坝、议话坪等的抢救及价值考量提出应对策略。罗莉《云端上的古堡—桃坪羌寨、羌碉建筑艺术》(《中华建设》，2009，3)、焦虎三文、陈艾、秦昌平、余茂智、袁蓉荪、余世兵《十大羌寨：秘密的“东方古堡”》(《旅游》，2009，5)藏彝走廊区域的碉楼建筑是藏、羌等先民创造出的独树一帜的建筑防御体系和建筑艺术，含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及历史的内涵。
彭代明《羌族民间艺术的认同及审美变异》(《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羌族民族民间艺术是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以本民族艺术语言与外来文化对话，通过与外来民族间的文化艺术相互渗透，发展本民族文化并形成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张犇《羌族门锁的造物特征与文化成因分析》(《艺术百家》，2008，7)羌人对于门锁设计的起源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门锁的设计构思与羊有关，根据羌人的解释“门锁”的设计其实是对羊羔吃奶过程的模仿。闫璘、徐红梅《宗日遗址石棺葬文化族属探讨》(《丝绸之路》，2009，12)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为古代羌族的文化遗存。通过对宗日文化葬俗的简单分析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与卡约文化的共性，宗日文化也应该是古代羌族，至少也应是先羌文化的遗存。王明珂《青稞、荞麦与玉米—一个对羌族“物质文化”的文本与表征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9，2)各种粮食以其生物性而存在于岷江上游与北川之人类生态体系中，说明它们的生物性，以及因此它们在人类经济生态中所居位置(发展历史、空间分布、在人们生计中的重要性)，它们也被人们赋予的不同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段丽波、闵红云《白马氐与白马羌辩》(《思想战线》，2008，5)白马氐与白马羌一属氐，一为羌，其发展流向各异，不能混而为一。邓杰《基督教与四川羌寨早期社会改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6)对基督教传入四川羌寨及对四川羌寨的早期社会改良活动的影响作一梳理。常倩《近百年来羌族史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9，3)指出近百年来对羌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羌人的来源与流变、分布与迁徙、与各族的互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
刘筝筝《近十年来羌族文化研究综述》(《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从羌族的思想文化、民俗研究以及传统艺术等方面概述我国学术界自1998年以来对羌族文化研究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杨文健《羌俗》(《文化月刊》，2008，8)对羌历年、祭山会、歌仙节、挑花刺绣羌绣、成年冠礼、羌笛等羌民俗进行罗列。陈磊《羌族传统道德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S2)对羌族道德进行一点初步的探索。吴其付《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以羌族为个案》(《贵州民族研究》，2009，1)通过对羌族旅游开发引起的相关文化事项变化的探讨，揭示了在民族旅游这样一个场域中，地方如何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中，如何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如何在协调现代性与传统性矛盾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本族文化认同强化的。
2、更多的论文关注地震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的保护和重建。
1)、关注羌民族宗教文化重建中羌民族居民主体参与与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根基地位。
王明珂《民族学与灾后重建——震灾中的羌族：简况与建议》(《西北民族研究》，2008，3)指出有关灾区社会文化的重建，须以对该地人类生态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并尊重本地人的意见。指出北川在新城建设中，禹王宫及相关的大禹信仰应被视为重要的精神重建项目。汶川的重建亦同，有关大禹遗迹的受灾状况及重建应受关注。衣晓龙、陈勤建《对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保护开发的思考与对策》(《西北民族研究》，2008，4)指出震后北川境内可开发利用的禹羌文化资源中，大禹文化和羌族民俗文化是极其重要甚至是垄断性的两个方面，对此应该有层次、有步骤，按照各自的文化定位进行保护和开发。喇明英《地震后如何保护羌族文化》(《前进论坛》，2008，8)震后对羌族文化的发展性保护策略。李绍明《汶川大地震后羌区文化重建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所系，文化重建与灾区经济重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耿少将《地震带上的羌族与震后羌文化重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强调在把握羌文化与“两江七河”地区自然环境的关系，深刻把握羌族人的民族性格，深刻把握羌文化的基本特征上，把震后重建与羌文化保护、传承、抢救和重建有机结合起来，把羌文化的本质属性与未来羌族的整体发展走向有机结合起来，在重建中延续文脉，继承、发展羌族文化，确保羌文化的个性与完整。王大悟《论羌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北川羌族自治县旅游业灾后重建研究》(《旅游科学》，2009，1)剖析了羌文化的基因与根本载体羌人自身，提出了保护羌文化的挖掘、提炼、交流、传承四原则。盛佳、郑笈、卢晓霜《地震灾后羌族文化的修复与重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3)在重建少数民族文化家园的时候，充分保护其文化风貌，并使他们的少年儿童接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这将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资源。高青《北川禹羌文化旅游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9，18)指出了禹羌历史文化遗存品位高、影响大，发展民俗文化特色旅游产业带的前景相当广阔。石硕《汶川地震灾区：岷江上游的人文背景与民族特点——兼论岷江上游区域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羌文化的保护》(《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民族文化保护，最重要的原则是充分尊重民族主体性。要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对羌文化的保护，最关键的是充分尊重和给予羌族民众在村寨恢复重建中的主体性地位，以羌族村民自建为主，彻底杜绝外界的包办与主导性干预。任婷、陈洪东《保护：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法制与社会》，2009，5)指出灾区重建过程中的外来干预加剧了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消逝，呼吁重建过程中应保持羌族原有的建筑风貌、民风习俗、祭祀礼仪等、体现羌民族宗教文化的原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特点，避免羌民族宗教文化在“灾区重建与保护”的口号下被异化。徐君《再论民族文化“灾后重建”中的民众主体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7)在灾后羌族民族文化的重建规划中，外来援助者的救援意志以资金和规划的样式，相对淹没了被救助者———羌族民众主体的有效参与。而缺失了位居主体的少数民族民众的有效参与，所谓的“民族文化重建”只能沦为人造的民族文化空壳。必须呼吁停止一刀切的民族重建规划，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在灾后家园重建中的根基地位。
2)、调研羌民族宗教文化遗产，提出相应的文化重建措施。
喇明英《汶川地震后对羌族文化的发展性保护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7)、《中国老区》编辑部《云朵上的民族：羌族》、《云朵上的街市古羌王的遗都》(《中国老区建设》，2008，7)在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民族特色，对当地文化在物质形态上予以最大的保护。锋琳《北川羌族传统文化灾后现状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S2)对北川羌族传统文化灾后的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调查，了解了灾后北川羌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并针对灾后保护羌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议。蒋彬、张原《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将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灾后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结合起来，探求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原则、途径和方式，试图在呈现现状、分析问题的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及具体项目建议。李大舟、张世均《“汶川大地震”对民族文化保护的影响——以地震中的羌族文化为例》(《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4)汶川大地震对羌族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双重的影响：一是对羌族人口、物质文化、居住环境、精神面貌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形成传统聚居区的分割，造成传统文化区域的瓦解。但灾后重建对于发展羌族地区经济、振兴民族文化也是一个有利的契机。李勍《羌文化复兴破局》(《中国西部》，2009Z5)“古羌文化节”，灾后重建的汶川打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牌。
张世均《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灾后保护与传承》(《中华文化论坛》，2009，2)指出政府应该成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导者、建议发挥学校在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教育功能、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等措施来加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周毓华《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羌族的民族文化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传的，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研究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吴建国、张世均《“汶川地震”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6)“汶川大地震”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传人、文物、精神、经济、生态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同时在客观上引起了全国、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蔡文君《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浅论羌族语言面临的困境及抢救对策》(《贵州民族研究》，2008，6)羌语不仅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媒介，其本身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羌族民众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羌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抢救和保护羌族语言文字是当务之急。李远江《羌语百年：生存还是灭亡》(《时代教育》，2008，15)、宝乐日《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现状研究——汶川县、茂县村民调查个案分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有利于满足羌族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长远需要，在“5·12”灾后重建工作中，政府部门应当大力加强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的保护政策。曾本友《震区羌族教育重建与飞跃的突破口》(《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12)羌区教育重建与发展新规划成了当前羌族教育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朱晟利《震后羌区学校保护羌族文化的意义及途径》(《民族教育研究》，2009，2)羌区学校是“活化”羌族文化的重要场所，是羌族“文化自觉”的重要启蒙地。震后羌区学校保护羌族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豪感、重建美好家园、办出有特色的民族教育。
刘亚玲、唐楚轩、周丹《灾难与民族村落——以甲居藏寨和桃坪羌寨为例》(《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2)用电话采访的方式，及时了解这两个民族村落的受损情况，特别是想了解这些传统的民族建筑是否具有抗震的能力，以及藏、羌民族面对灾难的行为方式和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唐飞《羌族碉楼与村寨震后调查》(《中国文化遗产》，2008，4)、任祥道《羌族传统民居“5·12”震损原因分析与抢救保护措施》(《学理论》，2009，19)分析了羌族传统民居“5·12”震损原因，提出了抢救保护措施，指出了在羌族传统民居灾后科学重建中，如何既要达到抗震设防的目的，又要传承传统民族特色。李睿《四川羌区图书馆震后重建设计方案》(《图书情报工作》，2009，11)将羌族石碉建筑的民族文化风格和结构力学优势融入到羌区图书馆的重建设计中，既能够表达图书馆作为地域文化标识符的审美理念，又符合建筑科学的客观要求，还能兼顾对自然环境的呼应与生态节能效益,是一种合理的设计方案。
李祥林博客《亟待抢救保护的羌族戏剧文化遗产》(2008年8月6日)、《羌族戏剧———值得重视的文化遗产》(《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羌族释比戏：当下审视和学术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09，1)、《释比·羌戏·文化遗产》(《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2)、《地震灾变和遗产保护——为羌族民间戏剧呼吁》(《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3)指出当羌笛、羌绣、羌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等项目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时，应该加快释比戏、许家湾花灯戏等羌族民间戏剧文化遗产的抢救步伐。余耀明《值得关注的羌族释比图经》(《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2)指出羌族释比是羌文化的传承者，释比文化是羌文化的大百科全书。羌族释比的经典，往往成为羌民自愿遵从的民间法典。而羌族释比图经《刷勒日》(羌语音译)则是释比文化中最为绚丽、最为丰富、最具神秘色彩的一道风景
彭代明《多民族文化环境下羌族民间雕刻作品的现代性探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羌族雕刻是一种独特的羌民族民间美术形式，是羌族综合性文化的承载者。对羌族雕刻作品的研究与保护，应该从羌族雕刻作品中的宗教思想与外来文化影响入手，从根本上恢复这些民族民间艺术品的原貌。诸国本《羌医药的抢救与重建》(《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4)从羌医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羌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等方面，论述了羌族传统医药的抢救和重建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性措施,对羌医药的继承与发展有借鉴意义。杨柳《论羌族酒文化的恢复与重建》(《酿酒科技》，2009，8)咂酒是羌族各种礼俗中不可或缺的媒介物，是一种具有礼仪规范的载体，其文化功能远远超过实用功能。就羌族酒文化的恢复与重建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与此同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国家民委、教育部、发改委等有关部委，立项了一批有关地震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科研项目及调研课题，这对羌民族宗教文化保护与传承无疑将起到一定作用。
3)、考古遗址的相继发现，为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及重建提供新的材料。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布瓦群碉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在“藏羌碉楼及村寨”(世界文化遗产预备目录之一)的灾后重建重大工程中，布瓦群碉的维护修缮是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根据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统一部署，汶川县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布瓦黄泥群碉及民居村寨”田野考古调查及勘探工作队，自2009年4月29日开始，工作队入驻布瓦村，开展系列的田野考古工作，并发现和确认了一处距今48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岷江上游乃至四川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内涵，有助于建立较为完备的文化演变序列，为探讨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互动，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经过初期考察判断，布瓦遗址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同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也可能传承于此，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的考古挖掘和社科研究而揭开。 [10]
4)、与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保护与传承有关的另外一些观点。
肖华《靠“申遗”来保护是文化保护的悲哀》(《观察与思考》，2007，3)认为我们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更多的应该重点思考这种文化遗产对世界文化具有什么独特价值。③孟慧英《关于中国原始宗教研究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3)文中指出，在原始社会，各种文化的幼芽几乎无不包容在原始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之中。原始人的各种文化形式无不打上宗教的印记，从宗教观念汲取所需要的营养，通过宗教活动来展现自己的存在，并由之而取得自己的表现形式。将原始宗教研究同各门文化学科联系起来的探讨，有利于开拓原始宗教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形成一个思想一贯、规模宏大、内容完整的中国原始宗教理论体系。王明珂《羌民族的文化印迹》(《全国新书目》，2009，13)认为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其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世俗化对宗教社会功能的影响，尤其是现代生活方式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日益值得研究。 [11](P.174—175)
三、百年来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不足和一些建议
1、近百年来，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主要有二点：
1)、方法上，局限于微观的单点民族历史描述，视觉上，习惯于从“羌民族宗教文化持有者”的外部眼界，同时受制于羌族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的不足及研究者对羌族语言通晓程度低下、民族宗教文化资料收集整理的匮乏，使研究者无论是在震前还是震后均感到在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史料的选取上捉襟见肘、除了罗列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构成因素、特点、泛泛而论地震灾难后羌民族宗教文化的脆弱及所谓的保护、重建外，很少听到羌族人民对其自身固有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描述和解释。
2)、虽然在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一些节点上整理了相当多的资料，但局限于人力、物力等不足，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缺乏宏观布局。长期以来国家对羌民族宗教文化保护、建设、研究投入的不足及迟滞，客观上加剧了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消逝与断裂。地震之前虽然有以《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羌族卷》等为代表的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资料的汇编，但进一步的羌民族宗教文化专门研究没成体系，地震使本已零碎的羌民族宗教文化资料更显残缺，如今，随着地震灾区安置工作及大量援建工程的相继结束，国人关注的目光已经逐渐远离地震灾区，因此，为了尽量避免灾区古老的羌族人民在刚刚经受地劫难后，又遭受文化危机，对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尽快展开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研究日益迫切。
2、一些具体建议：
1)、在地震灾区规划与重建过程中一定要首先坚持文化先行的原则。目前在灾区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单纯从防震安全及生态聚居考虑的重建及异地搬迁模式，在给予灾区羌族人民现代美观的“样板村”的同时，已经生生割裂了慰籍其心灵的民族宗教文化。尽管重建之初，许多部门和人类学者就呼吁要充分考虑灾区特有的民族宗教文化，但现在看来，重建过程中人文学者的身影太少、发挥作用的空间微乎其微。
2)、过去羌民族宗教文化保护、研究工作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力量不可缺少，在5·12地震灾区重建的同时，国家民族委员会、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文化部、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等国家民族宗教文化及科研管理部门应大力引导、扶持、尽快开展对羌民族宗教文化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工程，“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百年集成”、“羌民族宗教文化思想史”、“羌民族宗教文化史”、“羌族释比经典研究”、“羌民族宗教文化哲学史”、“羌语研究”等类似项目应尽早开展。
3)、打破过去分散管理、自发研究的模式，系统整合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资源和力量，加大资金投入，尽快建立一支以宗教学为主的羌民族宗教研究机构和队伍，包括学术性的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及《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刊物的创办，并通过5—10年的持续培育建设，使之成为羌民族宗教文化保护、传承、教育和科研阵地。
4)、通过资金、政策及技术支持，在灾区建立专门的羌语学校，积极促进羌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及羌民族人口素质提升，培养羌民族自身的学术人才，为传承羌民族文化遗脉，促进地震灾区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灾区重建安置工作基本完成后，及时规划并采取切实措施，通过限制水电开发、水土保持、金融政策支持、区域规划、旅游资源整合等积极措置，不断提高灾区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保证地震灾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推进灾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全面一体化协同进步。
注释：
①、羌人自称“旧玛”、“旧麦”、“尔玛”或“尔麦”，因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发音，所以有不同的写法。在汉语中，意为“本地人”。 羌族主要分布在今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汉川、理县、黑水、松潘和绵阳市的北川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石叶、江口等县，呈现出“背靠藏族，面向汉族”的局域分布状况。地震过后总人口不到20万人，是一个人口较为稀少的少数民族。羌族虽僻居岷山峡谷，但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以及藏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门巴族、珞巴族、傈僳族、拉祜族、白族、基诺族、阿昌族等十余种西南民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②、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境内，距今5500——6000年，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 由于该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故命名为“营盘山文化”。营盘山位于岷江东南面的二级台地上，平面呈瓢斗形，东西宽100米，南北长1000米，总面积15万平方米。遗址的东北面、背面、西面均为岷江环绕，东距茂县县城2.5公里，海拔1600米，山势陡峭，东面为高山岷江河谷地段，地势平坦，沟口70-80米，长约500米，为经济果林地。该遗址出土的文物包括四川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质雕塑艺术品，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的遗物，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及规模最大的陶窑址等，是弄清古代文化传播、民族形成、迁徙、交融、以及与成都平原和三星堆联系的桥梁。 2003年，营盘山文化遗址被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入围项目。
③、2006年6月，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和羌族瓦尔俄足节列入首批非物质保护遗产国家级名录，2008年6月，羌年、羌族羊皮鼓舞、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传统刺绣工艺入选的第二批国家级名录。但许家湾十二花灯戏、释比戏、释比文化等在内的羌民族口传文化遗产未被列入。
说明：论文资料收集的时间截止2009年4月份，同时，因条件局限和学识浅陋等原因，未能详尽搜集一些专家学者有关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学术资料，特致歉。同时，本系列论文中出现的专家学者的专著论文及对其学术观点的采用，因已经在前后文中点明具体出处，故不在文章最后的参考文献中一一列举，特说明并请专家学者见谅。
来源：
http://www.scwmw.gov.cn/yw/wh/201501/t20150126_31255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