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未人]“绽开在贵州高原的小花”——记刘锡诚先生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5月21日 作者：余未人
一份刘锡诚先生的著作要目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没法在一篇小文中评价这样一份厚重的人生成果，只是随意撷取了几朵绽开在贵州高原的小花。
刘先生身居京城，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但他的学术视野远远越出了书斋，一直在田野中徜徉。在上一个马年，我曾请他为一本无名作者写贵州屯堡文化的书籍写序，他两三天后就发来了序稿，角度新颖、视域辽远，对贵州屯堡文化如数家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年轻学人的关切。
2009年，贵州紫云县麻山的苗族唱诵刚被发现，我们将这个长篇唱诵初定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但本地的搜集者和学者都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亟需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与帮助。我曾经多次通过电话和电邮向刘先生请教、与之切磋。其焦点集中在唱诵的定位上。我们共同关注的是，麻山的这些唱诵
是苗族史诗吗?《亚鲁王》是苗族英雄史诗吗……我虽然持肯定观点，但论据无疑是不足的。刘先生说，他24岁时，就曾被中国民研会第一个派到青海去组织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研究，那时兰州通往西宁的铁路刚竣工，他是乘第一辆火车去的西宁。他由自己的亲历，引申出许多关于史诗搜集整理的难点。对于麻山发现的苗族唱诵，刘先生坚持不能仅凭口述、凭感觉认定;因为我们不懂苗文，所以要认真研读汉译文本，才能做出判断。后来，搜集者加班加点，先翻译、整理了1500行史诗文本，由贵州省非遗中心主任亲自送达北京刘先生的手中，经他的认真阅读、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我觉得，刘先生在当时做出这个评判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时《亚鲁王》的搜集虽已不少，但只有一个人能够笔译，进度上只翻译了史诗第一部的六七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这部长篇史诗的搜集工作如若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与支持，没有经费的投入，搜集翻译工作显然是做不下去的。刘先生抛开个人的种种考虑，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大胆地肯定了其英雄史诗的定位。这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一副最有力的强心剂。《亚鲁王》翻译的初稿形成后，刘先生读了很不满意，我也觉得那部译稿是通不过的，但自己又不想介入具体的整理、编辑工作。这时，刘先生提出了要求，冯骥才先生又找我谈话，坚持要我介入具体文字的整理，我只得从命。回头看，我很感谢他们二位的严格要求，保证了书籍的高质量。《亚鲁王》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刘先生随时关心它的后续工作，比如史诗下几部的搜集整理，传承人的情形，翻译者的心态，等等。这也是一个学者对这部史诗持之以恒的、发自内心的学术关怀。
刘先生深知贵州民间文学蕴藏的丰厚，随时关注这这方面的态势、信息。2012年年底，刘先生应邀到贵州省图书馆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的学员们作讲座。他抽出了有限的半天时间，冒雨前往清镇市龙窝村猫寨组造访苗族四印苗支系的歌师王老咪。那里有一个新发现的苗族唱诵，我初步将其定名为《簪汪》，是一个关于四印苗创世、征战、迁徙的唱诵。
先生是北方人，听贵州清镇的汉族方言就有困难，何况唱诵是苗语，先生的听力也明显较弱。于是他便让我和一位当地文化馆的小伙子提问，他细细辨听，回去后又多方查找资料。我们去的一行人中，后来只有他既写了文章《走马苗寨》，又拍了若干照片。而清镇当地人和我这样的本土学者，却至今没能将那些唱段完整地摄录下来，更没找到四印苗中能够胜任汉文翻译的人，实为愧疚。
在刘先生身上，除了学富五车的积累外，更有一种执著的学术精神，它使得先生年至八旬而充满活力，学术生涯无尽。祝愿先生生命与学术之树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