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2009年09月2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张志勇

　　历经30年，先后有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上百亿字的基础资料，出版298卷、400册、4.5亿字的省卷本，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终于在2009年9月辉煌面世。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10部，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总编委会主任，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在我的生命里时间最长、倾力最多的莫过于这十部集成志书的组织和编撰工作。它占据了我生命里四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为此时刻挂怀，不敢懈怠。”平实的语言中，传达了这位老人对保护民族文化始终怀有的一份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耳濡目染 专心集成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受这项任务的?是否也与您的个人经历有关?

　　周巍峙：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对民间文艺有深厚的感情，因为我从小就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我非常喜欢那些清丽悠扬的乡间小调，甚至还去看和尚、道士为死者做道场，听他们念经、唱民歌、表演乐器合奏。此外，还参加过群众性的演出，在春节活动中扮演女孩表演挑花篮的节目，亲身体会到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的魅力。参加工作以后，我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发现老百姓特别喜爱唱民歌、贴年画、跳秧歌、看地方戏，民间文艺这块宝藏太丰厚了，真说得上是歌舞如海，内蒙古是这样，新疆是这样，云南、贵州也是这样，都让我特别感动。解放后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西洋音乐水平还不够，交流也比较少，所以主要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民间歌舞，后来组织大规模对外演出，主要也是民间舞蹈。我的个人兴趣、工作体会和国际交流的经验让我觉得民族民间的文艺太重要了，愿意为之奉献终身。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祖先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除文字记载的以外，还有大量的蕴藏在民间的各种文艺形式之中，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处于口传心授、自生自灭的状态。特别是在大的时代变动下，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很容易就消失了，长期稳定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整个民族来讲，我们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民族民间文化绝不能在我们的手里断送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级文化部门曾组织文艺工作者搞过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民间文艺的普查、搜集工作，也有了大规模编撰的打算，但终于由于种种原因未果。民间文艺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生活，历朝历代，统治者可能会反对佛教、道教，但没有说哪个皇帝会跟民间的东西过不去。而在十年动乱期间，民间文艺大受摧残，都变成修正主义，被当作“四旧”，好多东西都砸了、烧了，最后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像葫芦丝最后都是在死人的棺材里面保存下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抢救的工作非常迫切，我们要抓紧时间做这项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终于有了盛世修志、编撰文艺集成志书的条件。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联合，陆续发起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工作。这项编撰工作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重视，分别被列为“六五”、“七五”、“八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这项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几十个人的事，也不像国外那样只是学者个人的搜集，而是以整个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全面部署，这样就不会遗漏，也不会留下遗憾。这项工作一搞上去就放不下手了，有十年时间我都没有出门，社会活动也很少参加，就专心搞集成，用我的长处为国家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面向未来 迎难而上

　　记者：现在来看，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可以说具有非常长远的文化战略意义，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展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否也遇到很多困难?

　　周巍峙：我们抢救民族民间文艺，更多地是针对现在，是为现代人服务的，因为这也是人们的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外来的文化很多，带来的冲击也很大，所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采录编撰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必要措施，使我们的民族不至于在文化上变得薄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应该有权利看到本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应该有这方面的滋养。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是一无所知的。中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外国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都对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这个修养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深度。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怎么写出来的?我们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就经常推荐我们听广东的民歌，他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也搜集民歌。一个作曲家，应该掌握多少民族民间的知识才能算是合格的，我觉得应该有规定，不能一出口就是“洋气”。

　　记得还有人讲官话，说“活人的事都忙不过来，还忙死人的事”?把遗产说成“死人的”，我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抢救文化遗产不是死人的事，而是现代人的事。一个人，只晓得吃饭，精神状态很不好，没有什么朝气，能起得来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凭什么在世界上立足?还有人说我这是“超前意识”，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搞早了，应该等到经济建设好了再去进行这一工作。持这种观点的人既对民间文艺的意义和现状不理解，也没有看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抢救都有点晚了，还说是“超前意识”，以前有机会不搞现在再去搞，得损失多少?好多文化现在都没有了。西藏有个老艺人在北京演唱，回去才三个月就去世了，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非常可惜。

　　我们有很多文艺集成志书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把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无怨无悔。湖南省湘阴县文化馆的陈艳同志拖着患了癌症的身躯，走遍全县，步行千里，重点采访了85位民间艺人，搜集了60多个舞蹈节目相关资料，整理编排出20多个舞蹈节目。最后累倒在床，还让丈夫背着去节日舞蹈的现场采风。她逝世时年仅37岁。正是各省、区、市、县、乡无数的文艺工作者跋山涉水、走乡串村、走访艺人，搜集了大量文艺集成基础资料，抢救了大量濒于绝灭的文艺资料，终于形成今天兼具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的十大集成。

　　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涉及到艺术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学科的内容，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和基本的理论。比如民歌、史诗等都具有多学科的价值，蕴藏了多少历史的细节，不光对于文学研究，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意义都非常重大。十大集成的编撰工作越来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好评，有的称她是“中国民间文艺万里长城”、“中华民族文化长城”，有的认为它是“中国民间文艺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恩泽后世”的。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做的也算是中国最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吧?不过，在商业文化大潮的冲击之下，它的社会效益还需经受历史的考验。

　　记者：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普查、搜集和编撰、出版的规模如此之大，而且历时很久，经费是否也是一个问题?

　　周巍峙：我除了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拉萨外，全国各地都去过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去得更多：贵州就去了5次，新疆、宁夏、青海、云南也去了多次。每次都有很多事要做，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见当地领导，要钱。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来回奔波，一年去六七个省，最早的时候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概括起来就是“跑断腿、说破嘴”，再加一个“不要脸”，酸、甜、苦、辣尝遍，“冷板凳”、“热屁股”都遇到过。本来我是不参加宴会的，但是为了经费不得不去，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事情要重视啊，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个地方的民族的、民间的文化都没有搜集成册，说出去也不大好听哪!下面也有意见啊!后来人家就知道我一吃饭就会说这事，从第二筷子就开始说。人家就说凭你这80多岁的人了还在外面奔波，我们也得给钱啊。

　　经费其实反映的是对民族民间文艺重视的程度，编辑经费是地方政府出，出版经费是我们出，没有钱就只能拖。假如有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我看至少可以提前10年完成。但那时候真是难啊，为了宁夏的10万块钱，我找到他们第一书记，他批准了说给，但半年之后才拿到。贵州的好多文化事业都是零预算，办事的时候拨款，没事的时候就闲着，没有常设的活动经费，贵州第一次开编辑会议都是我们出的钱。好多地方都穷得很，都是国家出钱。中宣部的同志很理解这个情况，说他都80多岁的人了，我们多给点钱吧，让他少跑一点路。刘云山同志一见到我就问是不是缺钱啊，我说是缺啊，就拨款，开始是一年50万，后来是100万。否则我还得到处跑。

　　最后这20多卷的编辑出版特别难，因为这个工作是低报酬，好多人都开小差了，口上说我来搞、我来搞，实际上没有动。最后我不得不一本一本地催，一个人一个人地催，终于才在今年都印出来了。要是不催的话，还是会拖下去，但是绝不能再拖了。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这个工作也持续了30年，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有好多参与者都已经去世了。

　　尊重历史 百花齐放

　　记者：面对如此浩瀚复杂的民间文艺资源，怎么才能把它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在采录和编撰的过程中有什么原则?

　　周巍峙：我们做的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所谓集成，就是集大成，所以就不能只选几个重点，而是所有的品种都应该有。像民歌，号子、山歌、小调就都要有，不能有遗漏。有一些是包括封建思想的，甚至政策错误的，但它是一个品种，你就不能因为它的内容有问题就把这个品种给去掉了。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全面性、有代表性，同时还要有科学性，科学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集成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复杂，有时会碰到两家同源但又不一样的情况。同一个歌子，汉族这么唱，少数民族那么唱;同样是大鼓，北京是以刘宝全为代表的京韵大鼓，但天津说你们那是从我们这里过去的，它的起源的确是这样，但是到北京以后发生变化了;评剧也是从天津发展起来的，但在北京发展以后就和原来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之间也有争论，四川的大凉山和云南的楚雄都是大的彝族聚居地，楚雄的彝族是从大凉山过去的，采录的时候怎么办?双方都要请教，因为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有根据，只要言之有据，就可以诸说并存。这种做法就是“讲流不讲源”，我们要忠于历史，根据它的具体成绩去采录，不做过多的推论，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其他的就让后人去评说吧，这样做就比较科学了。像民歌《茉莉花》流传多个省份，我们就把现有的材料都记录下来，至于究竟哪一个省是最早的，就不写了。这不仅是资料搜集问题，也是一个学术态度问题，绝对不能武断地用一方把另一方掩盖掉。

　　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也很难处理。土改中、解放战争中，都出现过一些错误的东西，有些民歌中也反映了过“左”的政策，可这个品种的民歌就只有这一个词，那就只能采用了，但要注明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我们不是去改造历史，而是记录历史，尽管历史有错误，但该记录的还是得记录。内蒙古有歌子是讲成吉思汗的，写他“征破欧亚称雄威”，这就很不好办了。我们不认为这是正义战争，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态度。但在注解里面这样写人家接受不了，因为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第二种方式是改成“南征北战称雄威”，就没有地域性了，但还是不行。经过民委和本民族商量了一年多，最后决定不用了，内部出版。

　　牵扯到国际关系的情况就更复杂了。比如《阿里郎》，朝鲜说是他们的，韩国说是他们的，我们则认为中、朝、韩三者兼有。还有哈萨克的民歌《送我一支玫瑰花》也存在类似情况。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总结出这样一条原则：我们所收集的民歌必须是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流行。没人传唱的歌就是外国的，就不能收录。有人传唱，就意味着我们有传承人，那我们就有道理可讲，有权利编辑出版。西双版纳的傣文和德宏的傣文是不一样的。那德宏搜集的民歌就用德宏傣文，西双版纳搜集的民歌就用西双版纳傣文，那泰国就提不出异议。

　　记者：少数民族这一部分似乎特别引起您的关注?

　　周巍峙：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少数民族的观念完全变了，出现了很多难以预测的变化，有些都不唱民歌，就唱流行歌曲，也不跳民族舞蹈，就跳迪斯科，这很让人担心。少数民族学习别人，用改造后的唱法来唱，也不是不行，这也是一朵花;但是如果都这样的话，那少数民族的歌舞就没有了，就把少数民族人民最基本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给否定了。这样就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花独放，不值得提倡。我们之所以要搞原生态，就是出于一种保护意识。有些少数民族对民族歌舞还不知道保护，有些还比较好，要是有个主要演员在北京的话，像西藏的才旦卓玛、内蒙古的德德玛，还是知道保护的。而且民族和民族之间也存在一些客观差异，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基础都比较厚实，不太容易把自己给否定掉。但有些小的民族，像基诺族，不保护的话就真的不行。还有清代从沈阳移民一万多人到新疆屯田戍边的锡伯族，后来就定居下来了，锡伯文的基础也留在了那里。锡伯族的孩子小学学锡伯文，到了中学反而不学，改学英文了，民族的语文就消亡了，怎么谈得上继承呢?自己民族的感情就没法准确表达了。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藏族不只集中在西藏，四川、青海等地都有藏族，都有藏文化，而且彼此不同，都应该反映，要平等地对待。福建有畲族，浙江也有畲族，他们的文化都要收录。他们的风格不一样更好，只要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就应当保护。

　　年方九十 壮心不已

　　记者：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出版工作终于告竣，以后是不是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一些事了?

　　周巍峙：十大集成从1992年开始出版，到现在17年了，色彩、装订、纸张都不太可能保持一致，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现在既然都出齐了，我们还是准备重新装订一次，同时改正一些错误。此外，由于当初技术条件的限制，好多工作都还不够理想，比如戏曲的记谱特别复杂，以前的工具完全不够用，还需要将来逐步完善。五线谱也没有来得及做，因为要做的话就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了，但是将来还会做的。

　　民间文艺浩如烟海，对它的挖掘、整理、研究、编纂可谓任重道远。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完成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结束，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有许多重要的民间文艺瑰宝等着我们去抢救。现在新的集成又上马了，首先要为我们民族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编一部志书。节日，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节点，是全民族的情感交流，人们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阶级地团结在一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人际关系就是靠过春节得到加深的。再像中秋这个节日，多少著名诗人写了多少伟大的诗篇，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而且老百姓一到中秋节就会想起亲人，当然小孩子更多是想月饼，但大人都会想到远离的亲友，出门的都会想起故乡的亲人，这个节日就把大家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了。可惜我们过去把节日和民俗都作为落后的东西、封建的东西对待，对它们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要恢复起来，要恢复就得有载体，所以我很支持这个工作。还有就是民族史诗，现在国家也批准下来了，也由我管。将来对于港澳的民间文艺，也要有集成，虽然情况比较特殊，但是不能不做。

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艺术报》2013年10月14日 作者：唐晓刚


　　到巍峙同志身边工作已近20个年头，巍峙老工作的认真与激情、处世的豁达与严谨、干事的细致与韧性、为人的谦逊与亲和，时刻影响着我的工作和生活，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越久，他身上值得学习与回味的东西也就越多。

　　周老的不老情怀

　　巍峙同志今年已经98岁高龄，他担任过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可他不愿人称其周部长，1996年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同样不喜欢人称其周主席。他说，同志之间可称我巍峙同志，年岁差不多的可称我老周，年纪轻的也可称我周老。90岁时，他将多年撰写的文章汇编成册，出版了5卷本的文集，取书名为《年方九十》。年逾九旬后，他常与人说起自己“不想病、不想老、不想死”。他说，这些东西不要去想它，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多做些工作，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80多岁时，周老用上了手机，那时的手机还鲜有手写版，短信省钱，没学过拼音的周老硬是将短信常用字，查字典记录在本子上，标好拼音以备不时之需。出差时发短信，遇到不常用的字，会敲开我的房门问我怎么拼写，将外出的所见所闻和平安的信息以短信的方式报给家人和朋友。有一次陪周老在山西出差，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见到周老用手机发短信，感觉很是神奇，惊呼：“你这个老汉儿，真是了不起！”他哪里知道周老背后所做的功课。

　　印象里，陪周老到上海出差的次数最多。因同是干文化工作的原因，与曾经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丁锡满同志和上海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伦新同志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老每到上海及上海周边出差时几个人总要小聚一下，用上海话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两人比周老小上十几岁，时间一长，三个老顽童相约彼此竟以小周、小丁、小李相称，谁若呼错要受罚请吃饭。今年6月周老到杭州休假疗养，丁、李二人率上海众朋友赶到杭州相聚为周老祝寿，丁锡满饱含深情写下一首《周公赞》，周老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云：古有周公，国之大贤。今有周公，人之范典。德若高山，巍峙天边。学如大海，容纳百川。领军文场，功垂史篇。寿高九八，行若少年。自称小周，童趣盎然。可师可友，吾等喜欢。祝觚请觞，共仰文仙。

　　畅销世界的《哈利·波特》面世后，周老也成为一名“哈迷”，出一本买一本，出差在外，上床后读上一段，感受一下哈利·波特的世界。我想周老能保持不老的童心与这也有关系吧。

　　周老的文化情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根基，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我们民族的DNA。

　　当了一辈子文化官员，对于文艺，周老有许多自己的见解，也有许多论述，我就不多言了。我只讲最近这二十余年周老做的一件事，一件于中华民族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动员全国十万之众参与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了解周老的人，都说周老在文化界做过许多为我国文化发展打基础的工作，这应该是其中的一件。从最早的一部《中国民歌集成》发起编纂算起，到2004年最后全部成书出版完成，十部集成志书的编纂历时25年，这中间周老还担任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的领导职务二十余年，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还要他参与和处理。

　　1986年周老从文化部领导岗位退下来时已是古稀之年，他自拟并书写了“疾步哪知老将至，攻关何惧路艰辛”的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自勉。当时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作进展很慢，有的省由于领导不重视，工作几近停滞。他谢绝了中央领导要他担任群众团体负责人的邀请，全身心地投入到集成志书的编纂组织领导工作。从国家、民族间文化传承之争，到城市间文化发展的源流变化；从总编辑部人员的配置，到出版的录入与照排系统的建立；从编纂经费的落实，到深入地方向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的宣传与推动，如此等等，事必躬亲，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为此，他每年出差在外都超过100天，进行督促与宣传。在中西部的省份出差条件有限，住宿时经常停水停电，在省里审稿时，接待部门有时会安排他在稍好一些的地方住宿，可他却坚持与编辑部的同志们住在一起，同甘共苦。见到省里分管文化的领导，他常常因宣传和落实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作而忘记了吃饭，以至后来省、自治区的领导见到他都是谈完集成志书工作再用餐。

　　为了促进和推动工作，周老想了很多办法，如：江苏省十卷的编纂出版任务最先完成，召开表彰会，在全国文化系统内进行通报表彰。利用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间歇，找集成工作落后省份的厅（局）长谈话，一起分析原因，抓组织落实。集成志书出版一百卷时，请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盛大的表彰会，在京的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为大家鼓劲加油。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百卷表彰会会场中的一个场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老先生和周老趴在集成志书的展示桌前，将书揽入怀中，就像是呵护刚刚出生的儿女，那般至情至真。

　　在十部集成志书全部完成的表彰总结大会上，周老深情地谈起编纂过程的艰辛和为了集成献出一生心血及至生命的人们，几度哽咽。他提到更多的是这支工作在最基层，风餐露宿，深入边远乡村、牧区、大山深处去采录收集的编辑队伍。他说，这些人甘守着生活的清贫，守望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一群有责任感，挺起脊梁的文化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蕴含在民间的民族民间文化大量湮灭。回头再看周老当年与那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一起成就的这项惠泽后代的伟大事业，是多么高瞻远瞩，又多么有意义啊！5亿多字，300余卷，450多册，洋洋大观，将中华文化向全世界进行了最为直观的展示，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工程啊！

　　在编纂的过程中，集成志书的现实意义就得以展现，有的人以收录的资料为素材，创作了戏剧、歌曲。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在教室里就可以领略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民歌小调。编纂的过程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在某一文艺领域担纲的专家等等。在政治上，它也显现出了巨大威力，西藏自治区文联原副主席次仁玉珍曾说起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时的经历，当时有西方记者提问，说中国政府在灭失藏族的文化，她驳斥道：中央政府正在编辑出版我们民族的文艺集成志书，这是对藏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恰恰相反，在外宣传这一论调的人却从未对藏族文化这么做过。她非常形象地说，不敢说集成志书的出版是反击诋毁我国文化政策的有利炮弹，但绝对是几发精准的子弹。

　　周老的仁厚担当

　　周老70多岁时，有一次去家中看望夏衍老，夏老对他讲，我们这一代都老啦，你还年轻，老同志的事难办，你要多管管。

　　夏老的一句嘱托，周老记在心里并为之忙活了近二十年。他先后操办了文化艺术界数位老前辈的百年、九十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如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沙可夫等人。先后主编出版了田汉、夏衍、阳翰笙、沙可夫、聂耳、冼星海等人的全集、文集、画册、纪念文集，为众多老艺术家出版文集，争取了列入中国文联的晚霞工程的机会。在京和到外地出席了众多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等等，从给中央打报告，到邀请中央领导出席乃至出席人员的座位安排，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他对文化前辈的尊敬之情感动了许多人。

　　周老90岁时，得了很严重的肺炎，久治不愈，住院110多天。住院时，得知小同乡吴为山在中国美术馆搞个人雕塑展，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反对，执意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提携后学之情，真是令人动容。

　　周老的豁达人生

　　“得意不忘形，得理还让人。”是夫人王昆同志对周老的人生评价。

　　“文革”中，周老挨批斗，曾有人用恶毒的语言对他进行侮辱，同时还拿皮带对其进行抽打，恶劣的行径给周老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文革”过后，周老任职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这个人也在文化部下属单位工作，可周老从来没与这个人做过什么计较。

　　周老给人的印象，常常是笑眯眯的，好像从来不发脾气。但我却经历过一次他因为工作大动肝火。音乐集成的几个编辑部，被安排在文化部朝内宿舍内的十几间临建房中，承担编纂任务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大都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1995年的下半年，大院家委会主任，联系东城区消防部门以不符合防火要求为由，下达了限期拆除临建房的通知，问题反映到了文化部办公厅，部办公厅主任想当然地说出了“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几个编辑部立即搬家。当时的集成志书编纂正处于要紧的时候，没了办公地点，肯定会影响工作的进展。得知情况后，周老非常生气，让我约见办公厅主任。主任赶到周老家中听取意见，周老讲，这项工作是部党组委托我干的工作，这个孩子是文化部的，你现在讲“谁的孩子谁抱走”，我只好将它抱回部里交给现任部长，我们怎么能这样干工作呢？搞得厅主任很是难堪，连忙道歉。可第二天周老又恢复了常态，我好奇地问他是怎样做到的，他说，人生在世不可能都是高兴的事，遇到生气的事，光生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善于用排除法将不好的东西逐渐淡化，然后排除掉，不能老记着不高兴的事，更不能将不高兴的事带入第二天，今天的事，今天了。

　　周老的豁达还表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没有自己的小圈子，使用干部也是五湖四海。在集成志书的编纂队伍中，所聘专家一半以上是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家大学、出版社的教授、学者。将这些专家学者聚合在一起工作20多年，显现出了巍峙老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亲和力。

　　周老的亲和力

　　周老曾多次讲起为官时要带着感情作事，工作中若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只能让同事与你产生距离。做官尤其是文化官员，要多一点文气少一点官气，多注意增加个人的文化修养，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文化工作者服务，为文艺家服务。他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后对我说，当选文联主席，并不代表我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水平马上就提高了，我还是原来的我。这个岗位，是让我能团结更多的人，更多地为文艺家做好服务工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文艺家服务是无限的。

　　他也曾讲起工作中的技巧，上个世纪60年代，曹禺先生创作一部新的话剧，中央领导很关心，也很急，希望作品早日面见观众，任务布置给了他，他就经常跑到曹老家中，在生活上多关心，并不提创作的事。他说，你一去，不用强调什么，人家就明白了你来的目的，结果曹老按时完成了新剧创作。舞蹈家赵青住房困难，他亲自跑去，实地了解，为其解决困难。

　　对别人的事他总是记在心里，认真去办，即使自己再辛苦也要尽心完成。沙可夫同志百年诞辰时，周老更是不顾年近九旬，三下沙可夫同志的家乡浙江海宁，张罗筹办。他当时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一直到纪念活动结束后，才到医院做了心脏的支架手术。

　　我曾陪同周老参加过一次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少儿书法展览，参展小朋友的年龄从七八岁到十几岁，周老很认真地观看了书法展览，并高兴地与小朋友们合影留念，遇到个矮的小朋友，他还将腿部弯曲，见到他这个样子，小朋友们欢呼雀跃，又拉住他签名，整个活动下来，用去了两个多小时，周老逐个满足了小朋友的愿望。

　　周老的夫人王昆同志，与周老一样是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两人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周老喜欢清静，晚睡晚起，而王昆老师则喜欢热闹，早睡早起。二人虽然都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可手头上的事情还很多。为了不互相影响工作，搬离朝内大街的宿舍后老两口过起了周末夫妻式的生活。每周末，周老都到王昆老师那里住上两晚，儿孙们也赶来与二老一起过个团圆的周末，周家的文化情缘也在传承着，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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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09月13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李韵

   

周巍峙 资料图片

　　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于9月12日走完了98年的辉煌人生历程。人们知道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却不知他是新中国首部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人们认为他是音乐家，却不知他为中国民间文艺作出卓越贡献，主持编纂出版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集成志书》和三套《民间文学集成》。

　　文坛打杂工

　　周巍峙担任过非常多的职务，但几乎都与文化有关。2009年国庆前夕，记者去他家采访，提及自己做过的文化工作，周巍峙幽默地说：“我不过是混迹文坛的一个打杂工。”

　　周巍峙曾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创作了大量群众歌咏歌曲。1950年，他将一名志愿军战士的誓词创作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首斗志昂扬、激越铿锵的旋律迅速在全中国和朝鲜战场广为传唱，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战斗热情。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周巍峙满怀深情，为乔羽等人的歌词《十里长街送总理》谱曲，再现了高山呜咽、大海悲鸣、让人撕心裂肺的一幕。

　　周巍峙更是一位专家型领导。组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大型革命歌舞《中国革命之歌》就显现了周巍峙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

　　生命的执着

　　“我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在我的生命里时间最长、倾力最多的莫过于‘十部集成’志书的组织和编撰工作。它占据了我生命里四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为此时刻挂怀，不敢懈怠。”2009年9月，作为总编委会主任，周巍峙对记者说。

　　他说的，是历时30年、由十余万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辛勤耕耘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为了这套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万里长城”的集成，他曾经十年不出门，减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专心编志。

　　200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这部298卷、4亿5000万字的鸿篇巨制终于宣告全部出版。老文化人都亲切地称它为“十部集成”，而那些曾为集成献出青春与智慧，甚至大半生都在为集成奔忙的文化人们，也随同飞逝的时光一起，成了“老集成”。周巍峙，正是这些“老集成”中最典型的一位。

　　“不老”的老头儿

　　著名音乐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名誉主席……周巍峙的头衔不少，但在记者眼中，周巍峙就是一个亲切和善、“不老”的老头儿。

　　第一次采访周巍峙，他就告诉记者，他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的职务，岁数相仿的可以叫他“老周”，年轻些的就叫他“周老”，更小的叫他“周爷爷”。而他会对忘年交的朋友自称“小周”。

　　年纪长，心却不老，他的秘书唐晓刚说，周老是个“哈迷”，《哈利波特》出一本买一本，童心未泯。十多年前，手机还没有手写功能，记者听人说起周老会用手机短信，着实吃惊。一个不会拼音的80多岁老人，愣是与时俱进地学会了发短信。

　　上海市委宣传部前副部长丁锡满在庆贺周巍峙98岁寿辰时写下一首《周公赞》：“古有周公，国之大贤。今有周公，人之范典。德若高山，巍峙天边。学如大海，容纳百川。领军文场，功垂史篇。寿高九八，行若少年。自称小周，童趣盎然。可师可友，吾等喜欢。祝觚请觞，共仰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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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自1979年发起并组织实施以来，经过全国10余万文艺工作者25年的努力，298部省卷，450册约5亿字的编撰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已出版244卷，其余56卷将于2009年全部出版。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涵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诸学科，收集、整理了流传于民间的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基础资料，如歌种、乐种、舞种、剧种、曲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衍变的记述，介绍了它的历史和发展规律；通过人物介绍、文物、音乐、图片、服饰、场所等记载，表现了各门类艺术的原始面貌，记述了各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传统与积淀，以实地考察及探寻的第一手文艺资料为成书的基础；涵盖中国56个民族的丰富文艺资源，跨中国民族民间的几大主要学科；开创文艺集成志书体例之先河，专致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口头与无形遗产，是一套有中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和独特民族风格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宏篇巨帙。周巍峙、吕骥、李凌、孙慎、吴晓邦、张庚、钟敬文、贾芝、马学良、罗扬等分别担任总编委会主任及各部集成志书主编。

     该项目的意义在于，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散落在民间的无形精神遗产变成有形文化财富，结合现存典籍、文物、遗址，进行分析整理，加以科学阐述，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中国的社会、历史、宗教、民族，中国的民情、风俗，提供了系统、丰富、可靠的资料。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成果，揭示了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规律、审美观念、欣赏习俗，为繁荣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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