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火把节是2012年提交的，两年的评审周期，今年11月底见分晓。

二十四节气过去提交过，今年应为“重启”，什么时候有结果还得另说。

放牛班的课堂

类别：民俗
地区:中央　　　
编号：Ⅹ—68
申报地区或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先贤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订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它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它们是：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它们是：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以它在现行的公历中日期基本固定，上半年在6日、21日，下半年在8日、23日，前后相差1至2天。

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节日的氛围，夏至、暑伏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以致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在这些节令中，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二十四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谚语、歌谣、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书画等艺术作品，还包括与节令关系密切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具体表现，具有很高的农业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放牛班的课堂

2006年5月20日，“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5月23日，浙江省衢州市的“九华立春祭”、浙江省遂昌县的“班春劝农”、贵州省石阡县的“石阡说春”作为民俗类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放牛班的课堂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2011/6/27 15:53:15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外陈村，地理位置在东经118度48分387秒，北纬29度06分113秒,衢州九华梧桐祖殿是当地立春民俗活动的主要场所。

　　农历立春日为祈福日，它的主要活动有：祭拜春神句芒、迎春接福赐求五谷丰登、供祭品、扮芒神、焚香迎奉、扎春牛、演戏酬神、踏青、鞭春牛等,构成了衢州地方特有的民俗活动。而鞭春牛是九华立春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活动高潮，由人扮句芒神鞭打春牛，地方官行香之礼，以表示劝农勤劳和春耕的开始，具有浓郁的衢州地方特色，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财物丰盛等愿望，以此为开端,带动二十四节气民俗活动，有其独特意义。

　　衢州九华梧桐祖殿立春民俗活动，通过“神”的造像来传播农耕文明和天、地、人的自然生态关系，弘扬其向往美好生活、顺应季节规律，掌握自然常识，适时动员农耕、发展农业生产等文化内涵，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

　　这种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活动形式和活动载体是国内少有的，目前村中执掌这一民俗活动的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面临濒临消亡的危险。因此衢州梧桐祖殿及立春祭祀应当受到政府的重视，作为国家珍宝予以保护，让古代延续至今的民俗文化得以长久保存和发扬。

放牛班的课堂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2011/6/27 15:45:49

　　“班春劝农”是遂昌的传统迎春文化形式。“班春”即颁布春令，“劝农”以劝农事，策励春耕。自古以来在遂昌任职的县级长官都要在春耕来临之际，举行鞭春礼仪，颁布春令、劝农耕作，名曰“班春劝农”。

　　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任遂昌知县历五载，以勤政爱民、兴教化、励农桑著称。立春前一日，遵制率僚属迎春于青郊，祭春神、鞭土牛、向士民赠“春鞭”，以鞭春礼仪，向邑人颁布“春耕令”，并作《班春二首》。乾隆年间，迎春活动演变为社会瞩目，全民参与的民俗活动。遂昌县城于立春日，制札“春牛”，导以仪仗鼓吹，游行东、西、南、北四门，观者塞路。民国后，官方劝农活动不再举行，民间上规模的迎春活动也一度中断。然而，城乡民众在立春日，家家备香烛，祭天地(神)，插梅花、鸣鞭炮，以示“迎春接福”。

　　20世纪80年代后，大田村村民自发组织上千人参与的班春劝农活动，基本复原古代祭春活动场面。从此，遂昌西部地区民众纷纷效仿，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遂昌城乡群体的民俗活动。2009年，大柘镇大田村建立了“班春劝农”活动基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班春劝农活动。同时建立了大田“民俗馆”，收藏农耕文化的实物资料，对农耕文化采取系统的保护。

放牛班的课堂

铜仁网 2012-10-16 10:26:11 通讯员 黄树定 摄影报道

　　“说春”古名“鞭春”。其俗渊源甚古。每岁“立春”时节前后，“春官”手端“春牛”走村串寨，挨户说春。本县花桥镇坡背村封姓家族，相传是唐朝开国年间所封的春官“说正春”，封姓享受“鞭春之礼”待遇，民国时期到省政府办有说春“执照”，按封地说春。除坡背村封姓外，县内各地皆有“春官”，时至今日，艺人上百。说春词曲调简单，唱读时讲究“字正腔圆”。“正春”说得出本身根源;“野春”(耍耍春)不拘古节，灵活应变;“花花春”几乎全是吉语。其内容主要是说“二十四个农事气”、说“渔樵耕读”、说“四大布周”，内容涵盖历史、地理、人文等方方面面。

延伸阅读：

说春（石阡县）

　　“说春”是石阡侗族人民世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民俗活动，主要流传于石阡县花桥镇坡背村，活动范围辐射到全县各地。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隶属铜仁市，东毗江口、岑巩，南接镇远、施秉，西连凤岗、余庆，北交思南、印江，是一个深处贵州东北部腹地的山区县。石阡境内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山地多、平地少，五陵山脉之南支斜贯全境。石阡多地下热泉，素有“热泉之乡”的美誉。

　　说春，古名“鞭春”，其俗渊源甚古，时至今日，每岁“立春”时节前后，县内约有一百多个“春官”，手端“春牛”，走村串寨，或入县城，挨户说春。说春之人，称为“春官”。据考证：“春官”是我国二千多年前就有的官名，负责掌管邦国的礼节。据《周礼》记载：“以宗伯为春官，掌邦礼”。唐代也将礼部长官称为“春官”，从此朝中以“春官”为礼部的代称。历唐宋至明清，“司天官”属下有“春官正”“夏官正”等官名，明太祖设春、夏、秋、冬四官，谓之“四辅”。而有关“说春”之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载于宋朝。(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说：“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开封是宋王朝的东京都，所谓“如方州仪”即效尤地方风俗，到皇家宫廷内去行鞭春之礼。这说明当时各地专州就已经盛行说春之俗了。据旧《明史安然传》载：明宣德年间，石阡长官司正长官安然，负责管理“迎春”事宜。清朝是承袭明朝制度的。乾隆《府志》所载的“迎春”礼俗，明代早已盛行。据《石阡府(县)志》载：明、清时代，每岁立春之时，石阡府僚人等要整装集队，扎“芒神、纸牛”，“迎春于东郊”，打马游街，大排宴席，“行鞭春礼”，然后赴城南“劝农厅”，石阡知府要“劝农行耕”，并带头犁田等。民国时期封姓还到省政府办理“执照”，按地域说春。“春官”在规定范围内说春，“立春”气节一过，说到哪寨哪家，就把“春牛”放置在哪家人供奉，第二年又去从哪家人说起。清末明初直至解放前夕，是“说春”发展的鼎盛时期，“说春”范围不再有地域之分，每年立春前后，艺人遍布全县各乡镇，活跃在仡佬、侗、苗、土家等各兄弟民族的村村寨寨中，时达数十日。

　　石阡县内说春的“春官”，分为“说正春”和“说野春”两种，全是农民。相传，花桥乡坡背村封姓是唐朝开国年间所封的“春官”，属于“说正春”。 据封氏称其“说正春”的来历是：相传唐朝开国初年，大封功臣，封氏兄弟封福兴、封福宪立下战功，当朝天子问他们要封什么官，二人异口同声说要当“子孙官”。古时候分封到外地的诸候王，各霸一方，都是子孙世袭。于是唐天子封他俩为“春官”。并且解释说：“春官”就是掌管一个地方的礼节，每年向封地内百姓讲一讲农事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违农时就行了。兄弟二人想：这样的官子子孙孙都做得。于是“谢主隆恩”，封到黔地来了，沿袭至今。封氏讲春的范围是：镇远、施秉、天柱、八拱(三穗)、剑河五县。坡背封家只讲镇远、三穗二县。那时候，“春官”不说春，也不叫“讲春”而是“派春”。即将“春贴”印制出来后，交官府发下去，并收钱粮上来，统一交给封家，改朝换代后，有的官员不执行旧礼制，对封氏说：“你们封家既是春官，知礼知春，就应该去说给百姓知道，不能坐收钱粮。”封氏想：当初唐天子也是这样封过的。于是说：“要去说春可以，但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吃五谷，靠人民养活，也要带头犁田，劝农行耕。”关于古代“春官”的认定，大多为有此方面的天赋及兴趣爱好的农人。其传承方式以自然传承和自发传承为主，现主要代表性传承人有：封复智、封家年、封复元、包正桥、封万明、封香寿等。

　　作为侗族的民族传统，“说春”保存了独特民间音乐艺术、民间说唱艺术的原本文化圈子，既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又在其他民族中传播，表现出石阡侗族独特的农耕意识。其残留有较多侗语因子，对侗族民族语言及其变衍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说春”“春词”的演唱采用侗以及土家、苗、仡佬等民族民间曲调来演唱，是研究各民族民间音乐及其交融的主要例证。

　　解放初期，全县封氏春官有二三十个，野春官几百人，说春范围遍及湖南、三穗、镇远等地。至今，年轻人外出务工，不愿亲自参与说春，出现传承断层，后继无人，组织“说春”难度加大。现封氏春官仅有74岁高龄的封家年老人还在继续说春，全县野春官也仅有十几个还在小范围的活动，说春已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濒危状况。

     来源：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2012-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