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财经网 本文来源于金羊网——羊城晚报　2014年04月13日 14:01

    □施爱东

　　在大多数人眼中，学术圈曾经是一片“圣洁的土地”，这里的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但不知从何时起，公众对于学术圈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圈内人和圈外人一样，有祖师崇拜、有学术赶集、有论资排辈、有派系与行规，有主流与边缘的对立、有师承与圈子的壁垒、有尊老与维亲的传统、有王婆卖瓜似的叫卖与吆喝……学术圈已不是一方净土，嘈杂如同菜市场，这也是世俗社会的一个缩影。

　　祖师祖拜：入行者放弃原有思路接受既定权威

　　确认一个学术领袖以及树立一批学术代表，是每个“学术共同体”必然选择的发展策略。每个行业学会都有一名会长、若干副会长；每个学术机构都有一名学科负责人、若干学科带头人；每次学术会议都会设立一些主持人、评议人之类。这些人事实上充当了学术代表的角色。业外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整体学术水平的认识，主要取决于该共同体学术代表的水平，而学术领袖正是这些学术代表中的最杰出者。

　　在中国民俗学界，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从业者都是钟敬文先生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即使是偶尔有缘见过钟先生一面的民俗学者，也多数会以学生自居。在众多的弟子或学生当中，为了序齿尊卑，论资排辈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些有幸留在钟先生身边工作的学生，即使是资料员，也有更多机会被全国民俗学者尊称为“老师”。因此，能留在钟先生身边工作，对于一个民俗学者来说，无疑是近水楼台的好差事。

　　钟先生一直非常强调团结全国的民俗学者，可是，钟先生去世之后，一年一度的“钟敬文民俗学奖”就显示了明确的排他性，只奖励北师大毕业的钟门弟子。对于钟门弟子来说，每年颁奖期间，都是大家欢聚一堂的吉庆时刻。借助于这种仪式化的庆祝，在这个家族式的学术共同体内，每一个体对于彼此的身份认同都会得到一次深化，大家除了吃饭喝酒，还交换研究心得，共享信息资源。

　　对于一个新入行的青年学者来说，进入一个高端的学术团队是如此的重要。为了能顺利进入一个高端的学术团队，他必须逐步习得该团队的主流研究范式，同时，他还必须部分地放弃自己原有的学术思路，修改自己的研究规划，无条件地接受对于该团队既定祖师、既定权威的认同。

　　学术薪火：导师与学生的不对等互惠关系

　　无论是北师大的民俗学机构，还是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机构，都会把钟敬文的形象挂上官方网站，或者印成宣传图片，以强调其学术传统之正宗。可是，他们的学术旨趣却与钟敬文的研究范式相去甚远。

　　即使是直接的师徒之间，也不必然存在所谓的学术传统。就中山大学叶春生教授指导的博士生而言，分别从事民间信仰研究、学术史研究、传说研究、妇女研究、城中村社会问题研究、民族研究、建筑研究、民间舞蹈研究等、民间诞会研究，等等，彼此不可通约，我们很难从中归纳出一种可辨识的学术传统。学生从导师手上接过的，只是一袭博士袍，而不是导师的手。

　　师生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学术传统上的承继关系，不如说是学术网络上的伦理关系。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常常把学生比作水，把导师比作船或石头，认为良性的师生关系是“水涨船高”，恶性的师生关系是“水落石出”。

　　学生充当导师的耳目、手足或者马前卒，在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是值得褒扬的行为。因此，导师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以及把毕业生安插何处，许多时候关系到导师对于各种学术资源的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一位知名教授明确要求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必须到大学教书，把他的学术思想播撒到全国各地。有些导师则倾向于把自己的学生安插到学术期刊或新闻媒体，以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

　　师生之间的互惠关系不仅使学生们对那些有权势有关系的导师趋之若鹜，也诱使每一位导师都希望把最优秀的学生网罗在自己身边。每年博士生毕业前夕，都是导师们权力较量的时候，每个导师都希望留下自己的学生，可是，研究机构的编制总是有限的，留谁不留谁，并不单纯由学生的个人素质决定，主要是由导师的斡旋能力所决定。

　　学术推广：圈外风光与圈内的不买账

　　1990年代之后，高校对于学者成绩的量化管理体制导致了学术论著的大量涌现，以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陈陈相因的出版物无疑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阅读困难，如果不是选题需要，绝大多数学者都无暇去阅读同行的新成果。因此，青年学者主动、技巧地向同行推荐自己的学术成果也就成了扩大学术影响的必要手段。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逐渐远去，自卖自夸的王婆定律不仅适用于市场营销，同样适用于学术推广。常见的推广方式有三：一、向同行赠书。二、召开新书讨论会。这是赠送图书的高级形式，一种变相强迫同行接受学术成果的方式。三、请同行写书评。当然，无论哪一种方式，作者的人缘积累都很重要。

　　学术论文的推广手法则相对更为多样。一、学术讲座。二、同行评议。将论文提请同行批评，也是把论文推销给同行的一种方式。三、转载或摘录。四、互相引证。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优秀的学术论著才会使用推广手段。有些学界要人出版一本随想录式的小册子，一样可以开个新书发布会，一样能听到许多赞誉之词。

　　这时，“口碑”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影响因子。口碑是指学者们在非公开场合口口相传的学术评议，一般源于私下交流，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非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往往比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更加尖锐、真实。

　　口碑主要形成于圈内，正如桑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真正的学者大师是一种口碑，是整个圈子抛弃利益成见的非利益评价。”对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来说，圈外的名声多是虚名，圈内才是他生存和交流的空间，因此，口碑的力量可以对学者的行为形成强势约束。一个学者如果在公众视野中非常有名了，一般也就很少在学术圈内活动了。对于他来说，圈内圈外是两个世界，圈外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可是一回到圈内，谁也不买他的账。

　　学术创新：压垮学者和学术的第三座大山

　　所谓学术创新，也即“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以及各大高校或科研机构印发的诸如项目申请书、结项书、出版补贴申报表之类，都会明确要求填写该课题的“理论创新程度”、“理论和方法创新”、“新贡献”，等等，许多高校的博士硕士论文评阅书甚至明确要求学生填写至少3项论文“创新点”。

　　“截至2000年年底，仅全国高校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就达到24.3万人，科研机构1640所，专职科研人员1.67万人”，如果平均每人每年产出3篇论文，全国每年的社科类学术论文就是近百万篇。如果每一个学者都在尝试学术创新，每一篇论文都要独出心裁，那么，我们面对的学术格局将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一定是一幅充斥着各种奇谈怪论，混沌一团的群魔乱舞图，没有公认的知识体系，没有稳定的研究范式，所有的论文都在自说自话，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却只能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当今学术体制下，有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一座即所谓的“量化管理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必须每年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另一座即所谓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非得把论文发表于所谓的一二类核心期刊。这两座大山已经把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还有隐性的第三座大山，也即所谓的“学术创新机制”。这些大跃进式的学术管理如同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如果说前两座大山损害的只是学者的个人健康和幸福生活，那么，第三座大山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进程。

　　学术会议：序齿尊卑编织关系

　　学术会议是扩大学术机构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学术会议首先是一种仪式，一种编织与确认社会关系网络，学术共同体内序齿尊卑的社交仪式。

　　开幕式上的演讲次序以及开幕式后的集体合影，无疑是对嘉宾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定。开幕式上，东道主首长发言之后，往往安排嘉宾演讲。一般来说，嘉宾的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越高，演讲的次序越靠前、大会给予的讲话时间越长。开幕式后的合影排位是门艺术，行政官员与资深学者会被安排在第一排的坐席上，女性学者往往被安排站在第二排，而那些资历较浅的男性学者则会自觉地站到最后一排。照相结束之后，那些赶场的官员就顺便离会了，学者们则回到会场，开始正式学术讨论。

　　会议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硬性指标：一、开幕式最高行政长官的级别，这是会议规格的标志；二、与会知名学者的多少，这是学术水平的标志。知名学者的全程费用一般由东道主负责，因为是赶场，他们没有时间与其他学者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通常只是宣读一下自己的论文，然后不等会议结束就提前离会了；三、与会学术期刊的档次。

　　大型的学术会议就是一个学术集市，参加会议如同学术赶集。2009年在昆明举办的一个国际人类学大会，开幕第二天，就有一则短信在学界广为流传：“上午开幕，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中午会餐，你久仰我，我久仰你；下午表彰，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晚餐酒会，你灌醉我，我灌醉你；酒后舞会……”这种不针对具体学术问题的学术赶集在当今学界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