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陈众议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2月20日   13 版）

    电影艺术研究员贾磊磊先生总结过美国女权主义者对好莱坞模式的批判，谓：一、好莱坞是一个以男性话语为轴心的视听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男性视角，而虚构的客体是风格化、性感化的女性形像。因此，女性是被观望和展示的对象，她们被塑造成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他者”，从而满足男性的感官需求和欲望；二、女性作为影像，始终是男性“英雄”的饰物或附庸，是他们实现价值（产生魅力）的道具；三、主流创作基本排斥女性英雄，她们通常只是故事的佐料，以致沦落为惩戒对象；四、女性是梦工厂制造幻景的噱头，好莱坞将她们奇异化、虚拟化，以满足观众（哪怕是潜意识）的欲望和欣赏习惯。这显然是基本事实，其理论依据则来自福柯的“环形凝视”。

    撇开性别研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方则无疑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的“他者”。关于这一点，萨义德已有充分论述，尽管其理论所从出的仍是后现代主义对二元论的解构。需要警觉的是，中国业已成为美国必须同化或解构的主要目标，而好莱坞的影响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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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好莱坞的对华态度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公然挑衅转而取向泛性影响兼票房收益，但中国在好莱坞主流影人心目中的“他者”地位没有改变。这关涉美国由来已久的的战略思维与现实利益。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曾明确指出，若论什么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佳武器，电影首当其冲。有鉴于此，他曾下令有关方面要以宣传美国的政策和政府的努力为目的。这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成为美国高层的共识。威尔逊就曾认为，电影在传播公众信息方面当被列为最要媒介，盖它以通俗的话语形成了对美国政治和目的的有效展示。同样，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认为电影输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直接的商品价值，还在于它代表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以本土未遭战火洗劫的优势进一步大力发展电影业。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对战时宣传部门的要求。首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局长的戴维斯宣称，电影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1947年，美国电影协会负责人麦耶在回顾电影的作用时说，“现代美国电影是任何其他出口商品所无法比拟的，它同时兼具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意义”。他强调指出，“人们从未尝试研究美国电影促销美国其他产品的间接功用，当然这也许根本无法估量。绝大多数美国电影推介了难以数计的美国产品……从来不曾有过比电影更强大的推销商”。1953年，随着“冷战”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期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下设电影电视和新闻广播等部门，简称USIA。该机构的使命被确定为：一、宣讲美国政府的政策；二、阐明美国政治与各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密不可分；三、抵制一切反对和扭曲美国形象的企图；四、通过表现美国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顺便说一句，中美甫一建交，在好莱坞电影中受到“外星人”青睐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肯德基等“非意识形态产品”便率先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至于美国在华“入世”谈判中强调的以好莱坞“大片”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及其自由流通问题，则自然更符合前述政治。

    而现代美国政治本质上是跨国资本主义政治。它发扬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大新基点：一是现代化，二是消费主义；二者相辅相成。不消说，除了上述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四大“承诺”上：一是“自由市场”，它承诺每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调动和利用一切有效资源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满足人的需求；二是“民主政治”，它承诺确保社会公平与公正，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民众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权利；三是“道德伦理”，它承诺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信仰、满足人的本质诉求；四是“精神文化”，它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从而承诺保证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的精神诉求。当然，这些相对空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理念必须依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于是，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的首要追求和现实目标。它一方面以刺激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结伴而生的大众消费欲求反过来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循环从现代化初级阶段以满足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发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费、激活和培养欲望为目的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所谓“民众资本主义”便是这一现实的政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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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许多情况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门学科来描述和计算，惟世道人心非文学艺术不能反映。至于反映得如何，则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艺术水准和审美取向等。顺言之，我们的许多“大片”，除了投资规模大得惊人，而且愈来愈大，内涵却常常小器得可怜，不仅不能让人感同身受地体味鲜活的生活；即使拍人马屁，都不知道怎么拍、往哪里拍。而苏联后期的去意识形态化（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创作与白银时代作家及俄国形式主义的走红，联手瓦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旋律文艺自身的问题另当别论）。同样，苏联晚期的文艺批评率先为戈氏“新思维”提供了温床。“人心向背”，犹如冰冻三尺非一日寒。文学艺术在此过程中像寒风，似冻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批评则不同，它好比哲学，具有更为鲜明、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此，一旦时机成熟，批评的武器对于上层建筑便是烈火对干柴，而哗啦啦大厦倾覆多为一朝一夕之工。但后者的发生，又往往还要从世道人心中去找答案；当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等等是更为客观，也更为重要的因素，文学艺术则如盐入水，虽化于无形，然可使其咸度陡增。

    正所谓人心似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但是，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却很少深究（即使究过，也没有究好），倒热衷于把巫不巫傩不傩、求仙拜佛做道场、装鬼弄神测八字当作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以致家国旗幡与坊间知行大相径庭、人心人口判若霄壤。于是，一边是“五个一工程”，一边是超女和穿越、无厘头式的帝王将相和哼哼唧唧的才子佳人；一边是雷锋、郭明义，一边是封建迷信肆虐、谶纬之术泛滥。这表面的多元共存似乎有利于一时一地的和谐安定、文化繁荣，实则却是自毁长城、自折脊梁。

    如今，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与名利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直至世界末日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历史必然与民族情感的较量愈来愈公开化、白日化。这本身构成了更大的悖论，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中所阐述的那样。君不见人类文明之流浩荡？其进程必定是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已然来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反而不那么显而易见。

    我们当何去何从？我们的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当何去何从？这本来就是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逆时代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错，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文艺及文艺批评正一点点丧失立场和职责，甚至完全扯下遮羞布、欢天喜地地以资本（或谓市场）的帮凶、同谋、吹鼓手的面目招摇过市。

    反过来说，倘非“国际化”（实则是西方化），我们的文艺能走出去吗？我看难，而且千难万难。这牵涉到我们对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在我看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国际矛盾是民族利益、民族情感同跨国资本及其主要支配者所奉行的资本逻辑之间的尖锐对立；主要内部矛盾则是日益突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错位。这些矛盾在社会的各阶层、各领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因生产关系和认知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变得错综复杂。文艺及文艺批评领域亦然。

    且说好莱坞与资本性质穿一条裤子，它可以招摇过市、风靡全球便是基于大众消费取向：一是伪多元；二是通俗化。

    （一）好莱坞“大片”的所谓“多元化”或“国际化”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化。理查德·佩尔斯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因好莱坞电影了解和熟悉美国产品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丰富、诱人的好莱坞电影使欧洲人产生了开美国车、抽美国烟、吃美国食品、穿美国服装的欲望。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正在丧失对自身文化、欧洲传统的兴趣。美国电影的强大吸引力使法国作家深感不安。他们由此担心巴黎的时尚和文艺中心位置已不复存在。他们……对好莱坞的恐惧有些夸张，但这种恐惧不仅限于法国，它在全欧蔓延，以致不少文化精英认为好莱坞正在瓦解他们的民族认同。

    诚然，美国化与大众消费并行不悖。只消稍稍翻检一下近年好莱坞“大片”的种类，我们当可洞悉其“多元”的实质：美国化或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单就票房而言，前二十年仅占全球电影产量十分之一的好莱坞，就赚走了全球票房的百分之七十。

    （二）好莱坞“大片”奉行的是不折不扣的通俗化路径。它与美国的现代化理念和大众消费文化一脉相承。尽管好莱坞电影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但它们大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区分。至于它们对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的表现虽则角度不同、题材各异，然本质雷同，而且大都单刀直入、不加掩饰。因此，所谓的多元说穿了是符合强势文化和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一种策略。盖这种以通俗（消遣）为指向的“多元化”或多样化文化产品恰好契合和顺应了现代化（或后现代）背景下的大众消费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多元可以是对抗强势文化侵蚀的一种自我守望，也可以是一种敞开胸怀、切开血管的来者不拒。当下弥漫着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后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首先，用多元化概括我们的文化市场也许很不为过。你看那千姿百态的图书、五光十色的碟片、琳琅满目的广告和鳞次栉比的吧……还有缤纷的花边、八卦，甚至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绝对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也绝对无法再用一种或几种主义、一种或几种功能去界定当前的文化现状，更加无法在一纸陋稿中描述它的纷杂无序。因为我们面对的似乎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无主流”大汇唱时代，也即自由的时代、相对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于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之类的说法不胫而走。正因为多元和纷杂，文化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凝聚人心、统一认知和行为方式、平衡价值和审美取向的作用。而相对统一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价值和审美取向的缺失，又使文化从众生供奉和仰视的神殿上滑下而走向人性赋予它的另一个极端：个人的心志和情感。这种个人化表演固然始终存在，但一直被人们赋予文化并转而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崇高和伟大的光环(如人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遮蔽着。而今，国家、民族、阶级、种族依然存在，但人们(从作者到受众)似乎愈来愈沉湎自我，也即过去我们羞于谈论的那个始终带着原始基因的小我。

    自我陶醉的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多少具有模糊视听、消解真理的效果，极易使人觉得这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然而，这些思潮或思想削弱和消解的当不仅仅是文化或人文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穿了是跨国公司和“人权高于主权”这类典型的跨国资本主义思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如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持守，比如更加重视文学和人文传统。而加强文学经典的研究无疑是我们知己知彼、进退中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我们构建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最佳参照之一。文艺复兴以降，一方面西方社会的许多重要社会文化思潮往往首先是文艺思潮，是由文以及对文艺经典的重新诠释散播的；另一方面文艺，尤其是文艺经典又往往扮演社会良知的角色并与时流相悖，从而具有超时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文艺不仅可以透视时代社会，而且也是辨别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最佳门径。当然，多元并非完全不好，但前提必须是建设性的，即丰富民族文化、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然而，好莱坞不简单。随便举个例子，《泰坦尼克》在张扬人本主义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颠覆了颠覆的世界。反之，即使像《肖申克的救赎》、《纽约黑帮》、《真实的谎言》这样的“反体制”影片，其在宣扬美国精神、揭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人道战胜非人道等传统话语方面也毫不含糊；同样，《与狼共舞》等在展示“多元文化”与和平主题等方面也颇具匠心；《勇敢的心》等则坚持了一如既往地所谓独立、自由思想。凡此种种，在提供感官刺激和精神愉悦（消遣）的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审美观、认知和生活方式灌输给了世界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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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之二是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说法，他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当代世界文艺的实际情况也为某些理论提供了依据。于是，那些倾向于作者本位、追求个人表现、注重形式的作品被称之为“严肃电影”（或“文艺片”），而那些倾向于读者本位、追求市场效应、感官刺激的作品被认为是“通俗电影”（或商业片，甚至商业大片）。

    我们心知肚明，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取代性、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今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存在不一定合理，必然不等于理想。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而文艺在这中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盖因文学艺术是加法，向着理想而在，而且不可再造。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了莎士比亚或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或《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此外，文艺的伟大传统之一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保守。孔子克己复礼是因为“礼崩乐坏”；王国维之死是基于“今不如昔”（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指斥我们缺乏新思想。

    我们当然不缺思想，但伟大的新思想并不能一蹴而就，文艺理论亦然。如今，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除了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艺界仍有不少山寨版产品，以至于某些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艺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母语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首先是影视界英雄唱罢夜宴摆开；一边是十面埋伏，一边是太虚无极。一掷亿金的喧哗和骚动弄得众人眼花缭乱，但归根结底，除了骗得亿万票房，留下的多是形过饰非之憾：不是情节蹩脚，不知所云；就是主题陈腐，恍若隔世。即使拍人马屁，也拍错了地方。若是拿好莱坞大片作比附，则差距洞若观火。我们的所谓“大片”，除了靠花哨赚足票房，大多没有灵魂，更没有过硬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好不易拍了部“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金陵十三钗》，也必得由洋人前来支撑门面。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新近的《亲密敌人》。但凡敏感一点的、读过都德《最后一课》的人都会毛骨悚然，因为放弃母语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面对外邦入侵，都德藉人物“老师”之口对同学们说：“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而当今世界，弱小民族（部落）的语言正以高于物种灭绝的速率迅捷消亡。难道我们不应对自己的语言危机有所警觉吗？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尚且缺乏意识和警觉，况乎少男少女！诚然，即使是在同属西方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等，像《亲密敌人》这样的影片大抵不会有人去拍，且不说它所张扬的是那样一种浮世绘式的生活愿景。

    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流行声色。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民族语言作为人文核心，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民族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审美对象，而且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语言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邱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关涉英国哲人对传统的理解。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然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不擅用中文写作，罔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并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

    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但是，终究是西风浩荡，好莱坞、迪斯尼、变形金刚等占据了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而英语正在成为许多中国孩子的“母语”。这才是最糟糕的。

    奇怪的是，同样作为好莱坞的“他者”，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影评界却鲜有学者发出类似于美国女权主义者那样的铿锵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商业片调研”有意弥补这个欠缺，以期引起相关人等的注意。然而，条件和学识所限，本调研只能是个粗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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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竞争和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外国商业“大片”作为大众文化和跨国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也业已成为一大景观。单从我国每年引进的好莱坞影片的情况看，其影响力（包括票房及其连带的广告与宣传效应、价值与思想渗透）就不可小觑。对这样一种文化产品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国影视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守护民族文艺的认知功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都将大有裨益。

    马克思主义一贯重视文艺的功用。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以审美的方式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意识形态的淡化”（其实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资本如鱼得水。学者克拉考尔认为，共同信仰的丧失和科学威信的稳定发展，使现代人普遍采用抽象的态度和方式看待世界，从而相对丧失了对世界的感性观照和把握能力；现代人面临的深刻挑战就是怎样重新找回世界的具体存在，“电影使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电影发明以前没有或甚至未能看到的东西”，它为现代人提供一条自下而上的精神范式。但因这一媒体及其评价体系主要掌握在西方资本家的手中，重构的认同也主要指向西方跨国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现方式则如另一位电影评论家巴赞所说的那样，“是从萦绕在这些人脑际的共同念头之中，即从一个神话中诞生出来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所谓“完整电影”的神话，就是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景”的神话。换言之，巴赞认为，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反现代艺术抽象化运动的“完整的现实主义的神话”。但是，“完整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关于再现“我们的世界”的物质真实，而且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精神建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片无疑又是电影的主体。大众很容易受其润物无声的价值与情感功能的影响，却浑然不觉。

    总之，商业“大片”是“完整电影”、“完整艺术”神话的文化实践，它的目标所指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神话的经典化建构。关于“我们的世界”，商业“大片” 承担着双重功能：第一，把“我们的世界”再现为具有“奇迹”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充满矛盾甚至敌对，但它仍然呈现出一种深层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第二，建构和表述“我们的世界”的内在价值和稳定观念，为人们提供共同生活的信念和价值。前者是商业“大片”的形式功能，后者是思想功能。商业“大片”的形式和思想归根到底是要构成一个具有现代神话建构功能和明确价值导向的强“指意”。

    如今，由于网络的普及，影视作品成了人们“接触外界”、接受价值的重要载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仅从流行的电影电视作品（主要是网络影视）就能触摸到时代变化，并潜移默化地接受商业大片所灌输的价值、情感和“美”。

    顺便说一句，近年来美国主流类型电影中的英雄不少是救世神话英雄的原型再现，这多少与美国的全球野心有关。同时，那些表现人性的影片则坚持了西方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相形之下，我国大片尽管正在出现好的苗头，但总体上表现出价值混沌、立场模糊、灵魂缺席、题材狭隘等诸多问题，与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呼声相距甚远。譬如《泰囧》这样的叫座影片，不是恰好见证了我们一味傻乐的欣赏水平吗？！但当其一旦置于好莱坞，甚至宝莱坞作品（如《三傻大闹宝莱坞》）之间，也便良莠即分、高下立见矣。至于各国电影如何不同程度地受到好莱坞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电影与其它文艺一样，有一定的自身发展规律，这也是一些好莱坞电影不那么“主旋律”、不那么符合顶层设计的重要原因。进而言之，强势文化才有资格“多元”（美国也不是历来如此，想想曾几何时的种族歧视和麦卡锡主义吧）。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承诺，尽管金钱是其真正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