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光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2月27日 14 版）
人教社新课标《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插图（2001年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在不断解构与重塑过程中，“建国始祖”“民族始祖”和“人文初祖”成为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中最为经典的黄帝面孔。这几张面孔分别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告诉了学生“黄帝是谁”，同时也向学生传递了“我们是谁”的信息。
作为“建国始祖”的黄帝
中国正史中对黄帝最系统、最权威的描述恐怕要算《史记·五帝本纪》了。司马迁将黄帝描绘成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天下的帝王，黄帝于是成为“统一”的符号和象征，这个符号和象征也延续到清末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清末中小学教科书在描写黄帝时，基本史料和观点大多因袭《五帝本纪》。但是，这些教科书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教科书编写者开始从进化史观的角度来审视黄帝功绩，认为黄帝建国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从酋长政治变为君主政治。另一方面，司马迁笔下黄帝所管辖的地域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下”，而在晚清教科书中，黄帝所管辖的是现代意义上具有一定疆域的“国家”。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课程标准强化了黄帝作为统一国家建立者的形象。据此，民国各时期的《历史》等教科书中大多都有“黄帝建国”或“黄帝开国”的内容。当然，并非所有教科书编写者都认同黄帝开国的观点。如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其编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册，1925年第4版）中，明确否定了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教科书使用了几年之后，遭到当局查禁。有些教科书编写者运用模糊手法在写《黄帝开国》一课时，把它放在“传说时代”或“传疑时代”的大标题下，表明“黄帝开国”只是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代史有关国家起源的论述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黄帝被定格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或者部落联盟首领，“黄帝建国”或“黄帝开国”的说法由此从大陆中小学教科书中消失了，教科书把黄帝与蚩尤的斗争描写为部落间的冲突。无论是黄帝与炎帝的斗争，还是黄帝与蚩尤的斗争，最终的落脚点都是部落融合。尽管这种融合的范围较小，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折射出的“政治统一”意蕴。
从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发展来看，黄帝形象由“建国始祖”逐渐变为“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这既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折射出社会政治的变迁。
作为“民族始祖”的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叙写了黄帝事迹后，结尾称许多上古与三代帝王都是黄帝子孙。在《史记》其他篇章中，不只中原诸国王室的始祖是黄帝子孙，中原周边的秦、楚、吴、越等国之君，也无不出于黄帝之后。这已经隐然建构起黄帝作为“民族始祖”的形象。在重视“慎终追远”的传统文化中，“民族始祖”这一面孔在社会集体记忆中的印象大概最为深刻，清末教科书仍然强化这一印象。
然而，在定位黄帝究竟是汉族祖先还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问题上，清末中小学教科书之间是不统一的，这主要受时局影响。清朝末年，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十分关注民族起源问题。革命派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将黄帝描绘成汉族的祖先，这显然是为了促进汉族的团结以实现革命目标。而改良派出于立宪主张，希望满清政府自上而下改革，多将黄帝描绘成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以维持整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派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官方论述中也将黄帝描绘成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科书把黄帝描绘成中华民族的始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教科书明显强化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一方面，这是增强民族抗战凝聚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受蒋介石“中华民族由多宗族构成”观念的影响。到了民国后期，中小学教科书中，“中华民族的建国始祖黄帝”“中华民族开国的始祖黄帝”这样的标题屡见不鲜。这意味着，国家始祖形象的黄帝和民族始祖形象的黄帝已经高度融合，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国族符号，并通过教科书建构到民众日常知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科书一般不提黄帝是汉族祖先或中华民族祖先，最多只是说黄帝是黄河流域人民的祖先。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科书大多强调，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并注明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这种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被尊奉”，意在表明，黄帝作为民族祖先是历史记忆或历史信仰。二是强调“华夏族祖先”，意在表明，不能笼统地说黄帝是中华民族或是汉族的祖先，尽管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因为，汉族本身也是华夏族和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发展而形成的。应该说，这种表述既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也不影响现实的民族团结，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直到本世纪初，众多版本的初中、高中新课标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因袭了这种表述。
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编写者在描述黄帝的时候，总会遭遇如何从民族的角度刻画黄帝形象的问题，始终在“华夏族始祖”“汉族始祖”“中华民族始祖”之间游移。不管小心回避还是大胆使用“民族始祖”之类的字眼，不管把黄帝称为汉族始祖还是中华民族始祖，不管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还是从历史信仰的角度来呈现黄帝的面孔，都体现了教科书编写者维护民族团结的初衷。
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
清末教科书中，把黄帝描绘成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不在少数。到了民国时期，仍然有很多教科书坚持这一说法，认为黄帝不仅是建国始祖、民族始祖，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不过，很多民国时期的教科书都指出，把这些发明归功于黄帝，只是后人的附会而已。如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1932年第5版）就说：“从农业社会成立以后，自有拓辟疆土和组织政体的需要，于是产生黄帝武功方面的传说；又自有改善生活与防御敌害的需要，于是产生黄帝文治方面的传说。他们先想象一位奠土建国的帝王，后将社会上逐渐改进的事物托始于若干突出的创作者；而这若干的创作者，又为体系的完整起见，应用君臣的名分，将他们集中于黄帝的名义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陆中小学教科书一般不说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创始者。具体描述原始社会晚期的发明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1960年第5版）是这样描述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远古的人们长期劳动的成果，传说里把这些成果都归集在黄帝的时候。”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遣词造句实则颇费心思。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发明创造归功于普通大众，二是把发明创造归集于黄帝时代，而非黄帝个人。这与“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观点相一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到了21世纪，大陆历史教科书和社会科教科书一般都称黄帝为人文初祖。个别教科书措辞较谨慎，如“黄帝被尊为华夏族的人文初祖”。但更多的教科书将黄帝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有的教科书刻意在“民族始祖”与“人文初祖”之间作了区隔，从民族史的角度将黄帝视为华夏族的祖先，而从文明史的角度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忽然之间，教科书中黄帝的形象聚焦在“人文初祖”符号下，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学术发展角度看，自20世纪末开始，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黄帝传说应当有密切的关系。此外，指导教科书编写的史学理论变化也导致“人文初祖”概念凸显。
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两极格局解体后，从民族文化角度重新定位和凝聚国家成为一种潮流。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闯入教科书编写者的视野，大概也受这一潮流潜移默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无论如何描绘黄帝的形象，最终指向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教科书中的黄帝形象不断变化，甚至反复呈现，而且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种类教科书中也是多样的。一方面，这说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虽然都指向国家认同，但这三个层次之间有潜在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说明黄帝作为国家认同的符号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诠释空间。在远古神话中，黄帝具有四张面孔，这恰恰隐喻了黄帝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象征意义：他可以是政治英雄，可以是民族英雄，也可以是文化英雄。至于其本真的一“面”，也许永远隐藏在历史长河之中。
注：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本文在《论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黄帝形象》（《教育学报》2012年第1期）一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