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张荣生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01日 05 版）
作为亲历上个世纪见证人，读到2010年12月30日楼达人校友在《文汇报》上的《怀念美学大讨论》，感到与记忆不符之处颇多，于是找出了半个世纪前作家出版社的《美学问题讨论集》一至六集，找出了朱光潜的《美学批判论文集》，还找出了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蔡仪的《美学论著初编》、李泽厚的《美学论集》，特别是找出了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美学论坛》我所作的听讲笔记，根据翔实的材料来谈，该是切近当年实际的。
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
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于1956年，实际上解放初期就有了端倪。1949年10月25日的《文艺报》1卷3期，发表了署名为丁进的读者来信，提到自己原本信奉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提出的“距离说”和“移情说”，认为美感与实用态度无关，解放后才知道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因而感到了困惑。
在刊登读者丁进来信的同时，《文艺报》约请了蔡仪写了《谈距离说和移情说》，针对朱光潜的观点，指出美感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美感既具有社会性，还具有阶级性，艺术标准必须服从政治标准，用毛泽东文艺思想阐述了文艺理论的这个基本问题。
1950年1月10日，朱光潜在《文艺报》1卷8期发表了《关于美感问题》，指出了移情说和距离说并不是自己的创见，只是援用了旁人的学说，其次谈到自己的困惑：“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针对蔡仪的“按朱光潜的说法，美感是孤立绝缘的，和外物的关系，也就是对人生的意义是一刀截断的”这一主要批评，朱光潜指出自己并没有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朱光潜承认，对于美感经验，确曾指出它是孤立绝缘的意象，美感是聚精会神去观照一个对象时的感觉，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同时朱光潜认为，这种聚精会神的状态通常是不长久存在的，实际上美感的人同时也还是科学的人和伦理的人，文艺与道德不能无关，自己并没有把美感对象与人生意义一刀截断。尽管如此，从阶级论的观点来看，美感经验为形象观照说并不一定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摸索，只能在这里约略提及，吁请马列主义学者们想一想。很明显，朱光潜对自己的观点既有批判，又有保留。
针对朱光潜的辩解，蔡仪在同一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指出朱光潜否认艺术和实际人生的关系，已经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朱光潜对革命文艺一直是深恶痛绝地责骂，对革命文学也是骂得狗血喷头。
同期《文艺报》还发表了黄药眠的《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指出“朱先生的学说是和我们今天马列主义的艺术思想直接处于冲突地位，是和我们今天的文艺运动背道而驰”。
1950年3月10日，黄药眠在《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发表了《论美与艺术》，不仅进一步对朱光潜有所批判，而且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黄药眠认为，美是客观上存在的，在我个人的意见，美就是典范、美就是在同一种类中既具有个性而又有普遍的代表性、典范性的东西。具体说，美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条件之下，各自根据其阶级立场、民族传统、从生活实践中去看出来的一个系列的客观事物的典型性。
对朱光潜的批判，一直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左翼作家和朱光潜的分歧。比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批评了朱光潜的“摘句”，立“静穆”为诗的极境，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朱光潜视为国民党“蓝色文艺”的代表。1946年4月，黄药眠在《文艺生活》（光复版）第4期《论美之诞生》，1948年蔡仪《朱光潜论》，荃麟《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都对朱光潜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
把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全面的清算，源于中共中央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早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提出对唯心论进行批判，毛泽东认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连续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社论，把反对唯心主义作为一场在思想战线极其复杂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来对待，这样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则迅速演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而引发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
1956年由《文艺报》牵头组织的对朱光潜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批判，胡乔木、周扬、邓拓、邵荃麟分别给朱光潜打过招呼，不是要整人，而是要澄清思想。6月30日，朱光潜在《文艺报》1956年第12号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编者加了这样的按语：“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1956年7月9日、10日，贺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黄药眠在《文艺报》1956年第14、15号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曹景元在《文艺报》1956年第17号发表了《美感与美》，敏泽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发表了《朱光潜反动美学思想的源与流》。最有分量的则是李泽厚1956年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的《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副题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第一次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振聋发聩地提出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李泽厚不仅批评了朱光潜，而且也批评了蔡仪的美是典型，典型是物质的一种种类的自然本质属性，把美或美的法则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绝对的、脱离人类的先天客观存在，这正是由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通向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表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观点也进行了梳理，生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基本上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人本学的自然人的概念。李泽厚认为，美具有具体形象性和客观社会性这样两个基本特征，所谓美就是包含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和理想，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社会生活形象，美感则是美的反映。美感具有矛盾二重性，即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它们既互相对立矛盾，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形成为统一体。此文为实践派美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为中国美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
针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这就形成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交织在一起的交响曲。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科学讨论会，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率先在师大北校（原辅仁大学）礼堂作了《论食利者的美学》，副题为《评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学术报告，会上《文艺报》的曹景元，还有心理学家对报告进行了评论。《论食利者的美学》首先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创刊号上，以后才刊载在1956年《文艺报》第14期、15期上。《文艺争鸣》2003年1期《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文汇报》2010年11月22日《李泽厚思想之河汩汩向前》，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都说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显系记忆错误。
以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为契机，引发出了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用黄药眠自己的话说：“以这篇文章为起点曾引起了有关美学界广泛的争论，这也算是起了点火者的作用。”作为先行者黄先生之功不可没，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美学史研究者的注意。
同样是批判朱光潜，蔡仪坚持的是没有人类或人类存在之前，美就客观存在于客观物质世界之中，存在于自然物质本身，是物的自然属性，而黄药眠认为美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审美对象的形成和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1956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蔡仪的《评“论食利者的美学”》，对黄药眠的美学观点进行了批评。蔡仪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首先就是美在于心抑在于物，是美感决定美呢，还是美引起美感，朱光潜的错误，原不在于他的着重美感经验的分析而在于他的分析不正确；也不在于他是从美感经验的分析出发，而在于他认为“美生于美感经验”，而黄药眠批判文章所说的全然不是事物如何才能算是美，而只是事物怎样才能成为美学对象。
1956年12月25日，作为被批判者的朱光潜以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写出了《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朱光潜首先提及，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是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之后发表的，在发表之前，他曾经把在北京师范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所提出的论文——也就是后来在《文艺报》发表的那篇给自己看过，通过《文艺报》编辑康濯表示基本上接受黄药眠的批评，并且提出了一些意见，但黄药眠把在北京师范大学提出的论文几乎原封不动地发表在《文艺报》上。就蔡仪对于黄药眠的批评来说，朱光潜基本上是同意的。针对蔡仪的“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者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观点，朱光潜认为蔡仪没有在物与物的形象之中见出分别，在反映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就其为认识对象而言，它已经不纯是自然之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即社会的物了。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这中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美是引起美感的，同时美感也能影响美，蔡仪所说的美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审美标准也是一种绝对标准，它基本上就是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论，美成为历史长途赛跑的终点指标，原始人跑了一段就停下来了，他们距离美还非常远，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跑得愈近于美，也许终究有一天，人们美感发展到了顶点了于是就达到美的终点指标。根据发展的观点，美是发展的、美感是发展的、美的标准也是发展的，因此蔡仪的美学观点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辩证的。
1957年1月9日，李泽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副题是《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李泽厚指出蔡仪对黄药眠的批评，朱光潜对蔡仪的批评，在揭露对方错误方面，都比较准确有力，但其正面论点，不是否认美的存在的客观性，便是否认美的存在的社会性。朱光潜一直认为美（物的形象）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美是人的意识、情趣作用于外物的结果，从而把美感和作为美感的对象的美混为一谈。朱光潜所强调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坚持的仍然是“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承认了人的主观意识和美感的社会性质是一大进步，但把美的社会性看作是美的主观性则是错误的。朱光潜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美感能影响美，美可以随美感发展而发展。在指出与朱光潜分歧的同时，李泽厚指出与蔡仪的分歧则是在美的社会性上，蔡仪美学观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了美的客观性存在，却否认了美依存于人类社会这一根本性质，这样没有人类或人类社会之前美就客观地存在，存在于自然界本身之中，这样一种理论实际上成为一种超越时间空间、超越具体感性事物的抽象的先天的实际存在，具体事物的美只是美的抽象显示，这已经接近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念。李泽厚认为，美与善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物体的某些自然属性是构成美的必要条件，但条件本身并不是美，它只有处于一定人类社会中才能成为美的条件。李泽厚重申了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它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就这样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主张美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鉴赏者的人而存在；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单纯的客观事物还不能成为美，客观事物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才能有美；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美是客观的，另一方面美离不开人类社会，美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属性。
这里还必须提及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吕荧于1953年第6期《文艺报》发表的《美学问题》，主张“美是人的一种观念”，1957年12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美是什么》，又说美是人的社会意识。1955年5月25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上，他仗义执言，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结果在一片哄骂声中被带出会场。1957年在发表《美是什么》时，人民日报编者按写道：“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专门对吕荧有所记叙。高尔泰在1957年第2期《新建设》上发表了《论美》，1957年7期《新建设》上发表了《论美感的绝对性》，主张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在反右斗争中，高尔泰因此被批判斗争，划成了右派，成为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异数，并被送到夹边沟劳改，即使是改正后高尔泰仍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尔泰《寻找家园》（增订版）是一本关于苦难的艺术之书，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史，为我们留下了这一美学探求者人生路上艰难的记录。
为了繁荣学术，鼓励师生向科学进军，作为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美学论坛，邀请了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到北师大开讲座，最后一轮讲座，黄药眠阐述了自己的美是美的评价的观点。在向科学进军号召的鼓舞下，我们这些大学生满怀探求美究为何物的热情，积极见证和参与了这场全国最高水平的美学争鸣。论坛的气氛既开放、自由、平等又十分热烈。我还清楚地记得，美学论坛还印了三十二开大小白色道林纸的听讲证，毕业离校时由于夹在处理的报刊中弄丢了，至今还引以为憾。
北师大中文系举办的美学论坛
1957年3月21日、3月28日、4月11日、4月18日，均为周四，地点记得是在物理楼一楼的阶梯教室，蔡仪给我们讲了四次美学，依次是：艺术美的创造与美的法则、艺术美的根源与几个特殊问题、现实中美的东西为什么是美的、美的法则和典型。
蔡仪讲课严谨，认为现实事物的美在于事物的自身，和它本身的性质、属性、条件有关。事物的属性有现象有本质，有个别有一般，现象能充分表现本质，个别能充分表现一般，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也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美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必须通过现实事物去考察，去把握。
5月7日、5月14日都是周二，朱光潜美学讲座的地点记得是西饭厅，架在黑板架上的是一块普通黑板。朱光潜个子不高，雍容典雅，一派学者风度。第一讲属于导论性质，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懂外语，以哲学史、美学史、心理学作为基础；二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从1750年德国鲍姆嘉滕开始建立以研究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为内容的独立的美学学科，仍然表现为哲学认识论，1956年苏联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突出了美学与文艺学的区分；三是简略地介绍了西方美学史上的流派，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辛、康德、黑格尔、狄德罗等人的美学观点一一作了评介。第二讲谈了四个问题，一、争论的焦点：美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自然性和社会性，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是美学前进路上的大障碍，三、我现在美学观点的说明，四、我的美学观点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第二讲经过整理以《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为题发表在1957年第4期《哲学研究》上。
朱光潜认为，李泽厚和蔡仪的分歧在于蔡仪把美看成是物的自然属性，李泽厚则把美看成物的社会属性。朱光潜主张美学的理论基础除列宁反映论之外，还应加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指示。要区分物本身即物甲和物的形象即物乙。梅花本身只是美的条件，还不能成为美学意义的美，物本身的模样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物的形象是艺术形态的东西，是意识形态反映，属于上层建筑，物本身的模样是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的，物的艺术形象既依存于物本身，又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因此，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
朱光潜最后表示：我接受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直觉创造形象的主观唯心主义；我接受了艺术为社会意识形态和艺术为生产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的艺术形象孤立绝缘，不关道德政治实用等等那种颓废主义的美学思想体系。你问我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观点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的答复。
5月17日，周五，李泽厚美学讲座的地点仍为西饭厅。1956年读到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美感、美和艺术》时，我总觉得他是一位学养挺深的老人，见到李泽厚才发现他风度翩翩，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李泽厚的眼镜腿是用胶布缠的，讲课时，不时用手去扶正眼镜。讲座的题目是《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后在1957年10号《学术月刊》发表。讲座内容有三：一、对当前几种意见的评述；二、自己看法的一些说明；三、结语。
李泽厚对高尔泰、蔡仪、朱光潜以至于宗白华、洪毅然、周谷城、敏泽、鲍昌、许杰的文章都有所评论。重点则是自己看法的一些说明。记得李泽厚论及国旗红色的例证以后曾引起争论。
在结语中，李泽厚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是包含着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美具有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性两方面的属性或条件。
5月27日、6月3日，均为周一，黄药眠美学讲座的地点仍在西饭厅，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黄药眠，他早年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领导下致力于文艺战线的工作，是颇为知名的大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作为中文系的系主任，作为一级教授，黄药眠的形象在我眼中自然就更为高大了。
第一讲黄药眠首先介绍了苏联美学研究的状况。第二讲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美是什么，二、美与美感，三、形式美，四、自然的人化，五、审美能力，六、审美个性，七、艺术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作为民盟六教授之一，一个星期后即陷入了厄运，遭到了批判斗争，被剥夺了学术权利，打入了另册，也许此时他已有预感，所以把“不能不说的话”作为讲座的题目。四十二年后，根据童庆炳的记录，将第二讲整理成文，以《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为题，发表于1999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上。
作为大师级的学者，黄药眠为北京师大文艺学建设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使北京师大成为文艺学科研究的重镇；作为美学家，由于1957年被打入另册，二十多年苦难而又空虚的生活使得他没有可能构建自己“美是审美评价”的完整体系，这不能不让我们扼腕以叹。黄药眠的美学思想迄今尚未引起重视，这是很遗憾的事。1957年，黄药眠在《问答篇》中写道：“真理是客观的，人人不得而私；至于谁先找到它，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事。”这话充分体现出大师黄药眠作为学者的品格。
通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从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开始，以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为契机，引发出了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中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确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好时期。反右斗争开始后，美学讨论受其干扰，仅以《美学问题讨论集》1—6集为例，收论文83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指名道姓地加以羞辱，而且将他们的论文放在“附录”中说是“以供参考”。平和者如李泽厚也不免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后记中点出：“（一）右派分子许杰的《美和美的矛盾规律》一文，现在看来，显然是披着学术外衣，而别具用心的毒草”；“（二）右派军师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只是对美感作了一些零碎的日常经验式的叙述，而并没有什么真正科学或理论上的系统论证，因此它并没有理论的代表性”；
二、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美学论坛是《人民日报》美学讨论的继续和深入，标志着从批判走向争鸣，除蔡仪的讲座稿未见公开发表外，朱光潜、李泽厚的讲座稿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蔡仪、朱光潜、李泽厚三派的观点进行的，讲座体现了当时中国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北京师大美学论坛对促进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受到全国范围广泛的关注并形成热潮，培养出众多的美学新人，很多高校都开出了在国外是冷门的美学课，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四、由于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研究；
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属于学术建设的初创期，有其局限和粗疏处；然而就其深度而言，比如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美不美，对原始人来说自然美不美，审美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审美发生的问题，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艺术发生问题，都超出了今天许多美学论著的水平，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