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波拉·马兰茨·科恩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9月14日   13 版）

    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正在寻求成为世界级的教育机构，但却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似乎没有哪一天我们看不到关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及其对世界的意义的新闻报道、政治演说或社论。在高等教育界，也同样充斥着关于中国大学的类似的展望。

    但是，那些大学也会偶尔被人们误解，尤其是当将它们类比于美国的类似大学时。经常被忽略的是，这些大学正在努力朝向一种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的方向发展。

    最近我曾在北京做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纪录片及相关研究，这两所大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它们的入学条件极高，招收的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学生。自从1950年代以来，它们经过逐步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互补的专业领域：北大在文科领域，而清华在应用科学领域各具特色。对于远道而来的教育者而言，造访这两所大学是令人神往的；尽管我在北京时间很短，这两所大学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了解了中国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十五年前，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支持高等教育。它开始于“211工程”，总共指定了100多所高等院校可以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到了1998年，国家又下达另一项命令，将重点资助的范围缩小到9所大学，以使它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能够进行有效的竞争。后来，资助的学校增加到近40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首批得到资助的高校，也是获得资助最多的高校。这些举措的意图是：将这些著名大学尽快地提升为“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

    通过我与中国教育工作者的非正式谈话，我知道涉及面狭窄的“211工程”以及更窄的“985工程”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中国人经常会提及驱动其国家日程的两个原则：“发展”——使得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竞争力；和“和谐”——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内在固有的平等原则。由于缺少资金，中国有成千上万所高等院校惨淡经营，而只支持100多所高校，随后又进一步压缩资助范围，这似乎是优先注重发展而非和谐。而这一政策的支持者们则认为，这是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十分必要的第一步。

    在我的访问过程中，人们提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经常被当做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然而，这些指称显然具有某种误导性。根据与我交谈过的很多中国教师的意见，他们的大学与我们的一流大学并不处在同样的位置上，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历史轨迹也无法与我们的相比。

    不断变换的影响

    北大和清华最初都深受美国大学的影响（清华是在庚子赔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在民国时期，德国和日本也开始对其产生影响；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则成为最主要的影响源头。在1950年代，中国效仿苏联模式，认为创造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是支持工业发展的最好方法。这样，清华就专注于工程，而建立更早、更传统的北大则专搞人文与纯科学。直到1960年代，两所大学各自根据自己的模式发展；而文化大革命则使所有的教育进步陷入了停顿状态。

    这段历史的零碎性和不断转换的性质似乎会成为北大和清华的一种障碍，因为它们也在试图满足一个信息膨胀的、跨学科的世界的种种要求。然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那段曲折的、有限的历史或许还是一种优势。美国的大学尽管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却经常陷于一些机构性的习惯中而不能前进，这些积习与更大范围内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而中国的大学由于多年以来不得不实行的结构调整，反而更加灵活，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各种变化。

    中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被批评为照搬美国模式，但有证据表明，它们其实也在富有创造性地、行之有效地改造着我们的模式。一个颇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终身教职制度，该制度最近由中国引进但却稍微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美国模式。任期合同不是终身制的，而是三年一期；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大致都获得永久雇佣的保证，但他们也要接受定期考核。这种方法的采纳当然也不无政治原因，但好处却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它会促使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持续不断地努力工作，产生出成果。

    教好书的动机

    一项相关的革新与教学有关。那些被认为不是好老师的大学教授常常被置于研究系列中，这并不像在美国一样是一种奖赏，反而阻挡了这类教师在他们的领域内达到最高级别。这种措施的结果是：优秀的研究者得努力工作以成为优秀教师。

    在学术领域内的创新发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为例，在苏联影响占主导时期，按照专门化的方针，清华大学最好的英文教授都被调到北京大学去了。在过去二十年间，随着方针政策的转变，清华开始寻求重建英文系。但是，它并没有复制北大的传统路子——专注于经典的英美文学研究，而是探索出一条更为宽广的路子，将最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批评和翻译研究等——运用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根据著述甚丰、国际知名的该系王宁教授的看法，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模仿西方的机构，而是要建立起一种独具中国特点的文学理论和实践。这不仅使清华外文系的教授们能够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是政府所十分看重的），而且也以他们独特的中国视角改变了后现代理论。

    而在技术领域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经别人介绍，我认识了王启宁——一位北京大学研究机器人的研究员。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清华时（对一个应用性的研究者来说，很可能会被问到这一问题），他解释说，是因为他得到了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我注意到他的办公室是一座独立的大楼，与学校大门近在咫尺；也注意到有一家私营公司承销其部分研究成果。像清华一样，北大也在积极寻找新的路子，将自身向外部世界、向更宽广的学科领域开放。王先生的名片上，还印着自己是北大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成员，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我们可以说北大和清华正试图从原来较差的、零碎的机构朝着耶鲁和哈佛的方向发展。但这只是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对综合性的追求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中国传统中独有的思想：孔子的教诲中就承认事物间的相互关联性并顾及语境和变化的重要性。正像现在这个国家的政策通常被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这些大学也在试图融合它们与众不同的过去和能够在将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的各种因素，它们似乎正在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译自美国《纪事报》(Chronicle),2011年2月17日。作者是美国德雷塞耳大学（Drexel University）杰出英文教授。译者生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