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对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悲观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08 版）
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以睿智、幽默的主持风格而闻名国内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认为中国的口述历史制作被世界各国“远远地被抛到了后面”。并由之提出，中国口述历史制作呼唤更多有识之士。（据新华网）
崔永元不是第一次公开讲“口述历史”。早在2008年11月，他在国内一家媒体主办的讲坛上就主讲过“口述历史”。据说，那是崔永元第一次事先准备演讲稿的讲座，也是他第一次作“口述历史”的讲座。
口述历史，其实并不玄乎。它指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等对曾经亲历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进行访问，并用文字、录音、录影等方式记载下来。作为一种搜集历史的新途径，“口述历史”是当下世界各国历史、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潮流。用崔永元的话来说，“口述历史”“可能是让后人介入历史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崔永元因此早就开始从事这项颇具特色的事业。经过8年努力，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了容量惊人的“口述历史”，其中包括采访中国最早的一批200位驻外大使，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述；向1500多位老电影人，包括演员、编导、配音员、摄影师等采访老电影的拍摄经历，录制了11万分钟声像片。但崔永元却声称，他们已经积累的东西，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形见绌。
崔永元对口述历史的重视，是在他去世界上一些国家考察，看到别的国家对口述历史的用心，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存有很多中国的影像资料；日本有家“中国书店”，店里有一面墙，上面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厚厚的一摞。日本有关中国的“口述历史”非常详尽，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到著名歌星都收集。以致他认定，“全中国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加起来，也比不上日本或美国一所大学所收集的数量多”。他因此打定主意自己做这个事，为此提出申请，可惜没有得到回应。
我毫不怀疑，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的制作会一直坚持下去，并且将取得成绩。但我怀疑他能不能把“口述历史”做得非常到位。何出此言？就因为，“口述历史”的生命是真实，还原和传播历史真相是“口述历史”的第一诉求。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老百姓至今还颇多顾忌，“口述历史”能不能靠近真实，或许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口述历史”并非一人述说一人笔录的简单操作，而是历史见证者与笔录者共同合作完成的历史与文学二位一体的历史记录方式。口述部分，不过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可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下，“口述历史”采访者的地位并不受重视。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不就连采访者署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吗？
做“口述历史”，其实不是个打杂般的粗活，除了要求记录者熟谙“口述历史”的通行规则外，也要求其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可举眼看，国内能够像台湾史学家唐德刚那样，耗费心血与胡适共同完成英文版《胡适口述自传》，费时7年完成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口述史力作，深得张学良先生信赖而合作撰写口述历史，并因此获得“华人史学家中口述史的旗帜性人物”之誉的人，能有几个？
但我以为，不必对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悲观。就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口述历史”，社会承继需要“口述历史”。有了一个热衷“口述历史”的崔永元，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崔永元”。
重庆市南岸区 李北陵
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以睿智、幽默的主持风格而闻名国内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认为中国的口述历史制作被世界各国“远远地被抛到了后面”。并由之提出，中国口述历史制作呼唤更多有识之士。（据新华网）
崔永元不是第一次公开讲“口述历史”。早在2008年11月，他在国内一家媒体主办的讲坛上就主讲过“口述历史”。据说，那是崔永元第一次事先准备演讲稿的讲座，也是他第一次作“口述历史”的讲座。
口述历史，其实并不玄乎。它指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等对曾经亲历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进行访问，并用文字、录音、录影等方式记载下来。作为一种搜集历史的新途径，“口述历史”是当下世界各国历史、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潮流。用崔永元的话来说，“口述历史”“可能是让后人介入历史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崔永元因此早就开始从事这项颇具特色的事业。经过8年努力，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了容量惊人的“口述历史”，其中包括采访中国最早的一批200位驻外大使，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述；向1500多位老电影人，包括演员、编导、配音员、摄影师等采访老电影的拍摄经历，录制了11万分钟声像片。但崔永元却声称，他们已经积累的东西，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形见绌。
崔永元对口述历史的重视，是在他去世界上一些国家考察，看到别的国家对口述历史的用心，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存有很多中国的影像资料；日本有家“中国书店”，店里有一面墙，上面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厚厚的一摞。日本有关中国的“口述历史”非常详尽，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到著名歌星都收集。以致他认定，“全中国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加起来，也比不上日本或美国一所大学所收集的数量多”。他因此打定主意自己做这个事，为此提出申请，可惜没有得到回应。
我毫不怀疑，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的制作会一直坚持下去，并且将取得成绩。但我怀疑他能不能把“口述历史”做得非常到位。何出此言？就因为，“口述历史”的生命是真实，还原和传播历史真相是“口述历史”的第一诉求。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老百姓至今还颇多顾忌，“口述历史”能不能靠近真实，或许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口述历史”并非一人述说一人笔录的简单操作，而是历史见证者与笔录者共同合作完成的历史与文学二位一体的历史记录方式。口述部分，不过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可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下，“口述历史”采访者的地位并不受重视。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不就连采访者署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吗？
做“口述历史”，其实不是个打杂般的粗活，除了要求记录者熟谙“口述历史”的通行规则外，也要求其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可举眼看，国内能够像台湾史学家唐德刚那样，耗费心血与胡适共同完成英文版《胡适口述自传》，费时7年完成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口述史力作，深得张学良先生信赖而合作撰写口述历史，并因此获得“华人史学家中口述史的旗帜性人物”之誉的人，能有几个？
但我以为，不必对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悲观。就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口述历史”，社会承继需要“口述历史”。有了一个热衷“口述历史”的崔永元，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崔永元”。
重庆市南岸区 李北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