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一个很重师生情谊的人。
他去台湾大学拜祭他的老师傅斯年先生，到了墓地，众人都在，却不见了先生。
等找到他，发现他正躲在一个角落里哭呢。
一位影响过自己的老师是值得学生永远感念的。何先生也是这么一位老师，值得我这个晚辈永远感念。
回忆何兹全先生
郑小容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23日 07 版）
今日早起，收到好友邮件，告知何兹全先生去世，享年百岁。哀痛之余，觉得该写点什么来纪念先生。我不是先生的及门弟子，先生却曾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照亮过我。
何先生在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讨论中，以主张魏晋封建说而成一家之言，独步学界。他的学问一直是历史系学生如我非常崇拜的。在1980年代初某次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上，我有幸见过他。但那时要接近周一良、王仲荦、唐长孺、何兹全那样的学界泰斗，对于比我高一个年辈的人都是奢侈，更别说还是学生的我了。
我和何先生真正有接触交往是在1987年。那年夏天，我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忽然得到一个去美国“联合培养”的机会。我选择的学校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里是美国汉学重镇之一。我最初对去那里追求学问的兴趣并不是很大，主要是想借机去探访在那里读博的外子，但去了之后却改变了我的初衷，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是后话。
我在华大的导师是历史系的杜敬轲（Jack Dull）教授（杜教授于我也是恩重如山，可惜他盛年患癌症去世，令人叹息）。杜教授专治汉唐历史，是当时华大汉唐史研究的台柱子。那年，他开设了一个有关汉唐历史的讨论班，我就进了那个讨论班。第一次上课，让我激动不已，因为何先生也在座，他是杜教授请来的客座教授。这么近距离面对魁梧高大、满头银发、总是眯眼微笑的何先生，我是如在梦中。有一次，杜教授教的另一门课——世界寺院经济研究涉及中国的部分，请何先生去做一个专题演讲。演讲完是问答时间，学生们问得最多的不是寺院经济，反而是魏晋封建说问题。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能够扛鼎而成一家之言的学者就在面前，国外的学生觉得无比神奇，总是带着崇拜的眼神问何先生问题。我很理解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也一样。杜教授的讨论班上还有三位台湾学者——蒲慕洲教授、卢建荣教授和李贞德女士，与两位美国学生，Andrew 和 Tony。我们每周上一次课，每次由一个学生提交论文草稿，另一个学生作为主评论人，其他人参与讨论。反复论难，如切如磋，非常有趣，也非常长见识。我的论文也在其中讨论过，得到各位同学老师的指点，何先生的教诲更是弥足珍贵。
由于当时去美国留学、讲学似乎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少之又少（现在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能够频繁出国大概还该谢我呢。是我第一个给国家教委写留学报告，强烈建议派遣研究中国文史的中青年学者出国交流）。在华大历史系只有我和何先生是中国大陆去的，加之业师缪钺先生与何先生是故交，很受何先生敬重，我们自然就感觉很亲切，交往也更密切。先生和师母对我们夫妇慈如父母，我们对二老也敬爱有加。先生师母住在校园附近的公寓里，需要用车，外子就给他们作司机（何先生总称他XX同志）。先生夫妇请杜教授夫妇吃饭，总会让我们作陪，杜教授请先生夫妇，我们也被邀请去作陪。师母做的饺子，我至今怀念。在那样的宴会上，我还有幸见过严复的孙女，华大亚洲语文系的严倚云教授。老太太身材矮小，却活力四射，善言与好动跟何师母有一拼。等我后来转到亚洲语文系时，严教授已经过世。
那一年的时间里，我对何先生的了解从学问延伸到了家庭和生活习惯各个方面。何先生和师母总跟我说，杜教授给他们租的房子太贵了，太浪费钱了。他们的公寓是一个很大的套房，客厅足足有四五十平米。当时何先生的九个月薪酬是三万多美金，月薪3000多，现在看来是不算多，但跟当时国内普遍月薪不过百八十块人民币的大学教师比，抑或跟只有400美金生活费的留学生相比，是很富裕的。对于他们的顾虑，我当时理解为：对于美国人来说，那个公寓是合乎他们身份和收入的住处，但对于刚刚从贫穷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哪怕是教授，那也是过分奢侈的消费。但是我后来到了先生北师大家中，看到狭小的房间和简陋的陈设，才懂得他们当初的顾虑是出于他们安贫乐道的人生观，与经济条件无关。
那时，师母家还有重大事件发生，分隔两岸的三姐妹几十年后在西雅图重逢了。二位老人别提有多兴奋了。师母说起她的小妹，台湾美女作家郭良蕙女士，总是无比骄傲。西雅图是一个富于湖光山色，风景美丽的地方，二位老人都深深爱上了西雅图。小妹力劝他们留下不回国了，还提议在西雅图买房，那样有利于姐妹们定期相聚。但何先生是那样一位爱国的书生，念及国内的学生和工作，还是决定按时回国。师母一生追随何先生，郭家姐妹也都尊称何先生为“大哥”，最后都随了何先生的决定。
一年之后，我和何先生都回到了国内。次年5月，我完成学位论文，准备答辩。缪先生觉得我和何先生在华大一年的交往很珍贵，我的论文也在华大的讨论班上讨论过，何先生很了解，所以决定请何先生作答辩委员会主席。何先生回应道“缪先生的命令，我岂敢不从”，于是欣然同意，且计划携师母同行。答辩会定在六月初，但到了那时，买不到车票！后来师母告诉我，他们去车站等了一夜也没买到票，没车。他们又动用海军司令部的关系，依然没买到，因为根本不发车。原来计划好的答辩会只好推迟。到九月，答辩事宜才重新提上日程。何先生只身来成都，由我负责接待。他就下榻在我宿舍附近的外专楼里，我几乎每天都去陪他。记得抵蓉之后的当天晚上，他去邮电局给师母打电话。当时邮电局正在维修，上下楼梯是临时木板做的，每一小段都有一个防滑的横条。我扶着他下楼的时候，一步一小心地走在格子里。何先生意味深长地玩笑说“每一步都不能‘出格’”，我听了，报以会心一笑。
论文答辩前收到个别专家的评审意见，对我的论文开场一段有异议，而且扣了很大的帽子。那段文字也就是我后来发布在网上的《关于“社会进化阶段论”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几点思考》一文，其中对一些专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个别专家的论著也在被批评之列。放在平时这不过就是学术观点不同而已，但在那时，难免引来麻烦。何先生凭着老练的生活经验和过人的智慧，建议我：拿掉那段话，其余内容依然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答辩会上提交的论文样本抽去了那段话，再加上何先生的巧妙应对，我的论文顺利通过了。我对何先生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
那次的重逢，何先生依然没把我当外人，有事会让我去替他做。当时正值全国少数民族歌舞汇演在成都召开。北京文艺界人士多与何先生有交往，斯琴高娃就认何师母作干妈。那时有几个可能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从她们的住处五福村宾馆来看望何先生，回去时，何先生怕她们迷路，让我到学校给她们要辆车。我一介学生，哪里调得动学校的车，但如果付钱学校可以出车，我只得自己掏钱给她们要了一辆车，而且念她们是北京的大腕，要的是比较高级的车。事后何先生问起这事，我实话实说，何先生批评我说，怎么不早告诉他。你一个学生，哪有那么多钱。我说没关系，我的钱虽然不多，但偶尔要个车还是付得起的。何先生父亲般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虽然如此，以后还是要节约用钱才好”。我除了唯唯，也有感动，何先生真把我当子女来教导。
论文答辩后不久，我又回到了美国，生活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我还是时不时会写信给先生和师母，汇报自己的情况。先生师母也都及时回信，看得出，每次都是师母执笔。内容不拘，很多是不避嫌疑的话以及家务事，用师母的话说是“拉杂写写”。今天再把师母的亲笔信翻出来读，倍感亲切。
2003年夏天，我回国探亲，路过北京，特地去看望了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去先生在北师大的家，家里陈设之简陋让我十分惊讶。那时师母还健在，二老都是九十多岁，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师母明显有老态，而何先生却除了瘦些，依然很挺拔。二老见到我非常高兴，回忆起在华大的那一年美好经历，他们全都记得，连我家的车都还记得。他们告诉我，后来他们一直想再去，却总没有机会，十分遗憾。师母依然不改说话没遮拦的习性，何先生开玩笑说她是黑老大。何先生人虽稳重，思想却是天真烂漫起来。他告诉我说，现在他最想做的是学开车。当时吓我一跳。连我都不敢开车，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还有开车的梦想，真是老来还小呀。那天我在先生家待了半天，又说了不少家务事，先生和师母还分别送我他们新出版的几部专著。师母本来留我吃饺子，但我实在怕劳累她，没敢留下吃饭。我离开的时候，师母怕我走丢，执意送我出校门。师母一路都呱唧不停，还不时平举双臂，做出飞的姿势，说她想飞。联想及先生想开车，是不是人老了反而更强烈地期望冲破身体的限制，自由地实现未竟的梦想？这样一对天真无邪的老人真是人中之宝，难怪他们能成为百岁神仙。
去年夏天回国开会，本打算顺道去看望先生（师母已于早几年去世），却因有事耽搁，没能成行，今天获悉先生去世，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记得师母曾告诉我说，先生和师母留给我的美好记忆，我会长存心中，终身不忘。
2011年2月16日于美国西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