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笑文艺的消解功能到文艺标准的重建
□陈众议
在《疯狂的罗兰》中罗兰因迷恋安赫丽卡而发疯，而对这一发疯过程的描写被很多人看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阿里奥斯托最出彩的地方，因为作者借此“嘲讽离奇的骑士冒险，歌颂爱情和忠贞、勇敢、牺牲的精神，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几乎是同一时期，巨人卡冈都亚降生了，他呱呱坠地就能喝掉上千头奶牛的乳汁，以至于在摇篮里就迫不及待地将一头奶牛吞入腹中，而这一直被认为是拉伯雷人文主义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的精神(也即以巨人嘲讽巨神，或以巨人对抗巨神)。
诸如此类的解读当然无可厚非，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恰恰是诗人们的调笑，这种比严格意义上的讽刺更为随意，但也更有感染力的调笑，与文艺复兴早期蓬勃兴起的喜剧化合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将相对僵硬的中世纪解构、熔化。且说中世纪末叶，宗教政治的高压态势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这样的调笑中被慢慢消解的。开始是东学西渐，尤其是东方文学的浸入悄悄撼动了西方文坛。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敏感程度总是被低估的。阿拉伯人经由伊比利亚半岛将相对轻松、奇崛的东方文学翻译成拉丁文。在众多作品中，数夸张的《天方夜谭》和幽默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影响最大。于是，巨人、阿里巴巴和两个人做梦的故事不胫而走;狡猾的笛木乃、聪敏和愚钝的动物，以及农夫和农妇的逗笑故事广为流传。这并不奇怪，好奇一直是人类的重要品性，而消遣又何啻文艺的功能之一。放眼望去，消遣几乎成了当今中国文艺的主要功用。所谓物极必反，这显然是对过去文艺政治化的一种反拨，但同时也是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再说东方文学确实犹如一股清风，吹动了相对静滞的西方文坛。但之后出现的狂欢却是宗教僧侣们始料未及(即使想见也难以阻止)的。事实上，15世纪这种调笑在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已然演化为恶搞。于是，约瑟变成了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他甚至会说这样搞笑的话：“呵，不幸的老头!命运是如此漆黑，做玛利亚的丈夫，被她糟践了名誉。我看她已经怀孕，却不知何时何如;听说是圣灵所为，而我却一无所知。”或者，无名诗人吟颂道：“修行果然很好，皆系老者所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听众在哈哈的笑声中被化解或化解了一切。就这样，曼里克、福伦戈和无数无名诗人的讥嘲嬉皮笑脸地在民间蔓延。15、16世纪，南欧大小不等的各色剧院、剧场如雨后春笋，从而以燎原之势对教廷和宫廷文化形成了重重包围。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些丑陋从创作主体滑自己之稽、滑他者之稽，直抵滑天下之大稽。传统价值及崇高、庄严、典雅等等在大庭广众的嬉笑和狂欢中逐渐坍塌。
也许正是基于诸如此类的立场和观点，体现市民价值(或许还包括喜剧和悲剧兼容并包，甚至在悲剧中掺入笑料)的莎士比亚受到了老托尔斯泰的批判。据有关莎学家考证，前者居然借哈姆雷特之口夹杂了上百次性指涉，其在当时市民中的逗笑效果当不亚于当下的许多小品、相声、二人转。
然而，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艺的提高与普及、高雅与通俗、庄严与调笑并非没有看法。顺便问一句：究竟是劳动创造艺术还是消遣(或狂欢，乃至性欲)创造艺术?固然艺术技能犹如劳动技能，是不能遗传的。但是，劳动改变人类——从直立到工具(包括艺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却逐渐改变了人类的大脑、骨骼和肌体。而后者却无疑是遗传的。只不过在后现代语境下，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如是，人们言必称相对，言必称多元。殊不知这相对、多元和意识形态“淡化”或“人权高于主权”只不过是全球化狂欢的表象，隐藏其中的却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互联网恰好是它赖以通行全球的重要媒介。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从地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至国际垄断，而资本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绝对不会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必然带有鲜明的文化染色。无论初衷如何，20世纪后半叶纷至沓来的“后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大大契合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诸多“后主义”的传播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蔓延，一系列问题被模糊了，一系列关系被颠倒了。这其中就包括文艺标准、文艺原理的模糊和颠倒。
且不说全球化与本土化、“普世性”与民族性、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和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有待重新认识，如何评价世界文学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发展趋势和经典作家作品的背反精神无疑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当然不是让文艺回到政治轨道的一种言说;相反，只有不成熟的民族、不成熟的文艺家才会热衷于非此即彼的排中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29 16:11:27
